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为什么收留康有为

‘壹’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本来颠沛流离，不得已流亡国外，为何最终却得非常滋润

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慈禧太后和袁世凯把光绪帝囚禁起来了，而谭嗣同等变法分子最终也是被杀害。但是在这个时候，也有一些幸存的变法者跑到国外去了，而康有为就是其中的一个。作为一个逃亡者来说，康有为流浪到国外以后日子非但没有不好过，反而还很滋润。康有为在国外流浪的生活之所以会过得这么滋润，其实主要就是因为他自己太会忽悠了，忽悠了很多海外侨胞救济他。

康有为看到支持自己的华人越来越多，于是后期成立了一个中国维新会，这个中国维新会所有的成员每年都需要缴纳一些会费的。这个组织的成员人数最多的时候将近有100万人左右，所以康有为也是借助这个组织赚了很多钱。

‘贰’ 康有为“断发”的理由

甲午战争的惨败，既深深地刺伤了国人的民族感情，也进一步唤发了人们的觉醒。关心国家前途与命运的人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在思考如何把中国引向富强之路。维新之士康有为，力图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模式，通过变法维新全面改造国家，把落后的中国纳入近代化发展轨道。

康有为（1858-1927 年），广东南海人。自幼便接受严格的传统经史教育。光绪二年（1876年），受学于提倡经世致用的粤中大儒朱九江门下，此后又对道、佛等书籍潜心涉猎。面对国家衰弱，民生多艰的社会现实，康有为早有“揽辔澄清之志”，欲以天下为己任。光绪五年（1879年）后，在参加科举考试之余，康有为先后游历和考察了香港、上海等地，使他了解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先进，开始大讲西学，萌发了学习西方以革新中国的念头。中法战争期间，清王朝的腐朽，进一步激发了他的忧国之忱。光绪十四年（1888 年）冬，康有为到京城应试，上书清廷（即《上清帝第一书》）。在这次上书中，康有为在陈述了国家面对的严重形势后，痛斥了朝野上下无视“大厦将倾”，只图“嗜利而借以营私”的风气，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张。因守旧势力的阻挠，这些意见未得上达。此后，他出京南归，在广州从事教育工作。康有为一反旧式的传统教育，以培养维新人才为其宗旨，以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为讲学的主要内容，培养出梁启超等一批思想开阔、力求进取的青年才俊。这些人才华出众、思想敏锐，后来大多成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或是维新运动的骨干。

康有为讲学期间，又在梁启超、麦孟华的帮助下，写出并刊行《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为变法活动提供了历史依据。但是这两部着作的发表却对维新变法事业产生了不少不良的社会后果。从学术层面看，这些着作牵强附会，可信程度很低；从实践的后果看，使反对改革者找到了最好的口实，攻击康有为离经叛道，要求连同康有为的其他正确主张立予禁毁。一般的守旧者也视若寇仇。而损害最大的是支持改革的中坚力量也因此心存芥蒂。翁同龢作为光绪皇帝的老师和军机处大臣，是连结维新派与朝廷的重要枢纽，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给他留下的印象却是“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管学大臣孙家鼐也上奏光绪帝“劾《孔子改制考》，并谓康某才气可用，以为宜如汉文之待贾生，老其才折其气而后大用之。”地方大员中，维新不遗全力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也是向光绪帝奏荐康有为其人，却对《孔子改制考》大加攻击。湖广总督张之洞曾多方联络维新人士，强学会的活动和《时务报》都曾得到他强有力的支持，但张氏“不信孔子改制，频劝勿言此学”，并坚决反对康有为用孔子纪年，康有为不听，最终使维新派失去了最具实力的支持者。在民间，康有为的这些言行也导致本已薄弱的维新势力的分裂。章太炎因不同意康有为“倡言孔教”，与康有为门徒发生争执，导致章太炎愤而离开《时务报》。

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春，康有为来到北京参加会试。当他得知《马关条约》的屈辱内容时十分激愤，遂与梁启超等鼓动 1000 多名各省举人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上书请愿运动，即“公车上书”。康有为用了 1 天两夜的时间，写出了 1.8 万多字的《上清帝第二书》，也称《万言书》。在《上清帝第二书》中，康有为向光绪帝献出了救国大计。康有为首先警告朝廷：“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举。”既表露了他对国家前途的深切忧虑，又告诫光绪帝已到认真对待的时候了！并提出了以“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为中心的一整套对策。最后的“变法成天下之治”，是康有为这次上书的核心。他认为不能墨守成规，必须变法维新，全面革新旧制。中国所以战败受辱任日本国宰割，根本原因在于国力弱。要立国自强，就必须“富国”、“养民”、“教民”。“富国”就是以西方强国为样板，效法维新致强的日本等国，大力发展近代工、商、农、矿、铁路、交通、教育、金融、邮政等事业。“养民”就是为了创造更多、更精的社会财富以增强国力，应该仿照德、英等国，鼓励民众发展近代企业，并加保护。而“养民”的关键又在于“教民”，把发展近代教育，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视为使国家走向富强的重要条件。他强调，惟有国家富强，使中国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才能大雪国耻，耀我国威。康有为还公开抨击专制制度，建议由士民自下而上公举那些“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为“议郎”，作为皇帝的顾问，随时“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于太和门”。这实际上是仿照西方国家议院的模式，既可使朝廷的专断受到一定的制约，又能改变君与臣、官与民的隔绝，保证变法维新的推行。从而，即能“合四万万人之心以为心，天下莫强焉！”《上清帝第二书》是康有为革新中国的思想主张形成体系、走向成熟的集中体现，从革新原则以及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进行了较为完整的规划。康有为的这次上书虽然仍未上达于光绪帝，但《万言书》却辗转“遍传都下”，在北京城内产生了强烈反响。这时的康有为已经名扬天下，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和一切希望祖国昌盛的人的代言人和新时代的呼唤者。

举人群起的爱国行动，却遭到朝中官僚的仇视。孙毓汶等人对举人们采取了分化、瓦解等卑鄙手段加以阻挠。另外因为“公车上书”的发动日，恰是光绪帝被逼批准《马关条约》之时，致使行动失败。

“公车上书” 失败之后，康有为会试及第，被授予工部主事。但他仍心系国事无意做官，尤其当《马关条约》互换生效后，康有为看到朝野上下依然麻木不仁，越发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感到忧虑。于是，针对换约后的局势，康有为对《万言书》做了部分调整。在几乎原封未动地保留“立国自强之策”的同时，又给予了充实，形成一份 1 6 万余字的新上书，即《上清帝第三书》。

《上清帝第三书》，请都察院代呈奏效，递到了光绪帝的手里。这使得康有为大受鼓舞，又很快写出《上清帝第四书》，但是几经周折，未能递上。这使康有为终于认识到如不冲破朝臣的守旧壁垒，也打不开通向光绪帝之路，变法“非自京师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于是，在第 4 次上书受挫后，康有为便开始把争取对象扩展到朝臣士大夫方面。在六月末至七月初（8月份），他与梁启超创办了面向朝臣士大夫的《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接着，他又联络一些京官等各方之士筹划组建了社团强学会以增强其影响力。 在此期间，与帝党首领、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的会面，是康有为争取朝廷上层的重大成果。

在此之前，康有为曾几次试图接触翁同龢，却都因种种原因未能成功。出乎康有为意料之外的是，有一天在他外出之际，翁同龢却主动前来拜访。康有为外出归来之后，知道了这个消息，非常兴奋，立即前往翁同龢府上回访。二人在翁同龢的书房之中谈话，谈得十分融洽，从中午一直谈到晚上，差不多谈了 6 个多小时。翁同龢首先对于此前未能帮助康有为向光绪帝转呈上书一事表示了歉意，并主动向康有为索要他的着作。两人反复讨论变法的有关问题，二人的政治见解颇有相符之处，康有为向翁同龢详细宣传了自己的变法主张，翁同龢则对康有为的一些变法主张表示赞同。康有为提出要翁同龢承担起变法强国的重任，并向光绪帝推荐贤才的要求。翁同龢对此表示了无奈，翁同龢告诉康有为：“与君虽新见，然相知十年，实如故人，姑为子言，宜密之。上实无权，太后极猜忌。”使康有为了解到清廷内部的真实情况。

任帝师 20 年的翁同龢是光绪帝极为信任和倚重的重臣，经与康有为晤谈，成为一个意识到非变法难以图存，极力支持变法的开明人物。翁同龢早年在朝时的政治观点和大多数保守派并无不同，然而在 19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他对西方事务产生了兴趣，并倾向维新。这种观念上的重大变化对年轻的光绪帝有决定性的影响。1894 年中国战败更增强了翁同龢的看法，使他成为维新的热烈提倡者，并注意到康有为所发起的运动。翁氏对于维新虽是热情的，但他的观点或多或少仍是自强运动的路数，和康有为信奉的激进的维新变法主张有很大的距离。这就是为什么当他首次看到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发表的非正统和挑战性的观点时表示了重重疑虑。翁氏对康有为感到兴趣以及后来将他举荐给皇帝，可能不完全出于思想意识上的考虑。其时，他正与其他一些着名的有志于维新的官员（如李鸿章和张之洞）在进行着权力斗争。对于翁同龢来说，维新不仅是一种理想，而且也是值得争取的具有高度权力价值的东西。有着渊博的维新思想的康有为可以作为翁氏有用的伙伴，能够想方设法帮助翁同龢以从事维新的名义在朝廷中战胜他的对手。由于翁同龢既与光绪帝关系密切，又在清廷朝野联系广泛，所以康、翁的融洽晤谈，是康有为继第 3 次上书皇帝之后，在争取以皇权推行变法的道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进展。

在清政府战败蒙辱、列强紧逼、国势益衰，而变法图强的风气日盛情况下，不仅翁同龢发生了变化，一批官员、士大夫纷纷起来急求雪耻之方，兴起了一股“竟言自强之术”的热潮。如顺天府尹胡燏棻进呈《条陈变法自强事宜折》，明确指出中国只有仿行西法走维新之路，除此而外别无他途，主张“劝立公司，准民间自招股本”，以期国富民强。侍读学士准良在奏折中认为，面对强邻环伺的严峻形势，采西法广修铁路，是“安危大局之枢纽”。给事中褚成博也指出，李鸿章等历经多年、耗费巨资制造、设学，但仍被日本打得大败，是由于因循旧法造成的，因此他主张仿行西法，必须首先破除积习、更新观念。军机章京陈炽则除了积极向朝廷献善后之策外，又支持翁同龢更张求存的主张，还大力协助康有为筹建强学会，直接投身于组织变法维新的实际活动中。这些官员士大夫提出的“自强之术”，虽然彼此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内容各异，但学习西方革新图强以求存，却是其共同的出发点。与康有为的变法维新要求相呼应，形成日益高涨的图强形势。一些要求革新图强的官员士大夫又陆续向康有为接近，有的即投身于维新运动之中了。

在图强热不断升温之际，清廷内部各政治派别的势力也互有消长。原来的洋务派首领李鸿章早已声名狼藉，势力和影响大大削弱了。后起的洋务派显要人物刘坤一、张之洞成了洋务派的首领。在对外态度方面，刘坤一、张之洞与李鸿章有明显区别，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们又都站在清廷主战派一边。刘坤一提出克敌制胜的良策；张之洞也多有积极性的建议，均为抗战做出自己的努力，又都抵制屈辱求和，反对《马关条约》。战后他们的声望均有所提高，成为显赫东南的封疆大吏。

后党官僚核心成员也有所改变，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先后被迫退出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翁同龢、李鸿藻添补了孙、徐在总理衙门留下的空缺；恭亲王奕欣则重新控制了总理衙门；慈禧的亲信荣禄升任兵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进入清廷中枢；王文韶替换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了京畿要地、北京门户的管辖权。后党官僚和奕欣进一步控制着清廷的枢要。

在这种形势下，强学会被查封，使康有为“开新之风”的努力又受到挫折。强学会自成立之初，影响就非常大。李鸿章曾请求捐银入会，竟因名声不好而被拒绝；洋务派新首领刘坤一、张之洞等也支持或加入过强学会。随着强学会的壮大，遭到守旧势力的不断攻击，御史杨崇伊弹劾强学会“植党营私”，要求予以严禁。清廷下令，先后将京、沪两地的强学会查封，北京强学会被改为“官书局”，专门翻译西方书刊。

目的：维护清朝腐朽的统治,主要目的是维护皇帝的利益.但是其中也有一些西方国家的新思想,概括来看,还是有一定的作用.

‘叁’ 有谁知道康有为

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省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中国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光绪廿一年（1895年）进士，曾与弟子梁启超合作戊戌变法，后事败，出逃。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定居上海辛家花园，主编《不忍》杂志，他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1927年3月31日去世。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政治家、教育家和文学艺术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康有为作为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在倡导维新运动时，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但后来，他与袁世凯成为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

早年求学

康有为画像(2张)
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

小时康有为最早的教师是他的祖父康赞修。1858年3月19日（戊午年）出生在广东省南海县丹灶苏村。自幼学习儒家思想，他十八岁时拜南海九江有名的学者朱次琦为师。康赞修、朱次琦都崇信宋明理学，因此，康有为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鄙弃所谓汉学家的烦琐考据，企图开辟新的治学道路。学习一段理学之后，他对理学也不赞成了。因为理学仅言孔子修已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2]
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他二十二岁那年离开朱次琦，一个人到西樵山白云洞读书，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同年他游了一次香港，使他大开眼界。以后他又阅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这一年是康有为从中学转为西学的重要开端。
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回归时经过上海，进一步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事物，并收集了不少介绍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的书刊。经过学习，康有为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使年轻的康有为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西方的强盛，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他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3]
公车上书
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

康有为(2张)
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当年9月，他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

1891年，康有为回到广东，开办万木草堂学馆，聚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并为变法运动创造理论。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着作，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民主思想、平等观念的人。康有为的这些看法，虽都不科学，但他的改革精神却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而对封建顽固守旧分子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而这两部书被他们视为异端邪说。
1894年，康有为开始编《人类公理》一书，这本书经多次修补，后来定名为《大同书》发表。《大同书》描绘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提出大同社会将是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这当然是荒谬的，因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在从容不迫地为戊戌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之后，1895年～1898年，康有为积极
光绪帝
地进行了变法实践。
1895年4月，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听说清政府要与日本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为愤慨。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一份一万八千多字的上皇帝书。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集会，通过了这个万言书。
1895年都察院。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从爱国的立场出发，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在这次会试中，康有为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以后，康有为又连续给皇帝上了几次书。光绪皇帝对康有为提出的问题，很受感动。在这些上书中，康有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变法思想，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几个方面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政治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的要求。他指出：“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经济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主张。文化教育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开民智”、“兴学校”、“废八股”的主张。这几个方面构成了康有为变法维新的基本纲领。
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次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着《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4]
历史真相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乙未科会试，康有为自称得知

康有为肖像(12张)
《马关条约》签订，在松筠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事实上，这次行动康有为仅有众弟子支持，而公车上书的主要发起者均为其他人。由于光绪帝年纪较轻，且没有实际从政经验，康有为依靠其激进且不符合实际的改革观点于当年5月底第三次上书，这得到光绪帝赞许。但根据不少学者的看法，康有为在进行政治宣传以及回忆的时候，（最明显如其《康南海自订年谱》）他的做法存在着很多不尊重事实的地方，而且又有很多吹牛造假的现象。而茅海建等不少学者则根据许多文献认为康有为所谓的组织举人联名上书，事实上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但是被康有为的派系不断地涂抹，篡改了历史，并被之前许多历史学家所接受。公车上书实则是由当时的翁同龢、李鸿藻、汪鸣銮等京城高官发动组织，目的是阻挠《马关条约》的签订[5] 。

戊戌变法
慈禧太后
1898年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史称戊戌变法。后因慈禧太后的干预，维新运动失败，其具体细节尚有较大争议。
戊戌变法之初，在康有为的幕后主持下，光绪皇帝推动了一系列的改革，后人称为戊戌变法。后因慈禧太后的干预，维新运动失败。后经学者考证，光绪皇帝收到的每笔奏折，全文或摘要皆须送慈禧审阅，在清宫档案中均有详细纪录，因此慈禧对变法内容完全知情。若慈禧不支持变法，戊戌变法不会维持一百天时间。只是因为改革中光绪皇帝身边的维新派官员，鲁莽地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激进政策，才导致慈禧发动政变。
根据雷家圣《力挽狂澜：戊戌政变新探》[6] 一书指出：戊戌变法期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国访问。当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变法派领袖康有为建议，要求清朝方面聘请伊藤为顾问，甚至付以事权。[7] 于是，变法派官员在伊藤抵华后，纷纷上书请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员的警惕。保守派官员杨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8] ”这种激烈的言论，促使慈禧太后在1897年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颐和园回到紫禁城，意欲了解光绪皇帝对伊藤有何看法。
不过，伊藤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提议“中美英日合邦”。于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变法派官员杨深秀于1897年9月20日（八月初五）上书光绪皇帝：“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9] ”另一变法派官员宋伯鲁也于9月21日（八月初六）上书言道：“渠（李提摩太）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10] 俨然欲将中国军事、财税、外交的国家大权，交于外人之手。慈禧太后于1897年9月19日（八月初四）返回紫禁城后，于9月20至21日获知此事，惊觉事态严重，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重新训政，结束了戊戌变法。
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千岛与侨商李福基、冯秀石等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简称保皇会。1900年2月11日，清廷下令，严命李鸿章将康有为、梁启超在广东本籍的祖上坟墓尽皆铲平，以儆凶邪。14日，清廷又命闽、浙、广东督抚悬赏10万两，缉拿康有为、梁启超，呈验尸身，亦一体给赏。如愿得官阶，亦必予破格之赏。如有购阅所发报章者，严拿惩办，并将所着各书严查销毁。[11-12]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撰写了两部有关明治维新史的专着。一部是《日本书目志》，丁酉年（1897年）冬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出版。另一部是在故宫博物院发现的《日本变政考》，戊戌年进呈光绪帝御览。据日本学者研究，“在大量收集和阅读日本书籍的过程中，他对明治维新的史实进行不少改动和捏造，借以适合中国当时变法改制的需要。这些改动大都和作者所建议的具体变法措施有着密切关系。”[13]
逃亡海外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宣布“临朝听政”，光绪皇帝被软禁，戊戌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携仆人李唐于9月20日天未明时离京，从天津塘沽南下逃亡香港后辗转日本、美国、欧洲，自称持有皇帝的衣带诏，组织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为获得国际支持，他曾游历列国，会见欧洲各国君主。1898年至1913年的16年间，康有为四渡太平洋，九涉大西洋，八经印度洋，泛舟北冰洋七日，先后游历美、英、法、意、加拿大、希腊、埃及、巴西、墨西哥、日本、新加坡、印度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十二日（9月25日），杨锐之子杨庆昶诣都察院，将密诏上缴光绪帝的弟弟摄政王载沣，请昭雪杨锐，康有为篡改密诏从此真相大白。[1]
1903年，康有为又发起成立了名为中国商务公司的股份制公司，总局设在香港，在广州、上海、横滨、旧金山都设有分局，并先后开办了十余家企业。
1904年，康有为还在瑞典买下了一个小岛，并在岛上搭建了中国式的园林建筑“北海草堂”。据广东省社科院的赵立人研究员考证，康有为花了2.8万克朗买下，又花了7999克朗进行修缮。“房屋虽非广大，但约可供十人居住，而且家具及装饰极其豪华，似乎颇为富裕。”这有点像说一套做一套。
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复辟。作为保皇党领袖，他反对共和制，一直谋划清废帝溥仪复位。
1917年，康有为和效忠前清的北洋军阀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不久即在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
落魄上海，天天狎妓，却无钱偿嫖资。久而久之，让妓家知道了，群到康有为所住的客栈索取，康有为觉得很不好意思，就往广东逃。上船之日，各妓家都到船上来找他，搜了半天找不到。开船后，有水手看见船板内有人，大惊，呼众人来看，正是康有为先生。后来，有人写诗讽之：“避债无台却有舟，一钱不值莫风流”。
1918年春夏畅游杭州。这位“圣人”竟“挟妓游湖”，并乘兴做诗一首，开头便是“南妆西子泛西湖，我亦飘然范大夫”。把妓女比作西施，自己比作范蠡，一时被传为笑柄。
康有为泛湖闲游，忽见一位妙龄女郎在浣纱，疑是西施再世。经打听此女叫张光，年仅18岁，尚未婚配。康赶紧托人提亲，张家见康已年逾花甲，婉言相拒。但在康的坚决要求和媒人尽力撮合之下，家境贫寒的张家最终点了头。1919年，康有为在上海举行婚礼，亲朋好友尽皆道贺，唯独妻妾儿女均不赞成这门亲事，以集体缺席婚礼相抵制。
晚年生活
1923年，康有为迁居青岛汇泉湾畔，购宅居住，题其宅为“天游园”。后其几个子女在青岛读书时也都居住在此。初居青岛时，有意兴建大学，并拟好大学章程，后因胶澳商端口督办高恩洪先行一步而作罢。晚年，为青岛的优美风光写下了不少诗作，其若干诗词刻石已成为崂山景点的组成部分。
关于康有为的生平事迹，虽然诸多历史学家已写下了许多专着，但对于他在1916年秋至1927年春这段时间里，曾一度超脱世外，遁身茅山的往事，却至今鲜为人知。
应该承认，康有为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具有鲜明的爱国性质和进步意义，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其晚年政治上趋于保守。[14]
辛亥革命以后，康有为从海外归来，心情抑郁，但仍未能忘情政治。他一面组织“孔教会”，发起“定孔教会为国教”的活动，一面又千方百计地与盘踞在江苏的张勋等人保持密切联系。 1916年夏，有位茅山道士到上海找到康有为，邀请他到素有“秦汉神仙府，梁唐宰相家”的茅山一游。康有为对于那位被称为“山中宰相”的陶弘景仰慕已久，故欣然前往。他到茅山后，住在乾元观，并将当初陶弘景住过的萃黄馆改为宰相堂。后来，他又在华阳洞口书写了“山中宰相陶弘景，海外逃臣康有为”的对联，自喻身居 成深山，胸怀国家之志。这次他 在茅山住了将近一年时间。张勋复辟的丑剧仅上演 了12天，就匆匆收场了。康有为遭通缉，潜逃上海，此后又长期隐居茅山。[15]
1927年3月29日，康有为去一位广东同乡家中作客。回家饮了一杯柠檬红茶，腹痛如绞，请了两位医生诊断，一位日本医生断为食物中毒。苟延残喘20多小时，于1927年3月31日（阴历二月二十八）清晨5时断气。据说死时七窍溢血，尸体不僵。
1927年康有为逝世，正值北伐军进入江浙，张静江任浙江省主席，曾以康有为系“保皇余孽，占据公产”封闭一天园。虽托人说情，也未有结果。抗日军兴，杭州失陷，二姨太梁氏亲生的子女三人，将一天园出售，从此风景绝佳的一天园逐渐湮没。

‘肆’ 康有为流亡海外，拿巨资购买一岛命名为“康有为”，现状如何

那座岛现在还在，只不过当时康有为建立中国式园林北海草堂不见了，现在这座岛好像瑞典收回去了，而且现在是一处度假和高档住所的地方，很多有钱人倒是喜欢去哪里享个清净。康有为确实对他的争议比较大，大家都是各持所见，有的说康有为是个爱国者，有的说他是个伪君子。我们对于康有为的了解大多来自于教科书，那里的康有为就是勇于变革的英雄，但是对于人品好像也是只字不提，只是表现他有什么贡献。

康有为最后在海外建立房产帝国，那就是商业保皇会。最后他自己开始周游世界，发现瑞典一个小岛煞是美丽，就买了下来，取名为康有为。听说花了很多钱，不是个小数目。

‘伍’ 青史留名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何被比作为岳不群，令狐冲

戊戌变法后的康有为、梁启超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孙中山指派日本义士宫崎寅藏，分别将康有为、梁启超接到日本。

到了东京，孙中山十分热切要求和“康圣人”会面。康有为却说：“我深受光绪皇帝厚恩，不便与革命党人见面。”只是让他的得意弟子梁启超和孙中山等见了面。两下相谈甚欢，直到天亮。孙中山深切感知到，这位梁启超还是可以思想通融之人。但孙还是不死心，毕竟康有为的名气比梁启超要大。

过了几天，孙中山派陈少白偕同平山周往再次拜访康有为，这次康有为推脱不开，只好见面。革命党人开门见山，邀请“康圣人”参加革命活动，一举推翻满清。孰料，康有为说道，

“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只知冬裘夏葛而已。”

并暗示革命党人，他身上带有光绪皇帝的“衣带诏”。并告诉大家说，光绪皇帝还是很好的君主，大家应该加油努力，打到慈溪太后，救出皇帝。

然而，康有为所谓的“衣带诏”，不过是《三国演义》看多的产物，子虚乌有。日本政府怕搞出麻烦，送给康有为九千元日币，让他离开日本。康有为无奈，辗转多地，最后在新加坡落脚，住在爱国华侨丘菽园家中。

梁启超的反客为主

康有为走了，梁启超留了下来，并有意愿加入革命党。在新加坡的康有为很是愤怒，不想让梁启超跟他们纠缠，遥控指挥他离开日本。梁无奈，只好乘船去了檀香山。临走之时，孙中山给梁写介绍信，让他结交兴中会的革命同志。

梁在1899年12月31日到了檀香山，很受会友们的优待。靠着三寸不烂之舌，将兴中会一大部分成员，忽悠成了“保皇会”会员，口口声声说，“名为保皇，实则革命”。并得到了十几万银元的巨款，公开募兵“勤王”。

在新加坡的康有为也在积极筹款，也募得巨资。

自立会的悲剧

在大陆，康的另一信徒唐才常，获得革命党人毕永年的合作，于1900年在上海成立“正气会”，其后改名为“自立会”。自立会的宣言，兼有”排满”与“保皇”的两种色彩，既骂拥护清朝的人“低首腥膻，自甘奴隶”，却又大声疾呼“君臣之义，如何可废!”。后来人数众多，已经有起义的计划。

可是终究将起义计划不断推迟，愿意――没钱。更加深切的原因：康梁不能如期汇款。

原因么，很简单:康有为把钱给私吞了！！

最后起义计划泄露，唐才常于七月二十七日和林圭等二十余人在汉口被捕，遭到清廷杀害。

在起义军起事以前，宫崎寅藏就奉孙之命带三万元港币到新加坡，劝康有为与孙中山合作；不料到了新加坡，便被康有为指为刺客，通知当地英政府，逮捕下狱。所幸当地政府只是将这位日本义士遣返，否则康有为历史上的罪孽就更大了。

青史留名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何被比作为岳不群，令狐冲？因为总结二人品行之后，就会发现康有为就是岳不群，梁启超就是令狐冲。

‘陆’ 康有为为什么有人说他是个奸臣

康有为提倡所谓妇女解放，包括反对妇女缠足，1883年在广东南海创立了“不缠足会”。但康有为却喜欢纳妾，先后纳娶五房小妾，共六个老婆：大夫人张云珠，二姨太梁随觉(娶时17岁)，三姨太何旃理(美国华侨、娶时17岁)，四姨太市冈鹤子(日本女仆、娶时17岁)，五姨太廖定徵，六姨太张光(娶时19岁)。

康有为故居坐落在小鱼山东麓福山路5号。康有为1917年、1922年、1927年三度到青岛，一次比一次住得长，最后也在青岛仙逝，墓就修在崂山。康有为的故居是前德国总督府一位高官的宅第，是他1922年来青岛的时候租住的，他将逊帝溥仪赐题的 “天游堂”的御匾悬于宅内，并把宅院题为“天游园”。

‘柒’ 康有为梁启超为什么没被杀

康有为梁启超逃到了国外。

康有为逃到海外后，假称奉有“衣带诏”，鼓动海外的华人华侨给他捐款，以便进行变法维新运动。他先是去了日本，后来清政府与日本交涉，不允许他们收留康有为，康有为便逃到了印度、香港等地。后来清政府的通缉令到了香港，康有为又远渡重洋，到了欧美等地。

逃跑过程：

根据梁启超所着《戊戌政变记》记载，当日上午，梁启超到谭嗣同所居的浏阳会馆，与谭商讨变法事宜，突然有人来报告，说慈禧太后囚禁了光绪，并派清兵抄捕南海会馆，还不知康有为是否被捕。

此时，谭嗣同淡定地对梁启超说：“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康有为），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自此，谭嗣同铁心以血荐维新，不久即喋血北京菜市口。

梁启超随即到日本使馆，托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二事，说：“如果我被捕，最迟在三日内将被杀。我的生命早就准备献给祖国，毫无可惜。请解皇帝之幽闭，使玉体安全，并救康有为氏。所说奉托之事，只此二端。”说完离开。

当夜，梁启超又赶到日本使馆，请求避难，日使馆人员将他化装成猎人，送出，到达天津火车站时，被清兵发现，幸亏当时日本领士乘人多混乱之机，将他快速送上日本军舰，才终于脱险。于是，梁启超乘坐日本大岛兵舰，穿越重洋，安全逃亡日本，10月16日抵达东京。

以上内容参考：凤凰网-康有为当年海外流亡时曾购买了一个小岛，如今该岛归谁所有？

‘捌’ 康有为想了什么办法救出光绪帝，康有为救出光绪之后去哪里呢

康有为为什么要救光绪，这还得从“公车上书”说起，1895年春，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国内对清政府妥协议和的声讨愈加强烈，正在北京参加科举的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应试举人，共同上书光绪皇帝，反对议和，请求变法，但受到顽固派的重重阻挠，这个上书最终没有到达光绪之手。

他的要求虽然也是这些列强想干的事情，但是他根本就不能代表什么，连诏书都拿不出来，列强虽然一直帮助他给国内制造冲突，却一直没什么合适的借口出兵。

他先是去了香港，这里属于英国，所以他想找英国来帮忙，但是实际上他先去的是日本。后来的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居住在日本的地界，但是不久慈禧却和日本通气，不允许他们收留康有为。于是日本迫于压力，暗中给了他一笔钱，让他继续去作乱，但是明面上确实将他驱逐出去。

‘玖’ 为啥会有人说历史上的康有为是贪财享乐好女色的人

康有为年轻时以天下为己任，慷慨激昂，参加“公车上书”，推动“戊戌变法”，博得了“南海圣人”的美名。然而，他中年以后不仅在政治上右转，阻碍历史进步，而且人品道德上也出现诸多瑕疵，让人不敢恭维。

沽名钓誉

1921年盛夏的一天，康有为听说刘海粟等青年画家在上海尚贤堂举办画展，便前去观看。康有为看到刘海粟的作品《雷峰夕照》时，不禁脱口赞叹：“此画不同寻常，非怪才不可为啊！”遂盛情邀请刘海粟去他的“游存庐”做客。次日，刘海粟应约前往。康有为请刘海粟逐一欣赏他珍藏的欧洲名画，两人交流画作心得，品评名家，颇为投缘。康有为说：“我一生教了不少学生：林旭8岁能诗；梁启超16岁中举人，着述极多；谭嗣同文章人品并传不朽；马君武任广西大学校长，译过雨果诗篇，可谓一时之盛。遗憾的是没有一个通绘画的学生，你17岁创办美术专科学校，画也阔大雄奇，前程远大，我非收你做学生不可。”就这样，康有为强收了“前程远大”的刘海粟为弟子。

年轻人有了大名之后，康有为才将其收归门下，名师出高徒，高徒出名师，可谓相得益彰。

有研究表明，康有为并未领导“公车上书”，只是参与而已，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撰《戊戌政变记》，首先吹嘘康有为。其实在戊戌变法之前，落第后的康有为就“遍谒朝贵”，上书表达政见，谋求当官的捷径。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大量记述他与京中权贵“过从甚密”，甚至为对方草拟奏章，不过这些说法缺乏根据，很可能只是康有为自抬身价而已。实际上，京中士大夫对康有为“希图利禄”、“求富贵”的行为十分反感，康有为的处境很尴尬。

更有学者直接指出，康有为“力争上书成功，在于博取清议时名，博时名在于得恩宠，得恩宠在于获旨出仕”，“他实际上是一个‘私心’超过‘公心’的人”。

渴求年轻

1925年12月，66岁的康有为浏览了一大堆关于返老还童的中外研究资料。他常感精力不济，希望能返老还童，让成群妻妾满意。

后来他被一篇文章吸引住了，当他看到俄国外科医生沃罗诺夫把人猿的睾丸成功地移植到一位老龄男性身上，令其感到年轻了的新闻时，手中的放大镜颤抖起来：“让我再活20年吧，龙旗还会升起！”尽管几位老友对此都表示怀疑和反对，他仍然带着一名老仆，秘而不宣地住进了德国医生施泰奈的诊所。

施泰奈博士的外科手术是无可挑剔的，移植给康有为的可能是一个年轻公猿的睾丸。术后的最初阶段，康有为果然觉得精力大增，胃纳大进，脚力轻捷，龙精虎猛。然而不久，由于排异作用，他发觉自己精力锐减，身体还不如手术前，盛怒的康有为以诈骗罪起诉施泰奈，告他“妖术欺世”。但是未及法院开庭，康有为即于1927年初去世

‘拾’ 康有为流亡海外，拿巨资购买一岛命名为“康有为”，现状怎么样了

当时康有为流亡海外，斥巨资购买一岛命名为“康有为”，在康有为离开以后，这座岛被瑞典政府收回了，从此不再属于康有为一人，而后来这座岛上又出现了典型的西方风格的建筑，是一座大酒店，专门用来迎接游客使用。

这座岛到现在已经跟康有为没有关系了，但不少人现在还称呼这座岛为“康有为岛”。康有为的一生，除了维新变法让人称赞，几乎满是污点，曾经他推崇的各项原则，在晚年，他一一都推翻了，晚年的他确实是应该身败名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