哪些战争是由日本参谋设计的

① 日本对中国发动了几次侵略战争

中日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四次战争，这些战争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区域冲突，每一次战争都是大规模和结构性的，每一次战争都是在维护和创造东北亚的体系和秩序，所以中日战争是中日关系中的一种宿命和常态。
1.第一次中日战争，唐破百济及日本援军之白江口大战(公元663年，唐高宗李治龙朔三年，日本天皇元智二年)
由于日本开化远远晚于中国，当中国已经经过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隋而入盛世唐朝时，日本才在5世纪初步完成了国内统一，之后形成了被中国史书称为“倭国”的统一国家，而统一后的大和——倭国，正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度转化的过渡时期。在这一阶段，当时东亚乃至欧亚大陆上文明程度最高的中国唐朝，为日本提供了整理其内部秩序、建立中央集权和封建制度的先进国家体制参考。经过有意识的一代代大批向当时的唐朝派遣向唐朝学习的“遣唐史”，日本在公元645年开始全面效仿唐朝对日本的国体和政体进行改革，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大化改革”。“大化改革”后的日本增强了天皇和中央政权的权力，日本开始逐步摆脱以前日本本土上众国林立、四分五裂、并一度依附朝鲜半岛上较强的国家的局面，开始有能力干涉日本本土以外发生的事情。
而当时曾一度为汉代中国疆域的朝鲜半岛，由于汉帝国衰退后中国数百年的中心区域混乱，而进入了一种无序的状态，然后在公元4世纪后陆续出现了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各自独立的国家，由于没有更高的区域性的权威力量制约，这些国家相互间长年陷入战争和对抗状态。而为各自的生存，这三国又分别向朝鲜半岛外的唐朝和日本寻求结盟，最后形成了当时的大和日本(倭国)、百济、高句丽为一方，唐朝和新罗为另一方的战争对抗阵营。
中日之间的第一次战争是663年8月进行的白江口之战。659年，百济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唐高宗派苏定方率军13万征百济，新罗以5万精兵接应，唐、新罗联军迅速击溃了百济，俘虏了百济国王义慈。义慈王的次子福信收集残部，企图复国，于660年向日本求助，并要求放回作为人质的丰璋王子，日本当时在位的齐明女皇答应福信的请求，送回丰璋王子，并于661年1月前往九州，欲亲自指挥与唐、新罗联军的战斗，却因劳累过度而病故，出征计划搁浅。
662年，日本组织大量战备物资援助百济，5月，援百济将军阿昙比逻夫率170艘船师抵达百济。663年8月，日本又派卢原君率援军万余，渡海赶赴白江口。同时，唐、新罗联军决定进攻百济丰璋王所在的周留城，由唐将刘仁愿、刘仁师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进击，由唐将刘仁轨、杜爽、百济降将扶馀隆等率水军，从熊津江前往锦江下游的白江口，与陆军配合，夹击周留城。
13日，丰璋王为迎接日本援军，率水军候于白江口，17日唐、新罗的水军和日本船师同时抵达，两军交战。当时日本战船有400余艘，唐、新罗联军只有170艘，兵力也处在劣势，在三回合较量中，双方未取得决定性战果，到18日，两军第四次会战，由于日、百济方高估了己方优势，轻视唐、新罗联军的实力，盲目拼杀，结果大败，400余艘战船被焚，兵卒大多溺死，残军投降，百济国灭亡。
白江口海战胜利后，唐朝继续对高句丽用兵，因此未能惩罚倭国与百济联合与唐朝发生战争的行为，唐朝始终与当时的倭国保持联系，但密切程度已经低于圣德太子起至孝德天皇这段期间与中国隋唐两朝的关系。而日本方面由于始终担心唐朝对日用兵，同样未能主动发起更大规模的与唐朝密切联系，而这一切，由于日本天武天皇登基后完全改变。日本在白江口海战败于中国之后，更激发了向唐朝学习的热情，开始派遣规模更大、次数更多的遣唐使，中日两国历史上最友好和文化交流最密切的时期终于开启，直至公元894年日本单独结束派遣遣唐使，才结束了这一中日历史上一度真正友好的时期。
白江口之战的惨败，使日本意识到自己的实力尚不足以与中国抗衡，于是此后的几百年间，他们一直与中国修好，并派遣十几批“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和政治、经济领域的先进经验和技术，而其国内经历了天皇集权、摄关统治(由权臣担任摄政、关白实际掌权)、院政(由天皇让位于子弟，自己称“上皇”、“法皇”，实际仍行使政治权利)、战国大名纷争等时期，中日的和平一直延续九百余年，其间虽有蒙古入侵，但和平基本上被维持，直到丰臣秀吉一统日本。而这一切，都是由于白江口中日一战，创建了全新的朝鲜半岛新秩序，以及日本方面经战争失败后而对唐朝尊敬有加的双重原因。

2.第二次中日战争:元朝及高丽入侵日本之战(公元1274年、1281年，元至元十一年、十八年，日本天皇文永十一年、弘安四年)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两个由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了以华夏农耕中国为核心区域、但同时跨越游牧区域和渔猎区域的、完全不同于传统农耕中国的中国正统朝代之一。元朝是由发源于中国西北方的草原地带的蒙古人建立，而蒙古人是世界性的游牧民族向定居民族和农耕区域发动全面扩张历史中最成功的民族，在其兴旺的顶峰，建立了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蒙古帝国分裂后，其分裂的碎块构成了今天世界体系中一些最重要的国家，而蒙古人在东亚的经营，事实上为在疆域扩张问题从本质里保守的华夏中国，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扩张和融合的时期。
今天的中国大地域版图，首先是在元代初步成形的，所以元代中国同样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正统地位、而且为后世中国留下重大遗产的朝代。元代同样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主动向周边区域扩张全面发动战争、以期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安全秩序的时期，仅这一点，就足以使元代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朝代有重大区别。而从现代国家和国际体系的眼光来观察，元代的周边扩张其实同样代表着一种经济和安全的理性，即尽可能地扩大核心统治体系的范围，消除任何潜在的破坏秩序的可能，同时创造大地域的贸易交换。
从安全和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元代中国的对外扩张其实有很多资本主义和大工业生产兴起后的现代性，而元代对日本的二次战争和战争失败，同样是影响了随后中日各自历史的重大战争事件。自从唐代后期到蒙古人建立元朝，日本和中国脱离外交关系长达4个世纪之久，忽必烈在中原建立元朝后，企图改变这种情况，使日本与其他政权和民族一样臣服于蒙古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忽必烈数次遣使前往日本，但均为日本政府拒绝。
公元1270年，蒙古使节第五次到达日本，传达了忽必烈的旨意:如果日本不向蒙古朝贡，蒙古人即将出兵，当时18岁的日本执政者北条时宗(1251—1284)坚决拒绝这一要求，并压制了其他人的妥协态度，下令西国的守护和地头准备防御。忽必烈闻此讯后，抑制不住五次遣使、五次被拒绝的愤怒与耻辱，他不顾蒙古与南宋激战正酣，下令准备军队、船只、粮饷，向日本发起战争攻势。日本军队也在北条时宗的命令下严阵以待。
公元1274年，忽必烈命“风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立，以千料舟、拔都鲁轻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为此高丽人、汉人被迫造船、运粮饷，充当士兵，他们深受其害。但忽必烈执意攻取日本，“冬十月，入其国，而官军不整，又矢尽，唯虏惊四境而归”。其实元朝军队仅仅在战争开始阶段取得了一些战果。以后则屡战屡败。
尽管日本人的武器无法与蒙古人的长距离武器相匹敌，他们的指挥官也不如久经战场考验的蒙古军队领袖那样有经验，但他们擅长于面对面的搏斗，而战斗过程中突然降临的暴风雨使蒙古军队和船舰在退往旷海中时损失惨重，他们不得不无功撤退。蒙古人第一次东征日本以失败告终。这在蒙古兴起后的战争史中是极其罕见的。蒙古人战无不胜的神话在海战中破灭。
忽必烈听到征服日本失败的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惊，再次派遣重要使者携书前往日本，并以强硬的态度要求日本纳贡，否则将诉诸于武力。但日本政府拒绝了元朝统治者的要求并处死了使节。忽必烈与他的祖父一样，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惩罚日本国，他一方面招募军队、筹集资金;另一方面遣使要求日本迅速朝贡，否则元军将至。北条时宗再次拒绝了忽必烈的要求，并积极策划远征高丽。忽必烈别无选择，他于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以日本杀使臣为由，集结南宋新投降的10万人组成一支大军远征日本。兵分两路:洪茶丘、忻都率蒙古、高丽、汉军4万，从高丽渡海;阿塔海、范文虎、李庭率新附军乘海船9000艘，从庆元、定海起航。
元朝的二路大军约定6月以前会于壹岐岛及平壹岛。高丽国王也为元朝提供了1万军队，1500名水手，900只船和大批粮食。然而，人数多、辎重多的元南方军队行动迟缓，没有按预定时间与东路军会合，东路军在等待无望的情况下，从合浦出发，侵袭日本对马、一岐两岛后，进抵筑前志贺岛登陆。日本守军已有前次抗击蒙古的经验，他们在箱崎、今津等外沿岸构筑防御工事，并以精锐部队开进志贺岛(志贺岛与九州之间有陆路可通)，与东征元军进行了激烈战斗。元军战败，退至鹰岛、对马、一岐、长门等地，与姗姗来迟的江南军会合。

然而会合后的元军不但不积极进攻，反而因高丽、汉、蒙古统率之间的矛盾而不能协调作战。这样，蒙古军在毫无荫蔽的前提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两方对峙达两个月之久，蒙古军队无法取得胜利。两个月之后，即8月15—16日，一场巨大的台风袭击了日本海岸，在此次台风袭击下，蒙古东路军损失1/3，江南军损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杀或溺死。汉文史料也记载到，由于元军战船“缚舰为城”，因而在“波如山”的台风袭击下“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统率范文虎临阵脱逃，“独帆走高丽”。蒙古人第二次东征日本又以惨败而告终。
而盛怒之下的忽必烈不但不总结教训，反而于1283年再次命令南方商人和东北女真人为他出征日本建造船只、高丽人为他提供粮食。但由于国内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忽必烈终于在公元1286年屈服于客观力量短缺的压力，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至此，元朝与日本的军事关系以元朝的失败而结束。
忽必烈与日本对战的失败代表着当时具有最高军事组织能力和技术水平的蒙古军事力量，完全不适应与大陆作战不同的海上登陆作战，而事实上，在与蒙古军队对阵过程中，日本武士力量也同样没有真正的军事优势，其胜利是由于入侵蒙古所进行的跨海登陆作战，本身极为复杂，要依靠大量的当时尚未被人类掌握的技术，诸如对台风天气的预报和多波次连续的登陆进攻。事实上蒙古军队在所有无法展开其骑兵优势的战场，如安南、爪哇和高丽都遭遇了失败，这也是蒙古扩张力量由盛到衰的必然过程。
而从亚洲体系的角度来看，蒙古侵日的失败，使日本始终游离于东亚大陆体系之外，并保持着相应的入侵大陆的力量，蒙古入侵失败后，很快发生的日本对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入侵，都从另一个角度证实忽必烈有必要全面征服日本，以消除对蒙古元帝国秩序的威胁。而元朝的快速衰落，使其试图建立大陆主导的东亚统一帝国秩序未能完成，而在中华帝国秩序外的日本，最终被证明是中国的心腹大患。
3.明朝出兵援助朝鲜对丰臣秀吉之战(公元1592年、1597年，明万历十九年、万历二十五年，日天皇文禄元年、庆长三年)
在日本的对外扩张历程中，日本人为日本的大陆野心定下所有的基调，以至于影响了日本以后的历史，直至今天仍被日本人认为是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实质上是日本历史上最富有侵略野心的人物，莫过于丰臣秀吉。要理解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疯狂和其基本理念，只要研究丰臣秀吉的行径就一目了然了。
丰臣秀吉(1536—1598年)，原在战国大名织田信长(日本“战国”时代势力强大的封建领主)部下为将，因屡建战功，渐受重用，1573年被擢升为大名。初名木下藤吉郎，1558年改姓羽柴氏，1582年织田信长被家臣袭击，被逼自杀身亡，丰臣秀吉代之而起。1586年拥立“后阳成天皇”，自己则冠以“丰臣”。1585年任关白(相当于“御前第一大臣”)，1586年任太政大臣(相当于“摄政王”)，1590年完成日本统一。1591年将职位让给其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相当于“国老”)，改而专事“海事征讨”谋略及计划实施。
丰臣秀吉以武力统一了战国时代大名纷争的日本后，自感实力强大，迫不及待地发动对中国的战争。早在战国纷争阶段，他奉命征伐时，就说过:“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1585年时说:“如今为已征服全日本，地位晋升，邻国在握，财富充裕，已无他求。唯望自己的名声和权势遗留后世。待日本诸事稳定后，将让日本于兄弟，自己为征服朝鲜和中华，决意渡海。”1587年他在给爱妾浅野氏的信中说:“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明)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
1590年他致信朝鲜国王，要求借道进攻中国，遭拒绝后，他于1591年把关白职位让给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在松浦郡建造名护屋城，作为作战大本营。1592年4月，出兵朝鲜，丰臣秀吉宣称此次战争不是对朝鲜而是对明朝，朝鲜只是路过，这从5月18日发布的迁都北京准备令里也有体现，该命令中只公布了中国和日本的官职，对朝鲜未做安排。丰臣秀吉认为两年内就可以迁都北京，自己将定居宁波，然后主持对印度的征服。
出兵朝鲜后，丰臣秀吉坐镇名护屋为统帅，宇喜多秀家担任前线总指挥，黑田长政、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兵分三路进击，并迅速攻占朝鲜京城和大片国土，但由于其海战能力弱，被朝鲜将领李舜臣通过两次海战，歼灭了日军精锐部队，致使日本陆军的北进受到牵制。明朝政府派遣的援军李如松部近5万人与朝鲜军队配合，相继收复失地，日军退缩，丰臣秀吉提出议和，第一次战争暂告结束。
由于丰臣秀吉无法满足于当时明朝中国在华夷体系内预留给日本的地位，此后两年多的中日和谈最终失败。1597年1月，日军再次进攻，黑田长政在稷山被明朝军队击败，海军也被李舜臣在鸣梁海面重创，明朝援军继续入朝，进击加藤清正和小西行长部队。1598年8月18日丰臣秀吉忧郁而死，日本撤军，到12月全部撤出朝鲜，第二次侵朝彻底失败。另一位日本封建领主德川家康也取代了丰臣秀吉的势力，建立统一的日本户幕府。这次侵略战争的失败，使日本又意识到与中国作战的时机不成熟，于是江户幕府马上又采取对中国表面上睦邻友好的政策，直到明治维新后，中日间又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第四次中日战争。
丰臣秀吉在日本历史上，被认为是将日本从各地大名统治中统一起来、建立事实上的全国统一封建军事政权蓠藩体制的缔造者，因此在日本历史上自有其应有的历史地位。但在东亚视野之内，丰臣秀吉是对当时的以中国为中心、包括朝鲜在内的亚洲天朝礼治体系的挑战者，企图带领日本从边缘地带出发，经过统治和奴役朝鲜，进而入主华夏，建立新的亚洲统治。因此丰臣秀吉和他所领导下的日本事实上成为对华夏文明挑战的新的边缘势力，成为历史上中国一直在不停地与之斗争的新夷，因此使日本摆脱了在过去近千年历史中已经与华夏文明形成的暂时和谐，而开始新一轮的战争和对抗。
尽管丰臣秀吉所主导的对朝鲜和明朝的战争失败，而且丰臣秀吉本人死后其事业立即转到了德川家康家族手中，而在德川时代所建立起的幕府实行了260余年的闭关锁国，因此日本在此期间未与朝鲜和中国发生新的冲突。但丰臣秀吉所代表的日本封建主义对外扩张的方式和大陆政策，却在日本的国家制度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成为日本历代统治者均奉行的大陆扩张战略目标。
所以丰臣秀吉是日本近代扩张的始作俑者。但在他的时代和这之前和之后一样，日本始终缺乏向大陆扩张的深厚潜力，因此日本命中注定要在大陆中国的长期对抗中失败，但在日本的国家体制和国家生存的理念中，丰臣秀吉是明确了经朝鲜而中国的大陆扩张模式的第一人，丰臣秀吉时代完全失败的日本朝鲜半岛和对中国大陆扩张，在300多年日本明治维新后重又卷土重来。

4.第四次中日战争:从甲午海战、卢沟桥事变到抗战胜利(1894年至1945年)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逐步走向对外扩张的道路，并将中国作为对外扩张的主要对象。1888年日本参谋本部拟制了《清国征讨方略》，其中不仅有详细的中日双方战略形势、作战计划，而且有战后处置中国的办法。1894年7月，日本发动旨在吞并朝鲜、掠夺中国辽东等地的甲午战争。日军攻占大连、旅顺、海城等地。日军侵占旅顺时，不分军人平民，男女老幼，见人就杀，先后屠杀6万余人，旅顺城仅有36人活了下来。1895年，日军先后侵占中国威海、鞍山、澎湖、台北、台南等地，借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和《辽南条约》，攫取2.3亿两白银巨额战争赔款，并割走台湾。1900年，日本参与八国联军，出兵达2.2万多人，攻陷天津、北京，借《辛丑条约》从中国掠走近4000万两白银，并取得在中国天津、北京等华北心脏地区的驻兵权。1904—1905年，日本借日俄战争的胜利，吞并了辽东半岛，又将东北北部和蒙古东部纳为日本的势力范围。1906年，日本成立关东都督府，加大对东北的殖民统治。1912年，日本策划“满洲独立”，企图分裂中国。
1906年，当时在参谋本部任参谋的田中义一中佐，向陆军元帅山县有朋提交了一份题为《随感杂录》的长篇意见书，阐述了在日俄战争中所感知的经验与教训。山县熟读之后，赞许不已，下令田中草拟国防方针案，这就是次年4月4日出台的日本历史上第一份《帝国国防方针》。《方针》中昭然地写明“吞食的对象是中国和朝鲜”，为实现这个目标，“陆军需要25个常设师团，海军需要战舰2万吨共8艘、装甲巡洋舰1.8万吨共8艘”。为满足军力的财政需求，日本专门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一面以每股200日元的价格，鼓动日本民众购买股票，另一面借此机构加紧对中国东北的经济侵略和掠夺。
与此同时，在日本社会中也兴起了“国家主义”思潮，在黑龙会系头目头山满以及许多学者，如高山樗牛、德富苏峰等鼓动下，日本国民开始以“大国民”身份自居，响应政府的号召，纷纷为日本的军力发展出钱出力，呐喊助威。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日本政府趁火打劫，认为这是向中国内地伸展势力的好机会。海军总部一度决定向武汉增派军舰，陆军则认为根本解决满蒙问题的时机已经来到。此时，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利益和政策相互制约，日本才暂时在对华问题上没采取大动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趁“欧洲的大祸乱”，轻松地抢占了德国在中国山东和南洋的全部权利。1914年10月6日，日军占领济南后，将山东铁路完全置于自己控制之下，并要求中国政府撤去警备铁路的中国官员和宪兵。中国政府向日本提出了严重抗议。可是，日军非但没有撤军，反而向当时的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欲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其中包括要求中国的港湾和岛屿不得让渡或租借给他国，聘用日本人为中国的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等等。
一战给了日本诸多“天佑”的机会。战后日本成为亚洲最大的工业国，正式跻身世界一流强国之列，海外殖民地和保护国已经超过了本身的国土面积，经济实力已名列世界第5位，高校也增加了4倍，铁路交通也大有改善，民间企业和个人纷纷为国家筹资，以期在国家的对外扩张中赢利。
1917年，日本一度提出要修建朝鲜半岛与日本本州岛之间的对马海峡海底隧道，以加快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步伐。但是，鉴于耗资巨大和工时过长，该计划才作罢。
1919年8月，一个在中国流浪10年的日本年轻人北一辉写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强烈主张建设天皇直接统辖下的“新日本”，进而建立成一个一统亚洲、规模宏大的亚太帝国。这就是后来“大东亚共荣圈”的雏形，也是日本式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原版，足足影响了日本20多年。
“日本帝国理想”也在军方蔓延滋生。1921年10月27日，在德国的巴登—巴登温泉的一所蒸汽浴室里，3名出国学习的青年军官(其中有后来成为侵华日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光着身体泡在雾气蒸腾的矿泉中，就日本国家发展方向的大问题达成共识。回国后，他们决定组成一组11人的核心力量，其中有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河本大作、矾谷廉介等，他们都是后来炸死张作霖、发动“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乃至太平洋战争的主犯。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提出“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就是全面系统地阐述对华侵略野心的《田中奏折》。此后，日本开始有计划地在中国部署兵力，实行“大陆政策”。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所属独立守备队驻柳条湖铁路分遣队河本末守中尉，率七八名士兵，在中国军营——北大营南六七百米处的柳条湖，点燃了预先安放在铁轨下的炸药，炸毁一段31英寸的铁轨和枕木。事后，反诬中国军队所为。10时40分，日军第29联队开始向沈阳攻击，“九一八事变”由此爆发。
至此，日本侵略中国吞并中国领土，肢解中国的战略意图已经十分清晰。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侵略的不断扩大，最终导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的中国全国抗战。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国经历了战略溃败、战略僵持、敌后战场、战略反攻的不同战争阶段，当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全面扩张因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达到顶峰时，它也就走向了全面溃败。1945年，在中苏美英各国的联合军事打击之下，数十万日本最后战略预备队日本关东军，顷刻间土崩瓦解，在其本土已经遭受全面轰炸，所有海外交通线已被切断，整个日本即将被扼杀的同时，日本的关键性军事力量却始终陷于中国大陆，无法回应本土，在地狱之火原子弹爆炸之后，1945年9月2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被从明治维新后全面扩张的亚洲大陆上，被重新打回其本土数岛，失去了其扩张而来的所有权益，其本土被军事占领，成为至今仍是必须服从美国的二流国家。

② 甲午中日战争发生的背景是什么

日本：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开始天皇资本主义道路，国力日渐强盛。当时的日本，正交叉进行两次工业革命，1888年，日本产业革命出现高潮，因此急需对外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

但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国内本身就资源匮乏、市场狭小，加之国内封建残余势力的浓厚及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尖锐，因此以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集团急于从对外扩张中寻求出路。

清朝：当时中国处于清朝晚期，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掀起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在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方面向欧美看齐，因此清朝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景象。

清朝于1888年正式建立了北洋水师，成为亚洲一个强大的海军力量，但清朝并未像日本那样变革国家制度，因此“中兴”并未能使中国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此时清朝政治十分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官场中各派系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国防军事外强中干，纪律松弛。

(2)哪些战争是由日本参谋设计的扩展阅读

明治维新的日本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对外积极侵略扩张，确定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

此时的清朝是一个通过洋务运动回光返照的帝国，政治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官场中各派系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国防军事外强中干，纪律松弛；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日本的侵略行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军节节败退，被迫向宗主国清朝乞援，日本乘机也派兵到朝鲜，蓄意挑起战争。

③ 日本参与的侵华战争有哪些

甲午战争
八国联军侵华
侵华战争

④ 列举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者制造的五次侵华事变 哪些

“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晚，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这就是所谓的“柳条湖事件”。日军以此为借口，突然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由于东北军执行“不抵抗政策”，当晚日军便攻占北大营，次日占领整个沈阳城。日军继续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广大地区进攻，短短4个多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父老成了亡国奴。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对中国东北垂涎已久。“九一八”事变前，它已通过日俄战争夺取了旅顺、大连和满洲铁路沿线并派兵驻扎，这正是它能够阴谋进行事变的前提。
在1927年夏，日本内阁就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7月，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臭名昭着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而确立了以“满蒙”为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
从1929年起，日军陆军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在中国东北三省先后秘密组织了四次“参谋旅行”，侦察情况，制定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作战方案。1931年6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制定“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大纲”，确定了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具体步骤；7月，陆军参谋本部把攻城重炮秘密调运至沈阳，对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月，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在日本全国师团长会议上叫嚷：满蒙问题只有用武力解决。随后进一步做了发动此次战争的各种准备。
“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东北人民奋起抵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出现了东北义勇军和各种抗日武装。1936年2月，东北各抗日部队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联军团结广大群众， 进一步开展了广泛持久的抗日武装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抗战.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吞并中国、称霸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而采取的一个蓄谋已久的重要侵略步骤。早在1927年夏，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7月，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臭名昭着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而确立了以“满蒙”为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1931年，日本军部秘密制订了有关侵略我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在完成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周密准备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揭开了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
一二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并压迫南京国民政府屈服，日本侵略者于1932年初在上海不断寻衅挑起事端。1月28日晚，突然向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随后又进攻江湾和吴淞。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的率领下，奋起抵抗。

华北事变
1935年驻华日军为了进一步侵略中国而策动华北各省脱离南京中央政府，实行“自治”的一系列事件。其目的是为分离和蚕食华北。1933年驻华日军以武力迫使南京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定》后，由于战略重点转向准备对苏作战和防范英、美，其侵略方针由单纯的武力征服改变为在继续准备发动武力进攻的同时，全力推行“华北自治运动”。
七七事变
日本侵略者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侵吞我国东北后，为进一步挑起全面侵华战争，陆续运兵入关。到1936年，日军已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北平。从1937年6月起，驻丰台的日军连续举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
1937年，驻华日军悍然发动“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诡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无理的要求。日军竟开始攻击中国驻军，中国驻军第29军37师219团奋起还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当华北战事一天天扩大的时候，1937年8月13日日军又在上海发动了进攻。宛平城的枪声掀开了全民抗日的序幕。
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它鲸吞中国的野心而蓄意制造出来的，是它全面侵华的开始。全面侵华，在中国建立殖民统治，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推行的方针。
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在确立近代天皇制的同时，迅速走上了扩张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并制定了以中国、朝鲜为主要侵略对象的所谓“大陆政策”。本世纪初叶，日本于日俄战争后取代俄国，在中国东北扩大殖民势力，屯驻关东军，设立殖民机构“南满铁路公司”，把东北作为对中国殖民扩张的基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利用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极力扩大对华侵略，出兵山东，胁迫袁世凯接受日本妄图鲸吞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把侵略魔掌伸向中国内地。一次大战后，日本企图通过加紧掠夺中国、朝鲜和其他亚洲国家，摆脱政治、经济危机，在1927年的“东方会议”上对侵略中国问题进行了精心策划。1931年9月18日，日本对我国东北发动突然袭击，3个多月就占领东北全境。翌年日军进攻上海（一二八事变 ），并攻占大片华北土地，威逼平津，又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在华北搞所谓“自治运动”，妄图长期占领这些地区。1936年日本制定的总体战略计划——“国策基准”出笼后， 日本举行了一次“将官”演习，向参加演习的将官交代了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战争部署。此后，日本增兵中国东北，抽调精锐部队关东军进驻平津一带，频繁举行军事演习进行挑衅，伺机挑起战争。 1937年7月3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日本政府提议立即给中国以打击，随即于7月7日发动了“芦沟桥事变”（即“七七事变”）。7月9日，中日双方交战部队曾达成口头停火协议。但同时，日本乘机从中国东北和朝鲜抽调2万多军队和百余架飞机投入华北地区。7月17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制定了《在华北行使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日本政府决定动员40万兵力，妄图用武力灭亡中国。

另外，还有张北事变，察东事变，上海事变等

⑤ 日本是怎样挑起甲午战争的

甲午战争的主要发动者是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朝鲜东学党起义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导火线。
乘东学党起义设计出兵朝鲜
1894年5月初，朝鲜东学党起义蓬勃发展，势如破竹，大败官军。朝鲜鉴于局势危急，拟请中国派兵助剿。根据中日《天津条约》规定：“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中国派兵很可能促使日本也同时派兵，因此，清政府和朝鲜政府在派兵问题上均态度谨慎。
日本却乘机怂恿中国出兵。日本驻朝代理公使杉村濬奉命多次向清政府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凯表示，盼望中国“速代戡”，日本政府“必无他意”。清政府信以为真。5月31日，全州陷落。6月1日，朝鲜决心向中国借兵。3日晚，朝鲜正式请中国依据壬午、甲申先例派兵代为助剿。
清政府为慎重起见，发布派兵谕旨前，再次与日本驻天津领事和驻朝公使进行确认，日方口头上均表示理解与支持。中方还具体询问了中国派兵后依照条约照会日本的途径。5日，清政府下达派兵谕旨。次日，令驻日使臣汪凤藻和总署分别照会日方。照会说明中国派兵是应朝鲜之请，军队主要任务是助剿，“事竣后即撤回”。
然而，日本所谓的“盼华速代戡”，“必无他意”，完全是虚饰之辞。东学党起义迅速发展时，日本军事当局已秘密着手军事动员。以伊藤博文为首的政府当局，尤其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态度甚为积极，认为此时是恢复日本在朝鲜势力的良好时机，不可失之交臂。由于当时汉城、釜山、仁川等地均无危险，日侨居地毫无波及，出兵未免贸然，为此，寄希望于中国派兵，然后以《天津条约》的同等派兵权堂皇出兵，因此授命杉村积极怂恿中国出兵，即其中一个步骤。所以，当6月2日接到杉村急电，报告朝鲜政府已向袁世凯提出借兵请求时，正在官邸召开内阁会议的伊藤博文立即派人请参谋总长有栖川炽仁亲王和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参加会议，秘密决定出兵朝鲜，得到明治天皇裁可。3日，朝鲜才正式请中国派兵，5日清政府下达派兵谕旨，6日派聂士成率所部赴朝，并于当天命汪凤藻等依照条约知照日本。而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5日下午就偕同外务省和海军军令部官员及所率部队乘巡洋舰出发了。可见，日本在朝鲜正式请求中国派兵前一天、中国正式派兵赴朝前4天，就已做出派兵决定。而日本军队则在中国军队启程前一天，也即汪凤藻等照会日本前一天已经出发。此后不断增兵，人数之众，组织之严密，远在清政府之上。
日本派兵非应朝鲜之请，预先又毫无沟通，令中朝两国大感意外。但日本在7日致中国的照会中反复表示，派兵目的在于“保护使署、领事及商民”，“无他意”，保证“毋生事端”。为此，清政府在“无须多派，更不宜入内地”的前提下未表反对，强调两国军队“一俟事竣即撤回”。
日本既成功实现派兵，便一改派兵理由，并将责任推给中国。清政府所派军队只驻扎牙山一带，日本却不仅不断大量增兵，且军队“径抵汉城”。朝鲜政府惊恐不已，立即派人万般劝阻，但日本一概不理，进而宣称，派兵是因中国派兵之故，要朝鲜与中国商办。陆奥宗光更在回复清政府的照会中声称，日本此次派兵系根据日韩《济物浦条约》中的权利。日本除遵照中日《天津条约》行文知照中国外，关于其军队多少，及进退动止，毫无受清政府掣肘之理。最后则表示，将节制本国军队，“决无妄行冲突之虞”。至此，清政府深感日本手段“阴鸷极矣”。
情急之际，朝鲜政府于11日与起义军签订休战协定。次日，清政府决定依照中日《天津条约》与日本展开撤兵交涉。
不“照约”撤兵反留兵挟议
“照约”撤兵中的“约”，中方一般指1885的中日《天津条约》，日方还声称依据1882年的日韩《济物浦条约》，但两者的基本精神一致。其实，中日《天津条约》有关中日驻兵问题的规定，恰是为了约束《济物浦条约》的相关条款。《济物浦条约》规定日本使馆置士兵若干备警，如朝鲜兵民守律，一年后撤兵。这一规定在甲申事变后签订的日韩《议增续约》第五款中被延引。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议定中日《天津条约》关于中日驻兵问题时，鉴于刚刚订立的《议增续约》第五款，着意商定“彼此尽数撤回”，目的就在于避免中日两国“滋端”。可以说，中国依据中日《天津条约》已足以为凭。如果一定要强调两者差别，问题只在于中日双方是否均需酌留、酌留人数多少。
清政府令袁世凯和汪凤藻在汉城和东京同时展开撤兵交涉，但日本志不在此。伊藤博文面对汪凤藻的质问，一边称派兵稍多是因道远接应难，一边透露留兵代议善后之意，又答应乱定两国撤兵。清政府提出全罗道已克复，希望照约撤兵，伊藤等却声称大鸟并无相应电报。也就是说，朝乱平定与否，朝中两方的声明均不足为据，需完全以日方驻朝代表的报告为准。
其实，6月14、15日，日本在骑虎难下的情况下召开内阁会议，确定了以不撤兵和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为基干的新的挑衅政策，以窘中国。日本外务省于15日午后致电大鸟，令无论如何不可撤退驻军，并令立即派遣使领馆人员赴暴动地方调查实况。而调查务令缓慢，且必须作成与和平状态相反的报告。
陆奥宗光曾公然表示，所谓改革朝鲜内政不过是用来促成中日冲突的外交上的一种手段而已。日本提出的改革朝鲜内政案即“陆奥三条”，包括：一、日军与清军会剿朝乱；二、两国派员改革朝政及税务；三、两国派员教练朝军，使其能自我靖乱。陆奥三条均已超出条约范围。为此，清政府照会日本，中日《天津条约》规定乱定撤兵，朝鲜政府已告知不烦中国军队助剿，自然不存在两国会剿之说。中国不干预朝鲜内政，日韩条约又承认朝鲜自主，尤其没有干预内政之权。因此，“均难于约外另商办法”。
中国发出照会当天，日本内阁在首相官邸举行临时会议，次日举行御前会议，决定向中国提出拒绝书。内称，中国不同意日本会剿及办理善后，日本“不能同见”。日本的基本立场是“不能撤兵”，“断不能撤”。陆奥自称这是日本政府对于中国政府的“第一次绝交书”。日本提出第一次绝交书后，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按照当时形势，战争已不可避免。然而采取何种手段做成开战口实，又不负开战责任，尚需考虑。日本拟仍以改革朝鲜内政为借口激起中日冲突。
在各国调停中不宣而战
日本露骨地留兵挟议，英、俄等列强也看出这只是一个借口，它们不会坐视自己在远东的利益受损。当清政府提请英、俄两国出面调停时，俄、英先后同意通过各自驻日和驻华公使出劝日本与中国约期同时撤兵。
日本先用巧妙的说辞影响了俄国驻日公使希德洛夫。日本再三向希德洛夫表示，“日本政府除希望确立朝鲜之独立及和平外，绝无他意”，待朝鲜国内形势完全回复平稳时，当撤退“朝鲜境内所有日本军队”。希德洛夫受此蒙骗，对于调停一事不表热心。这一立场影响了俄国外交部。
对于继俄国之后出面调停的英国，日本则充分利用英俄矛盾，采取缓兵与拉拢之计。经英国驻日代理公使巴健特多次敦促，7月初，日本不得不派驻华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就撤兵、朝鲜内政改革等问题来与总署展开数次会谈。但小村只负责通信，并无商议之权。会谈中，小村在先撤兵、后商议，抑或先商议、后撤兵问题上，始终与中国唱反调；在起义是否平定问题上也坚持与中国相反的立场。
14日，小村突然将日本政府的意见照会中国，称中国仍主张先撤兵，而不遵从改革朝鲜内政之意，是无意息事。嗣后有不测之变，日本政府不任其责，将会商失败的责任归咎于中国。日本这份照会史称“第二次绝交书”。对于中日“会商”的失败，陆奥宗光十分高兴，认为这可使日本“在将来的行动上，渐得自由，宁为可喜”。
其时，日本正与英国谈判修改条约问题。总署收到日本第二次绝交书后两天，《英日通商航海条约》签订。次日，日本大本营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开战，制定了作战计划。
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并未放弃调停，拟联合俄、德、法、意四国共同参与，又提议中日两国在朝鲜划区占领。对此，日本拖延不答，清政府则于26日表示接受。
然而，25日，日本军队在牙山口外丰岛海面突然向中国军队开炮，甲午战争爆发。当天，日本向英国政府保证，不在英国利益的中心地区中国上海及附近作战。
日本用“巧妙”的外交手腕，终于挑起中日甲午战争。然而，再巧妙的手腕，终究掩盖不住历史的真相。甲午战争是日本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一场侵略战争，毫无疑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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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以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中日甲午战争是一场日本发动的非正义战争。因发生年为1894年（光绪二十年），按照中国干支纪年法，时年为甲午年，史称“中日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前，远东地区基本是俄、英争霸，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条约的制约。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国势颓微。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清政府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甲午一战，使得日本成为亚洲的暴发户。战争赔款、舰艇等战利品数倍于日本整年财政收入。同时，占领朝鲜、中国台湾后，日本可以在战略上对东北、华东构成直接威胁，成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日本第一次尝到了侵略的甜头，极大地刺激了其扩大侵略的欲望。

⑥ 介绍二战时日本军事机构组成

战前的日本，相对于军事行政的“军政”，作战，用兵等被称为“军令”。军政归陆军省，海军省管。军令则归参谋本部（陆军）和军令部（海军）管。

1878年（明治11年）12月5日，原来只是陆军省的一个局的参谋局从陆军省独立出来了，成立了参谋本部。参谋本部直属天皇，这样天皇就不必向太政大臣（相当于后来的首相），陆军卿，海军卿咨询，只要有参谋本部帮忙就可以直掌军队了。

不用说，首任参谋总长是山县有朋。

成立参谋本部的理由是这样的：主管军令的参谋局的工作很重要，西南战争时参谋局就行动相当不便，受的制约相当多，所以参谋局长的地位应该和陆军卿等同，欧洲各国的总参谋局都很庞大，局长的权限和国防部长的权限也都一样，所以日本也应该这样。

这倒也没错，平时的国防政策制定和作战计划的准备，战时战争和作战的辅助，从这点来说参谋局的工作是挺重要的。加上西南战争中的天皇-〉太政大臣-〉陆军卿-〉参谋局长的军令流向也确实有问题。瞎子都能看出来参谋局应该加强，局长的权限应该扩大。

但是，这根本就不成为参谋局从政府独立出来的理由。解决那些问题，只要强化一下参谋局的功能就行了。

参谋本部从政府独立出来，就意味着军政和军令的分离，说严重一点（就像后来的事态发展一样）意味着政治和军事的分离。不管是平时的国防还是战时的作战，都要求政略和战略的一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参谋本部的独立简直就是一种倒行逆施。

明治13年（1880年）海军看着陆军的参谋本部眼红，吵吵说咱们也要一个。陆军当时就给顶了回去：“怎么着？光看见现在我们这些贼吃肉了？你也得想想当年我们这些贼挨打的时候。老子陆军是老大，你们海军能干什么？你是准备上岸进攻还是准备上岸防守？想和老子陆军一样，没门。回去啃你的窝窝头吧。”，可能还要加一句“切”。

海军们可没有脾气，谁让自己是老二呢，没办法，有些气就是要受。受是受，海军也不泄气，继续搞发明创造。这次海军是提出了一个“统合参谋本部”的构想，说把陆海军统管起来怎么样。陆军还是反对，说你们该谁管就谁管，别给偶们也找一个婆婆。但是伊藤博文感兴趣，硬是在明治19年（1986年）把这个“统合参谋本部”给愣撮合起来了。

怎么叫“愣撮合”呢？这从一开始海军就不满意了。咦，不是海军要成立什么劳什子“统合参谋本部”的吗？干吗又不满意了？其实是从一开始海军就发现被陆军给涮了。《统合参谋本部条例》规定统合参谋总长必须由皇室出身的将军担任，既然天皇领军，皇室人员担任统合参谋总长听起来也挺合情合理是不是？不然，和欧洲皇室人员大都在海军服务不一样，也不知道是怕晕船还是什么原因，反正日本的皇室人员基本上全在陆军，而且也看不到有下海的动向，这统合参谋总长一职必须由皇室人员担任的一条等于变相在说海军永远是老二。海军能干吗？所以不到一年，这个看起来挺是那么一回事的“统合参谋本部”就被海军给折腾的寿终正了寝。也别说，好歹在一起玩了一年，有了一点感情，陆军这次总算开恩同意海军也独立出一个“参谋本部”来了。

但海军还是气不过，NND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啊，老爷就要出出这口恶气，愣把个刚刚成立的“海军参谋本部”给改成了“海军军令部”，以示和陆军彻底划清界限。这就是日本海军没有参谋本部而代之以军令部的由来。

所以到甲午战争开展前夕，日本军队的三个二元化总算凑齐全了：政军，政令，陆海全是各唱各的调。怎么办？

难不倒人家伊藤博文。伊藤又发明了一个叫做“战时大本营”的东东，简称“大本营”，在作战时把陆海军统一起来指挥。平时嘛你们爱怎么操就怎么操，现在都TM给我拘到一起来。当然要把平时就决尿不到一个壶里的两拨拘到一起也不那么容易，象海军就提出，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管招兵买马就够忙的了，别参加大本营了。其实在琢磨着什么呢？因为根据当时的制度，天皇的幕僚长是参谋总长，所以理所当然大本营的长就是参谋总长了。所以军令部长见参谋总长矮一头。这也就算了，现在要海军大臣也去听参谋总长的发号施令，海军也觉得太委屈了。

陆军可不含糊，跟海军说:“知道你们海军弱智的比较多，不太会处理事，你们海军大臣忙得话就不用来了。不过俺们陆军大臣应付那些个小事倒是绰绰有余，能来参加大本营的”。被这样一将军，海军没了情绪，海军大臣只好乖乖地来大本营报道。不过到太平洋战争时，海军地位提高了，又想起几十年前的那句话来了，因此太平洋战争时的大本营就没有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只是把参谋本部和军令部给并到了一起，更加一塌糊涂。

⑦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中的日本参谋

解放军中没有日本参谋，国民党军队中有，冈村宁次就是其中之一。

⑧ 发动、领导日本侵华战争的是哪种势力

准确的说是日本帝国，其首领是日本明治天皇，主要统帅是东条英机，东条的下场是被列为甲级战犯处死刑，那个明治天皇倒是以他自己战后无罪而投降的，这也是日本投降的条件之一。

⑨ 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渊源，计划形成过程，造成的危害是什么（尽量多写）

日本侵华的历史渊源最早可推溯到元朝攻日，元征日失败，不少汉军士兵被俘，成为日本人的奴离，使得日本原本对中国的敬仰学习之心变为轻视蔑视，开始有了吞并中华的思想。
到了十六世纪末，丰臣秀吉第一次以日本政府的名义挑战中国，虽然失败，但向日本人证明中国并没那么可怕。
至明治维新和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第一次完整确立了扩张战略思想，第一步吞并朝鲜，台弯，第二步吞并中国东北和蒙古，第三步吞并中国内地，第四步进攻东南亚，夺取太平洋，然后争霸世界。
危害就是直到现在中日两国间的仇恨也根深蒂固，日本始终以亚洲第一的心态仇视中国。

⑩ 1932年8月之后日本参谋部都制定了哪些战争

1932年8月，日本参谋部制定了1933年度的对苏作战计划，企图把刚刚侵占的中国东北作为北上进犯苏联的跳板，阴谋夺取整个远东地区，与中国东北、内蒙连成一片，以作为争霸亚洲及世界的战略基地，并建立对苏作战的有利态势。只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奋勇抵抗，“关东军迫于讨伐，致使本来的目的——准备对苏战略体制，始终未得进展”。1938年7月和1939年5月～8月，关东军先后在张鼓峰和诺门坎事件中受到苏联红军的严重打击而遭惨败。关东军对此一直耿耿于怀。1941年6月25日，即德国进攻苏联后的第3天，当时苏联大使曾询问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日本是否将遵守与苏联签订的条约保持中立。松冈对此未作正面答复，却说：“三国公约是日本对外政策的基础，如果目前的战争以及中立协定与此基础有抵触……则中立协定无效”。日本毫无诚意执行苏日中立友好协定不打自招。日军参谋总部不仅企图夺取苏联的远东领土，而且妄想毁灭苏联的全部武装力量，打算把鄂木斯克作为法西斯德国与军国主义日本瓜分苏联的分界线，代号为“关特演”的1941年的计划就是这样的计划。随着法西斯德军在苏德战场的失败，日本企图利用苏德战场上的有利形势入侵苏联的计划也随之变成泡影。但日本“仍然认为进攻苏联是他们政策的基本目的之一，既未放弃其侵略野心，也未放弃其进攻的准备。”据此，苏联政府于1945年4月5日宣布废除苏日中立协定。苏联对日宣战，大大出乎日本意料之外。日军原来判断，苏军对德作战结束后，需要休整，对日作战时间可能在1946年春，最早也要在1945年9月上旬；苏军的主要进攻方向，可能由苏联远东滨海地区向中国东北实施。关东军根据这一判断，把防御重点定在中国东北的东部方向。8月9日零时，苏军发起对日作战，到9月2日日本正式签订投降书，历时24天。苏军把这次战略性进攻战役称为“远东战局”。中国军史学术界习惯上把它称为“远东战役”。它包括5个不同规模的战役，即：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的3个进攻战役、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登陆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