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如何惩治贪污腐败
Ⅰ 据说李光耀的铁腕反腐，有“三大硬道理”值得借鉴，究竟是何
他的这三大硬道理分别是官员的要做君子、官员的收入必须要合理合法、对于贪官污吏的惩罚必须要严苛，这三个道理无论是从法律层面还是从人情层面都是非常合理的，当然值得借鉴。李光耀作为新加坡的前总理，使得新加坡无论是国内发展还是整个官员体系廉洁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他执政期间，整个国家贪官污吏减少了，许多甚至被评为世界最廉洁的国家之一。
而另一方面，他对这些贪污受贿的官员惩罚也是非常严厉的，曾经有一名狱警，因为收了犯人的15元跑路费，就被判了三个月的刑法。即便是贪污一新元，在新加坡都会被认定为贪污受贿行为。也正是由于如此严厉的刑罚，给那些贪污官员增加了犯罪成本，使得这些人望而却步。他的这三个道理，无论是放到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具有很大参考意义的，面对这些贪官污吏，我们一定要用法律的笼子将他们牢牢的束缚住。
Ⅱ 如何防止腐败
反对和防止腐败的治本途径就是要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道德体系 .源头治理是防止腐败产生的根本途径. 现实中暴露的大量腐败现象，更是充分说明了人的思想觉悟状况的重要作用。为什么在同样的环境和条件下，有的人能两袖清风、遵纪守法，有的却贪污腐化、以身试法，关键在于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决不能忽视教育这个“本”。反对腐败，最重要的、最积极的东西，还是靠广大党员干部的内在因素，也就是每个党员干部的自身觉悟。离开了这一根本因素，再好的反腐败措施都会显得无力。
一是进行理想和信念教育，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二是进行艰苦奋斗的教育，树立勤俭的生活态度。三是进行法纪教育，增强自律自控能力.四是是实行职权分解，加强对权力的约束。五是是实行办事公开，增强用权行为的透明度。六是健全监督机制。七是强化体质改革，重视制度建设。
Ⅲ 外国对腐败惩罚的措施
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历史起点，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既要认真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倡廉工作的规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又要按照十七大积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的要求，注重研究和借鉴国际反腐败有益的经验和做法。这既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新要求，也是落实中央颁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重要举措。 当前，腐败已成为全球性问题，而腐败发生较多较频的地域国家，往往是新旧体制并存交错，制度不完善，腐败的滋生、蔓延繁殖空间较大的国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这些年我们不断加大反腐力度，为什么仍然形势严峻？这就说明过去我们的一些做法肯定存在着自身的弊端。因此，学习吸收国外反腐成功经验十分必要，对比那些反腐比较成功国家的做法，在比较中借鉴吸纳，在比较中发现剔除。国外反腐成绩突出的国家，都经历过市场经济初期腐败频发高发期，相应地，他们在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管理思想、政治治理制度上进行了长时间的反复摸索，并为此付出了高昂成本，形成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理念，如“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以权力制约权力”等；并建成了一套反腐败的预防、教育和惩罚的比较完善的制度机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做法，必须符合中国国情，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一、注重教育预防的基础作用。 国外在反腐倡廉中，把教、防、惩三项措施互相结合，并特别注重教育预防,并且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俄罗斯把提高全社会法律意识和法律从业人员专业水平作为《俄罗斯联邦国家反腐败计划》的重要措施，重点是完善教育培训机制，提高法学领域的教育质量；在实行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联邦国家教育机构内，在遵纪守法和精神道德教育中增加反腐败教育的内容；整体提高社会法制文化水平等。芬兰的年青人进入公务员系统，第一项最重要的教育就是从政的清廉，弄清腐败的界限，即接受礼品或请吃的上限。德国的法律细到官员15欧元以上的礼品必须上报都有明确规定。澳大利亚监察机关用20多种语言下发各种小册子与卡片，向群众宣传什么是受贿，如何举报，并公布举报电话，使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在腐败犯罪的预防体系构建上，颁布预防性反腐败政策；构建预防性反腐败机构；制定公共部门、检察机关、私营部门的反腐败措施；统一公职人员的行为守则等。在美国， 每名公务员进入政府部门时,由部门廉政官员进行至少1个小时的廉政规定培训,使其明确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以及为其提供反腐败的有关信息、咨询、联系方式,针对不同行业、单位和不同岗位、职位提供相应的反腐败措施以及廉政忠告。政府廉政办公室负责对各部门廉政官员的培训,并对各部门开展廉政教育进行指导。对民众广泛的进行道德价值标准和廉政文化的培养，北欧国家普遍认为“文化是制度之母”，十分重视廉政文化的培养，尤其是对国家雇员首先强调的是内在的人生信仰、道德操守，然后才是外在的法纪约束。芬兰最高检察院总检察长马蒂.库西马基认为，公民的自律是防止腐败的最有效手段，在这个连续五年被“透明国际”组织评为世界上最廉洁国家里，贪污受贿、侵吞社会财富等如同盗窃一般，被视为卑鄙肮脏的不义之举。丹麦这个基本上没有穷人的国家，“终身学习”不是口号，在这个国家里，身份平等、机会平等、社会安全又透明，每个丹麦人都能安心做自己想做的事。瑞典重视公民的诚信建设，社会诚信体系完备。在这些国家里，以廉为荣、贪污为耻的道德传统和社会氛围，对公民廉洁自律有极大的影响力。新加坡连续十三年成为透明国际组织的廉洁排行榜前十名的亚洲唯一经济体，在一党长期执政条件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功地避免了由于集权和缺少监督而引发的权力滥用及腐败问题，其重要的一点是十分重视廉政文化建设，高层领导率先垂范，对党员和整个社会培养廉洁意识，对党员灌输危机感，避免了由于自我放松而导致腐败。培养儒家价值观，注重儒家所倡导的品德，主张以儒家思想治国和强调君子执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特别重视维护自己的道德权威。 二、建立完善的反腐廉政制度。 坚持依靠“立法建制”反腐败，建立一套与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治体制相适应的权力运行和监督制约法制体系，是许多国家反腐败的成功经验。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等一系列法规和文件的陆续颁布，反腐法规制度超过1200件，已逐步构建起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但制度的完善和协调有许多地方值得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一方面要加强立法。国际反腐败经验证明，除在体制机制上需要不断创新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加强反腐败立法，这种立法越完善、越规范，就越能有效预防、遏制和治理腐败。例如，许多发达国家已建立起完备的政治公开透明制度、新闻独立和新闻监督制度、官员责任追究和弹劾制度、规范政党筹款制度、政务官与事务官分离制度、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公共采购招投标制度、金融实名制度、议会、司法、审计、公众的监督制度等。而且法律法规制定非常详尽，尽量不留死角。美国自1883年以来就先后出台了《政府行为道德法》、《联邦贪污对策法》、《有组织勒索、贪污赂贿法》等数部法律，形成完备的廉政法律体系。美国反腐机构认为,阳光就是最好的防腐剂。为此,美国制定了许多法律来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最着名的就是出台《政府阳光法案》,要求行政机构的会议除特殊情况外,应公开进行。还出台了《信息自由法》,并通过《廉政改革法》,完善了财务公开制度,要求政务官员必须公开财产情况,包括自己及其配偶、子女的收入来源、金融投资、拥有股票、房子以及债权债务等情况。1974年美国国会就通过《联邦选举法》,对个人、政党等组织捐助联邦竞选款项及开支作了严格限制,禁止超过100美元的现金捐款,捐款额不能存入自己账户,使用情况必须公开,进一步净化了竞选资金。新加坡制定的《公务员行为与纪律条例》、澳大利亚出台的《公务人员行为准则》、墨西哥推出的《公务员职责法》、韩国制定的《公职人员道德法》、菲律宾制定的《公共官员与雇员品行和道德标准法》，等等，都对规范公职人员行为，遏制和治理官员和公务人员腐败，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一些国家还在实行财务审计监督、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限制“金钱政治”、严格对公务员选任与管理等诸多方面进行专项立法，从而防止公职人员腐败、便于公民依法举报腐败罪行、确保执法机关依法查处腐败行为等，收效良好。我们借鉴这方面的立法经验，拿来有用的东西，并按照“于法周延、于事简便”的原则，努力使法律制度更加科学、管用，就能进一步推进我们的反腐败法制建设，使反腐倡廉工作走上法治化轨道。另一方面注意制度的相互配套支持。如新加坡公布《防止贪污法令》打击贪污腐败，又制定中央公积金制度，围绕公积金制度，又完善了国家公务员个人与家庭申报制度，再相应完善了股票帐户检查制度，金融实名制度，公务员行为日志制度等，具有良好的操作性。同时，重视制度规定的执行与落实，杜绝那种长期以来的人大于法、权大于规的现象，维护制度的尊严。 三、加大权力运行的监督作用。 西方发达国家监督公权行使的措施给予我们很好的启示。一是注重以权力监督权力。西方发达国家在加强权力监督的实践中，形成了公民、民间组织、利益集团和新闻舆论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公民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如西方国家的“普选制”，公民享有的举办、申诉等权力。民间组织如德国的“透明国际”，利益集团通过对公共权力的监督维护各自的特殊利益，使公共权力完成了对各方面利益的考虑而失去了滥用权力的机会。“议会监督”，议会对政府施政、财政、人事等事项进行监督审查，利用质询、调查、同意、纠正、不信任投票、弹劾、审判等形式将行政部门与国家高级公务员置于其严密监督之下。以宪法为依据的议会监察，是西方现代监察体制的核心，最具权威性与代表性。二是突出反腐机构独立性与制度的权威性。没有独立于被监督对象的地位，则没有真正监督权威，也没有公正的监督，这在国外已成为一条公理。一些国家往往通过立法赋予承担监督惩处职责的反腐机构极大的权力，并规定直接对议会或行政最高首长负责，使其具有法定权威与地位。如英国的罗伦委员会、澳大利亚的行政监察委员会、芬兰的政府内部审查官、新加波的反贪污调查局、法国的行政法院等都具有实际意义的独立，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专门反腐机构都直接对议会负责；新加坡、韩国等则直接对最高行政长官负责。它们可以独立地享有调查权、侦察权、询问权、帐户财产冻结权、警戒提醒权、官员评议建议权、传讯权等，有些还有逮捕权、检控权。而各国惩治腐败官员的司法机构则完全独立依法地行使侦察起诉、司法审判职权，只对法律负责，从而有效地排除了人为干扰，对腐败份子的惩处能做到毫不手软，确保了反腐败的实际成效。另外，在机构独立的基础上，反腐败机构还有较高的层次和较广的工作范围。如联邦调查局是专职调查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机构,调查范围极其广泛,且不受地域限制,有权调查200多种犯罪案件,其中包括政府官员贪污、挪用公款、国际间贩毒、洗钱案以及其他影响较大的腐败案件。197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独立调查委员会法,设立了独立检察官制度。独立检察官是调查美国政府舞弊案的专设职位,具有独立调查并起诉政府官员的权力,只要不犯明显的重大过失,任何人无权罢免。这个制度实施以来,先后查实了水门事件、伊朗门事件以及克林顿与莱温斯基不正当关系案件等。三是真正启动对相关官员问责、弹劾、罢免程序。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行政问责制中,以美国最为典型,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运行机制和法律体系,行政问责制已成为通行的政府管理机制。在宪法中有明确对总统问责的具体规定，除此之外，许多联邦、州法令和地方条例也对政府与官员的责任作出了直接的规定，包括财产申报的规定、公职人员行为准则的规定，等等。四是为监督提供有效的物质保障。国外研究认为，公职人员个人收入的高低，与涉足或抵御腐败有一定的关联性。提高其工薪水平，使其保持体面的生活，对增大腐败成本、抑制腐败的动机，具有现实意义。新加坡政府让大多数普通公务员的工资保持社会中上水平，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相应调整。将政府政务官员和行政服务公务员的工资与私人其余部门正式挂钩，使公务员的工资市场化，是他们的工资接近市场价格。高薪一方面使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得以将社会上绝大部分最优秀的人才纳入党和政府的体制中，更重要的是使党员有丰厚的物质基础，没有必要贪污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许多发达国家以现货、期货等形式高薪养廉，并且薪金随着任职的年限、功绩而不断增加，即使退休后也有足够的生活保证，从而为反腐倡廉奠定起重要的物质基础。 反腐倡廉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和突出任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应借鉴国外反腐败成功的经验和措施，建立行之有效的预防机制，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制度体系，理顺权力结构，建立独立的反腐组织系统，强化教育等方面作出新的努力，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Ⅳ 李光耀谈“新加坡模式”：我们是如何反腐的
我们会接受那些能够使国家运转得更好的美国式的制度和做法，但我们也要保持自我。在这个变动的世界里，固步自封者会失败。 比如说，我们取消了一夫多妻制，所有的妇女都受到教育，获得公平的就业机会，男女平等。但在这一进程中，也出现了新问题。因为平等了，妇女不必结婚，挣钱可以比男人多。30％的男性和女性是未婚的，而且已婚夫妇平均也只有1.2个孩子。所以，我们正在大量从整个地区以及从印度和中国移民。但这些移民一旦留下来成为新加坡公民，也只有平均1.2个孩子了。我们不得不面向男女机会平等的新社会结构作进一步调整。 李光耀：不同意。如果我们是公司，目标就是盈利。新加坡社会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发展经济，实现繁荣，从而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平等的社会，这个社会对我们所有的朋友都亲切友好，彬彬有礼，而且有帮助。 看看美国，它有非常有活力的经济，其制度是赢家通吃。如果你是网球冠军、高尔夫球冠军或篮球明星，你能挣好几百万美元。不仅因为获奖，还因为可以卖冠名权给各类消费品，所以老虎·伍兹成了亿万富翁。我们鼓励这样的做法。区别在于，在美国，如果你是输家，你就沦落到社会底层；在新加坡，即使你输了，政府仍然会确保你有体面的生活，确保你所有的孩子将来能和别人得到同样的机会。 李光耀：我们相信自由市场经济。但自由市场经济的收益不能以自由放任的方式进行分配。通过税收制度，我们进行收益再分配，使居者有其屋；子女可平等地受到教育（不论贫富，上教学质量一样的学校）；如果你去医院或诊所，你能得到同样的基本医疗服务，但是付不同价格；我们也有面向全民的娱乐设施。不过我们不是完全平等的社会。在完全平等社会，没有人会尽全力，社会将会蒙受损失。 李光耀：中国面临着严重的腐败问题。因为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中，官员始终有特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曾创造了一种新制度，钱买不到一切。商店里空荡荡的，人们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只能靠干部系列中的级别获得商品和服务。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之后，钱很快能买到东西了，商品琳琅满目，中国大量进口，许多商人也富起来了。官员们为挣大钱的人颁发执照，自己只拿着几百元薪水，住小房子。所以一些官员开始为自己谋利益，导致了今天你们都看到的情况。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俄罗斯和越南。 新加坡当年怎样应对腐败？首先，我们没有经历过钱不重要的社会制度。其次，当看到腐败大量出现在新加坡时，我们决定清除腐败。我们的反腐办法是自上而下。我们成功地清除了许多犯罪团伙，那些搞走私、绑架、卖淫和吸毒的华人黑社会。我们还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任何人只要发现腐败罪就要进监狱。如果你拥有财富，但无法证明来自正常的收入来源，你就被认为涉嫌腐败。 最重要的是领导人要严于律己。曾有一位新加坡的华裔部长自杀了，原因是他在出让政府土地时受贿100万美元，将被起诉。另一个部长因为从一个发展商那里获得一处豪宅而被判刑五年。从这些教训中，人们开始知道腐败是不可接受的。反腐现在还是很难，因为我们的商人必须要到海外投资经商，很难不通过送礼就顺利开展业务。不过他们必须记住，如果回到新加坡还如此行事，等待他们的只有监狱。 李光耀：我们现在怎么防止官员受贿？就是付他们市场水平的薪酬。政府雇用的律师、医生和官员都可以获得相当于私营部门同等级雇员八成的薪酬。我们通过所得税数据了解私营部门的个人收入，将六个行业缴纳所得税的最高5％加权平均。政府就是要聘用这一水准的人。所以，在整个东南亚，我们的部长和官员是薪酬最高的，但也是最穷的。不过在新加坡，如果你贪污受贿，就会毁了将来，毁了一生。 李光耀：良好的治理并非来自意识形态驱动，需要非常务实，适应一国的国情和文化。适用于中国的办法未必适用于印度。中国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办法。的确，正是良治环境使新加坡成为全球的金融枢纽，基金经理们在这里管理着总额达7200亿美元的资金，其中80％是离岸资金，80％在新加坡之外投资。良好的治理不仅使我们受益，也惠及亚洲和世界上其他地区。在全球化背景下，为了保持高速增长，我们必须吸引海外人才，加强本地人才队伍。有能力的人可以选择哪里更适合自己和家庭生活。良好的治理有助于吸引人才，例如安全的环境，平等的机会，好的教育和医疗条件，高质量有效率的公共服务系统和充满活力的社会环境，都有助于吸引人才。 新加坡的国有企业由我们的核心控股公司淡马锡经管。在上世纪60年代，政府积极地成立各类公司，率先进入私人企业不愿进入的领域；至80年代，淡马锡的下属企业发展成熟，逐步私有化并且上市。最近几年，淡马锡在海外进行风险投资，其长期目标是建立一个投资组合，使其资产的三分之一在新加坡，三分之一在发达国家，三分之一在亚洲其他国家地区。新加坡财政部是淡马锡的单一股东。财政部要确保一个有能力的董事会来管好淡马锡。政府不会干预淡马锡及其子公司的日常管理，也不会给淡马锡或其子公司任何特殊照顾。淡马锡以商业原则经营，自由选择本地或外国合作者，而且必须和其他公司一样，通过竞争投标才能获得政府项目。
Ⅳ 为什么说新加坡政府廉洁
新加坡之所以能治住腐败并赢得举世赞誉，李光耀当政期间治腐有方功不可没。
（一）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而不靠“政党轮替”，廉政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后把廉洁上升为国家战略，明确提出“为了生存，必须廉政；为了发展，必须反贪”，旗帜鲜明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人民行动党领袖反贪污立场坚决、率先垂范，李光耀执政几十年，政敌颇多，非议不少，却从未有人指责他贪污受贿、生活腐化堕落。
（二）文化多元而崇尚儒术，为廉政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新加坡是一个华人居多、文化多元的社会，却选择了儒家思想作为国家意识、治国纲领。李光耀特别推崇儒家文化，第二任总理吴作栋也是儒家文化的积极拥护者，提出“儒家基本价值观应上升为国家意识”。新加坡把儒家文化倡导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这“八德”作为整个社会尊崇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每年开展20多场社会道德教育活动，倡导诚信、廉洁，使崇廉思想从国家意识潜移默化为国民的自觉行动。
（三）机构独立专业而不独断专行，贪污调查局成为反贪先锋。贪污调查局（CPIB）是新加坡独立行使肃贪职能的专门机构，既是行政机构，又是执法机关，隶属于总理公署，由总统任命，向总理负责。贪污调查局官员的地位、身份、权力、薪金有严格的法律保障。调查局仅有90多人，分为两个部门：行动部和行动与特别支援部，其中行动部占据了三分之二的编制。贪污调查局享有特别侦查权、无证搜查与强行搜查、对财产的查封扣押、监察复制银行账目、要求有关人员提供犯罪证据、要求嫌疑人申报财产、无证逮捕以及限制转移财产等特殊权力。尽管权力巨大，贪污调查局却独立不独裁，专业不专断，始终无畏无惧、不偏不倚。
（四）廉政立法着眼“抓得到”而非“罚得重”，织就让贪腐行为无隙可乘的制度密网。新加坡治理腐败的刑罚中最高刑为七年监禁，可见其立法严密而不严酷，着眼点在于“抓得到”，而非“罚得重”。
（五）高薪实为揽贤而非专为养廉，打造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许多人认为，新加坡的廉洁是靠高薪养出来的，但新加坡的机构和官员不认同这一说法。首先，新加坡是先有廉政，后有高薪。在实行高薪制之前，新加坡已经较好地解决了廉政问题。实行高薪制的主要目的不是养廉，而在于揽才引贤，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到政府任职。第二，高薪是相对的。公职人员的工资与企业家、律师、医生等社会精英相比，并不算高，而且除薪金外不再享有住房、用车等额外待遇。第三，高薪酬与严管理相辅相成。新加坡公务员管理之严举世闻名。比如行为跟踪制度，贪污调查局有权对所有公务员进行行为跟踪，暗地调查公务员私生活是否正常，是否有嫖赌、出入酒吧的行为，有无暗中与不法团体往来的行为，等等。新加坡通过实行高工薪、高待遇政策，同时辅以严格管理，达到了吸引优秀人才和促进公务员廉洁从政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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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各国廉洁奉公的做法
制定法律 规范行为
反腐败是当前各国普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为了防范、遏制和惩处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各国政府大都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以此来确定公职人员的廉政义务，防止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和营私舞弊，严厉惩处公职人员的违法乱纪行为。
美国在1978年修订的《文官制度改革法》中，对政府雇员的义务作了明确规定，要求公职人员必须奉公守法、廉洁自律、不得贪赃枉法、不得以权谋私、不得营私舞弊、不得参加政治捐款等政治性金钱收受活动。新加坡政府先后出台了《公务员法》、《公务员纪律条例》、《防止贪污法》、《财产申报法》。《现行反贪污法》、《没收非法利益条例》等。还有一套五卷本《指导手册》。这些法规和条例对公职人员的工作、生活、言论和行为一一作了规范。韩国相继制定了《腐败防止法》、《反洗钱法》和《政治资金法》。菲律宾在1989年推出《公共官员与雇员品行和道德标准法》，以立法形式规范公职人员的从政道德，并以法制的力量保证其有效实施。英国、瑞典、德国、加拿大、马来西亚等国家都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法规。
这些法规和条例主要对公职人员经商、兼职、受贿等行为进行明确规范。
关于限制公职人员经商和兼职，许多国家的公务员法都有专门章节作出明确规定。瑞士《联邦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不得兼营副业与工商业，其家属也不得开办餐馆、咖啡馆等。法国《公职总法典》规定：“公务员有义务把全部职业活动用于完成所赋予他的使命，因此，禁止公务员兼任其他有利可图的工作”，“在行使职权或在任职期间如犯有过失，给予惩戒制裁”。
日本《国家公务员法》对公职人员的行为有更为详细的规定。如该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职员不得兼任商业、工业、金融业等以营利为目的的私营企业公司和其他团体的负责人、顾问或评议员，也不得自办营利性企业。”第二款规定：职员离职后两年内，不得在营利企业中应允或担任与国家机关有密切关系的职务。该法第九十六条规定：“所有职员必须做全体国民的服务员，为公共利益进行工作，工作时应竭尽全力，专心致志。”
美国1989年修订的《道德改革法》规定，国家公职人员不得在外兼任与其职责利益相冲突的工作或从事与其职责相冲突的事务，包括不得利用职权谋求工作。
关于禁止公职人员索贿和受礼，许多国家在立法中要求所有公职人员不得接受来自任何方面、任何形式的馈赠和捐赠。奥地利《公务员法》规定，不许索贿、受贿和随便受礼，即使是名誉性礼品。美国《道德改革法》规定，公务员接受价值300美元以上的礼品必须作出说明，并将礼品上交。
韩国2003年2月18日公布的《公务员保持清廉行动纲领》规定，国家公职人员一年之内接受与本人业务无关的礼品的总数不得超过15万韩元；公职人员可以接受茶水、咖啡、公共聚餐等一般性招待，但不能接受与本人职业有关的礼金和礼品；公职人员赠送红白喜事的礼金不能超过规定的范围，并需向“公职人员道德委员会”如实申报。
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证明，独立、有权威、体系完备、强有力的国家廉政机构，是廉政建设不可缺少的。为了保证廉政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许多国家都是成立了相应的廉政机构，对公职人员腐败行为进行防范和打击。美国有“公务员风纪署”，法国有“惩戒委员会”，日本有“政治伦理审查会”，奥地利有“纪律委员会”，韩国有“反腐败委员会”，新加坡有“腐败行为调查局”。这些都是国家级廉政工作机构。为了强化廉政法制的权威性，各国对廉政机构赋予了很大权力，并从工作机置、人员配备、领导体制等方面加以规定。与此同时，芬兰、丹麦、奥地利、法国、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荷兰等80多个国家建立了行政监察官制度，主要目的是监督公职人员遵守法律，履行职责，确保公民的自由权利不遭侵害。
加强防范 遏制腐败
世界上许多国家通过预防性立法，制定了回避制度、财产申报制度和轮换制度，以防止公职人员以权谋私，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回避制度是为了防止公职人员利用地位和职务之便为其亲属谋取好处或优惠。国外立法一般都规定，不允许官员雇用、提升或推荐自已的亲属到该官员执掌或控制的任何机构及部门工作。奥地利《官员法》规定，凡夫妻关系、直系亲属或不超过三代的旁系亲属关系以及有过继、连襟、联姻或承嗣等关系的公职人员，遇到管理钱账或一方对另一方有直接指挥权或监督权的情况，不得安排在一个具体单位工作。瑞士规定，有联姻关系或有父子、兄弟、叔侄等近亲属关系的人，不得担任有隶属关系的职务。法国规定，当公务员的配偶以职业身份从事一项有利可图的私人活动时，该公务员必须向其所属的行政部门或公共事业单位声明。
财产申报制度已成为一项世界性反腐败举措。这一举措的目的在于确定和分清其取得财产的手段是否合法。许多国家都制定和颁布了要求政府官员申报财产的法律。财产申报制度一般都包括财产申报对象、财产申报时间、财产申报内容、对财产申报违法处罚等方面，既全面，又明确，便于操作和执行。美国《道德改革法》规定：“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联邦法官，以及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机构的工作人员，必须在任职前报告并公开自己以及配偶的财务情况，包括收入、个人财产等，以后还须按月申报。对财产申报资料的接受、保管办法、保存期限、公开方式、查阅手续、审查以及对拒绝申报和虚假申报的处罚办法也都作了详细规定。此外，美国《廉政法》也规定政府有关官员必须填写财产和收人申报单，逾期不报，将被司法机构起诉。申报单由廉政办公室审查，一旦发现有违法收人，立即处理。申报单可供新闻机构和公众查阅。法国1988年出台的《政治家生活资金透明度法》规定，公职人员必须依法对其拥有的财产状况，包括财产数量、来源、增减等情况向指定的监察机关作出报告，以接受审查和监督。一旦发现公职人员所拥有的财产与其合法收入不相符，而该官员又不能说明其正当来源的，即视为非法所得予以惩处。墨西哥2002年在互联网上建成“政府公务员个人财产申报接受和处理系统”。公务员可通过网络向该系统发送个人财产资料完成申报，那些不具备上网条件的公职人员，可提交附有个人签名的打印文本。2002年，墨西哥国家审计局对1万名没有按时在政府指定的网站上申报财产状况的国家公务员作出了停薪留职15天的处罚。
轮换制度主要是培养公务员适应各类工作场合的能力，积累更多的工作经验，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减少公职人员贪污腐败的可能性，使政府官员很少有机会通过长期控制某个部门，得以结成营私舞弊的关系网。日本政府规定，国家高级公务员一般两年左右调动一次工作；中初级公务员，一般3年左右调动一次工作，这些调动主要在不同科室之间进行。除此之外，日本政府的各机关之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政府与国营企业之间，也相互进行公务员岗位轮换、交流。这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十分普遍。美国每4年政府换届时，都有3000名至5000名联邦政府官员易职。易职的方式是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人员交流。这种交流为期一年或一年以上。
触犯法律 严肃查处
对于公职人员违反有关法律以权谋私行为，在各国的公务员法中，都明确规定了惩戒措施。许多国家将以权谋私作为廉政法制的主要内容，对这种行为实行严厉制裁。一般除了规定比较重的剥夺人身自由权利的刑罚外，同时还要在经济上给予处罚。
美国联邦刑法法典规定，任何政府官员如果收受的财物价值超过7000美元，就要处以相当于其收受财物价值3倍的罚金，或者判15年以下的监禁，或者取消其政府官员的资格。里根政府中担任白宫办公室副主任的迪佛曾为美国政府官员和议员拉大笔生意，从中谋取私利，最终被判处15年监禁。
德国规定，公务员接受礼品不能超过50马克，否则就要受到不同程度的纪律处分，其中包括警告、严重警告和开除公职。此外，德国政府从刑法角度制定条例，严厉处罚在经济活动中违法的官员，例如公职人员在政府招标过程中违反自己的职责，让给自己好处的某投标方中标，这种受贿行为就要受到刑法的制裁。处罚的第一个等级是坐牢3年（如果当事者是法官就要坐牢5年），第三个等级是坐牢10年，同时还要罚款。罚款数额根据情况从公务员一个月的工资额至10年的工资额之内判定。英国规定，公务员有贪污受贿、滥用政府基金行为的即被开除，并丧失领取退休金资格，构成犯罪则予以刑事处罚。
在各国的有关法律和法规中，对公职人员的住房、用车、医疗、公务接待等待遇一般都有严格的规定。一旦违反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例如，在公务员用车方面，许多国家按照官员的级别，提供专车或公务车。专车只能用于公务，不能用来办私事。配备专车的官员辞职或退休后，立即取消其使用专车的资格。德国各级官员办理公务时，用车一般不受限制，但限定用车范围。比如，柏林的官员一般只可在柏林市范围及其附近地区履行公务时使用专车。如果到外地出差，应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芬兰专车只限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时使用，正常上下班和个人私事都不得无偿使用专车。使用专车上下班也可以，但这属于额外的待遇，等于增加了个人收人，应该照单纳税，如果隐瞒不报，将视情况受到轻重不一的处罚。
为了防止公职人员亲属利用不正当途径谋取私利，许多国家在制定有关法律时专门就此作出了相应的预防性规定，其中包括亲属回避制度。同时，各国还对公职人员亲属的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韩国总统金泳三之子因贪污于1997年被捕人狱。在金大中任韩国总统期间，其两个儿子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以为公司和企业疏通关系为名，大肆收受钱财，被韩国检察机关以违反“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 中的“斡旋获利” 条款进行起诉，最终双双被判刑，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Ⅶ 新加坡为什么能成为亚洲最廉洁的国家
瑞士洛桑发布的报告也显示，新加坡是亚洲最廉洁的国家。新加坡之所以能治住腐败并赢得举世赞誉，前总理、现任资政李光耀当政期间治腐有方功不可没。 李光耀位居新加坡总理之职31年（1959-1990年），下决心以法治国。他有自己的反腐败“四项基本原则”，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里面人人自由、法律外面没有民主、法律上面没有权威。 李光耀多次说，我是政府总理，我可以造就出许多百万富翁、亿万富翁，但我自己绝不能成为富翁。李光耀说：“除非你身体力行，否则便无法维持这种社会。” 李光耀说过，他可能是世界上最穷的总理。这话想来是指仅靠工薪的意思，没有任何的工资外“好处”和油水。李光耀没有自己的公务车，车子是自己掏钱买的，是标准的“私车公用”，买得起马还要配得起鞍，汽油费、维修费、冲洗费等等一切开销全是掏自己的腰包。住房必须自己掏钱买，没有什么官邸“公房”供官员使用，爱住多大全由自己掏多少钱决定，而不是官职的大小，李光耀带头住自己的私房，也就没有什么人好意思占用公房作官邸了。对于一些应酬活动，也不是放开肚子就可以猛吃的事，一切都有限制。国务活动或参加国际会议需要出国，费用有严格的规定，当事人只能领取最低的津贴，没有可能借机找借口找由头只要能开到发票就可以胡乱报销的“好事”，不可能趁机捞一把。国内的接待、会议、庆典，以及陪同来访的外国首脑或代表团参观观光，费用也防病量从俭，有一套严格而公开的财务制度，谁也别想从中揩油。所有庆典，礼仪简单明了，不搞铺张浪费那一套，不搞繁文缛节，决不允许官员到处题字、剪彩，更不准以此为由收受红包。官员不得向下级单位或所管辖的企业“借钱”，也不能暗示自己短缺什么需要什么，也不能也任何方式向下级单位要钱。 李光耀上下班自己提着公文包，他平时喜欢白衬衫白长裤，这并不是因为新加坡太热，而是因为白色象征着纯洁，这也是他对新加坡公务员一贯的严格要求：廉洁。他说：“如果我们允许你们把手放进别人放钱的抽屉里，那么，我们就全完了。”李光耀为政伊始，就把亲人召集开会，告诫他们不要产生攀龙附凤、趁机捞好处的想法，“从今以后不应该指望从我这里得到特殊照顾，你们应该完全像普通老百姓一样来对待自己。”他自己至今还住在父母的旧宅院里，他的官邸只有政府酬酢之时才启用。上梁正，才能镇下梁，李光耀对贪污腐败的惩处是严厉的。一些大官，如新加坡前国防部政务部长、前总统蒂凡等，都是在廉政的铁壁前碰破了头，丢了官。 李光耀惩治腐败立足于从根本上挖除腐败的念头和借口，这就是对定罪依据注重于看质，而不是量，主要依据的是“是否贪污受贿”，而不是“贪污受贿多少”。世界上许多国家往往把“数量”作为判断是否贪污受贿的标准，这就使受贿罪与一般受贿行为、受贿与一般馈赠、贪污与多吃多占等界限模糊，使许多人能够找到借口逍遥法外。结果，由于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腐败和贪污行为借此而滋生滋长，没有办法连根拔出。李光耀从政自始，就下定决心要在新加坡割除“东南亚之癌”，决不允许腐败分子在新加坡横行霸道，鱼肉人民。对贪污腐败，主要依据不是“数量多少”，而应该是“是否有这种行为”。李光耀支持一点，就是所有任公职的人，特别是手中有权的官员，绝对不能接受哪怕是一丁点儿的不属于自己的钱物，否则就触犯了法律。所以，公务人员受贿一盒香烟、接受家庭主妇几块钱小费等“微不足道”的事，在新加坡都要受到难以置信的严厉制裁。 对于行贿和受贿，李光耀认为应该严惩的首先是受贿者，这个本末不能倒置。贪污腐败的主体是社会的当权者，他们手中有权或居于“受人求”的地位，才具备了腐败的条件和可能。一旦他们无视宪法和法律或“刑不上大夫”而使他们得到纵容包庇，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必然滋生和蔓延腐败。至于行贿者以及为腐败者提供条件者，虽然也有不可宽恕的罪行，但不是构成腐败的主要方面，如果为官清廉、贪污腐败也就无从滋生，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所以，要惩治腐败，首先是治吏，依法治吏，重刑准备，防范在先。 新加坡立国的第二年，国会通过了《反贪污法》，该法给成立于1952年的贪污调查局权力加码，该局直接隶属于总理领导，向总理负责。贪污调查局局长和特别调查员可以不用逮捕证逮捕任何涉嫌贪污腐败的人，还可以逮捕任何受到指控或被怀疑违反《反贪污法》的人，无须公诉人的命令，可以行使《刑事诉讼法》所赋予的特别权力，行使警方特别调查的权力，有权入屋搜查，没收被认为是赃款、赃物的任何钱财或物品，有权进入各部门和机构，要求任何人提供所需的内部资料，有权要求涉嫌者说明财产来源，不能说明来源的，可以提交法庭审判。 对于集团犯罪，李光耀毫不手软，采取的是“一窝端”的办法。1970年至1971年期间，交通警察集体收受运输公司的贿赂，定期收受运输公司的钱，权钱交易是有目的的，当运输公司有违反交通法规的事发生时，交通警察眼开眼闭，一放了之。交警拿到贿金后平分中饱私囊。贪污调查局接手这个案子后，严惩了所有的罪犯，将这个贪污集团连根拔除。新加坡政府决心大，手段灵活，查处严厉，任何腐败案子只要一抬头，就迅速打击，在30多年间，新加坡没有什么集团性的大案要案发生过。 权钱交易，很普通的一个方面是体现在用人的腐败上，也就是花钱买官，这是最可恶的腐败。新加坡的公务员不可能由哪个头儿说了算，想提拔谁就是谁，而是有一套严格的选拔任用制度。每一个想成为公务员的人，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和体检，没有任何后门可走。 新加坡对公务员的品德特别强调。对他们的私生活管理得严而又严，日常交往的人员、家庭情况、个人兴趣爱好、个人有没有不良嗜好，如吸毒、嫖娼等行为，这种审查不是形式主义走过场的，而是滴水不漏的。李光耀认为，有不良嗜好的人进入公务员队伍，不仅影响政府形象，而且他们一旦有条件，就会萌发心术不正贪污腐败，容易走上邪路，所以从严审查“第一关”必须搞好，这是防止腐败的有效办法。 公务员必须是透明人。新加坡还有一绝就是公务员的品德考核制度。“紧逼盯人”，把监督实施在分分秒秒之中。政府每年发给公务员一本日记本，日记本编印好页次和年月日，每一页由公务员本人在其主管官员面前当面书写其宣誓书，保证其所记的内容均为事实，没有诳语，如果有虚假或不符合事实的记载，愿意受严厉的处分。公务员必须随身携带日记本，不得遗失，不准乱丢乱放，随时将自己的活动记载下来。在办公时间内，如果家属亲友来访，要详细记录来访者姓名和来访来由。日记本定期接受检查，公务员每周一上班时，要将日记本送交主管官员签字检查，完毕后发还，如果主管官员认为日记本有疑点，要将该日记本送交贪污调查局进行审查核实。如果贪污调查局通过其它渠道了解并认为此人有贪污行为，该主管官员就以知情不报、察情不严的罪责一并处罚。 对公务人员还实行行踪跟踪制。由国家贪污调查局等单位以及广大民众共同配合执行，对所有公务员，无论职位高低，尤其是新任公职的公务员，暗中派人跟踪，明察暗访他们的日常行动，看他们的私生活是怎样的？是否有嫖娼和赌博的行为，是否出入酒吧，有没有暗中与不法团伙来往，如果发现有劣迹，马上会派人秘密摄影，当事人在事实面前束手就擒，等待处罚。行为跟踪制度是一项极具震慑性的防腐防贪制度，对于任何想贪污腐败的人来说，到处都是探视镜头，到处都是天罗地网。 贪污腐败分子之所以猖狂，是因为他们的工薪收入与巨额赃款的落差，使他们敢于冒险，豁出去一搏。特别是临退休前狠捞一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即“59岁现象”。李光耀要用积极的办法使人们不敢“豁出去”，公积金制度是他的锦囊妙计。在职公职人员每月工资的40%为公积金，存在银行里等退休后才能支取。这个40%自己只在工资中克扣22%，还有18%由国家补贴，也就是说，国家除了每月发放工资，还要在公积金中补贴工资总额的18%。一个公务员如果从20多岁参加工作，到退休时将会有一笔数目巨大的公积金可以支取，多则几十万，少则十多万，足够保证过一种吃穿不愁，衣食无忧的生活。中央公积金是扎实而可靠的保障既是福利，又是一种廉洁抵押，对于胆敢贪赃枉法的人来说，公积金是惩罚的筹码，贪污腐败者被法律宣判后，他的全部公积金将被没收，上缴国库。 李光耀不搞唯精神论，也不搞唯物质论，他能把物质和精神直辖市得恰到好处，形成新加坡积极的反腐手段。政府每年都统计出私营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工资水平表，然后予以平衡，不让政府部门平均工资水平低于私营企业，政府部门的工资水平在整个新加坡社会中是高居前位的，高级公务员月薪是社会一般水平的10倍以上，与一些社会精英部门相比，如商界、律师界、医疗界等等，工资的绝对值还是比不过的。所以，李光耀一方面运作高薪，一方面依然也强调奉献精神，倡导担任公务公职的人应该作出一些牺牲。原律政部长巴克是私人律师，每月收入是他当部长的3倍，当时公务员工资还比较低，他感到难以养家供孩子上学。因此，他不得不向李光耀提出辞呈，想回去干老本行。李光耀没有同意，与他深谈，然后又替他加薪一倍，巴克得以留任。现在新加坡的最高级领导人王鼎昌、昊作栋等人，在担任公职前都曾是私人机构的高级职员，有着巨额收入，现在的工资不能同日而语。李光耀经常要求公务员做到“大公无私”，要“在简朴的生活环境中为千秋大业作出伟大贡献。”
Ⅷ 新加坡于哪一年颁布了全国第一部防止贪污法
新加坡在英国殖民地时期，已有反贪污法律存在，1959年新加坡自治，延续英国的公共行政体系，反贪污法缺乏完善，独立后在1960年正式颁布防止贪污法令，1989年通过修正贪污法令（利益没收），1999年以贪污，贩毒，和其他严重罪行（利益没收）法令所取代。
Ⅸ 材料作文对公务人员贪腐行为零容忍怎么写
今年2月，新加坡前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林清和因欺骗罪被判入狱15个月。这名曾受表彰的资深官员，因虚报海外礼宾开销8万多新元(约合37.5万元人民币)而在年届退休之际锒铛入狱，令人唏嘘。
这起案件彰显了新加坡对贪腐“零容忍”的原则。事实上，由于制度健全、执法严格，新加坡很少发生贪腐案件，清廉在这里已成为一种文化习惯。新加坡的绝大多数公务员十分注意自己的举止言行是否合规，办事一板一眼，不偏不倚。林清和事件并没有代表性。
新加坡反贪腐的总体思路是循着“人性逐利”的经济学逻辑，给予公务员与市场水平匹配的薪水，但同时严格约束。从制度层面来说，一方面以明晰立法和严格执法打击腐败，增加犯罪成本，让人不敢贪；另一方面也通过制度设计减少腐败的诱因，堵住可能的漏洞，让人不能贪。
在新加坡，反贪腐首要依靠的是健全的制度和严格的执法。资深学者柯受田认为，新加坡反贪腐成功得益于几个因素：一，领导人的反贪腐意志；二，反贪腐机构独立于警察部门，也不受政治因素干扰；三，反贪腐机构自身经得起考验；四，通过制度设计减少贪腐的诱因和机会。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上世纪50年代末上台执政之后大力肃贪，思路是一方面抓“大鱼”，增强威慑力；另一方面加强规则的明确性，减少公务人员便宜行事的空间，从而减少权力寻租的可能性。
为打击贪腐，新加坡增强了贪污调查局的独立性，赋予它更大的调查权限，由它负责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反贪腐调查。此外，帮助评估和改进制度也是该局的一项重要职能。
新加坡还修订法律，加大对贪腐的惩罚，并对贪腐控罪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如生活奢侈程度与其收入不匹配，可以进行有罪推定，被告需要自证清白。
制度层面的严格不仅体现在法律方面，也体现在对公务员严格的纪律约束。根据新加坡总理公署公共服务署资料，公务员守则有五条主要原则：一，要与民选政府配合施政；二，保持公务员队伍的正直和清誉；三，保证公职与个人利益之间没有冲突；四，执行公务时不偏不倚，不腐败，也避免给人腐败印象；五，管理公共资源时审慎处理。
新加坡公务员守则的一些细节规定也令人印象深刻，如公务员每年要申报财务状况，避免陷入财务困境，因为陷入财务困难的公务员更容易出事。虽然申报的财务状况并不公开，但此举也有效果，因为如果提交虚假资料，意味着严重的诚信问题，甚至可能涉及刑事责任。
此外，新加坡对公务员执行公务有着非常严格的程序性要求，如内审、岗位轮换和职责分离等，以减少风险。一般来说，一项交易不会由一人负责所有流程，审批合同和批准付款一般会分由不同的人处理。招标采购则一般需由至少3人的小组批准，而非一个人单独拍板。
最终让腐败减少的是“只要伸手就必被抓”的威慑力。新加坡一直保持对贪污腐败的高压态势。总理李显龙说，不会因为怕丢丑而遮掩，以免腐败蔓延。他曾在公开场合说，不断完善制度确有必要，但再严密的制度也不能完全消除贪腐，更重要的是保持对贪腐的“零容忍”。(记者陈济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