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航油新加坡事件有哪些风险

⑴ 陈久霖的重大事件

2003年起，陈久霖掌控的中国航油经董事会批准后开始从事石油衍生品期权交易，初期小有斩获。但由于美国攻打伊拉克等国际突发事件的发生，国际石油期货价格走势出现变化。在2004年末石油期货价格迅速攀升之时，交易员纪瑞德做出错误判断，出售大量看涨期权（即所谓多头），最终导致5.5亿美元的巨额亏损。面对巨亏，中国航油及其母公司——中国航油集团曾竭力试图力挽狂澜。2004年10月，中国航油集团决定把所持75%上市公司股份的15%折价配售给机构投资者，筹得1.11亿美金暗中用于补仓（这后来被外界普遍指责为母公司明知上市公司巨亏却隐瞒公众投资者并完成“内幕交易”，也是导致陈久霖后来入狱的主要原因）。
然而，由于国际油价仍在不停攀升，亏损额不断扩大。自2004年10月26日起，中国航油集团指令中国航油在高位全部斩仓，5.5亿美元的亏损成为事实。2004年11月30日，中国航油向当地法院寻求债务重组。
事件被揭发后引起了中国和新加坡舆论的高度重视。在新加坡，中航油事件被认为是自1994年巴林银行破产案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金融事件，并且再度引发对于新加坡金融控管当局在监督方面是否有失职的争论。而在中国，该事件再度暴露出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问题。
最近，使中航油损失5.5亿美元的陈久霖，出狱后改名陈九霖，上任大型央企葛洲坝国际公司的副总。有才网友写了副对联：上联：无名百姓必须实名上网；下联：知名罪犯可以改名当官；横批：中国特色 2005年6月9日，陈久霖等五名中国航油公司的高官被正式提起控告，陈久霖面临包括未如实发布消息、涉嫌内幕交易等多项指控，最高将可处以94年监禁以及25万新元的罚款。几天之后，陈久霖在筹措到了200万新元（约合120万美元）的保释金后保外候审。2006年3月21日，新加坡初等法院对陈久霖做出判决，陈久霖必须服刑四年零三个月，同时遭罚款33.5万新加坡元。
《商界》杂志等媒体曾撰文认为陈久霖是一颗“弃卒”，即类似于象棋中“丢卒保车”的那个被遗弃的卒子。 在新加坡监狱度过1035天，并在此后经历多重劫难的陈久霖，以一种曲线方式重新进入国资委企业的“队伍”。
据财经网消息，49岁的陈九霖目前是中国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与他此前供职的中国航油集团一样，新东家葛洲坝国际公司的“娘家”也是国资委。
陈九霖重回央企工作之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有人援引《公司法》和《企业国有资产法》的相关条文，对陈九霖重新担任央企高级管理职位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公司法》第147条第1款第2项规定，有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的自然人，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此外，《企业国有资产法》第23条第1款亦规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任命或者建议任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良好的品行；（二）有符合职位要求的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三）有能够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针对质疑，中国民商法学泰斗、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法学院马俊驹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陈九霖复出根本不违法。马俊驹教授表示，判断陈九霖重新任职是否合法的关键在于，他在新加坡被处刑罚又在国内重新任职是否违反了上述规定？这就要看陈九霖在新加坡被处刑罚在大陆中国的法律效力。关于中国公民在国外被处刑罚在国内的法律效力，刑法并没有明确规定。根据主权原则，新加坡法院根据其国内法对于陈九霖在新加坡的行为所做的判决，并不必然在中国直接产生效力。如此看来，陈在新加坡的行为没有经过我国刑事诉讼程序认定为犯罪，自然不能认定为构成了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因此，陈九霖的复出任职并不存在法律障碍，并没有违反《公司法》和《企业国有资产法》的上述规定。因此，以新加坡法院所做出的判决为根据认定陈九霖在中国复出任职有法律上缺陷，是不能成立的。
还有些媒体提出疑问，造成国有资产特别重大损失的陈久霖应该终身不得担任国有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为何又复出？其实，这些媒体并没有准确解读《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七十三条。《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资本控股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被免职的，自免职之日起五年内不得担任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资本控股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造成国有资产特别重大损失，或者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的，终身不得担任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资本控股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独立法人财产权”。据此，虽然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是央企，但其投入中国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的资本的法律性质是企业资本而不是国有资本，因此陈久霖任职的中国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不是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也不是国有独资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故不适用《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
2011年10月陈九霖受聘担任安徽大学商学院MBA兼职教授。陈九霖对受聘安徽大学MBA兼职教授表示非常荣幸，希望以此为契机，将自己对商业的领悟和经验与广大同学分享，做一个称职的MBA兼职教授，培养更多的商界精英。
在安徽大学商学院首次授聘任仪式中，陈九霖就中国经济如何“避免重蹈视野狭隘综合症的覆辙”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并回顾了亲身经历的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和失败的资本运作案例，给这次风波做出客观的总结和生动的评述。

⑵ 中航油事件体现了哪些金融风险类型

中航油事件发生后，人们最先想到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规模如此之大的损失?从事衍生产品交易的中航油公司难道没有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机制？如果有，中航油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为什么没有发挥作用？导致如此巨大规模损失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这么大的损失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吗？如果不是，那么公司在损失逐步增加的过程中为何没有及时采取止损措施?这些疑惑本质上反映了风险管理的一个基本问题，即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有效性。
我国监管机构只批准少量企业从事以套期保值（即对冲风险）为目的的国际衍生产品交易，中航油即是一家为中国航空业进口油料并被监管机构许可从事石油套期保值衍生产品交易的公司。中航油从事的交易是如何由石油价格套期保值走向了石油价格投机的呢？为此我们不得不再次思考市场经济中投资和风险管理的一个基本问题，即对冲与投机的区别。
近一二十年来，国际金融市场上因从事衍生产品交易而发生巨额亏损的事件屡屡发生，从英国巴林银行、日本大和银行到美国橙县和我国的中航油，有些人对衍生产品已经谈虎色变。面对这些惨痛教训，我们今后还能否继续利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衍生产品进行套期保值和管理风险？国内金融市场还能继续开设和发展衍生产品交易吗？由此我们将审视风险管理的另外一个基本问题，即衍生产品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
中航油事件与英国巴林银行、日本大和银行和美国橙县事件的一个共同之处是，事件的主角都曾经有过辉煌的业绩，巴林银行的尼克·里森、大和银行的井口俊英和美国橙县的罗伯特·西特罗恩在事发前都是经验丰富、业绩突出的交易高手，被市场誉为“明星交易员”。尽管中航油的陈久霖在衍生产品交易上还算不上“明星交易员”，但近年来也是颇为风光的“明星企业家”。然而，这些“明星”最后都成为了国际金融市场上着名的“流氓交易员”。为什么闯大祸的往往都是“明星”？这种现象对企业风险管理工作有什么意义？对此，我们有必要思考另一个问题，即如何认识风险的双侧性和管理“明星”风险。
关于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有效性问题
作为在国际金融中心新加坡上市的现代公司，作为少数几个被批准具有从事海外衍生产品交易资格的国有企业，作为在国际能源产品市场上代表中国的重要交易商，中航油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内部控制架构。既设有风险管理委员会，也配置了专职的风险经理和风险管理主管。对每个交易员的亏损限额都有明确规定：凡损失20万美元以上的交易，都要提交给公司的风险管理委员会评估；累计损失超过35万美元的交易，必须得到总裁的同意才能继续；任何将导致50万美元以上损失的交易，公司内部控制系统将自动平仓。据报道，中航油只有10位交易员，即便按照10位交易员同时亏损最大限额计算，整个公司的最大损失也不应超过500万美元。然而，中航油最终的实际损失达到内部控制机制设定限额的100多倍，可见其内部控制机制和风险管理显然早已沦为地地道道的“花瓶”。
现代风险管理有两条基本的原则：一是风险管理自上而下的原则；二是风险管理独立并建立在良好公司治理架构基础上的原则。前者认为风险管理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强调的是公司高级管理层在风险管理方面的首要责任，他们负责在整个公司范围内自上而下推动风险管理，职位越高，权力越大，风险管理的责任也越大，更重要的是，高级管理层本身也应该成为风险管理的对象和重点。后者认为，在股东所有和经理经营的现代企业制度中，风险管理应该独立于具体承担风险的经理和业务部门，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要直接向代表股东利益的董事会汇报。这是因为，在市场中承担风险的经理可能由于多赚钱拿到更多奖金，赔钱则由公司（股东）承担。这种不对称的风险激励而使得经理们具有承担高风险的偏好，自我控制风险的动力减弱。中航油总裁陈久霖在新加坡以年薪高达300多万美元而被誉为“打工皇帝”，而他给公司造成的5.5亿美元的损失却只能由公司的股东承担。因此，如果中航油的风险管理系统能够真正独立于“打工皇帝”陈久霖并将公司的风险承担和遭受的损失及时反映到董事会，中航油的损失料定会受到有效的控制。当然，中航油董事会也必须达到服务于股东和公司整体利益的良好公司治理的要求。
中航油风险管理技术手段和系统最终沦为“花瓶”，其根本原因有二：一是内控制度的失效使得任何技术方法的有效性失去了前提基础和根本保障，二是衍生产品交易由对冲风险的手段逆转为承担风险的投机甚至赌博的工具。中航油事件充分显示了内控制度有效性对现代风险管理技术和方法有效性的基础保障作用。正是认识到这个问题，基于国际风险管理最佳做法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在倡导内部评级等高级风险量化方法和认可衍生产品等风险缓释技术的同时，提出了采用这些方法的制度条件，即必须具有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和操作风险管理体系。
对冲与投机的区别
投机和对冲是市场经济中最基本的两种风险交易行为，但二者在概念上具有本质差异。前者的本质在于投机获利，是交易者基于对某种产品价格走势的预测，采取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基本策略，以期获取投机利润。投机本质上是以盈利为动机的风险承担行为。对冲交易的本质在于降低甚至消除风险，是交易者针对某种风险已经在其他资产或业务（通常被称为基础资产或标的资产）中已经存在的情况，采取反向的操作方式将风险抵消，从而使被对冲的基础资产或业务的未来价值和成本支出控制在所希望的水平上，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套期保值。例如，以进口航油为主营业务的中航油公司在国际油价高涨时面临进口成本上升的风险，因而具有套期保值的需求，可以选择买进石油期货或看涨期权，一旦石油价格上涨，买入的石油期货或期权所实现的盈利便可以抵补进口现货石油的成本上升。
尽管对冲和投机在理论上有本质区别，但实践中二者的差别往往只有一步之遥，甚至模糊难辨。对冲是两笔交易的组合，是对冲交易与基础交易风险的冲抵，如果基础交易不存在，衍生产品交易就成了以承担风险获取收益为目的的投机交易。比如，如果不是为了对冲进口石油面临的油价上升的风险，或者没有对进口石油套期保值的需求，单纯的期货交易就是一种投机获利行为。在5％的保证金制度下，5.5亿美元亏损意味着中航油的衍生产品交易规模至少高达110亿美元。以每桶50美元强行平仓价格计算，这相当于中航油要购买3000万吨燃油现货。但实际上中航油所供应的91家机场全年仅有500万吨航燃油需求。由此可见，中航油的石油衍生产品交易已经远远超出了套期保值的范围，成为了纯粹的投机行为。
投机和赌博是市场经济中最容易让人们混淆的概念和行为。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对风险的承担和对盈利的追求。但前者在市场经济中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正常的以承担风险换取收益的投资行为。作为投资者的投机者，其所追求的盈利在理论上表现为风险溢价，即所投资产品的预期收益率高于无风险收益率的那部分。然而赌博本质上偏离了投资的范畴，赌博者所追求的是缺乏科学投资分析的某种极端盈利，这种盈利目标的实现通常只能凭借运气，但其结果大多是血本无归。
我们可以假设，中航油在建立空头仓位的初期还可能本着投机的心态，对世界石油市场的供求基本面和油价历史数据进行了必要的分析并得出了油价下跌的预期。但随着油价的上涨，损失的积累，中航油试图加注扳本的赌博心理替代了最初的投资性投机心理，甚至在损失数亿美元的情况下竟然冒着被指控内幕交易的风险将公司15％的股票出售换来1亿多美元继续维持陷入巨额亏损状态的仓位。至此，中航油早已忘记了投资性投机所应该遵守的多样化分散风险、交易止损限额等风险管理规则，其石油衍生产品交易事实上已经演变成为一场空前的“石油豪赌”，一场资金实力的对决。不幸的是，它遇到的对手恰恰是具有雄厚资金实力和丰富对决经验的国际对冲基金。
衍生产品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风险经济，市场价格——包括商品、汇率、利率和股票价格——总是不断波动的，而衍生产品的基本功能就是为市场参与者以对冲风险的方式提供套期保值的工具。衍生产品是一把双刃剑，既可用于套期保值来降低风险，也可用于投机获利从而增大风险。近二三十年来，金融衍生产品在全球的迅猛发展主要得益于在风险加剧的环境中广大市场参与者普遍的风险管理需求，而并非少数市场参与者的投机获利需求。在国际上，衍生产品用于对冲风险和套期保值是受到普遍认同和鼓励的，而用于投机获利则常常受到严格限制和监管制约。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开放和市场化，衍生产品在我国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应该受到更多的重视。一方面，随着进出口贸易规模不断增加，以及国际投融资规模日益扩大，我国面临的国际市场价格风险、汇率风险和国际利率风险等也在不断加大，我们应该学会利用国际金融市场上各种衍生产品来管理这些风险，否则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必然会处于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国内市场由于缺乏对冲机制而给投资者管理风险带来的局限日益明显，近些年发展金融衍生产品的市场呼声不断，加快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已成为市场经济深化的必然需求。

⑶ 中航油新加坡公司事件给我们的启示

主要是建立机制,既完善对企业负责人行为的监督,又能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

⑷ 如何有效规避企业经营管理中可能出现的风险

企业经营风险是指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危险。企业经营风险通常主要包括以下五种：
1,政策风险：是指国家政策的变化对行业、产品的影响（宏观经济调控及产业政策导向）
2,市场风险：是指本企业产品在市场上是否适销对路，有无市场竞争力（技术、质量、服务、销售渠道及方式等）
3 ,财务风险：是指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资金周转困难、甚至破产倒闭（资本结构、资产负债率、应收应付款及现金流问题等）
4,法律风险：是因签定合同不慎，陷入合同陷阱，造成企业严重经济损失（违约、欺诈、知识产权侵害）
5,团队风险：是指核心团队问题及员工冲突、流失和知识管理等。
建议：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牢固树立风险意识，切实采取防范措施，最大限度地防止经营风险。
1，建立健全企业各项规章制度，尤其重要的是建立合同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2，加强客户的信用管理。主要是建立客户档案，了解客户的资信情况。
3，认真签定、审查企业对外签订的各类合同，加强对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控制和监督。
三、回避企业经营风险的基本方法
创业是有风险的，但风险与机会是并存的。风险越大，可能机会越多，正因为如此，许多创业者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一个好理智的创业者不应该回避风险，但应当在经营活动中做到尽可能降低风险和积极预防风险。
1、学会分析风险
2、善于评估风险
要通过分析预测风险可能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例如，投资一旦失误，可能造成多大损失？筹资款万一到期无法挽回，可能造成多大经济损失？货款一旦无法收回以及库存积压，对流动资本周转将产生多少影响？资金周转（现金流）出现不良循环对正常的经营活动可能造成危害和预期后果等。
3、积极预防风险
风险的防范，要采取积极对策，例如，对投资方案进行客观评估、对市场进行周到细致的调查、制定合理的管理制度，确保流动资本的良性循环、掌握科学的决策程序和方法。
一旦某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就要从整个系统着眼。采取补救措施，限制负面影响的扩散。
4、规避和转嫁风险
风险是不可避免的，风险也是可以转嫁的。
例如：财产投保，是转嫁投资意外事故风险；赊购商品是转嫁筹资风险，以租赁代替购买设备是转嫁投资风险。
只要适用恰当，确实可使本公司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

⑸ 中航油案例, 从内控角度分析

二、原因分析
(一)控制环境失效
企业内部控制环境决定其他控制要素能否发挥作用，是内部控制其他因素作用的基础，直接影响企业内控的贯彻执行，是企业内控的核心。中航油事件正是由于内部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外部治理对公司干涉极弱导致的。“事实先于规则”，成为中国航油(新加坡)在期货交易上的客观写照。中国证监会的监管人士向媒体透露了这样一个经过：中国航油(新加坡)在2001年上市后并没有向证监会申请海外期货交易执照，后来证监会看到其招股书有期货交易一项，才主动为其补报材料。中航油用新加坡上市公司的身份为掩护同国内监管部门展开博弈，倚仗节节上升的市场业绩换取控股方航油集团的沉默，从而进入期货和期权业务；而监管方对此不仅没有追究到底，还放任其“先斩后奏”的行为，直至投机和亏损的真实发生。而中航油的董事会更是形同虚设，普华永道对公司董事会成员、管理层、经手交易员进行详细问询，出具了详细的调查报告。透过当事人之口，中航油(新加坡)这家一度被认为是“样板”的海外国企，内控混乱不堪、主事人不堪其任、治理结构阙如纸上谈兵。
(二)风险意识薄弱
中航油内部的《风险管理手册》设计完善，规定了相应的审批程序和各级管理人员的权限，通过联签的方式降低资金使用风险；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风险管理软件系统将现货、纸货和期货三者融合在一起，全盘监控。但是自2003年开始，中国航油的澳大利亚籍贸易员Gerard Rigby开始进行投机性的期权交易；陈久霖声称，自己并不知情。而在3月28日获悉580万美元的亏损后，陈久霖本人同意了风险管理委员会主任Cindy Chong和交易员Gerard Rigby提出的展期方案。这样，陈久霖亲自否定了由他本人所提议拟定的“当任何一笔交易的亏损额达到50万美元，立即平仓止损”的风险管理条例，也无异于对手下“先斩后奏”的做法给予了事实上的认可。
(三)信息系统失真
中航油(新加坡)通过做假账欺骗上级。在新加坡公司上报的2004年6月份的财务统计报表上，新加坡公司当月的总资产为42.6亿元人民币，净资产为11亿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73％。长期应收账款为11.7亿元人民币，应付款也是这么多。从账面上看，不但没有问题，而且经营状况很好。但实际上，2004年6月，中航油就已经在石油期货交易上面临3580万美元的潜在亏损，仍追加了错误方向“做空”的资金，但在财务账面上没有任何显示。由于陈久霖在场外进行交易，集团通过正常的财务报表没有发现陈久霖的秘密。新加坡当地的监督机构也没有发现，中航油新加坡公司还被评为2004年新加坡最具透明度的上市公司。这么大的一个漏洞就被陈久霖以做假账的方式瞒天过海般的掩盖了这么久，以至于事情的发生毫无征兆。
(四)管理失控，监督虚无
中航油(新加坡)董事兼中航油集团资产与财务管理部负责人李永吉身，没有审阅过公司年报。其次，即使李永吉想审阅年报，也有困难。因为身为海外上市公司董事，他英语不好，所以不能从财务报表中发现公司已经开始从事期权交易。荚长斌兼任中航油(新加坡)董事长及中航油集团总裁。他强调，由于中航油集团并没有其他子公司在中国以外上市，所以董事的职责对他而言是不熟悉的。他指出，直到2004年11月30日，董事会一直都没有对陈久霖有“真正的”管辖权。与李永吉一样，荚长斌声称，语言障碍使得他对中航油(新加坡)缺乏了解和监管，而且，尽管身为中航油(新加坡)董事长，他的财务信息却来自位于北京的中航油集团财务部。同时，由于监事会成员绝大多数缺乏法律、财务、技术等方面的知识和素养，监事会的监督功能只能是一句空话。而内部审计平时形同虚设，这种监管等于没有。在经营过程中内部控制失效、董事会和监事会监督功能虚化、缺乏必要的内部审计，中航油的悲剧就这样产生了。
三、思考
中航油事件给大型国有企业敲响了警钟。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虽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但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已经引起企业的重视。中航油内部控制的失败，更是引发了对国有企业内部控制的新思考：
(一)必须健全管理机构，理清管理职责。
现代企业制度中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导致经营管理者实质上拥有了企业控制权，由此管理者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监督评价自己，势必产生滥用职权、牟取私利、独断专行等后果。对内部控制而言，一个积极、主动参与的董事会是相当重要的。如何实现董事会对经理人员的监督，是企业日常监督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只有发挥董事会的作用和潜能，股东及其他利益团体的利益才能真正受到保护。
(二)应从细节控制转向风险管理。
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不可能脱离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及企业内外部的各种风险因素。制定风险管理目标是控制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企业要在整个组织内部制定协调一致的目标，找出企业关键性的风险因素，进行风险评估，设置关键控制点。由于有限的管理资源和可观的控制成本，使得企业的精力不能放在所有的细枝末节上，所以，就要求董事会和管理层特别重视可能发生重大风险的环节，且将风险管理作为内控的最主要内容，从而提高决策者判断、控制和驾驭风险的能力。
(三)应从关注内控建立转向内控运行和评价。
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在设计内控时，也是花了相当大精力的，但在如何保证实施制度方面，却缺乏应有的措施。因此，内控必须要有一个监督机制来促使它的执行。内部审计是企业自我独立评价的一种活动，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本身在企业中不直接参与相关的经济活动，处于相对独立的位置，但同时又处在各项管理活动中，对企业内部的各项业务比较熟悉，对发生的事件比较了解。公司的内部审计直接对董事会负责，任何重要的审计决策都经董事会批准。这既保证了公司内部审计的相对独立性，又保证了其权威性。在这样的前提下，内审部门通过对内控的审查和评价，可以从中找出控制薄弱点，发现内部控制不尽完善和执行无力之处，进而提出改进意见和措施，以监督其他控制政策和程序的有效执行。
(四)内控的对象应从基层转向高管。
中航油事件的致命原因从根本上说是个人权力过大，缺乏对个人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管，使得个人凌驾于制度之上，制度得不到执行。一个表面看起来制度规章明确、组织健全、人员齐备、技术先进的内控或风险管理体系，其在实际运行中能否有效管理风险和防止重大损失的发生，关键在于高层领导在这个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不仅因为他们是内控的首要责任主体和最基础的推动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本身所拥有的绝对权力，所以高层领导必须纳入到以相互检查和权力制衡为基本原则的整个内控体系中，成为控制和约束的重要对象。否则，高层领导将具有超越内控约束的特殊权力，从而导致整个内控或风险管理机制形同虚设，从根本上丧失有效性。

⑹ 如何理解企业法律风险是企业所有风险的最严重表现形式

1 、企业设立中的法律风险：在设立企业的过程中，企业的发起人是否对拟设立的企业进行充分的法律设计，是否对企业设立过程有了充分的认识和计划，是否完全履行了设立企业的义务，以及发起人本人是否具有相应的法律资格，这些都直接关系到拟设立企业能否具有一个合法、规范、良好的设立过程。
2 、合同法律风险：指在合同订立、生效、履行、变更和转让、终止及违约责任的确定过程中，合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利益损害或损失的可能性。合同法律风险是企业法律风险的重点。因为市场经济也是契约经济，合作双方中的任意一方无论主观或客观因素最终导致合同发生变化，且这种变化使一方当事人利益受到威胁时，风险已经降临。因此说，合同作为一种实现合同当事人利益的手段或者工具，具有动态性，双方当事人通过合同确定的权利义务的履行，最终需要确定某种财产关系或者与财产关系相关的状态的变化，得到一种静态财产归属或类似的归属关系。
而在实现最终的静态归属过程中，可能有各种因素影响最终归属关系的视线，当合同利益的取得或者实现出现障碍，一种根源于合同利益的损失风险就展现出来。
3、 企业并购法律风险：并购是兼并与收购的总称。从法律风险的角度看，企业收购并没有改变原企业的资产状态，对被收购方而言法律风险并没有变化。因此，企业并购的法律风险主要表现在企业兼并中。企业兼并涉及企业法、竞争法、税收法、知识产权法等法律法规，且操作复杂，对社会影响较大，隐蔽性的法律风险较高。近年来国内外着名企业在并购重组中因对法律风险的预期不足而导致损失的案例层出不穷，比较典型的如TCL并购汤姆逊和阿尔卡特案：
2004年，TCL并购了汤姆逊彩电业务、吞购了阿尔卡特手机业务。希望可以通过对海外这两个强势品牌的收购来提高TCL集团的声誉度。同时，也能获得彩电和手机业务的核心技术，两大强势业务的发展，也能帮助TCL形成规模经济。连锁效益下，TCL集团的彩电以及手机业务在国内市场的强势地位也能为集团带来丰厚的回报，正好弥补了因收购汤姆逊彩电业务和阿尔卡特手机业务而暂时出现的巨额亏损。然而，就在TCL宣布收购法国汤姆逊彩电业务和法国阿尔卡特手机业务没有多久，产业的趋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根据TCL集团2005年度第3季度财报披露，TCL集团公司期内亏损人民币4.46亿元，前3季度亏损总额达11.39亿元，现金流-7.87亿元。
并购之后，导致TCL集团出现亏损的主要原因是欧洲的运营成本高、尤其是员工成本很高。“招人招不到，裁员裁不了”的局面让TCL很是无奈。在并购之前TCL并没有注意到欧洲的劳动法律。欧洲裁员的补偿标准是世界上最高的。员工除了得到法定的补偿外，还会要求增加一些额外补偿，超过10人以上的裁员，补偿的数额就要由资方与工会谈判决定。按照当地法律，劳方还享有3个月的预通知期，其间资方需继续支付工资。由于谈判一直进行得很艰难，到2006年5月份TCL更换欧洲团队的时候，和工会的谈判仍然在进行，并且当时的局面很难控制。
4、 知识产权法律风险：知识产权是蕴涵创造力和智慧结晶的成果，其客体是一种非物质形态的特殊财产，要求相关法律给予特别规定。多数企业没有意识到或没有关注知识产权的深入保护，从法律风险的解决成本看，避免他人制造侵权产品比事后索赔更为经济。
5、人力资源管理法律风险：在我国，与人力资源有关的主要是劳动合同法、劳动法以及国务院制定的相关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过程各个环节中，从招聘开始，面试、录用、使用、签订劳动合同、员工的待遇问题直至员工离职这一系列流程中，都有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的约束，企业的任何不遵守法律的行为都有可能给企业带来劳资纠纷，给企业造成不良影响，且这个问题处置不慎将会引发社会矛盾，而这种现象随着社会问题的不断叠加而引向尖锐和复杂。
近年来劳资纠纷案件统计数量不断上升，并出现劳资纠纷“升级版”——群体性事件。如：
2008年11月25日下午5时50分左右，广东东莞中堂镇开达玩具厂发生一宗劳资纠纷引起的群体性事件。500余人打砸警车致5人受伤。
2008年12月9日中国皮具之都——狮岭镇人民政府成立劳资纠纷突发事件应急指挥处置领导小组，及时提出处理意见和解决办法，组织、指派维稳力量处置劳资纠纷群体突发事件。
2009年2月4日杭州出口加工区出台了劳资纠纷群体性事件处置预案。
2009年9月8日德阳市旌阳区妥善处理了一起因劳资纠纷引发的群体突发事件。
随着《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劳动者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如何正确处理劳资纠纷，怎样依法防范用工风险对企业来说显得越来越重要。
6、企业税收法律风险：指企业的涉税行为因为没能正确有效遵守税收法规而导致企业未来利益的可能损失或不利的法律后果，具体表现为企业涉税行为影响纳税准确性的不确定因素，结果就是企业多交了税或少交了税，或者因为涉税行为而承担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如果企业对法律风险估计不足或处理不当，会带来相当严重的法律后果，有时甚至是颠覆性的灾难。
如：中国人寿发行证券信息披露欺诈被诉案
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前身是1998年成立的中国人寿保险公司（People's Insurance Company of China）。2003年6月，中国人寿保险公司重组为中国人寿集团公司和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按照重组协议，中国人寿集团公司负责承担前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一切债务和责任。2003年12月17日和18日，中国人寿分别在纽约证劵交易所和香港证劵交易所上市交易。在纽约证劵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发行价是每股18.68美元，2003年12月29日，其股价达到最高点为每股34.75美元。
2004年2月3日，彭博通讯社报道了一些所谓的中国国家审计署审计结果的细节。同一天，新华财经网在其报道中指出中国国家审计署已发现涉及几十亿元人民币的非法活动。受此影响，中国人寿在美国证劵交易所的股价在2004年2月5日跌至每股26.63美元。2004年3月16日，中国人寿被告到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
美国一位购买了中国人寿股票的投资者委托其代理律师，在律师事务所网站上征集于2003年12月22日至2004年2月3日期间购买中国人寿股票的投资者，60天内可到法院登记加入原告队伍，对中国人寿进行集团诉讼。这家事务所提交的诉状称，认为中国人寿发布虚假的和误导性的信息以及故意遗漏重大事实，从而人为抬高中国人寿的股价。并指控中国人寿及其部分管理人员和董事的行为违反了1934年美国《证劵交易法》第10（b）款项，应对原告因此所受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2004年3月30日，中国国家审计署发布审计报告，报告显示，之前的媒体的夸张报道多与该审计报告不符。审计报告指出发现的违法问题仅涉及前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不涉及现在的中国人寿。有关罚款也是由前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负责，而且数额是815万美元，就前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规模而言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中国人寿随后就审计结果主要内容向美国证劵交易委员会提交了一份Form 6-K报告，中国人寿股价也由4月6日的每股24.83美元涨至4月7日的每股26.88美元。
2008年9月3日，美国联邦地区法院纽约南区法院作出判决，认为信息披露欺诈不成立。
尽管如此，通过该案件，我们得出结论，中国公司在海外资本市场融资时，要学会国外的游戏规则，加强与海外市场的沟通，及时发布有关信息，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尤其是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争取到包括美国在内的海外市场上市，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也有一些中国公司在海外上市的过程中，遭遇海外投资者以各种理由提出的诉讼，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步伐。本案中，美国法院对中国人寿的行为是否构成对重大事实的虚假陈述或遗漏的分析，有助于中国企业更好地理解美国法律有关信息披露的要求，在尽可能做到信息及时、全面披露的同时，维护好自己的合法利益，避免可能遭受的诉讼。
如：长虹公司法人股转配红股违规上市事件
1995年7月24日，四川长虹开始公告配股说明书。由于当时大势低迷及转配股比例过高等原因，长虹转配股并未完全配售出去，4400万转配股中有1100万股由承销商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称“中经开”）及上海财政证券公司（以下称“上财证”）包销。8月15日，长虹公告送股派息当天，上交所擅自批准长虹转配红股上市，并定于8月21日长虹送股除权日同公众股的红股部分一起上市流通。主承销商中经开于8月21日至23日上午两天半时间内，利用自营帐号抛出转配红股421万股，所得金额437570万元，其中8月21日集合竟价时，利用自营帐号抛出80万股转配红股，占当日集合竟价开盘交易总量的81%。
与此同时，上财证也于8月21日上午利用自营帐号将70万股转配红股悉数抛出。
事件发生后，中国证监会立即通报批评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简称“上交所”)，并对长虹事件展开深入调查。中国证监会查明：长虹公司法人股转配红股违规上市事件、是一起违反国家法规政策、违反“三公”原则、扰乱证券市场秩序、损害投资人合法权益的严重违规事件。中国证监会指出，上交所、中经开的行为违反了证券委、证监会关干法人股及其转配股存量增量部分均暂不上市流通的有关规定；违反了涉及股市重大政策问题的重要信息必须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和向社会公众披露的有关规定。
中经开作为主承销商，还存在违反规定推销转配股余额和利用A、B字头帐户自营买卖420余万股长虹股票的问题。中国证监会还指出，上财证为副主承销商，也违反了证券委、证监会的有关规定。长虹公司为此次配股的发行人，得知长虹法人股转配红股已上市这一重大情况，未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违反了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
为严肃证券法纪、促进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和健康发展，中国证监会经研究决定：
1、对上交所予以通报批评：责成其对本单位主要责任人员分别给予行政记过和纪律处分。
2、对中经开所获非法收入扣除必要的成本后，剩余2506.32万元没收上交国库；中经开所掌握的转配红股尚未流出部分397.1659万股予以锁定；对其处以200万元罚款；责成其对本单位有关责任部门进行整顿，对有关责任人员进行处理；对其在自营中使用A字头帐户问题，由于涉嫌其他违规行为，证监会将另案查处。
3、对上财证券所获非法收入扣除必要的成本后，剩余406.16万元没收上交国库。
4、责成长虹公司对其内部证券事务进行整顿，切实规范信息披露工作。
5、对其他投资者所获转配红股，由于已有部分上市流通，剩余部分可继续上市流通。
6、在证监会公布对长虹事件处理决定的三天后复牌。
如：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中航油”）从事投机性石油衍生品交易亏损破产案
中航油于2001年底获批在新加坡上市，在取得中国航油集团公司授权后，自2003年开始做油品套期保值业务。但在此期间，总裁陈久霖擅自扩大业务范围，从事石油衍生品期权交易。2004年12月，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因从事投机性石油衍生品交易，亏损5.54亿美元，不久就向新加坡证券交易所申请停牌，并向当地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成为继巴林银行破产以来最大的投机丑闻。
2005年3月，新加坡普华永道在种种猜疑下提交了针对此亏损事件所做的第一期调查报告。报告中认为，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的巨额亏损由诸多因素造成，主要包括：2003年第四季度对未来油价走势的错误判断；公司未能根据行业标准评估期权组合价值；缺乏推行基本的对期权投机的风险管理措施；对期权交易的风险管理规则和控制，管理层也没有做好执行的准备等。
排除一些从事市场交易活动都难以避免的技术原因，我们从普华永道的报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航油从事期权交易业务的决策以及整个交易过程都无视制度的存在，公司最终的巨亏是不按制度行事的结果。这次事件引发了政府、企业和理论界对内控执行和完善的思考，内控的有效性再度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如：美国安然能源公司破产案美国安然能源公（EnronCorp.ENE），其曾名列世界500强第16位，并连续4年荣获“美国最具创新精神的公司”称号，2001年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全球最受称赞的公司。2001年9月30日其资产负债表上显示的总资产达618亿美元；其业绩甚至曾经超过IBM和AT&T这些市场表现优异的公司。但即使是这样曾经是“业绩优良”的巨型公司，却由于通过“设立特定目的公司”进行关联交易来虚增营业额和利润，涉嫌做假帐，受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并最终破产，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公司破产案之一。
如：安达信违规造假导致巨额罚款事件
1913年由芝加哥阿瑟安德森教授创建的安达信公司，经过88年经营，在世界84个国家和地区拥有8．5万名员工，在全球拥有10万家大型客户，曾是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而在安然事件揭露前后不到几个月，这个“百年老店”毁于一旦，实在令人深思。
安然公司成立以来，从80年代到90年代，安达信不仅一直负责其审计工作，而且同时提供咨询服务。利益驱使安达信帮助安然造假。随着安然问题的暴露，安达信一系列的造假行径相继揭露。2001年，安达信就曾两次因违规操作而被处罚。一次是与审计美国废物管理公司工作中提供虚假误导性审计报告有关，安达信在1992年至1996年期间“明知故犯”和“不顾后果”地为美国废物管理公司提供虚假、具有误导性的审计报告，虚报收入14.3亿美元，华盛顿联邦法庭以“欺骗及伪造账目”罪判处安达信罚款700万美元。
其中有三名合伙人除了罚款外，还处以5年内不得从事审计工作，另一人的禁审期为一年。2001年春，安达信因为替自己负责审计的佛罗里达州家用设备企业阳光公司做假账，被法院判定向阳光公司的股东支付1.1亿美元。
如：帕玛拉特财务欺诈导致破产事件：
帕玛拉特公司是意大利的第八大企业，其成立于1961年，是一家拥有40多年历史的家族企业，向以食品生产享誉世界。在债券市场，帕玛拉特是一个重量级客户，过去一直对外负担巨额债务。由于公司声称拥有雄厚的现金储备，不良信用并未引起投资者及有关方面的重视。帕玛拉特危机的爆发是在2003年11月中旬。由于公司突然宣布无法偿还到期价值1.5亿欧元的债券，从而引起了审计师和银行对其财务状况的警觉；而当宣称无法清偿在开曼群岛大约5亿欧元的共同基金时，真正的恐慌开始了。帕玛拉特的股票价格在几个星期内持续跌落，在12月份下跌了87%。2003年12月27日，帕玛拉特向帕尔马地方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并得到批准。
财务欺诈是导致危机的元兇。在初步调查之后，意大利检查人员表示，在过去长达15年的时间里，帕玛拉特管理当局通过伪造会计记录，以虚增资产的方法弥补了累计高达162亿美元的负债。欺诈的目的不外乎两个，一是隐瞒公司因长期扩张而导致的严重财务亏空，一是把资金从帕玛拉特（其中坦齐家族占有51%的股份）转移到坦齐家族完全控股的其他公司。
难怪美国通用电气企业（GE）原总裁杰克.韦尔奇在回答别人问他最担心什么问题时，他说：“其实并不是GE的业务使我担心，而是有什么人做了从法律上看非常愚蠢的事而给企业的声誉带来污点，并使企业毁于一旦。”
（四）企业法律风险的成因
根据现代企业六大职能----即决策、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特点，企业在实际运行当中的法律风险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1、决策违规。企业重大战略、经营决策和重要经济活动违反决策程序，不经过法律论证，被迫承担法律后果。例如有的企业违规出借资金、对外担保，形成法律风险。
2、经营违法。有的企业从事经营活动，违反强制性规定，例如违规建设的项目，未经环保部门、城市规划部门批准，失去法律保护，招致执法部门查处和法律制裁。
3、民事违约。企业订立与履行合同不规范，违反约定导致经济纠纷，被对方起诉承担违约责任。有的企业因未能偿还到期债务，被银行起诉，造成企业资产被法院强制执行。
4、遭受不法侵害。企业维权意识不强，经营行为存在漏洞，防范机制不健全，遭受不法侵害、恶意诉讼或突发危机时，被动应付。
上述是从一般企业出发，分析了造成企业法律风险的普遍原因。而对于国有企业而言，由于其企业自身的特殊性，其在法律风险的成因上也存在一些不同于其他企业的特殊原因：
1、国有股权一股独大，股权过于集中，直接导致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都有大股东控制现象的发生，形成内部人控制的局面，使制衡机制得不到有效发挥。加之政企不分、政资不分使国有企业在执行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时发生冲突，且这种冲突最终是人治胜于法治，政权大于法权。
2、公司治理结构不够完善，没有形成有效制约。一些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与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差距较大，企业的决策、执行和监督层面的职责不清晰，运行不规范，未形成有效运转、相互制衡的机制，法律风险防范缺乏体制保障。这些都与国有企业特点密不可分，无论内设监事会还是外派监事会，都因为有名无实、职责与能力不匹配，责权不对等而监督不到位；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因其《条例》落后而使其民主管理流于形式。尽管《公司法》第十八条、四十五条、五十二条、六十八条、和一百一十八条中都有涉及职工参与制度的规定，但其局限性使职工董事、监事在人数确定、权力发挥和信息反馈都落后于现代企业制度要求。
3、独立董事定位不清，独立性不强。我现在搞不清独立董事是决策者还是智囊团？如果是决策者，为什么决策失败他们不承担责任？如果是智囊团，为什么还要强调他们在公司治理过程中的制衡作用？现在有的独立董事仅是花瓶而已，有的则成了人情董事。
4、法律风险意识淡薄。一些国有企业对企业法制建设工作不重视，对国家有关经济法规知识不熟悉，对防范经营风险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依法经营的意识不强。有的企业内部管理混乱，内控制度不健全，在一些关键环节上存在管理漏洞。
5、内部风险控制体系不健全，决策缺乏论证审核。不少国有企业未设立专门的法律事务机构和配备专职的法律工作人员。一些企业在对外投资、对外担保等重大经营决策上缺乏必要的工作程序，决策的前期论证工作不充分，不民主，不科学，不听取法律工作者的意见，仅凭少数人的意志和经验进行决策，导致决策失误，引发法律风险。
6、对管理层的约束机制不健全，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和腐败现象频频发生。管理层级多，资产监管链条长，造成失控，母公司对子公司缺乏监管。
7、企业盲目扩张，过分追求多元化、超速发展，造成风险无法控制。
二、企业法律风险防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企业法律风险防范的必要性
企业法律防范制度初创于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首部宪法，一些企业为适应依法经营和发展的需要，开始在企业内部设置“法律室”。周恩来总理在1955年1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对建立法律室做出原则指示。国务院法制局根据国内有些机关、企业已有的初步经验，并参照苏联经验，起草了《国务院法制局关于法律室任务职责和组织办法的报告》。随后，企业法律风险防范随着“十年文革”和历史变迁也随之淡化、消失。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趋完善，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建立企业法律风险防范已经迫在眉睫。欧洲大公司、大集团普遍重视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
西方国家大公司、大集团建立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是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的自觉选择。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剧，市场竞争进一步激烈，企业法律顾问的作用得到越来越多企业的认可。这是企业法律风险防范的有效途径。
1、有效防范企业法律风险，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客观需要。在当今世界，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空前激烈，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越来越多。企业要在参与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必须有效防范企业法律风险，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和控制损失的发生。
2、有效防范企业法律风险，是企业自身发展壮大的重要保障。企业发展壮大，必须不断积累资产和财富，减少因法律风险造成的损失。
3、有效防范企业法律风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对社会稳定起着重要作用。企业经营状况不佳，下岗失业人员增多，势必影响社会稳定，对构建和谐社会起着一定的阻碍作用。反之，则可以有力地推进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