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香港新加坡的反腐
① 新加坡反腐口号
高薪养廉
② 新加坡为什么能成为亚洲最廉洁的国家
瑞士洛桑发布的报告也显示，新加坡是亚洲最廉洁的国家。新加坡之所以能治住腐败并赢得举世赞誉，前总理、现任资政李光耀当政期间治腐有方功不可没。 李光耀位居新加坡总理之职31年（1959-1990年），下决心以法治国。他有自己的反腐败“四项基本原则”，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里面人人自由、法律外面没有民主、法律上面没有权威。 李光耀多次说，我是政府总理，我可以造就出许多百万富翁、亿万富翁，但我自己绝不能成为富翁。李光耀说：“除非你身体力行，否则便无法维持这种社会。” 李光耀说过，他可能是世界上最穷的总理。这话想来是指仅靠工薪的意思，没有任何的工资外“好处”和油水。李光耀没有自己的公务车，车子是自己掏钱买的，是标准的“私车公用”，买得起马还要配得起鞍，汽油费、维修费、冲洗费等等一切开销全是掏自己的腰包。住房必须自己掏钱买，没有什么官邸“公房”供官员使用，爱住多大全由自己掏多少钱决定，而不是官职的大小，李光耀带头住自己的私房，也就没有什么人好意思占用公房作官邸了。对于一些应酬活动，也不是放开肚子就可以猛吃的事，一切都有限制。国务活动或参加国际会议需要出国，费用有严格的规定，当事人只能领取最低的津贴，没有可能借机找借口找由头只要能开到发票就可以胡乱报销的“好事”，不可能趁机捞一把。国内的接待、会议、庆典，以及陪同来访的外国首脑或代表团参观观光，费用也防病量从俭，有一套严格而公开的财务制度，谁也别想从中揩油。所有庆典，礼仪简单明了，不搞铺张浪费那一套，不搞繁文缛节，决不允许官员到处题字、剪彩，更不准以此为由收受红包。官员不得向下级单位或所管辖的企业“借钱”，也不能暗示自己短缺什么需要什么，也不能也任何方式向下级单位要钱。 李光耀上下班自己提着公文包，他平时喜欢白衬衫白长裤，这并不是因为新加坡太热，而是因为白色象征着纯洁，这也是他对新加坡公务员一贯的严格要求：廉洁。他说：“如果我们允许你们把手放进别人放钱的抽屉里，那么，我们就全完了。”李光耀为政伊始，就把亲人召集开会，告诫他们不要产生攀龙附凤、趁机捞好处的想法，“从今以后不应该指望从我这里得到特殊照顾，你们应该完全像普通老百姓一样来对待自己。”他自己至今还住在父母的旧宅院里，他的官邸只有政府酬酢之时才启用。上梁正，才能镇下梁，李光耀对贪污腐败的惩处是严厉的。一些大官，如新加坡前国防部政务部长、前总统蒂凡等，都是在廉政的铁壁前碰破了头，丢了官。 李光耀惩治腐败立足于从根本上挖除腐败的念头和借口，这就是对定罪依据注重于看质，而不是量，主要依据的是“是否贪污受贿”，而不是“贪污受贿多少”。世界上许多国家往往把“数量”作为判断是否贪污受贿的标准，这就使受贿罪与一般受贿行为、受贿与一般馈赠、贪污与多吃多占等界限模糊，使许多人能够找到借口逍遥法外。结果，由于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腐败和贪污行为借此而滋生滋长，没有办法连根拔出。李光耀从政自始，就下定决心要在新加坡割除“东南亚之癌”，决不允许腐败分子在新加坡横行霸道，鱼肉人民。对贪污腐败，主要依据不是“数量多少”，而应该是“是否有这种行为”。李光耀支持一点，就是所有任公职的人，特别是手中有权的官员，绝对不能接受哪怕是一丁点儿的不属于自己的钱物，否则就触犯了法律。所以，公务人员受贿一盒香烟、接受家庭主妇几块钱小费等“微不足道”的事，在新加坡都要受到难以置信的严厉制裁。 对于行贿和受贿，李光耀认为应该严惩的首先是受贿者，这个本末不能倒置。贪污腐败的主体是社会的当权者，他们手中有权或居于“受人求”的地位，才具备了腐败的条件和可能。一旦他们无视宪法和法律或“刑不上大夫”而使他们得到纵容包庇，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必然滋生和蔓延腐败。至于行贿者以及为腐败者提供条件者，虽然也有不可宽恕的罪行，但不是构成腐败的主要方面，如果为官清廉、贪污腐败也就无从滋生，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所以，要惩治腐败，首先是治吏，依法治吏，重刑准备，防范在先。 新加坡立国的第二年，国会通过了《反贪污法》，该法给成立于1952年的贪污调查局权力加码，该局直接隶属于总理领导，向总理负责。贪污调查局局长和特别调查员可以不用逮捕证逮捕任何涉嫌贪污腐败的人，还可以逮捕任何受到指控或被怀疑违反《反贪污法》的人，无须公诉人的命令，可以行使《刑事诉讼法》所赋予的特别权力，行使警方特别调查的权力，有权入屋搜查，没收被认为是赃款、赃物的任何钱财或物品，有权进入各部门和机构，要求任何人提供所需的内部资料，有权要求涉嫌者说明财产来源，不能说明来源的，可以提交法庭审判。 对于集团犯罪，李光耀毫不手软，采取的是“一窝端”的办法。1970年至1971年期间，交通警察集体收受运输公司的贿赂，定期收受运输公司的钱，权钱交易是有目的的，当运输公司有违反交通法规的事发生时，交通警察眼开眼闭，一放了之。交警拿到贿金后平分中饱私囊。贪污调查局接手这个案子后，严惩了所有的罪犯，将这个贪污集团连根拔除。新加坡政府决心大，手段灵活，查处严厉，任何腐败案子只要一抬头，就迅速打击，在30多年间，新加坡没有什么集团性的大案要案发生过。 权钱交易，很普通的一个方面是体现在用人的腐败上，也就是花钱买官，这是最可恶的腐败。新加坡的公务员不可能由哪个头儿说了算，想提拔谁就是谁，而是有一套严格的选拔任用制度。每一个想成为公务员的人，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和体检，没有任何后门可走。 新加坡对公务员的品德特别强调。对他们的私生活管理得严而又严，日常交往的人员、家庭情况、个人兴趣爱好、个人有没有不良嗜好，如吸毒、嫖娼等行为，这种审查不是形式主义走过场的，而是滴水不漏的。李光耀认为，有不良嗜好的人进入公务员队伍，不仅影响政府形象，而且他们一旦有条件，就会萌发心术不正贪污腐败，容易走上邪路，所以从严审查“第一关”必须搞好，这是防止腐败的有效办法。 公务员必须是透明人。新加坡还有一绝就是公务员的品德考核制度。“紧逼盯人”，把监督实施在分分秒秒之中。政府每年发给公务员一本日记本，日记本编印好页次和年月日，每一页由公务员本人在其主管官员面前当面书写其宣誓书，保证其所记的内容均为事实，没有诳语，如果有虚假或不符合事实的记载，愿意受严厉的处分。公务员必须随身携带日记本，不得遗失，不准乱丢乱放，随时将自己的活动记载下来。在办公时间内，如果家属亲友来访，要详细记录来访者姓名和来访来由。日记本定期接受检查，公务员每周一上班时，要将日记本送交主管官员签字检查，完毕后发还，如果主管官员认为日记本有疑点，要将该日记本送交贪污调查局进行审查核实。如果贪污调查局通过其它渠道了解并认为此人有贪污行为，该主管官员就以知情不报、察情不严的罪责一并处罚。 对公务人员还实行行踪跟踪制。由国家贪污调查局等单位以及广大民众共同配合执行，对所有公务员，无论职位高低，尤其是新任公职的公务员，暗中派人跟踪，明察暗访他们的日常行动，看他们的私生活是怎样的？是否有嫖娼和赌博的行为，是否出入酒吧，有没有暗中与不法团伙来往，如果发现有劣迹，马上会派人秘密摄影，当事人在事实面前束手就擒，等待处罚。行为跟踪制度是一项极具震慑性的防腐防贪制度，对于任何想贪污腐败的人来说，到处都是探视镜头，到处都是天罗地网。 贪污腐败分子之所以猖狂，是因为他们的工薪收入与巨额赃款的落差，使他们敢于冒险，豁出去一搏。特别是临退休前狠捞一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即“59岁现象”。李光耀要用积极的办法使人们不敢“豁出去”，公积金制度是他的锦囊妙计。在职公职人员每月工资的40%为公积金，存在银行里等退休后才能支取。这个40%自己只在工资中克扣22%，还有18%由国家补贴，也就是说，国家除了每月发放工资，还要在公积金中补贴工资总额的18%。一个公务员如果从20多岁参加工作，到退休时将会有一笔数目巨大的公积金可以支取，多则几十万，少则十多万，足够保证过一种吃穿不愁，衣食无忧的生活。中央公积金是扎实而可靠的保障既是福利，又是一种廉洁抵押，对于胆敢贪赃枉法的人来说，公积金是惩罚的筹码，贪污腐败者被法律宣判后，他的全部公积金将被没收，上缴国库。 李光耀不搞唯精神论，也不搞唯物质论，他能把物质和精神直辖市得恰到好处，形成新加坡积极的反腐手段。政府每年都统计出私营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工资水平表，然后予以平衡，不让政府部门平均工资水平低于私营企业，政府部门的工资水平在整个新加坡社会中是高居前位的，高级公务员月薪是社会一般水平的10倍以上，与一些社会精英部门相比，如商界、律师界、医疗界等等，工资的绝对值还是比不过的。所以，李光耀一方面运作高薪，一方面依然也强调奉献精神，倡导担任公务公职的人应该作出一些牺牲。原律政部长巴克是私人律师，每月收入是他当部长的3倍，当时公务员工资还比较低，他感到难以养家供孩子上学。因此，他不得不向李光耀提出辞呈，想回去干老本行。李光耀没有同意，与他深谈，然后又替他加薪一倍，巴克得以留任。现在新加坡的最高级领导人王鼎昌、昊作栋等人，在担任公职前都曾是私人机构的高级职员，有着巨额收入，现在的工资不能同日而语。李光耀经常要求公务员做到“大公无私”，要“在简朴的生活环境中为千秋大业作出伟大贡献。”
③ 李光耀谈“新加坡模式”：我们是如何反腐的
我们会接受那些能够使国家运转得更好的美国式的制度和做法，但我们也要保持自我。在这个变动的世界里，固步自封者会失败。 比如说，我们取消了一夫多妻制，所有的妇女都受到教育，获得公平的就业机会，男女平等。但在这一进程中，也出现了新问题。因为平等了，妇女不必结婚，挣钱可以比男人多。30％的男性和女性是未婚的，而且已婚夫妇平均也只有1.2个孩子。所以，我们正在大量从整个地区以及从印度和中国移民。但这些移民一旦留下来成为新加坡公民，也只有平均1.2个孩子了。我们不得不面向男女机会平等的新社会结构作进一步调整。 李光耀：不同意。如果我们是公司，目标就是盈利。新加坡社会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发展经济，实现繁荣，从而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平等的社会，这个社会对我们所有的朋友都亲切友好，彬彬有礼，而且有帮助。 看看美国，它有非常有活力的经济，其制度是赢家通吃。如果你是网球冠军、高尔夫球冠军或篮球明星，你能挣好几百万美元。不仅因为获奖，还因为可以卖冠名权给各类消费品，所以老虎·伍兹成了亿万富翁。我们鼓励这样的做法。区别在于，在美国，如果你是输家，你就沦落到社会底层；在新加坡，即使你输了，政府仍然会确保你有体面的生活，确保你所有的孩子将来能和别人得到同样的机会。 李光耀：我们相信自由市场经济。但自由市场经济的收益不能以自由放任的方式进行分配。通过税收制度，我们进行收益再分配，使居者有其屋；子女可平等地受到教育（不论贫富，上教学质量一样的学校）；如果你去医院或诊所，你能得到同样的基本医疗服务，但是付不同价格；我们也有面向全民的娱乐设施。不过我们不是完全平等的社会。在完全平等社会，没有人会尽全力，社会将会蒙受损失。 李光耀：中国面临着严重的腐败问题。因为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中，官员始终有特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曾创造了一种新制度，钱买不到一切。商店里空荡荡的，人们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只能靠干部系列中的级别获得商品和服务。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之后，钱很快能买到东西了，商品琳琅满目，中国大量进口，许多商人也富起来了。官员们为挣大钱的人颁发执照，自己只拿着几百元薪水，住小房子。所以一些官员开始为自己谋利益，导致了今天你们都看到的情况。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俄罗斯和越南。 新加坡当年怎样应对腐败？首先，我们没有经历过钱不重要的社会制度。其次，当看到腐败大量出现在新加坡时，我们决定清除腐败。我们的反腐办法是自上而下。我们成功地清除了许多犯罪团伙，那些搞走私、绑架、卖淫和吸毒的华人黑社会。我们还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任何人只要发现腐败罪就要进监狱。如果你拥有财富，但无法证明来自正常的收入来源，你就被认为涉嫌腐败。 最重要的是领导人要严于律己。曾有一位新加坡的华裔部长自杀了，原因是他在出让政府土地时受贿100万美元，将被起诉。另一个部长因为从一个发展商那里获得一处豪宅而被判刑五年。从这些教训中，人们开始知道腐败是不可接受的。反腐现在还是很难，因为我们的商人必须要到海外投资经商，很难不通过送礼就顺利开展业务。不过他们必须记住，如果回到新加坡还如此行事，等待他们的只有监狱。 李光耀：我们现在怎么防止官员受贿？就是付他们市场水平的薪酬。政府雇用的律师、医生和官员都可以获得相当于私营部门同等级雇员八成的薪酬。我们通过所得税数据了解私营部门的个人收入，将六个行业缴纳所得税的最高5％加权平均。政府就是要聘用这一水准的人。所以，在整个东南亚，我们的部长和官员是薪酬最高的，但也是最穷的。不过在新加坡，如果你贪污受贿，就会毁了将来，毁了一生。 李光耀：良好的治理并非来自意识形态驱动，需要非常务实，适应一国的国情和文化。适用于中国的办法未必适用于印度。中国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办法。的确，正是良治环境使新加坡成为全球的金融枢纽，基金经理们在这里管理着总额达7200亿美元的资金，其中80％是离岸资金，80％在新加坡之外投资。良好的治理不仅使我们受益，也惠及亚洲和世界上其他地区。在全球化背景下，为了保持高速增长，我们必须吸引海外人才，加强本地人才队伍。有能力的人可以选择哪里更适合自己和家庭生活。良好的治理有助于吸引人才，例如安全的环境，平等的机会，好的教育和医疗条件，高质量有效率的公共服务系统和充满活力的社会环境，都有助于吸引人才。 新加坡的国有企业由我们的核心控股公司淡马锡经管。在上世纪60年代，政府积极地成立各类公司，率先进入私人企业不愿进入的领域；至80年代，淡马锡的下属企业发展成熟，逐步私有化并且上市。最近几年，淡马锡在海外进行风险投资，其长期目标是建立一个投资组合，使其资产的三分之一在新加坡，三分之一在发达国家，三分之一在亚洲其他国家地区。新加坡财政部是淡马锡的单一股东。财政部要确保一个有能力的董事会来管好淡马锡。政府不会干预淡马锡及其子公司的日常管理，也不会给淡马锡或其子公司任何特殊照顾。淡马锡以商业原则经营，自由选择本地或外国合作者，而且必须和其他公司一样，通过竞争投标才能获得政府项目。
④ 为什么香港和新加坡的政府廉洁高效呢
新加坡一向是以出了名的严刑峻罚出名这就不说了
香港以前也是很乱的
ICAC 出来后才好些
但个人觉得还有个最大的原因是
随着香港和新加坡经济的成长
公务员的待遇也水涨船高
在待遇不错且公职不容易进的原因下
机关吸引了许多菁英的加入
自然水平高些
而公务员也不会为了一点小钱
拿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金饭碗开玩笑
就像中国也是
在一些偏远地方可能出现的乱像
在北京和上海等地就不太容易发生了
道理是一样的
当然, 港新贪官污吏那也是一定也会有的
全世界皆然
⑤ 有关新加坡反腐成功的模式正确的是
新加坡反腐成功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
健全的法制和严格的执法作风。在新加坡贪污受贿是重罪，处罚很严重，并且政府绝不姑息。这就导致犯罪成本很高。
为官员提供高收入，使他们可以过比较体面的生活，这就是所谓的“高薪养廉”了。通过高薪养廉，大大降低了犯罪动机。
新加坡地方很小，管理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它的面积大概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三四线城市，人口也只有几百万。
综上所述，由于犯罪成本高，犯罪动机低，且国土面积小，人口少，管理容易。李光耀成功打造了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
⑥ 新加坡为什么比香港廉洁
一方面新加坡高薪养廉，使其没有必要贪污。另一方面加大惩处力度，使所得利益小于违法成本，便是官员廉洁
⑦ 不太懂为什么西方对贪污罪普遍量刑很轻，就说新加坡最高也就七年，香港为英国殖民地贪污盛行时也就最高七
其它国家不太懂。但美国99%没有贪污问题。他们的官员和官员子女财产都公开，更没有关系链。而且它们法制的制度是三司不得干涩。在选法官的问题上是从律师上选出来的。而且一个法院一个案件都公开的。有了钱和地位的法官们，根本不会去冒贪污这个险，风险和代价太大。而且官员对官员的举报，可以直接像最高部门举报。也可以游行抗议。简单的说，就算出了一个小的腐败问题，就容易变大，可能全美国人都知道了，也可能全世界。所以还想继续做美国人基本不会去贪污。就像背叛国家似得
⑧ 如何反腐
刚刚过去的中共十八大把反腐败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新领导层一上任也即刻把反腐败提高到其最高的议事日程上来。反腐败方面的新发展对中国政治意味深远，具有多方面的含义。首先，把反腐败提高到执政党那么高的议事日程，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的腐败本身也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实际上，刚刚过去的一年，中国政治充满了腐败的丑闻，从基层一直延伸到顶层。十八大结束没有几天，就有多名高官被暴露出腐败案件。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很少见。其次，腐败的深度和广度，已经深刻影响了执政党的形象和合法性。很多年来，高层一直在警告全党，腐败会“亡党亡国”。现在，各方面都已经感觉到了，如果腐败不能得到整治，那么“亡党亡国”越来越具有现实性。其三，新领导层展示了反腐败的巨大政治决心，在最低程度上减少腐败对执政党所能产生的致命影响，在最大程度上提高和巩固执政党的合法性。很简单，如果执政党继续腐败下去，哪有能力来实现民族复兴的使命。
不过，人们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反腐败才有效？反腐败早已经不是新鲜事。改革开放以来，每一届新领导层和新政府都是反复强调反腐败的，反腐败运动也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同时，中国也一直在向世界所有清廉的国家和社会学习，学习它们如何有效反腐败。到今天，能学的，已经学了；能做的，也已经做了。但为什么腐败还是继续变本加厉呢？这才是需要人们深刻思考的。
一句话，中国并没有根据中国体制本身的特点，来设计反腐败体制或者机制。那么中国体制的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如果说多党制国家的主要特征是外部多元主义，中国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内部多元主义。本栏曾经多次强调，中国内部多元主义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内部多元主义过度。这种内部多元主义如何表现在反腐败方面的制度特征上呢？又如何对反腐败产生着负面的影响呢？
概括地说，表现在反腐败方面，内部多元主义主要表现为反腐败机构过多，内部权力过于分散，不够集中。不仅党、政、人大、政协等等都设立了反腐败机构，主要组织和机构都有自己的反腐败机构。较之其他所有国家，中国的反腐败机构是最多的。
太多反腐败机构相互掣肘
内部多元主义产生了诸多弊端。首先，内部反腐败机构过多的逻辑结果，就是反腐败责任极其不明确。这就导致了中国传统中典型的“和尚与水”的关系，即“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机构众多，又不互相协调或者协调得不好，导致了太多的权力内耗，各个机构之间矛盾重重。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不同机构具有不同的利益。尽管各个机构名义上都是为了反腐败的，但实际运作的结果就是权力的争斗，反腐败反而演变成每一机构的“副业”。这是所有官僚机构运作的逻辑。因此，只有把众多的机构整合起来之后，它们的利益才能一致起来。
其次，机构众多会给腐败提供很多机会。为什么？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机构众多，反腐败不力；第二是，反腐败责任不明确，使得腐败有机可乘。其三，反腐败机构众多也导致了这些机构本身的腐败。因为所有这些反腐败的机构从属于不同的上级机构，因此，其它的机构有多腐败，反腐败的机构也必然有多腐败，甚至更腐败。反腐败机构往往掌握着有关腐败的信息，这些部门的领导人更有技术和手段不仅来进行腐败，而且能够逃避反腐败。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公检法系统，是最腐败的一个系统的主要原因。
过去很多年里，中国各个反腐败机构派大量的干部官员到香港和新加坡去考察，学习这两个政府的反腐败经验。也应当说他们学到了不少经验，但一旦放到中国的制度环境里，这些在新加坡和香港非常有效的举措便不再有效。所有到这两个社会考察的官员都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香港的廉政公署和新加坡的反贪局都很小。一个小小的反腐败机构就造就了一个清廉的政府。在这两个社会，除了人们一般所说的高薪养廉、政府透明等因素外，就反腐败制度本身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权力高度集中，责任高度明确。反腐败机构又直属最高领导层。一旦发现腐败，应当承担责任者就非常明确。也因为责任明确，反腐败机构在预防腐败方面更是尽职。当然，另一个特点是，无论在新加坡还是香港，社会力量参与反腐败也非常得力。
很显然，当内部多元主义导致着诸多负面效应的同时，外部多元主义缺失更进一步使得腐败不可收拾。外部多元主义并不是说，中国要像其他国家那样，设立反对力量或者反对党。反对党并非反腐败的有效机制。很多人相信，只有多党制才能反腐败。但从经验看，这种观点显然过于简单。世界上那些实现多党制的社会，也同样非常腐败，甚至更为腐败。从外部制约来看，社会的参与要比反对党的参与更为有效。反对党的参与就是要夺取政权，夺取政权之后也往往同样腐败。而社会的参与较少政治性，更多的是为了一个清廉政府，因此更能有效地反腐败。不过，在中国，社会并没有有效的参与反腐败管道。一些制度例如举报制度一直存在着，但往往是名不符实，在很多方面也会产生很多负面效果。应当指出的是，在互联网产生之后，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很快的变化。不过，社会对反腐败的参与总体上看，仍然是需要通过非正式的管道。
那么，通过怎样的制度改革才能实现有效的反腐败呢？
一句话，要大力减少内部多元主义，强化反腐败机构的权力。这方面，可以参照近年来大部制建设的经验，设立一个反腐败大部制，整合目前各个反腐败机构。当然，在这个机构内部可以设立不同的反腐败部门。同时，这个结构应当直属最高领导机构。
面对大面积的腐败，如何入手？在反腐败的手段和政策层面，人们需要一些新思维。除非发动毛泽东时代那样的大面积的群众运动，全面反腐败不仅不可能，也很难有成效，更有可能产生巨大的反弹。毛泽东时代已经过去，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群众运动也过去了。面对新时代，人们应当换一种思维。首先，反腐败要依靠已经开始出现的“竞争性政治”。近代意义上的政治已经在中国开始，那就是干部官员之间的“竞争”。目前的这种竞争，因为明文规则的缺失，仍然很不规范，但最终逐渐会规范起来。各国政治经验表明，政治竞争本身就会通过各种方式暴露官员的腐败。实际上，今天中国很多腐败案件的发生（包括那些在互联网上曝光的案件）与其说是反腐败的结果，倒不如说是“政治竞争”的结果。对执政党领导层来说，所需要的是要利用“政治竞争”这个大趋势，而不是阻止这个大趋势。
要给清廉一个机会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要给清廉一个机会。中国的腐败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于清廉者没有生存的空间。很多腐败官员并不是一开始就腐败的，而是“屁股指挥脑袋”，到了一个腐败的环境，就不得不腐败。在党内，也并不是每一个官员都想腐败，也有一些官员不想腐败，但在全面腐败的环境里，“清廉”就成为一个人的巨大负资产。因此，应当考量的是如何给清廉一个机会？这是有可能的。例如可以通过人事录用机制，在任命官员的时候，可以问其是否愿意公开财产。如果不愿意者，那么不被任用。这至少可以避免“带病上岗”的局面，就是那些已经腐败的官员不再被继续任用。这部分人肯定很大量，不可能人人都被查。但即使不去查他（她），至少可以中断其生涯。而那些愿意公开财产的官员，则可以被继续任用。
从具体的制度设计来看，也有很大的空间来改进反腐败的制度能力。首先，反腐败机构内部可以设立一个道德委员会。腐败既可以是狭义上的经济腐败，也可以是其他方方面面的，例如性贿赂、包二奶等等。这方面可以经过道德委员会来处理。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设立有针对官员操守的道德委员会。在中国，道德委员会可以强化党政官员的职业伦理。中国历来被视为是一个道德国度，对官员的道德压力不仅必要，而且也可以对官员产生巨大的道德压力。
其次，反腐败不能是“左手”反“右手”。在一党制下，反腐败不力往往是因为“左手”反“右手”之故。大量的腐败都发生在“一把手”群体，也就是党的主要领导和其相关的官员。“党的领导”原则表明党的主要领导的重要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反腐败？要通过制度设计。反腐败机构要错位设置，“下管一级”。和干部任命制度一样，对下一级官员的监督和检查要有上一级反腐败机构来做。也就是说，反腐败的权力不能由同一级官员来行使。同时，反腐败机构的工作人员的收入来源等等，都要和同一级政府割离，保证他们不受同一级政府的影响。
中国的腐败已经高度社会化，侵入社会的各个角落。从各国经验来看，在如此广度和深度的腐败环境中，只有通过培养清廉官员，从精英开始，然后逐渐扩展大社会的各个领域，最终才会有建设清廉政府和清廉社会的可能性。
在减少内部多元主义的同时要增加外部多元主义，即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反腐败。但外部力量反腐败也必须体现为制度行为。例如，社会审计制度很重要，很多方面可以让专业的审计组织，尤其是那些具有良好声誉的审计机构来参与反腐败。这样可以避免内部审计的弊端。这应当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即政府向社会收购服务。
再如，要有效利用媒体的力量，尤其是新媒体的力量。媒体至少能够为政治和行政的黑箱操作投入一些阳光。媒体不仅仅可以揭露腐败，更可以产生强大的社会压力。腐败能够大行其道，能够招摇过市，主要是因为没有阳光。如上所说，中国的媒体尤其是新媒体，已经开始在揭露腐败方面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但这方面需要提高其制度化的水平，而不能一直停留在偶然和自发的水平。如果没有有效的法制的支撑，社会自发反腐败所要承担的高成本和风险，会使得反腐败不可持续。
总之，反腐败是一项综合政治工程。要找到重大的突破口，制度设计最为重要。如果继续依赖于传统运动式的反腐败运动，继续依靠超越法治的政治手段，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最终会导致更多的腐败。要遏制人性的腐败，一整套可以导致清廉行为的制度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