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首富是干什么的

⑴ 朱丽倩身价多少亿

身价多少朱丽倩本人及家人没有公布。

但是朱丽倩背景很厉害，朱丽倩家里是做生意的，而且生意做得相当的不错，朱丽倩的从小的生活就非常的富足。朱丽倩自小随家人移居吉隆坡，共有六兄弟姐妹，在女儿中排行第三。朱丽倩不仅仅自己家的生意做的不错，亲戚家的生意也相当不错。

朱丽倩的舅舅是陈志远，陈志远是马来西亚着名企业家，成功集团主席、总裁。现在成功集团每年营业收入超过200亿人民币成为全球顶尖的集团公司并且在马来西亚为排名前五的集团公司。他拥有成功集团、成功土地集团、成功体育博彩集团、DiGi电讯公司、马来西亚在线公司、环球零售公司等诸多上市公司的控股权。

(1)马来西亚首富是干什么的扩展阅读

曾传朱家是马来西亚槟城首富，家族企业是马来西亚着名的成功集团，集团的营业收入每年超过200亿人民币，排名马来西亚前五大集团公司。旗下经营证券业、保险公司、40几个渡假村、建设公司、物流事业、购物中心、多多博彩(乐透)、7-11及星巴克咖啡等等总计超过150家子公司。

朱丽倩有5个兄弟姐妹，家境富裕，父亲做地产和酒楼生意。1984年她和姐妹参加当地的"新潮小姐"选美获得季军，之后赴香港学美容。朱丽倩性格安分，思想传统保守，认为女人最终是属于家庭的，结婚生子是最大的梦想和责任。她待人随和，温柔体贴，面对刘德华的朋友经常是笑面迎人，很讨人喜欢。

⑵ 谁能给我介绍一下一些在国外发家致富的华人富商..

1东南亚地区：

糖王郭鹤年，马来西亚首富

李光耀家族，新加坡总理，家族控制新国投，淡马锡两家投资银行，也是东南亚是十大富豪之一

2北美：

陈颂雄，南加利福尼亚制药巨头，后与赛诺菲－埃万提斯合并成为该企业第二大股东，其市值最高时拥有60亿美元，是北美华裔首富

⑶ 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是什么时候去世

郭鹤年没有去世，仍然健在。

郭鹤年（Robert Kuok，1923年10月6日—），男，祖籍福建省福州市盖山郭宅村，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市。郭鹤年是马来西亚最杰出的企业家。享有“酒店大王”和“亚洲糖王”之称。郭鹤年的名字不仅家喻户晓，而且已成为财富和成功的代名词。

郭氏集团渗透到世界各地：在他的领导下，把它发展为一个庞大的商业王国。除在本国拥有众多企业外，新加坡、泰国、中国、印尼、斐济和澳大利亚等是他的主要经营范围。经营的业务也极为多样化，从甘蔗种植、制造糖、面粉、饲料、油脂、矿山，到地产、金融、酒店、产业、种植业、商贸和船运等。郭鹤年控制了马来西亚原糖市场的80%、世界糖市场的20%。70年代，郭鹤年开始进军酒店业，成立了香格里拉酒店集团。香格里拉集团已成为世界上最佳的酒店管理集团之一、全亚洲最大的酒店集团，遍布世界各地。

郭鹤年被福布斯归入马来西亚首富，华人富豪榜第四位，旗下资产最大部份都在香港，包括大量的香港豪宅、商场、酒店、办公室、南华早报集团、香格里拉酒店集团等等。他长居香港，而且积极开拓在中国大陆的企业版图。

早在1960年，郭鹤年就设立了马来西亚木板厂。马来西亚森林面积宽广，仅林业工人就达100多万人，优越的资源和劳动力条件为郭鹤年发展木材加工业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⑷ 从“猪仔”到“主宰”，进击的东南亚华人

2020年9月，金龙鱼被批准在创业板上市。

人们猛然发现，我们做饭用的这桶油， 年营收竟然是妖股茅台的2倍。

更让人惊讶的是，金龙鱼的老板郭鹤年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位马来西亚华人，而且 他已经连续20年稳居马来西亚首富。

一个华裔，怎么就成了马来西亚首富，还连续坐了20年？

仔细挖下去，你会感到更加震惊，因为根据福布斯2019的评选， 马来西亚前50的富豪中，有37位是华人，而前10的富豪中，有9位是华人 。

马来西亚并不是个例，在整个东盟五国中，除了新加坡外，几乎都是这种情况：

福布斯2019菲律宾前10大富豪中， 华人占了8席；

泰国10大富豪中， 有6位是华人 ；

2019印度尼西亚前10大富豪中， 有7位都是华人；

这些并不是个例，在某种程度上，华人几乎控制着东南亚许多国家的经济命脉，根据维基网络的数据：

在印尼，3%的华人掌握了印尼70%的财富；

在泰国，5%的华人掌握了泰国70%的财富；

在马来西亚，25%的华人掌握了马来西亚70%的财富；

他们的产业遍布各行各业，甚至是关系着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为什么成千上万的华人会移民东南亚？为什么占据总人口比例并不大的他们能占据这么大的财富比例？华人凭什么？

01

全世界有233个国家和地区，人口超过1亿的，只有13个，不到6%；

人口超过3300万的国家和地区，只有41个，不到18%。

而3348万，是东南亚的华人华侨总数。

没错，这是移民东南亚的中国人及他们的后代总数。

移民，听起来是一个特别美好的词。

但对东南亚的大部分移民来说，并非如此。

如今，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词： 下南洋。

南洋，早期的定义比较精细，现在主要指东盟十国为主的东南亚广大区域。

下南洋指的便是中国人到东南亚打工、经商，乃至迁徙到东南亚等。

最为中国人所熟知的便是“契约华工”，也就是“卖猪仔”。

说来，这是一段无比辛酸的 历史 。

1840年后，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均以失败告终。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 条约规定，列强可以贩运华工出洋。

于是，很多人成为了“契约华工”。也就是说，他们用出国后的工资作抵押，换取出国费用。

然而，彼时奴隶制相继废除，东南亚的种植园和锡矿需要大量工人，这些自愿出国的工人根本不够。 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掳掠和拐卖华工到东南亚。

这些被卖身的华工，日子惨极了。

他们要面临着自然的危险。

有人在橡胶园里割橡胶，日代丛林里，出没着老虎、蝎子等有巨大威胁性的动物。

但更大的威胁，来自于人，也来自于他们不被当做“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那个说出来极度难听的词： 猪仔。

一个叫刘亚平的华工曾被卖身到烟草种植园，他这样描述在那里的生活：

短短几百字，道尽了日复一日的艰辛，这就是东南亚“契约华工”生活的真实写照。

他们不能迟到早退，一旦发生便会被工头打骂；

他们工作的时候不能穿衣服，只能围一条浴巾遮羞；

他们每天要冲凉，有人用硫磺水冲凉后会感冒。一旦生病，没有人帮忙医治，种植园主矿主只会看着他们死去。

因为在这里，死掉一个，有十个来；死掉十个，便会再来一百个。

真正的命如草芥。

他们活在这里，唯一的盼望就是早点还完契约里的钱，为自己赎身。

但大部分时候，这是个奢望。

因为那里的薪资实在太过微薄，有人甚至连饭都吃不饱。

而在这种最绝望的环境下，一些人沾染上了恶习，那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不嫖不赌，饭碗跳舞 （不给饭吃）。

把微薄的薪资花在这些恶习上，还款就不可能。

绝大部分人的生命，就这样在种植园、锡矿里因为劳累、疾病而终结。

据1902年清政府的文件，在东南亚的华人已经达到400万。

他们有早期自己下南洋的中国人，但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卖猪仔”。

这是早期“华工”的艰苦生活。

02

19世纪70年代，一位旅居新加坡的英国人，留下来这样的日记：

大约在大清早四点半钟，皎洁的月光还在照耀着，当我沿路行走时，我很惊奇地看到，一个华人在路边，在他那一小块马铃薯地里，用锹子猛力地挖着；

不久，又看到一个华人凭着月光，用锹子翻土做垄。

听起来很辛苦，但这已经是那些在种植园、锡矿上日复一日用生命劳作的华工中的幸运儿。

因为他们坚持到了为自己赎身，而今虽辛苦，却是自由的，是在为自己工作。

其实也不止是他们，中国前往东南亚的大规模移民，有三波。

不同于“卖猪仔”的契约华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自愿出国。

早在17世纪初，“契约华工之前”，尚处于明朝的中国，已经开始了第一波东南亚移民。那时，欧洲的殖民者四处征讨，征服了一个又一个东南亚国家。

他们带去了严苛的殖民，也带去了繁荣的商贸。

春江水暖鸭先知，离东南亚最近的南方人看到了这一切，纷纷乘船前往东南亚淘金。

而继“契约华工”之后，20世纪初，刚刚结束封建统治的中国积贫积弱，而被西方殖民300年的东南亚却尝到了一点工业革命的果实，电力、铁路、港口、制造业...东南亚比中国富。

不同于先辈的被迫，无数年轻人开始带着淘金梦前往东南亚。

曾经，他们做苦力、采矿、在种植园里干活。

而今，他们在这里用中国人的精明和勤劳，开启了不同于那些华工的生活模式。

他们带来了中国人的手艺， 在这里做木工、理发师、金银匠；

也有人做种植园主，以及贩货郎。

他们走街串巷，很多客户像他们一样，也并没有钱。

华人的智慧在此时派上了用场，彼时的东南亚，“仙”是最小的货币单位，但是在他们这里可以买半仙；一盒香烟你买不起，没关系，可以只买一根；你实在没钱，还可以赊账，反正下次还来。

就这样，许多人从做苦力脱身，成为了一个又一个的小店主。

他们穿梭于十里八乡，街头巷尾，构建了东南亚一个又一个国家早期的商贸形态。

在没有被殖民的国家里，比如泰国，对华人的接受度极高，他们和当地人结婚生子，迅速融入了当地。

而在一些殖民国家，比如印度尼西亚，他们则被迫成为了殖民者和当地土着之间的中间商， 这个身份在一定阶段给他们带来了经济上的好处，同时却还有往后日子里的一场场灾难。

19世纪后半叶，荷兰开始在印尼推行新的殖民政策，废除强迫种植制，发展私营企业，推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一部分华人开始如前所述那样经营小商品，他们穿梭于印尼各地，收购原住民种的土产品卖给荷兰人，让他们运到欧洲去卖；又把从荷兰和欧洲进口的其他工业品，卖给印尼的土着。

靠着这样的勤奋、节俭、精明...许多华人从中赚了钱。

然而，这一切，印尼的荷兰殖民者都看在眼里。

作为殖民者，荷兰并不想和他们统治下的当地居民“硬碰硬”，他们乐于看到华人成为这个“中间商”。

为此，他们甚至专门打压当地土着，强迫他们从事种植业，让华人从事商贸。这让不少华人跟着荷兰人富了起来，而当地居民则日益贫困。

荷兰统治下的当地土着，自然十分痛恨殖民者。

可在转移矛盾上面，荷兰人有办法。

他们决定“分而治之”，实行税收承包制，通过竞标，让华人去收税，从当地人身上榨取利润，从而把当地土着对统治者的憎恨，转移到华人身上。

荷兰人把当地人分成了三个等级：欧洲人、华人、土着。

明明最富有的是荷兰人，剥削当地人的也是荷兰人，然而在这样的境况下，华人却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替罪羊，当地人发泄怒火的焦点。

在很长时间里，印度尼西亚都是东南亚最排华的国家之一。因为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一次又一次挑起这样的矛盾。当然，这是后话。

就这样， 历史 的车轮滚滚而下，曾经在锡矿、种植园卖命的华人们，总算翻身，成为了一个又一个小小的店主。

此时，距离成为巨富，还有些许遥远，但曙光已经初显。

03

一群漂洋过海的华人，也许未曾想过控制哪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但小富即安绝不可能是他们的终点。

大家想一想，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他们或者无法忍受家乡的贫困，毅然决然割舍下那片世世代代生存的土地，漂洋过海来到了异国他乡，只为寻求新的生机；

他们或者被从家乡贩卖、掳掠到这片土地，干过这世间最艰辛的工作，忍受过最非人的待遇，然后从那里死里逃生；

他们时不时就要被当地人仇视，被殖民者防范，甚至屠杀...

他们必须付出一切努力，来给自己的生活创造一份保障。

就是靠着这份劲头，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当地白手起家。

他们从零开始，从贩货郎开始，有了一间小小的店铺；

然后从一间小小的店铺开始经营，日后成为东南亚各个国家的商业巨贾。

用很多人可能略显夸张的话来说：控制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命脉，并且成为了中国和东盟各国之间穿针引线的人。

比如菲律宾首富、SM集团创始人施至成。

1924年，施至成出生在福建晋江龙湖镇一个叫洪溪的村庄。12岁那年，也就是中国战乱的那些年代，他跟着父亲去了菲律宾马尼拉。

他们一家人在那里开了个小杂货店，卖一些日用品：肥皂、大米、沙丁鱼等。

从那时开始，施至成就跟着爸爸卖货，但他还是想上学，爸爸答应了。

12岁的施至成不会讲英语，也不会说本地语言 ，他不得不再次从一年级上起。为了给爸爸省钱， 他买最便宜的纸、用二手教材 。

四年级时，施至成每门课都考90分以上，还和老师申请跳级成功。

只可惜，二战临近结束时， 他们家的杂货店一家毁于一场大火，其他的杂货店被洗劫，一夜间一无所有，父亲几欲回国。

但施至成决定留下来，他最初从美国贩卖鞋子到菲律宾，渐渐地开了一家鞋店，品类从鞋子扩张到衣服和其他纺织品。

1958年，这家店取名ShoeMart；14年后，鞋店升级成了百货商场；又过了2年，施至成进军房地产；

又2年后，为了给商场的供货商提供金融服务，他买下了一家银行。后来，这家银行成为了菲律宾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菲律宾金融银行。

施至成的产业遍及各行各业， 2008年，84岁的施至成荣登菲律宾首富宝座，此后便稳居首富。

直至2019年，施至成去世。这一年的首富宝座终于易主，因为施至成的产业分给了各个儿女，但他们却牢牢霸占着菲律宾富豪榜的第八、第九、第十。

不同于施至成，如今印尼富豪榜上的第一二位黄惠忠、黄惠祥被认为是富二代。

他们的家族企业是针记集团，是印尼最大的企业之一。

但其实，这个企业也是他们的父亲黄维源从零开始创办的。

黄维源研发出了一种具有缓解疼痛功能的丁香烟，在印尼市场广受欢迎。1950年，丁香烟在印尼的销量已经排名第二。

但可惜，十多年后，烟厂毁于一场大火，黄维源也离开人世。

悲痛的黄家两兄弟在废墟中建立起了如今的新针记集团。

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同样是富二代，他就是金龙鱼的幕后老板。

但他的父亲也是福建人，是第一代马来西亚移民。初到马来西亚谋生时，他从最普通的店员做起，一路开咖啡馆、办公司、做米粮和糖的生意。

父亲去世时，没有留下遗嘱，法院要求公司必须清盘。 他和七位兄弟姐妹平分了财产，扣除一切费用，他拿到了150万元。

后来，他们成立了家族企业郭氏兄弟（马来西亚）有限公司。从经营米粮生意开始，郭鹤年一路成为了“亚洲糖王”、香格里拉酒店的老板、香港传媒大亨、嘉里物流的老板， 并蝉联马来西亚首富20多年。

大家可能会发现，在一代倒下后，许多二代都在废墟上重建了基业，并守业至今。

这当然有家庭环境的影响，是加倍努力的结果， 但很大程度上，也许要归功于教育。

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写过：“在印尼的华人社区里，不过走到哪，中国人都对知识的获取保持着一种敬畏，尽管早期那些中国人中的大多数都是不识字的。”

在马来西亚，1960年代， 华人数量占人口总数也不过35%，但华裔学生在工程专业拿到的文凭数量竟然以100：1超过了马来西亚学生。

很多华人创业致富后，把孩子送到世界各地去学习。

即使是没上几年学的施至成，在白手起家把生意做起来后，还跑到马尼拉的远东大学学习一个商业相关的专业。

当然，最后因为生意太忙，只上了2年就退学了。

就是靠着这样的精神， 华人以极少数的人口，占据着东南亚国家巨额的财富比例，他们的产业遍布各个领域：

小到民生，面粉、粮油；大到国家的关键性产业，工业、金融、银行业等等。

东南亚各地，都上演着诸如此类的华人史诗。

他们富甲一方，霸占了各国的富豪榜，也为推动东南亚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当初背井离乡的他们，也许不会想到，日后他们还会回归故土，成为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穿针引线的人。

04

40年前，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为东南亚富豪们资金的回归，打开了一扇大门。

彼时，刚刚经历十年动乱、贫困、走 社会 主义的中国，不被很多人看好，吸引资金困难重重。

但东南亚的华人们，成为最早进入中国的外资：

郭鹤年砸下5.3亿美元，在彼时荒凉的“大北窑”，建起了北京的CBD国贸；

三林集团在中国投资15亿美元；金光集团投资20亿港元；正大是第一个来中国投资的东南亚华人企业，也是在中国投资最大的东南亚华商。 类似这样的企业还有很多。

很难说他们是顾念血脉，亦或是看到了中国的机会，又或是投资可能带来的利益，但总之在中国急需资金的那个年代，他们的钱来了。

在那个年代，中国共引进了307亿美元外资，其中有70%是华侨、港澳台同胞和外籍华人投资的。

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主任何春霖曾经感慨地说： 华侨、港澳台同胞及外籍华人是投资中国大陆的先驱，是联系中国与外国经贸关系的“红娘”。

而40年后的今天，昨天的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情况暨第17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等情况举行发布会上，商务部部长助理李成钢表示， 今年东盟已经成为了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而中国，已经连续十年成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没有人能忽略那些曾经背井离乡的东南亚华人，在这其中所起的作用。

他们是真正穿针引线的人。

但还有一些华人，他们回来的身份，甚至都不是“华人”，而是“华侨”。

有人可能不知道“华人”和“华侨”的区别，华人是已经加入别国国籍的有中国血统的人， 而华侨虽然生活在国外，但仍然是中国国籍。

比如印尼富豪林文镜， 他从始至终保持着中国国籍，为此还放弃了加入印度尼西亚内阁的机会。

但要说爱国华侨之首，当属陈嘉庚。

他不在任何一个富豪榜上，但绝对可以排到爱国华侨榜前列。

他出生在福建厦门集美区。1891年，17岁的他前往新加坡谋生，在父亲开的米店工作。

此后，他一路做菠萝种植、橡胶种植加工、米业、航运业等等。

但他一生赚的钱，几乎全花在了中国。

1910年，36岁的他就开始支援辛亥革命和福建省财政；

抗日战争时期，他带领华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带领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等等组织。短短3年多，这个组织为中国筹了4亿多元；

打仗的时候，寒衣、药品、卡车，前线缺什么，他就送什么。他甚至专门投资建立了药厂，直供前线。

但他最令人振奋的成就也许是教育。

早在1894年， 20岁的他就把父亲给他成亲和家用的2000银元省下来，创办了“惕斋学塾”。

后来，清朝统治被推翻。1912年，他又回到家乡集美创办了幼稚园、小学、中学、师范、集美学校水产科、商科等等。这些学校共同组成了集美学村。

他创办和资助的学校有足足118所，最出名的是厦门大学。

1921年，他亲自选址，并拿出400万元筹建厦门大学，此后仍然不停地为学校提供经费。

与此同时，他的公司不断地遇到危机，1926年，橡胶价格暴跌，1929年经济危机，陈嘉庚的公司几乎面临破产。但他仍然在为这些学校提供经费，没有钱他就去变卖产业。

1932年， 一家外国大企业找到陈嘉庚，说愿意帮他拯救公司，条件是他停止资助厦大、集美等学校。

陈嘉庚拒绝了。

他说： 宁使企业收盘（倒闭），绝不停办学校。

厦门大学

1934年，陈嘉庚算过一笔账，他做实业30年，减去亏损，净盈利1320万元，但他创办厦大、集美等学校却花了1300万元。

20万元，这是这个富翁全家人30年的总花费。

去世时，他在遗嘱中这样写道：

像陈嘉庚这样的东南亚华侨还有很多，他们虽为了生活出走，但自始至终心中都装着故土。

他们将星星点点的能量汇聚到他们曾经生活过的这片土地上，和我们一样支撑帮助着它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尾声

有人说，人类的 历史 就是一部迁徙流动史。

大约4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就走出非洲，迁徙到世界各地，最终演化出了这个星球的主宰——人类。

此后，自然灾害、战火、工业革命、城市化进程...因为种种原因，人类从一个国家迁徙到另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迁徙到另一个地区，一个城市迁徙到另一个城市。

这背后，不过是人类最原始的本能——生存和繁衍。

时至今日，全球的华人华侨大概有4543万， 而东南亚的华人华侨足足有3348万，占了全部华人华侨的73.5%。

因为这3348万华人华侨放在整个东南亚，其实并不算显眼，只占总人口的6%。

那些曾背井离乡的东南亚华人们，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永远地留在了东南亚，和当地人结婚生子，融入当地的文化，成了他们所处国家的一分子，再也没有踏上回国这条路。

但他们中还有一部分人，在当地生活工作，以华人华侨的身份时刻关心着中国的发展，他们会回来寻根，会在中国遇到问题的时候施以援手：或资金，或发声。

他们中也有一部分人，即便身处东南亚，却从没有一天忘记过自己是中国人。他们把自己挣的钱，全花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没有体会过他们的生活，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去还原，背井离乡做苦力，没有什么文化的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付出了怎样的艰辛，才闯出了今天这片天。

我只希望，留在东南亚的他们，能被所在国温柔以待；

想要回来的他们，我们同样举双手欢迎。

⑸ 马来西亚的首富是谁

他一人身兼“两王”，先有“亚洲糖王”的美誉，后又有“酒店大王”之称，可他的事业还不仅限于此。 他一人身兼“ 两王”，先是享有“亚洲糖王”的美誉，后来又有“酒店大王”之称，可他的事业还不仅限于此。从白糖、酒店、房地产、船务、矿产、保险、传媒到粮油，他创建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王国，也创造了无数的奇迹。他可能是除了政治领袖外，最广为人知的马来西亚人。他就是杰出的企业家、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 郭鹤年的祖籍在中国福建福州。他的父亲郭钦鉴于1909年飘洋过海来到马来西亚，从店员做起，后来自己开了家咖啡馆。经过数年努力，创办了以经营大米、大豆和糖为主的东升公司，家境日臻富裕。 郭鹤年是郭钦鉴的幼子，他从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学成毕业后，便给经营白糖及米粮买卖生意的父亲做帮手。1948年，郭鹤年在新加坡创办了主营轮船航运的船务公司，这成为他的创业之始。 郭鹤年在二十余岁便能创业，固然与他出身富裕有关。然而，个人的胆识、才能以及超强的判断力和永不停歇的精神，才是他日后征战商海、名震四方的根本要素。 创立公司不久，父亲郭钦鉴病故。郭家经过开会后，决议组建郭氏兄弟有限公司，并一致推举博学多才的郭鹤年出任公司董事长。就这样，年纪轻轻的郭鹤年接过重担，正式成为家族“掌门人”。 为进一步发展事业，郭鹤年专程去英国做市场调查，并学习商务知识。在伦敦，他对糖业的经营做了全面深入的调查，对糖业的贸易状况也了如指掌。 回到马来西亚后，郭鹤年将事业重点放在糖业经营上，并创办了马来西亚第一家制糖厂。他看准时机，迅速建立遍布马来西亚全境的销售网，形成“原料－加工－销售”的“一体化经营”体制。他顺利向政府租借到大片土地，开垦成甘蔗种植园，大大增加了原料来源。在盯着糖业生产的同时，郭鹤年还关注着销售市场的情况。他大胆决策，赶在世界糖价上升前，大举在国际市场收购白糖，并投资糖期货贸易。所有的这一切，都为他赢得了丰厚的利润，为他日后扩大经营提供了资金保证。 到20世纪70年代，在国际市场上每年上市的1600万吨糖中，郭氏企业集团控制了10％左右。在马来西亚的糖业市场上，郭氏企业则占到了80％的份额。郭鹤年成了名副其实的“糖王”。 缔造王国打造香格里拉品牌 在挖到了糖业这第一桶金之后，郭鹤年并没有止步。他踌躇满志，在生意场上四面出击。借助于世界和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良机，靠着与政府、工商业界融洽相处的良好氛围，郭鹤年全面扩展着他的经营领域。 郭鹤年投资建立了面粉厂，并迅速发展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面粉加工企业。 1971年，郭鹤年与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合资建成了新加坡第一家豪华大酒店——香格里拉大酒店，而后，先后在吉隆坡、曼谷、汉城、香港、北京等大城市兴建、经营酒店，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扩张，打造香格里拉酒店品牌。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内地，就已建了近20家香格里拉酒店。 郭鹤年在其他方面的经营也非常出色。到20世纪80年代，郭氏集团除在马来西亚拥有众多企业外，在新加坡、泰国、中国、印尼、斐济和澳大利亚等地也打下一片天。

⑹ 马来西亚首富朱兆祥大约有多少资产

朱兆祥，男，1966年出生，马来西亚孝恩集团的董事经理，十几岁时就被父亲送到英国留学，学习会计与企管，不到20岁时就管理集团在英国投资的服务公寓，其父是已故拿督朱正华。据公开资料，孝恩集团是一个多元文化投资集团，涉及殡葬服务、陵园、地产开发、金融投资等领域，在马来西亚很有名气。但是，关于朱兆祥资产多少的问题，外界不得而知。据了解，朱兆祥并未出现在2020年胡润全球富豪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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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 马来西亚首富是谁

马来西亚首富是郭鹤年，他是马来西亚最杰出的企业家之一，2021年4月，2021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发布，郭鹤年以126亿美元位列《2021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171名。国内的益海嘉里金龙鱼集团就是郭老先生和他的侄子郭孔丰先生一同创建的。

⑻ 身价115亿、亚洲糖王、酒店大王，这个97岁的老人太牛了

前段时间，福布斯公布2020年马来西亚富豪榜。由于马来西亚经济持续放缓，加上新冠病毒的冲击，富豪榜上的“玩家”进行了一次大洗牌。

但有一位，稳如泰山，丝毫不受大局势的影响，连续20年蝉联马来西亚首富。

他就是——身家高达115亿美元，97岁仍在商界拥有一席之地的郭鹤年。

1950年，建立马来西亚第一家制糖厂，他被誉为“亚洲糖王”。

1971年，进军酒店业，设立世界第一家香格里拉酒店，“酒店大王”名号家喻户晓。

1984年，大举投资中国，花5.3亿美元建立中国第一个国际贸易中心，仅靠国贸收租郭鹤年每年就有50亿美元的收入。

1993年，涉及传媒影视行业，从英国人手中收购香港英文报——南华早报，成为世界赫赫有名的“传媒大亨”。

……

作为全球百大富豪的大马首富，郭鹤年身上有着太多标签和光环。

每一个标签可谓是含金量十足，而每一个光环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段鲜为人知的辛酸史。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富人家的孩子早立业

中国改革开放前夕，许多难民和劳工为了讨口饭吃，纷纷选择“下南洋”，而在这些普普通通的难民中，就有来自福建福州市的郭钦鉴，郭鹤年的父亲。

1909年，郭鹤年的父亲郭钦鉴还是个16岁的少年。为了谋生，他背井离乡，从中国福建来到马来西亚。

当时，郭钦鉴的几位哥哥在马来西亚已经小有成就，经营着一家名为东升的公司，一个两层小楼的杂货店，主营粮食、大豆、糖等生意。

刚到马来西亚的郭钦鉴，还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便听从哥哥们的安排，暂时在东升公司帮帮忙，做个搬货店员。

时值世界第一次大战，马来西亚的香料供不应求。郭钦鉴瞄准时机，通过米糖和大豆生意，赚到了第一桶金。

1920年，小有成绩的郭钦鉴和同乡郑格如结婚，在1923年生下了郭鹤年，郭鹤年排行老三，前面还有两个哥哥。

出生于富商家庭的郭鹤年童年过得并不轻松，在自传中郭鹤年曾这样描述自己的童年：“从我记事起，只有哭泣和心碎的感觉……”

郭钦鉴和郑格如是典型的“严父严母”。郭钦鉴身处动荡的时代，深知知识能给人带来的力量，于是在郭鹤年开始识字时，除了老师的家庭作业，郭鹤年还要完成郭钦鉴给他布置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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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郑格如就充当了郭鹤年的“家庭教师”。

虽然身在马来西亚，可郑格如对中国传统文化颇有研究。

郑格如会给儿子们讲中国各种传奇故事，从越王勾践到鬼谷子、孙膑，从小对中国传统文化耳濡目染的郭鹤年，立志向古人学习，做个隐士，低调行事。

虽然自己是商人，但郭钦鉴并没有让郭鹤年踏“这趟浑水”，而是希望他多读书，于是便送他到新加坡莱佛士学院深造。

但入学半年，日军便入侵马来西亚新加坡。那时，刚好正逢学年考试，郭鹤年在炸弹巨响的环境中备考到凌晨两点。

考完试后，学校宣布停学，遣散所有学生回家。但由于日军迅速推进，郭鹤年被迫与家人失去联系。

2015年接受《对话》栏目采访时，郭鹤年回忆那段时期，说到：“接下来的3年10个月里，我们被迫在日军铁蹄下生活，期间所有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人民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度日如年，日军的野蛮残暴罄竹难书。”

郭鹤年的家人也没能逃过日军的魔爪，三伯郭钦端不幸病逝，堂哥郭鹤青被日军拘捕，东升公司被迫停业。

家族企业的重担一下子就落在了郭钦鉴肩上。

郭钦鉴也没有让家族失望。战后初期，马来西亚消费品稀缺，当局实施物品统制。

任米粮统制官的达图翁与郭钦鉴私交甚好，于是他将采购大米和粮食的工作交给了郭钦鉴。

有了这层关系，郭钦鉴垄断了马来西亚大米和面粉市场，又将“东升公司”的名牌打响了。

东升公司也成为日后郭鹤年及其兄弟们创立庞大企业王国的桥头堡。

这时，郭钦鉴意识到，如果没有快速培养下一代人，郭氏的财富恐怕也留存不久，于是，他开始让三个儿子进入商业领域。

1947年，郭钦鉴给郭鹤年十万马币创业，郭鹤年只身奔赴新加坡，以这十万马币作为投资资本，创立了力务克公司。

这一年，他将从小跟在爸爸身边学到的商业知识，大胆地运用于实践中，并渐渐积累了丰富的从商经验。

1948年，父亲郭钦鉴去世，留下了生意蒸蒸日上的东升公司。

母亲郑格如害怕“兄弟争家产”的狗血戏份会在“鹤”字辈后代间上演，于是郑格如建议，郭家第二代把家族资产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家公司。

一年后郭鹤年与兄弟们组建了郭氏兄弟有限公司。

由于兄弟当中只有郭鹤年有丰富的从商经验，于是25 岁的郭鹤年被推举为董事主席，开始领航郭氏企业这艘商业巨轮。

没有什么就做什么

在郭鹤年的经营下，郭氏兄弟有限公司越做越好，但没过几年，悲剧重演。

1952年，郭鹤年的二哥郭鹤麟参加了“马共游击队”，遭到了英殖民政府的杀害。

事后，郭鹤年一家人都受到了当局的监视，无奈之下，郭鹤年只好暂逃到美国躲避一阵子。

1957年马来西亚宣布独立，而属于郭鹤年的机会也来了。

当时因为大马刚独立，因此消费品市场一片萧条，尤其是在炼糖厂上更是没人涉足。

而郭鹤年也是抓住了这个机会与联邦土地发展局合资成立了马来西亚第一家炼糖厂。

为了方便炼糖厂提取材料，1968年，郭鹤年大量种植甘蔗，开设甘蔗种植园，储存了大量的原糖。

两年后，郭鹤年便拿下了马来西亚糖业80%占比，建立了一张完整的东南亚“蔗糖销售网”，收获颇丰，赚得盆满钵满，也因此得名“大马糖王”。

1979年，郭鹤年更是靠着独特的商业嗅觉，在糖价上涨前大批量购入食糖，此后再高价卖出，一跃成为“亚洲糖王”，也因此成为了享誉世界的商业风云人物。

由于郭鹤年的举动，当地商家觉得糖业有利可图，个个都开始炼糖，都想来糖业分杯羹。

郭鹤年心想，过不了多久，自家的制糖厂的优势便会烟消云散，自己不能就此高枕无忧，让郭氏的脚印遍布各个领域，站在各个领域的前头，才是最安全的。

七十年代初，亚洲局势大体稳定，经济发展迅速，郭鹤年又注意到 旅游 业将是一个重点发展区域。而酒店则是 旅游 业的发展工具之一，环太平洋区域拥有促进 旅游 业成长的最大潜能。

于是1971年，郭鹤年投资1.6亿建立了当时新加坡最豪华的酒店—香格里拉酒店。

当时香格里拉酒店一度成为新加坡盈利最高的酒店之一。

郭鹤年趁热打铁，随后便在马来西亚、中国、泰国等多个国家建立了香格里拉大酒店，使其成为了一家跨国连锁豪华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甚至成为中国香港地标性建筑。当时为了在香港建立香格里拉大酒店，郭鹤年花了1.63亿的价格买下了维多利亚港的一块土地。

建成后，该酒店也为郭鹤年带来了不小的收益。

如今，香格里拉大酒店早已成为了国内外享誉盛名的连锁酒店品牌，郭鹤年也因此而被冠上了“酒店大王”的称号。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郭鹤年利用在糖业上积累的资本，以“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之势将触角伸向银行业、地产业、传媒等领域。

有着敏锐洞察力的郭鹤年注意到，香港是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交通、信息的中心，对郭氏企业王国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加上当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府好在竞赛，看谁能从财富创造者身上征得更多的税。

“两国均对我们的利润征收惩罚性的税率，如果你赚了1元，基本上只能剩下0.5元。”

于是，1974年郭鹤年有意将发展重心转移至中国香港，郭氏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陆陆续续移居香港，成立嘉里集团。

虽然已经在香港建立了香格里拉大酒店，但郭鹤年觉得远远不够。

有钱不是最重要的，掌握话语权才是最关键的。

上世纪90年代，郭鹤年再次巨资收购了香港英文报《南华早报》和香港TVB等媒体，进军媒体界，成为了新任的香港“传媒大亨”，从而通过媒体舆论，来为郭氏企业发展作势。

涉足了中国香港，郭鹤年也逐渐向大陆发展。

1988年，嘉里集团开始向中国大陆投资。在沿海和内地三十个城市投资发展数十个项目，有植物油、粮食加工、香格里拉酒店、房地产、可口可乐饮料。

而嘉里集团旗下最为大家熟知的品牌—金龙鱼，让公司收入持续增长，2019年，单是金龙鱼，就让嘉里集团收入1707.43亿元，是茅台收入的两倍，海天味业的八倍。

凭着金龙鱼食用油的收入，郭鹤年2019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排名第104位，财富值128亿美元。

做生意要打大算盘，不能打小算盘

之前，网上曾流传着一个段子：

“在郭鹤年家族旗下，不仅有着你每天上班的北京国贸，还有你每天要吃的金龙鱼食用油，以及你出差要住的香格里拉酒店。”

郭鹤年能将郭氏企业做到这种程度，可不仅仅是一个“富二代”的名号能简单解释的。

郭鹤年曾说，“做生意一定要有胆量，但是胆量得对生意，别对人。”

1973年4月，郭鹤年接到一个特别的任务。

中国华润公司找到他，告诉他国家现在很紧张，大量缺糖，而且钱也比较缺，希望他帮忙，低价从国际市场买30万吨的糖，同时也买一些期货在行情波动时进行套利。

虽然郭鹤年当时已是世界顶尖的“糖王”，可手上没有这么多货可以卖给国家。

到外面买的话，郭鹤年只怕消息一公开，糖价立马上涨20%到25%，毕竟30万吨可不是个小数字。

但郭鹤年毫不犹豫答应了，他心想国家正处于困境中，自己本就是中国的一份子，一定要帮一把。

“这个忙我一定帮，但我们都得非常之抓紧，要想得快，做得快。”

保险起见，郭鹤年还把自己的生意冻结起来，专门用一两月时间来替国家解决这个问题。

之后郭鹤年认为，只有去巴西才能买到这么多糖。

但作为“亚洲糖王”的他太显眼，如果亲自去一定会引起猜测。

恰逢两三周后，日内瓦有个大规模的国际糖业大会。

而低调行事、很少在镜头面前活跃的郭鹤年却立刻决定：派人到巴西去买糖，自己则特意报名去参加这个会议。

“我想，我和他们一起开着会，他们就不会想到是我在买糖吧。”郭鹤年回忆。

在日内瓦的郭鹤年，一边和国际同行推杯换盏、觥筹交错、“虚情假意”，一边抓紧部署和跟进着巴西的行动，“每一天都很紧张，过得提心吊胆”。

有一天，一位英国商人把郭鹤年拉到一边，很神秘地跟他说：“你知道吗？最近巴西很奇怪，两三个从来没见过的、很年轻的亚洲人，天天在糖区进出，好像有大事要发生。”

这可把郭鹤年吓了一跳，但还要装着很诧异也很重视的样子回应道：是吗？你还有什么行情、什么消息，一定要告诉我啊。”

转身，则是一身冷汗。

一战下来，他不但成功用低价为中国解决了30万吨食糖，还通过期货市场为中国赚了500万美金。

1973年，中国的外汇储备是：-8100万美元。郭鹤年一下子就为中国赢来500万美金，一下超过举国的外汇储备，绝对是雪中送炭。

但郭鹤年自己，却没从这么大的行情中赚到一分钱，相反还丢掉两个月的生意。

“如果我的公司也加入其中，肯定可以挣钱。”郭鹤年说：“但我不能那么做。因为这样就是对中国的不忠。这样说，可能太隆重。我的原则是，即使一个普通的生意，你答应了人家，也不应该跑两匹马。”

能为中国赚来500万美元，既是郭鹤年一次胆量释放的表现，更是郭鹤年有原则的体现。

答应了人家就要全力以赴做好，为人家好，而不是想着自己能不能钻空子。

通过这次事情，郭鹤年虽然丢了两个月生意，但郭鹤年收获了中国的信任，也悄悄地将目光投向中国大陆。

1974年，郭氏兄弟旗下的嘉里集团在中国成立了嘉里粮油中国有限公司，以知名食用油品牌“金龙鱼”成功打开了中国市场。

1984年，嘉里集团斥资5亿美元在北京建起了当时最高的国贸中心，而这一举动在别人看来，郭鹤年傻得不行。

当时，中国还处于恢复状态，投资环境很不完善，将钱投入中国市场，等同于将石头扔进大海，用力大，回报小。

而其他商人纷纷将钱放到海外，在海外赚得盆满钵满。有的商人甚至笑话郭鹤年，做了看不到头的生意，等着亏吧。

可郭鹤年什么都没说，一心默默地在中国大陆搞事业，他也没有急于求成，而是慢慢“等风来”。

郭鹤年说，“大算盘我会打，但小算盘，我不打，也打不到那么精。”

打大算盘，不打小算盘，这一直是郭鹤年的生意之道。

就这样，在郭鹤年的带领下，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慢慢建立起来了。

郭鹤年也开始成为各大富豪榜单的常客，并常年稳居华人富豪前十位。

如果你要问，当时做生意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偏偏只有郭鹤年当起了马来西亚首富？

或许是郭鹤年的“人生船长”母亲郑格如的影响，

郭鹤年办公室桌上一直摆着一块铁板，铁板上有一段话，那曾经是母亲郑格如在世时刻下的。

“儿孙能如我，何必留多财，倘若不如我，多财亦是空，不为自己求利益，但愿大众共安宁。”

母亲郑格如对郭鹤年的生意之道影响极其深刻。

亦或是郭鹤年引入商道的父亲郭钦鉴对他的影响。

“由于父亲是一位商人，诸如‘商业道德’、‘诚实’、‘一言九鼎’是他经常提到的词汇，这些都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但最重要的还是，郭鹤年几十年在商场上宠辱不惊的气魄、他做人的底线才真正决定了郭鹤年的一生。

在《郭鹤年自传》里，郭鹤年说：“只要做到谦虚、正直、不欺诈、不乘人之危，这世界上就有做不完的生意。我即使掌握了很多市场资讯，也从不胡来。我是一个坚信原则的商人，所以大家都挺喜欢我。如果算错了利润，我们会马上退回，从不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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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小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