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有哪些国际议题

Ⅰ 新加坡与其他国家有领土争端吗有的话都有哪些

有的，一个已经是解决了，另一个悬着

1）在新加坡海峡与南海的出口：霍斯堡灯塔（HorsburghLighthouse）

它的位置离马来半岛较近、离新加坡本岛较远，但百多年来一直由新加坡掌管

最终，国际法庭把管理权和主权判归新加坡

2）在马六甲海峡的香蕉岛（PulauPisang）

管理权仍在新加坡手中~

Ⅱ 新加坡加入过哪些国际组织急！

一.政治类组织
1.东南亚国家联盟
2.亚洲议会和平协会
3.国际刑警组织
4.英联邦
5...........
二.经济类组织
1.世界贸易组织
2.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
3.亚洲开发银行
4............
三.科技、文化、体育等专业类组织
1.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
2.世界汉语教学学会
3.............还有好多好多的！
比如一些全球性的组织！ 世卫组织，联合国等等~~~这些就不用说了！！比较小的区域性组织就太清楚了！

Ⅲ 帮忙写下论文

多哈发展议程谈判的前景
2001年11月9日至14日WTO在多哈召开了第四次部长级会议，正式启动了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因此本轮多边贸易谈判被称为“多哈回合”。多哈回合的谈判计划涉及农业、非农产品、知识产权和公共健康、乌拉圭回合承诺实施等多个领域，其规模和难度都堪称迄今之最。遗憾的是，多哈回合自启动以来一直进展缓慢，比如原定于2002年底结束的公共健康问题、特殊和差别待遇(S&D)问题以及实施问题均未如期完成，农业谈判模式和非农产品谈判模式也未能在原定日期以前达成一致。2003年9月10日至14日WTO第五次部长级会议在墨西哥的坎昆举行，这次会议本来被各国寄予厚望，但却无果而终，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成为继西雅图会议之后第二次失败的WTO部长级会议。坎昆会议的失败反映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WTO体系中的利益冲突，也引起人们对贸易和发展之间的关系的反思。今后，多哈回合谈判能否顺利进展、多边贸易体系的合法性能否提高，取决于WTO体制是否能够进行改革，以便使其更具有民主性。
多哈回合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的利益冲突
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支持自由贸易，但是自由贸易在带来交易双方福利水平提高的同时，也会制造出赢家和输家。对于一国政府而言，参与多边贸易谈判的基本立场乃是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尽可能地减少国内居民和企业因为外部竞争所带来的损失。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规模各不相同，大国和小国在进行双边贸易谈判的时候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多边贸易体系通过创造出一个相互平等、重复博弈的平台，有助于减少小国和发展中国家在和发达大国进行谈判中所遇到的不利局面。然而，由于WTO远非一个民主的国际组织，发展中国家很难利用多边贸易谈判的这一便利，发展中国家仍然在WTO中处于不利地位。
在具体议题上，各国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发达国家之间在很多问题上也有激烈的利益冲突，比如欧盟和美国之间关于农业补贴、转基因产品、钢铁等问题一直存在着矛盾，发展中国家阵营之中既有中国、印度和巴西这样的大国，也有像马来西亚、泰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还有很多最不发达国家，其利益也经常互相冲突，但是，在多哈回合的进展过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逐渐演化为主要的矛盾。
WTO的发展中成员根据乌拉圭回合的谈判结果，进行了广泛的市场开放和国内体制改革，为世界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发展中成员做出的贡献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由于发达国家的苛刻要价，发展中成员普遍反映，在履行乌拉圭回合协议时遇到了许多困难，承担了超出其经济发展水平的义务。发展中成员要求在多哈回合中，发达国家应该首先兑现其在乌拉圭回合中的承诺，并且要优先讨论发展中成员特殊差别待遇问题、公共健康问题等，在市场准入方面发达国家应充分照顾发展中成员具有出口利益的产品和服务。大多数发展中成员非常反对在老的问题没有解决之间匆匆忙忙地开辟新的议题，发达成员更注重的恰恰是在多哈回合中加入新的议题，如投资、竞争、政府采购和贸易便利化等，它们希望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市场开放，不希望对乌拉圭回合协议做过多的修改。以下将侧重分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分歧最大的两个问题，即农业谈判和新加坡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这两个领域的分歧直接导致了坎昆会议的失败。
1. 农业谈判。
农业是多哈发展议程的核心问题，也是最敏感的问题之一。长期以来，农产品贸易是扭曲的。在现有WTO协议下，发达国家一方面劝诱甚至强迫发展中国家开放其农产品的进口，声称这将带来发展中国家资源配置的改善，声称农产品进口对外开放可能带来的问题比如本国农民的失业和收入下降都将只是暂时性的，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却在保护对国内农业部门的保护。发达国家仍然普遍实施对农业的各种补贴，以及对国外农产品进口的高关税保护。在发达国家，许多农产品的关税仍然很高，有的甚至超过200%和300%。1986-88年，OECD国家每年的农业补贴平均为2750亿美元，但是到了2001年则增加到3500亿美元，而该年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仅为540亿美元。发达国家的每头牛享受的补贴竟然是非洲国家穷人收入的三倍。这种不对称的保护，使得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可以以低廉的价格进口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产生了很大的冲击。2002年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就指出，像未加工食品这样的初级产品部门，本来应该是发展中国家最具出口优势，但是，这个行业的出口反而一直由发达国家垄断。
由于农业人口仍然在发展中国家占很大比重，因此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讲，农业一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应该要求WTO改变这些不公平的农业协议，要求发达国家取消对农产品的补贴，限制发达国家农产品向发展中国家的倾销。中国加入WTO之后也面临着这个问题。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2002年的报告，中国在加入WTO之后，粮食的进口关税要从2001年的91%在10年之内下降到3%；饮料和烟草的进口关税要从2001年的58%在10年之内下降到10%。由于农产品进口关税大幅度降低，本国的农业生产可能会大幅度减少，例如中国的油菜籽生产可能会下降53%，饮料和烟草的生产可能会下降39%。
新一轮农业谈判必须改变这些不合理的现象。这要求发达国家能够在削减高关税和关税升级、取消出口补贴和削减并最终取消贸易扭曲性国内支持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谈判结果还要实质性地提高发展中成员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战略性产品和特殊保障机制是很好的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讲，农业谈判已经成为多哈回合的试金石，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农业谈判看到发达国家的诚意和远见。
2.新加坡议题。
所谓新加坡议题包括投资、竞争政策、贸易便利化和政府采购透明度等四个议题。早在1996年新加坡举行的WTO部长级会议上，发达国家就曾经建议把这四个议题纳入WTO的谈判。发展中国家普遍提出了抗议。于是，发达国家建议设立相关的工作组，讨论贸易与竞争政策之间的关系、政府采购的透明度等问题。要不要在多哈回合中启动新加坡议题的讨论，是一个非常富有争议的问题。从本质上说，这些议题都不是贸易问题，WTO来关注这些问题只能分散其注意力。发达国家提出这些议题的真实动机是进一步获得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准入，而且，这些新议题一旦进入WTO的框架之中，发展中国家必将进一步失去制定经济政策的自主权，陷入更大的困境。
第一个议题是投资议题。发达国家提出投资议题的用意就是要让外国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享有充分自由的权利，无条件地进入各国市场，不受限制条款的约束，可以自由地进行投资，享受国民待遇。发达国家鼓吹国民待遇原则的最终目的是在发展中国家拥有100％的所有权，外国公司只要想进入一个国家，就可以进入，当地政府没有任何干预外来投资的权利，并且也不能向当地企业和个人提供任何优惠政策和补贴。由于这项议题一面倒向发达国家而备受非议，目前其主要的建议者又提出了修正建议，即第一阶段主要注重透明化措施，接着是衔接步骤，展开连续为期两年的谈判，然后自动提升到另一项贸易协约的谈判。像这样一个接一个步骤的修正建议，其最终目的无非是要成员国最终同意把发达国家关于投资条例的概念列入WTO授权的规范内。这必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各个领域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影响发展中国家工商企业发展的各方面条件，削弱政府相对于外国投资者和债权人的谈判地位。
第二个议题是关于竞争的议题。在发展中国家看起来，竞争政策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反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因为它们作为垄断的代表，可能会对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在发达国家看来，竞争政策的主要目的却是允许发达国家的企业能够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和当地企业“平等”竞争。1996年新加坡举行的WTO部长级会议上，各国同意设立一个工作组研究贸易与竞争政策之间的关系。按照当时的说法，这项协议并不是要成员国承诺将来谈判关于竞争的议题。但是，目前欧盟仍然不断催促落实关于竞争议题的谈判，并且建议把它列入多哈回合谈判。正如美国与欧盟的贸易代表所宣布的，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为了在发展中国家订立竞争条例，以方便外国企业机构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进行自由竞争。这对发达国家来讲是有利的，可对于发展中国家却是不公平的。一旦这项协议纳入WTO的框架之中，必将削弱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本地企业提供优惠的权利，同时发展中国家也不能伸缩性地选择适合各自国家的竞争模式，以迎合不同时期的经济环境变迁。
第三个议题是政府采购。1996年新加坡WTO部长级会议上同意的议案是建立一个工作组研究政府采购中的透明化问题。但是，到如今，欧盟等发达国家已经拟定了一份详细的要求将政府采购纳入WTO谈判的议案。直到目前为止，政府采购可以豁免贸易自由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采购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政府购买多少台电脑或多少套软件。当一国经济处于衰退的时候，政府采购可以有助于扩大本国国内需求，刺激经济复苏；当国内的幼稚产业处于发展初期的时候，政府采购有助于迅速地培育国内市场，推动本国产业的发展；如果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失业问题或其他经济社会问题，政府也可以方便地用政府采购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一旦政府采购必须纳入WTO管制，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政策自主性，发展中国家政府不能再给给予本国公司任何提供公共用途商品、参与公共服务和承包政府工程的优先权。
第四个议题是贸易便利化。这个议题相对而言较少争议，但是发展中国家也提出，为了提高贸易便利化，发达国家应该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
假如这些新议题一旦进入WTO的框架，那么发达国家的企业机构就可以自由地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发展中国家必将失去管制那些外国企业的自主权，也必将丧失制定相关的国内政策的自主权，难以有效运用宏观经济、金融、发展政策和政府采购政策满足国内政策目标。在发展中国家不断丧失自主权的同时，发达国家却试图将劳工标准和环境问题纳入WTO体系，以便在妨碍到其国内利益的时候，方便地祭起保护主义的大旗，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相关商品进入他们的市场。
坎昆会议的失败
2003年9月14日，随着墨西哥外交部长德韦斯（Derbez）宣布谈判破裂，被各方寄予厚望的坎昆部长级会议无果而终。坎昆会议让WTO遭遇自1999年西雅图会议以来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坎昆会议上的围绕有关议题的争论都表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冲突日益白炽化。
1. 围绕农业问题的争议
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农业问题是“多哈回合”中最核心的内容，是解决其他议题的关键。早在会议召开之前，就有分析人士指出，农业问题的前景很可能最终决定坎昆会议成败的命运。事实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农业问题没有得到恰当的解决，发展中国家拒绝就新加坡议题进行谈判，谈判才最终宣告破裂。

农业问题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异常复杂。在农业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矛盾，发达国家之间也有矛盾。就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各国农业生产和进出口情况不同，其利益和要求也各有不同。坎昆会议之前，农业问题的一个显着特征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并非泾渭分明。在乌拉圭回合的谈判中，农业领域的阵营是这样划分的：一方是美国、加拿大和凯恩斯集团（其中有不少发展中国家），赞成开放农产品贸易市场；另一方是欧盟、日本和韩国，也包括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实施出口补贴，不愿意开放农产品市场。很明显，发展中国家不够团结，他们分属两大阵营。

而在坎昆会议上，美国和欧盟开始联手，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试着用一个声音说话。美欧在8月中旬为弥和他们之间的差异，以牺牲发展中国家利益为代价，提出了一个折衷建议。但在坎昆会议期间，发展中国家结成三大集团来对抗发达国家的强大攻势，他们是：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在内的21国集团（G21）；拥有77个成员的非加太集团、拥有52个成员的非洲联盟和以孟加拉为首的30多个最不发达国家结成的联盟；由多米尼加、洪都拉斯、肯尼亚、尼加拉瓜、巴拿马和斯里兰卡等33个国家组成的“战略产品和特殊保障机制联盟”，它们声称代表那些脆弱的、缺乏资源的小农户的利益。
2003年2月，WTO农业谈判委员会主席、香港贸易代表夏秉纯起草了农业谈判减让公式。这个方案提出，在未来9年内全面削减出口补贴，在5年内农业进口关税削减40-60%，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条件要宽松一些。当时，欧盟、日本、瑞士和韩国反对这个方案，美国和“凯恩斯集团则赞成这个方案。
8月，欧盟、美国就农业问题联手提出新建议，提出以乌拉圭回合减让公式和瑞士公式结合的“混合公式”代替原农业谈判委员会主席公式的内容，建议在农业市场准入、出口竞争、国内支持等三个领域均不包括具体的数字，只形成一个框架，试图取代含有具体数字的主席模式草案。“混合公式”一方面要求对部分农产品按照平均公式削减关税（幅度并不大），另一方面要求对大多数的农产品按照瑞士公式削减关税，其特点是“高税多减”，即关税水平越高，削减程度越高，这使关税水平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坎昆部长草案》就建立在欧美的草案文本上，它所讨论决定的农业谈判模式只是一个非常原则性的框架，大量的实质性内容，包括削减补贴的方式，都有待于今后进一步补充。
G21建议减除发达国家国内支持（包括蓝箱和绿箱）和出口补贴。而代表那些脆弱的、缺乏资源的小农户的利益的“战略产品和特殊保障机制联盟”则强力要求推进战略产品和特殊保障机制，这样发展中国家就可以自主选择不必受关税削减约束的特殊产品，并且可以用特殊保障机制这样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式来解决进口激增的问题。但即使在修改过的部长草案中，这些要求也没有得到切实的体现。但是，在《坎昆部长草案》中，体现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战略产品只针对少数产品，而且在适用时还有附加条件。特殊保障机制更是附加有众多条件，这使得该机制的用处有限。坎昆会议上公布的《部长草案（修改版）》有关农业的部分与8月24日的版本并无二致，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批评性的意见完全被忽略了。
在讨论新加坡议题时，非洲产棉国以在棉花相关条款上没有实现预期目标为由，拒绝就任何一项议题再继续进行谈判，阻止了新加坡议题进入多哈议程，这使得发达国家不敢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要求。

2.非农产品的市场准入问题（NAMA）。
关于“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围绕着9月13日出台的《部长宣言草案（修改版）》展开了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
（1）在关税削减方面，新草案依然采用欧美及加拿大的方案，提出要采用“非线性公式”法（“non-linear formula”
approach），即关税越高，削减幅度越大。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接触过“公式法”，“非线性公式”则更是闻所未闻。在此以前，他们一直能自行选择约束的范围（比如，需要对哪些产品做出约束性承诺）和自由化的速度，国内政策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因此，发展中国家提出，应当考虑采纳一个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单一削减系数，或者在特殊和差别待遇的基础上允许发展中国家采纳另一个不同的系数，同时允许他们以较低的速度削减关税。
（2）在取消行业关税方面，原来的草案文本提出将电子、鱼类、鞋类、稀有金属、纺织成衣等八个行业的关税削减为零。新草案虽没有提及削减关税产品的名单，但是提出“所有成员的参与非常重要”。发展中国家指出，部分行业对他们意义重大，行业性关税削减应当本着“自愿”原则，强制执行新草案中的条款将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
（3）为扩大适用“非线性公式”的产品范围，草案文本提出将不受约束的关税线按照“应用税率”（applied
rate）乘以二，从而满足公式的适用范围。这样经过“非线性公式”的计算后，新的关税税率将低于现有的应用税率。这等于是变相地削减一些低关税产品的关税，扩大关税削减的范围。
很明显，多哈回合草案基本上就是照搬了美国-欧盟-加拿大在8月提交的立场文件，目标是迅速削减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品关税。发展中国家认为如果接受宣言草案，将使得其国内工业发展的政策空间急剧缩小，甚至导致国内企业的破产和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受到危胁。草案中有关NAMA的内容完全忽略了多哈回合的原则：多哈回合是发展回合，“磋商应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需要和利益，在削减承诺方面应以‘非互惠原则’为基础”。在8月份草案最早出台时，发展中国家就表示反对，它们提出要么去掉这些不合理的要求，要么就将其变成“自愿性的”。但是，这些要求没有在修改过的草案文本中有任何体现。
3.新加坡议题
自从在1996年新加坡部长级会议上提出所谓的“新加坡议题”之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多哈会议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过斗争和妥协，终于在《多哈宣言》中规定，关于四项新议题的磋商将在第五次部长级会议后开展，但这一决定的前提条件是，各方必须就磋商的形式达成“一致意见”。
“新加坡议题”在坎昆会议的最后两天代替农业问题成为谈判场上针锋相对的焦点，关于这一议题的争执成为导致坎昆会议最终失败的导火线。
9月14日凌晨，九国部长在坎昆会议主席德韦斯先生的主持下就新加坡议题进行了讨论，各国坚持原有立场，互不相让。九国会议结束后不久，又召开了一场由大约30个国家组成的更大规模的会议，主要讨论坎昆会议上所有的重大议题，目标是弥和差异。为了推动谈判，德韦斯先生建议先开展关于贸易便利化和政府采购透明度的磋商，另外两个议题先不放在日程上。尽管欧盟接受了这一建议，但是一些国家如韩国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议题，而70国集团和众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不愿对任何议题进行磋商。会议不欢而散，Derbez先生宣布第五次部长级会议结束。
坎昆会议上，各方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发展中国家认为，接受新的义务将给他们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因此，他们以还没作好准备为由，要求进一步“澄清”（clarify）议题，而不是开始“磋商”；以欧盟和日本为首的发达国家认为，多哈会议上各方已做出要在坎昆会议后开始磋商的不可逆转的决定（irreversible
decision），因此“磋商”应在坎昆会议后立刻开始。
代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观点都在《坎昆部长草案》中有所体现，这一点与草案中有关农业和NAMA的内容相比是一种进步。但这种体现仍然是不对称的。发达国家对磋商“形式”
（Modalities）的建议被详尽地列入附录，而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建议却没有列入附录。
坎昆会议后就“新加坡议题”展开磋商的前提条件是，各方必须就磋商的“形式”达成“明确一致”（explicit consensus on
modalities of
negotiations）。各方主要的分歧集中在对modalities的理解上。欧盟和日本将它界定为程序性问题（比如磋商的最后期限、将要举行几次会议等等）和一系列的原则或议题。他们如此界定的目的是希望能比较容易地达成明确一致，从而开始磋商。但发展中国家强烈地谴责了这种观点，他们认为，modalities指的是每个议题的范围和定义，将要承担的义务和每个议题的实质性内容（不能只列一个清单）。发展中国家提出，只有新加坡议题modalities的实质（而不仅仅是程序和清单）为各国所了解和同意，发展中国家才能决定是否要在这四个新领域遵守新的规则。
由于有关“新加坡议题”的磋商久拖不决，欧盟同意做出让步，只启动两项谈判，但是发展中国家对此毫不动摇地表示“不买账”。印度是其中最强硬的反对者，理由是“未达到《多哈宣言》中就发起谈判所要求的明确一致”。马来西亚则表示，无法支持任何意味着发动谈判的文本，“这一领域毫无商量的余地”。再加上非洲产棉国在棉花相关条款上没有实现预期目标，拒绝就任何一项议题再继续进行谈判，各方相持不下，谈判宣告破裂。发展中国家这次如此坚决地拒绝妥协，除了说明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日益壮大，更加注重运用多边贸易机制为自己争取利益以外，也说明坎昆会议上农业问题未能得到很好地解决是发达国家未能如愿地引入新加坡议题的重要原因。
WTO的改革前景

坎昆会议的失败，直接原因是在农业谈判和新加坡议题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利益冲突，但是更深远的原因在于WTO决策机制中的不民主性。从坎昆会议上，暴露尤其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1. 谈判文本的起草。
从多哈会议开始，WTO理事会主席就“以自己的名义”起草部长宣言，比如多哈会议上的Harbinson草案和坎昆会议上Castillo草案，草案的内容也大多只反映发达国家的意见，发展中国家虽然多次表示反对，但草案的修改版也仍旧没有改观。作为参加谈判的代表，发展中国家却无法参与议题的准备和提出，而是只能被迫接受已有的文本，这将直接导致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
2.“协调人”（facilitator）的任命。
坎昆会议上“协调人”的任命是由部长会议主席任命的，这种任命丝毫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意见。比如坎昆会议上“新加坡议题”的协调人是加拿大部长Pierre
Pettigrew，这引起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不满，因为此人也是多哈会议上新加坡议题的协调人，他极力倡导就新加坡议题进行磋商，由他来主持讨论，根本不能保证讨论结果的公平性。
3.绿屋会议。
坎昆会议上对新加坡议题的讨论是以“绿屋会议”的形式进行的，无论是9月14日凌晨的九国会议还是稍后的三十国会议都是如此。“绿屋会议”（
the Green Room
Meeting）的说法始于乌拉圭回合，因为当时的GATT总理事的办公室是绿色的，而在那里举行的会议多是排外的、不公开的，所以人们就把这种排外的、不透明、不民主的决策方式称作“绿屋会议”。尽管在新加坡会议上WTO的总理事许诺这种排外性的会议将不会再发生，从而使得新加坡部长级会议不至于无果而终，但事实是，“绿屋会议”自新加坡会议以来就从未停止过。西雅图会议上，“绿屋会议”的形式贯穿于会议的始终，非加太集团和非洲国家集团对这种“闭门羹”极为愤怒，他们发表声明说，不会使任何宣言达到“完全一致”，于是谈判瓦解。也许是吸取了西雅图会议的教训，多哈会议举行了多次非正式磋商，各国部长有机会参与对议题的讨论，但部长宣言的各种文本的起草却是以一种不透明和排外式的方式进行的，总理事会主席“以自己的名义”提交了一份不受欢迎的草案（Harbinson草案），而在会议的最后一天，由于没有别的选择，各国只好接受了这份草案，当然，这也是出于维护WTO合法性的需要，发展中国家做出让步的结果。
多哈回合谈判的顺利进行将对世界经济复苏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尚不确定，目前还有很多不稳定因素。多哈回合的成功将有助于世界经济的恢复和长期发展。目前，WTO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多哈回合谈判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WTO将何去何从。如果在未来几年内WTO的成员国能够吸取坎昆会议的教训，竭尽全力来纠正WTO规则和体系中的问题和不平等，将有助于推动WTO和全球贸易的顺利发展，否则，如果各国之间仍然无法达成妥协和合作，现有多边贸易体系的扭曲程度将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的不平衡程度也会进一步恶化。

Ⅳ 新加坡政府《共同价值观白皮书》确立的新加坡国民的五大价值观包括以下哪些

1991年新加坡政府 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推出了力图为新加坡国内各民族、各阶层、不同宗教信仰的民众所共同接受和认可的五大“共同价值观念”
即：
1、国家至上,社会优先;
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
3、关怀扶持,同舟共济;
4、求同存异,协商共识;
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Ⅳ 1至17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主题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是亚太经合组织最高级别的会议,迄今已举行了十六次.以下是历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办地、主要议题和成果： 第一次：1993年11月在美国西雅图举行.议题是21世纪亚太地区经济展望、促进亚太经合组织内部和区域间合作以及有关机制和手段等,发表了《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经济展望声明》. 第二次：1994年11月在印度尼西亚茂物举行.议题是在亚太地区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表问题,通过了《茂物宣言》. 第三次：1995年11月在日本大阪举行.议题是关于亚太经合组织成员之间实现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开展经济技术合作,通过了《大阪宣言》和《大阪行动议程》. 第四次：1996年11月在菲律宾苏比克举行.议题是落实根据亚太经合组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时间表所制定的单边行动计划和集体行动计划,讨论加强成员间的经济技术合作问题,通过了《马尼拉行动计划》和《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导人宣言：从憧憬到行动》,批准了《亚太经合组织经济技术合作原则框架宣言》. 第五次：1997年11月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议题是贸易投资自由化、经济技术合作以及东南亚发生的金融危机等,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导人宣言：将亚太经合组织大家庭联合起来》. 第六次：1998年11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议题是克服亚洲金融危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加强经济和科技合作等,发表了《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导人宣言：加强增长的基础》,通过了《走向21世纪的亚太经合组织科技产业合作议程》和《吉隆坡技能开发行动计划》等文件. 第七次：1999年9月在新西兰奥克兰举行.议题是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进程的执行情况、推进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亚太经合组织未来走向等,会议发表了《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导人宣言：奥克兰挑战》,批准了《亚太经合组织加强竞争和法规改革的原则》和《妇女融入亚太经合组织框架》等文件. 第八次：2000年11月在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举行.议题是经济全球化、新经济、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次区域合作、亚太经合组织合作现状及其前景等,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导人宣言：造福社会》和《新经济行动议程》. 第九次：2001年10月在中国上海举行.议题是全球及地区宏观经济形势、人才资源能力建设和APEC未来发展方向等,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导人宣言》《上海共识》和《数字亚太经合组织战略》等文件,并发表了《反恐声明》. 第十次：2002年10月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举行.议题是反恐、支持多哈回合谈判、促进经济增长、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以及经济技术合作等议题,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导人宣言》等文件. 第十一次：2003年10月在泰国曼谷举行.议题是国际和地区形势、推动多哈回合谈判、促进贸易投资、推动亚太经济增长、反恐合作、亚太经合组织改革等,通过了《领导人宣言》. 第十二次：2004年11月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 议题是多边贸易体制、地区贸易安排、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经济技术合作、可持续发展、人类安全、反恐和反腐败等,通过了《圣地亚哥宣言》. 第十三次：2005年11月在韩国釜山举行.议题是支持多哈回合谈判、区域内贸易协定及自由贸易协定、加强经济技术合作、反恐合作、防控禽流感、亚太经合组织改革等,通过了《釜山宣言》等文件. 第十四次：2006年11月在越南河内举行.议题是支持多哈回合谈判、实现茂物目标、区域贸易安排、经济技术合作、亚太经合组织改革等,通过了旨在实现茂物目标的《河内行动计划》.与会领导人还签署了《河内宣言》. 第十五次：2007年9月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议题是气候变化和清洁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多哈回合谈判、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等,发表了《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关于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和清洁发展的宣言》. 第十六次：2008年11月在秘鲁利马举行.议题是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多哈回合谈判、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等,发表了《利马宣言》和关于全球经济的声明. 第十七次：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4日在新加坡举行.本次会议的议题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亚太经合组织未来发展等问题. 希望能帮到你啦.

Ⅵ 新加坡加入了哪些经济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WTO）、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加坡是亚洲的发达国家，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据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报告，新加坡是继纽约、伦敦之后的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也是亚洲重要的服务和航运中心之一。新加坡是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成员国之一，也是世界贸易组织（WTO）、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成员经济体之一。

Ⅶ 二战后新加坡发展经济面临哪些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

有利条件：优越的地理位置，北隔柔佛海峡与马来西亚为邻，南隔新加坡海峡与印度尼西亚相望，毗邻马六甲海峡南口。

而且二战后国际局势平稳，经济亟待恢复和发展，新加坡在此期间得到了美国的经济支持得以大力发展，最后新加坡的领导者实行符合国情的对外开放政策、吸引一大批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新加坡的经济繁荣。

不利条件：国土面积狭小，只有581平方公里，且缺乏淡水资源、耕地资源，粮食和淡水都不能自给，只能靠邻国供应。

(7)新加坡有哪些国际议题扩展阅读：

新加坡属外贸驱动型经济，以电子、石油化工、金融、航运、服务业为主，高度依赖美国、日本、欧洲和周边市场，外贸总额是GDP的四倍。经济长期高速增长，1960～1984年间GDP年均增长9%。1997年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但并不严重。

2001年受全球经济放缓影响，经济出现2%的负增长，陷入独立之后最严重衰退。为刺激经济发展，政府提出“打造新的新加坡”，努力向知识经济转型，并成立经济重组委员会，全面检讨经济发展政策，积极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商签自由贸易协定。

Ⅷ 新加坡的政治制度有什么弊端呢

新加坡的政治制度 独裁专制 精英治国

“要砥柱中流和赢得选举，政治议程必须掌握在我们手里。”

由于新加坡有100多年被英国殖民者统治的历史，因此新加坡在独立时采用的政治体制，基本采用了英国的威斯敏斯特体系，但也根据新加坡的情况作了一些改进。

新加坡政体是议会共和制，全国被划分成84个选区，每个选区选举产生一名议员组成议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组阁组成政府，政府对议会负责。

由于新加坡是个小国，因此只有一个统一的议会，没有上议院、下议院之分。议会中多数党的领袖出任总理，总理在议员中任命政府部长。因此在新加坡要成为执政党，首先必须在议会选举中获胜；要成为政府部长，首先必须被选为议员。在新加坡，执政党、议会、政府实际是三位一体的。因为执政党是议会的多数党，政府的部长都是议员，所以政府决定的事在议会很容易通过，政府总理拥有最高权力。

新加坡设有总统，这个职位有点像英国的女王，是个象征性的职位，基本没有实权。开始时总统的任命由执政党推荐，议会批准，从1993年起改为民选。民选总统的权力较以往的总统有所增加，增加了三项职权：一是对国家的储备金进行监管，新加坡的储备金数额很大，资金安全受国人关注，为防止政府滥用储备金，总统负责对储备金的监管，确保储备金安全。二是一些重要的人事任命，如大法官、三军总司令，总统有否决权，这是以往总统所不具有的权利。三是负责对总理的监督。新加坡的贪污调查局拥有很大权力，可以调查任何公务员，它直属总理办公室，只对总理负责。那么谁来监督总理？这就是总统。如果总理刻意拖延有关对他本人、他的部长或高级官员涉嫌贪污的调查，总统就有权进行干预。

新加坡的政府官员，分为政治领导和公务员。政治领导负责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公务员负责政策的执行和落实。政治领导的产生，需要通过选举，有一定的任期。如议员，是直接选举产生的；如政府部长、政务部长、政务次长等，这些官员由总理提名任命，政府换届时他们的职务也随之终止。新加坡的政治领导包括：议员、内阁成员、各部政务部长、政务次长等，人数不是很多，但都是高级官员。公务员不通过选举产生，但只有经过严格的考试才能进入公务员队伍，包括面试、心理素质测试等，要求非常高。一旦成为公务员后，只要不犯大的错误，如被判刑、严重的纪律处分等，就可以一直做下去。公务员的最高职务是各部的常任秘书。高级常任秘书的工资和政府部长同级。

议员在新加坡又叫代议士，他是选区内所有居民利益的总代表。议会开会一般是一月一次，一两天开完。每次会议有些什么议题，都事先公告。由于事先准备充分，开会时的辩论一般都不是很激烈。在新加坡，议员不能作为一个人的职业，所以每个议员除在议会开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外，都有自己的正式工作，有的是律师，有的是医生，有的是企业管理人员等，但议员不能任政府公务员。议员靠自己的薪水谋生，但每月能领到一两万新元的津贴。这是因为作为议员，一方面本职工作会受到一定影响，同时也会有一些额外的支出，如逢年过节要到社区慰问群众，都要表示表示，碰到生活困难的居民，给予一定资助等。

每个议员都必须对本选区的选民负责，这是新加坡政治制度中一个根本性的原则。议员把选民的意见带到议会，最后形成国家的意见。在这样一种机制下，议员不是高高在上的官员，他必须和选民打成一片，取得选民的信任，维护选民的利益。新加坡有个议员接待选民制度，每个议员每星期必须拿出一个晚上的时间接待选民。选民有困难、有建议意见，都可以找议员表达。

在新加坡，成立一个政党比较容易。几个人，有一个党纲，到有关部门登记一下就行了。目前新加坡的合法的政党有20多个，影响最大的是人民行动党，还有工人党、民主进步党等。现在新加坡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从1959年成立自治政府时开始执政，在每一届的大选中都获得胜利，是世界上连续执政最长的政党之一。

在上世纪60年代早期选举的时候，人民行动党差一点被反对党社会主义阵线挑下了马，据说两者只差关键的一票，这让李光耀惊出一身冷汗。后来政府就设法对选举办法进行了修改，推出集选区制度。本来一个选区选一名议员，现在把五六个选区绑在一起选，叫集选区，理由是要让少数族裔在议会里有自己的声音。因为如果按单一选区选举，每个选区选出来的可能都是华人。现在改为了集选区，每个党派推举出来的候选人中，都必须有至少一名少数族裔，这样才能确保少数族裔的参政。由于反对党的势力都很小，要他们一下子推出多名候选人参加集选区的选举十分困难，因此在集选区人民行动党往往是?战而胜。目前新加坡有14个集选区和9个单一选区。李光耀曾经说过：“要砥柱中流和赢得选举，政治议程必须掌握在我们手里。”

当然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也导致人们政治参与意愿的降低。新加坡人的政治参与度不是很高，很多人对政治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反正自己有工作，有饭吃就行了。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政治表达，新加坡对议会进行了改革。他们在84个选举议员之外，设立了非选举议员。那个得票最多又没有当选的反对党的领袖可作为非选区议员，这样确保反对党也能进入议会。此外还设立了官委议员，他们通过任命而不是选举产生，共有八名，是新加坡社会各界的代表。非选区议员和官委议员可以参与议会辩论，但没有表决权。通过设立非选举议员和官委议员，增加了议会的代表性。

在新加坡的选举中有一个怪现象，凡是人民行动党组织的政治集会，往往没多少人去，会场上比较冷清。但凡是反对党组织的政治集会，一般会有很多人参加，会场上很热闹。但在选举投票时，人们还是投人民行动党的票。这反映出人们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希望政治上有新的变化，但同时还是觉得人民行动党好，对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有较深的认同。

Ⅸ 新加坡语言政策

新加坡语言教育政策之转变

李懿芳
国立暨南国际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在众多亚洲国家中，新加坡为少数以英语作为主要沟通语言的国家，然而就
一个由多种种族组合而成的国家而言，这样的决定并非一蹴可成，为顾及各种族
的利益，其间经历许多沟通与协调，均反应在一连串的语言教育政策上面。正由
于新加坡具有多种种族的特征，为了避免引起种族间的冲突，教育一向被政府列
为敏感的话题，因此我国国内有关新加坡语言教育政策的资料，也相形鲜少，仅
片面了解其实施双语政策，并有显着的英语教育成果。我国的语言教育政策自光
复以来多有变化，国语与母语之间的关系从对立演变至共存、第一外国语（英语
）教育在八十六学年度起，开始延伸至小学阶段……，这些种种的变革值得我们
加以深思与关注。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新加坡在语言教育上的努力与经验
，值得我们进一步的了解。本文拟先从新加坡语文环境着手，探讨其种族、文化
、历史等社会背景与语言政策发展的关系，再探究自一九六○年代以来，新加坡
所实施主要的语言教育政策内容，以期了解新加坡整体语言教育政策发展与转变
，做为我国未来语言教育政策发展的参考资料。

新加坡的语言环境

新加坡为一蕞尔小国，位于东南亚中心，总面积约为633平方公里。分析新
加坡的地理要素，其中影响语言发展者主要有二：第一、位于太平洋与印度洋的
航运要道上，又有天然良港的条件，成为水路交通的重要枢纽，由于邻近各地的
人种往来频繁，使其形成一多种种族、多种语言的社群；第二、在地形上与马来
半岛连成一体，二者之间密不可分，举凡政治、文化、语言、生活、历史发展等
方面，均深受其影响。

新加坡的历史尚短，原为一人口稀少的渔村。一八一九年元月二十九日，英
人莱佛士登陆新加坡，把新加坡开辟为一自由港，成为英国殖民地，为新加坡历
史的起源。新加坡成为一贸易自由港之后，吸引外地劳工前来，主要以中国、印
尼、印度三地居多。其中印尼与马来人本属同种，因此新加坡居民以华人、马来
人、及印度人为主，号称三大民族。根据一九九七年统计，新加坡人口中以华人
比例最大，占77.4％，马来人次之占14.2％，印度人占7.2％，其他种族占1.2％
。

新加坡多种种族的背景，是构成语言多样化的重要因素之一。虽然新加坡的
人口以华、巫、印三族为主，但是各族内又存在许多小族群，根据一九五七年人
口普查，新加坡华、巫、印内部大大小小的种族共有二十五个之多，而且无论种
族的大小，都有自己的语言，其间语言之复杂由此可见。

由于外在因素与内在因素的考量，英语在新加坡社会越形重要。就内在因素
而言：一、新加坡种族多、语言杂，三大族群中，没有一种语言有近半数的他族
人懂得，选择任一族语言做为主要语言，均会引起他族的不满。英语虽本为殖民
地的语言，但有过半数的各族人懂得，较易为各族人所接受；二、新加坡政治权
力与英语关系密切，统治阶级的语言、法律的规定系以英语为主，也奠定了英语
不可动摇的社会地位。就外在因素而言：第一、英语为商业及国际贸易用语，此
为新加坡的经济命脉；第二、英语也是现代科技的主要用语，对追求最新科技不
遗余力的新加坡而言，是不可缺少的能力。

新加坡的语言教育政策

根据学者W.Stewart的分析，多元民族的社会在建国过程中，对语言计划所
采取的政策，可归纳为两大类：第一、独尊一种语言：利用教育及法律等手段消
除其他语言，而独尊一语作为国语；第二、多种语言并存，而择一或若干种做为
官方语言，及不同族群间沟通的语言（郭振羽，1995：57）。新加坡的语言教育
政府基本上是采取第二种策略。以下即自新加坡独立以前为起点，探讨一九九七
年以前重要的语言政策，以期获得整体的概念。

一、一九五六年“各党派教育报告书”强调平等对待所有语言

一九五○年代，基于社会文化及政治因素的导向，新加坡众多语言已经发展
成为四个主流－英语、华语、马来语及淡米尔语。根据一九五○年各种语言源流
学校学生注册人数统计，当时华语学校为72,951人、英语学校为49,690人、马来
语学校为8,579人、淡米尔语学校为1,205人（Dudley, 1980：204）。在教育系
统中，华语使用比例虽高居第一，然而若以就业机会来计算，英语则位居首位，
使得越来越多华语学校的毕业生面临就业困难，尤其在一九五四至一九五六年间
更形严重。因此“各党派委员会”（All Party Committee）于一九五五年开始
着手调查华语学校的情况，其报告书为新加坡第一个国家语言教育计划，主导新
加坡日后语言政策发展的方向。

“各党派教育报告书”最重要的建议之一：不论各学校所使用的语言为何，
一律平等对待。为确保本土语言面临英语的冲击不致消失，并增加对本国语学校
的经费补助。虽然各党派报告书对华语学校情况进行深入调查，但其主要目标是
在打破英语被其他本国语言学校排挤的障碍，并建立一个能对新加坡忠诚、且具
有马来亚意识的教育制度。委员会认为新加坡的发展，必然走向与马来西亚联邦
合并的结果。对日后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在语言与教育方面
的宣示，产生极大的影响，如平等对待英语、华语、马来语及淡米尔语，尊重各
种语言源流学校并存发展的形态，指定上述四种语言为官方语言，并规定马来语
为国语等措施。

二、因政治考量，采取以马来语为主的多语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各地纷纷兴起了独立自主的运动，新加坡于一
九五○年代开始，在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之下，争取独立。当时由于政治策略上的
考量，领导阶层以谋求与马来亚联邦合并为最终目标，在语言政策上也采取相对
应的措施－即以马来语为主的多语政策。

新加坡政府于一九五九年成为一自由邦，人民行动党在普选后得到多数支持
，成为执政党。同年，自治邦宪法宣布马来语为“国语”，政府并继续以各种措
施，推广及提高马来语的地位，为“合并”做准备。其中较为重要的措施如下（
郭振羽，1995：60）：

1.成立“马来语语言及文化协会”。

2.教育部成立“马来语教育谘询委员会”。

3.规定在政府学校任教的教师，须具有第一级马来语程度：公务员程度则须
有第二级马来语程度。

4.开办中学程度马来语课程，并成立马来文中学。

一九六三年新加坡如愿地加入新成立的“马来西亚联邦”，更加积极推广国
语（马来语），例如成立国语行动理事会、推行“国语月”和“国语周”运动、
增加媒体播放马来语的时间、政府公告及公文，开始使用马来文等。

虽然积极地加强马来语的教育，但事实上新加坡政府在教育上仍然坚持四种
语文源流学校平等并重的多语政策。所以尽管在政策上新加坡力求与马来西亚联
邦一致，但在基本语言政策上，二者之间仍存在无法弥补的鸿沟。由于马来西亚
只承认一个国语（马来语），因此星马之间语言和教育政策的分歧，以及二者在
文化和民族政策上的差异，造成了一九六五年新加坡被迫脱离马来西亚联邦而完
全独立。

三、星马分离，语言政策再次调整

表面上，脱离马来西亚联邦对新加坡语言政策没有很大的影响，依旧维持双
语政策、国语仍为马来语，并和英语、华语及淡米尔语共列为官方语言。然而，
当新加坡确定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时，语言政策也产生了些许改变。

首先，一九六六年起，马来语不再被视为国家学制中主要的教学语言，也失
去做为主要工作语言的功能；其次，媒体转移焦点到其他语言上。例如：一九七
七年二份主要的英语日报定期刊载学习华语的方法、发行量最大的二份中文报，
在每日的双语版中刊载华语及英语的教学内容、广播媒体也经常性的播出英语课
程等，这些种种措施与一九六○年代早期倡导马来语为国语时有明显的不同。这
时，马来语的国语地位只是象征性的地位。

此时期有二方面的改变值得注意：英语成为主要工作语言，以及对母语保存
的重视。由于英语在新加坡为一中立语言，没有偏袒任何一个族群，并对新加坡
成为国际商业中心、地区金融中心等角色提供相当大的助力，因此渐渐成为当地
主要的工作语言。另一方面，新加坡人意识到母语的保存，不但能发展文化的根
源、提供次国家层次的统整，并能培养“情感上的归属感”。

四、双语政策的评鉴与改革

一九七○年代影响新加坡语言教育政策最主要的文献，即为“一九七八年教
育部报告书”（the Report on the Ministry of Ecation 1978）。一九七八
年八月，新加坡副总理Goh Keng Swee博士领导的教育研究小组针对新加坡的教
育制度及语言政策进行检讨与评鉴。研究小组提出了“一九七八年教育部报告”
，对新加坡有关教育方面的语言政策，提出详细及权威的评论。其中重要的发现
如下：

1.读写能力低：至少有25％的小学六年级学生未能达到最低的读写能力标准
。
2.一九七五至一九七七年间，参加小学离校考试的学生，62％未能通过第一
或第二语言考试。
3.学校于各种测量能力表现的途径－测验、报纸及书本阅读中，表现不佳。
4.几项提升语言程度的策略，经评估后成效不佳。

简而言之，这份报告发现由于对语言能力要求过高，使得双语政策未能普遍
有效的实施。新加坡政府认为有必要为不同学习能力、学习态度及学习兴趣的学
生，安排不同学习课程，因此着手实施学制的改革，亦即于小学及中学阶段实施
分流制度。

依照新教育制度，小学前三年的课程主要以语言学习为主，使学生在此阶段
能为将来学好数学、科学和其他课程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小学三年级结束后，
学生依分流考试成绩及双语能力分配至“正常双语课程”（normal）、“扩大双
语课程”（extended）、“单语课程”（monolingual）。中学阶段则依小学离
校考试，将学生分流进入“特别”（special）、“快捷”（express）及“普通
”（normal）课程，特别及快捷课程学生学习两种语言，四年级结束时参加GCE
'O' level考试，通过者可进入大学预备学校学习；能力较差的普通课程学生，
四年级末接受GCE 'N' level考试，通过考试者可以再学习一年后参加'O' level
考试，未通过者则参加职业训练或就业。

五、语言标准化问题－语言本文的转变

学者Kloss将语言计划分为两类：一是“语言本文计划”（language corpus
planning），指针对语言的设计和处理，包括新字汇和术语的厘定、字典的编撰
、新拼音方式或书写方式的设计等；一是“语言地位计划”（language status
planning），针对语言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功能，做适当的处理和调整，以达到某
些既定的目标（郭振羽，1995：67-68）。

语言本文计划涉及语言标准化的问题，由于新加坡早期系由外来移民所组成
，使用的语言均为“外来语”，这些语言经过长期使用自然与他种语言相互“干
扰”及“借用”，出现与原来语言有异的本土化特色，因此乃有“新加坡华语”
、“新加坡英语”的出现（郭振羽，1995：68）。由于新加坡是一个开放的国际
都市，若坚持以本地特色的语言做为标准，会造成语言上与外界隔绝的情形，因
此语言标准必须遵循外来（原来）的规范，亦即不涉及主动设计或文字的改革，
而只是在政策上决定采用何种外来规范，或外来的文字改革，以做为本地的标准
。以下分别介绍四种官方语言所涉及的语言标准问题。

华语所涉及的“本文计划”引起的问题最多，影响也最大，其中特别值得注
意的是“简体字”的使用及“汉语拼音”的推行。新加坡一九六○年代开始使用
简体字，为符应政策实施双语政策的一项改革。由于华语最困难的就是书写能力
的学习，简体字可节省书写及学习的时间，因此以简体字取代繁体字，可简化华
语的学习（Dudley, 1980：217-218）。

在拼音方面，早年新加坡华语教学系以“注意符号”为准，自一九七○年代
中期开始，随着中国“汉语拼音”办法的公布实施，新加坡教育当局也决定全盘
采用，规定华族学生必须用华语姓名的汉语拼音，做为学校使用的英文姓名，以
减少方言的影响。但此措施带来极大的反弹，对于不少华人而言，华语姓名惯以
方言发音，因此不论姓Tan（陈）或姓Teo（张），他们的姓氏已成为身份认同的
一部分。由Tan改为汉语拼音的Chen，或由Teo改为Zhang，虽然都是华文“陈”
或“张”，但对他们而言乃是强制改变世代沿用的姓氏，侵犯其基本人权。然而
尽管面临舆论的反对，新加坡政府仍坚持于一九八○年开始在小学实施，并扩及
全国中小学（郭振羽，1995：70）。

马来语本文的转变主要依循马来西亚及印尼二国。印马两国均使用马来语为
国语，并各有其语言策划机构，负责马来语标准化和现代化的工作，在印尼的机
构称为“语言与文学机构”（Institute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在马
来西亚的机构称为“国立语言发展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Language
Development）。为协调双方关于马来语的语言计划，印马政府组织一个“马印
语言理事会”（Majlis Bahasa Malaysia/ Indonesia），负责协调两国语言发
展的决策。新加坡原则上全盘接受语言理事会的决定，将其实施于学校、大众传
播及政府相关公告文书等。

淡米尔语由于使用人口少，政治及经济效益低，在新加坡一直未受到政府的
重视。印度马德拉斯（Madras）为淡米尔语的中心，对语言计划议题有很大影响
，例如过去直接借用英语的情况相当频繁，未来将逐渐以翻译的方式取代。在马
德拉斯开展的文字改革，经由期刊、杂志等影响新加坡的淡米尔语；本地的淡米
尔报纸在传播上也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英语涉及的语言标准问题，主要是英语方言－“新加坡英语”。政府当局主
张必须推行国际标准的英语，亦即以英国广播公司所代表的BBC English为准，
文法和拼音也以英国本土的标准及规范。然而一些语言学家Tongue（1974）、
Platt（1975）等的研究，发现新马地区的英语虽非标准，但有其特色及社会功
能，不必完全否定本土英语的地位，甚至可适当承认其存在。尽管如此新加坡政
府仍积极推动标准化英语，如招募讲道地英语者任职中小学及训练本地教师、经
常性的举办在职课程及座谈会提升英语水准、教育部也透过语言计划中心提供学
校教师有关提升英语使用的课程等。

六、全国性学制的公告

根据统计资料显示，登记华语源流学校的小学新生，自一九五九年的46％降
至一九八四年的0.7％。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教育部提出，由于少于1％的小学新生
登记华语源流学校，而且已经没有学生登记就读马来语及淡米尔语学校，因此公
告所有学生在一九八七年将以英语做为第一语言，为全国性学制的实施。此措施
引起相当程度的争论，其中主要是来自受华语教育者的抨击，认为华语程度将为
此下降。政府则声称若有足够的家长要求学童进入华语源流学校，则会重新开办
以华语为第一语言、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学校；并增加以华语及英语为第一语言的
小学。

七、改进小学教育报告书

一九九一年三月，教育部发表“改进小学教育报告书”（Improving
Primary School Ecation Report）对中小学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根据调查
当时的教育制度存在几项缺失，急待改进：1.学习能力较差的学生需要更多时间
学习双语；2.小学生转到不同分流课程的比率持续偏高，有延缓一年分流的必要
；3.进入职业暨工业训练局的单语分流学生未具充份准备，且中辍者多。有鉴于
此，改进小学教育报告书主要建议如下：

1.提供三阶段、七年的小学教育（包括一年学前教育，小一至小四基础阶段
，小五至小六定向阶段）。

2.重新修订小一至小四课程分配时间：英语占33％、母语及道德教育占27％
、数学及其他课程各占20％。

3.调整小学离校考试，以“安置性测验”取代“失败－通过性测验”。

4.小三分流延至小四结束时举行，并在小五及小六时提供三种语言分流课程
，分别为EM1（英语和母语均为第一语言程度）、EM2（母语为第二语言程度）、
EMO（母语以口语型式学习）。

结语

由上述可知，新加坡语言教育计划受政治、族群、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深
远。综合分析，今日新加坡的语言政策，系以下列几点为主轴：1.华语、英语、
马来语及淡米尔语四种官方语言并存；2.坚持双语政策，英语为各民族学生必须
学习的共同语言；3.英语为工作语言，并具有国语的实际地位（de facto
national language）；4.各族学生均需学习母语，做为保留传统文化的媒介。
新加坡经历三十多年的变革，突破种族间的藩篱，在语言政策上找到了一个平衡
点，虽然无法满足所有种族的需求，但多数均能接受这样的安排。新加坡多年来
处理语言政策的经验，值得做为我国思考这类问题的参考。

参考文献

中文部分
云惟利（1995）。语言环境。载于云惟利编：新加坡社会和语言。新加坡：中华
语言文化中心。
郭振羽（1995）。语言政策和语言计划。载于云惟利编：新加坡社会和语言。新
加坡：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英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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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apore: Issues and Trends. Singapore: South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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