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死多少

⑴ 最新出炉，新加坡人全球寿命最长，有什么秘诀

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显示新加坡人寿命全球最长，新加坡有幸获取这项荣誉，并没有网友所说什么秘诀，新加坡通过几方面的努力，才能得到如此的成绩，首先在环境方面，新加坡空气清新，污染指数偏低，良好社会治安，减少非自然死亡几率；其次饮食营养均衡，官方食品安全监督；第三居民生活习惯，全民健身运动，体育设施完善，烟酒恶习代价高昂，管制严厉；最后官方重视慢性疾病的预防，全民健保系统，完善先进医疗设施。

⑵ 新加坡有死刑吗

全球判处死刑比例最高的国家是新加坡。该国在2001年共执行了70次死刑，而同年美国只执行了66次。而且新加坡的死刑判决是绞刑，这在大多数国家已经被废除。新加坡的死刑是在每星期五早上执行的，而且死囚家属往往在执行之后才获得通知。

不过听说那里惩罚人的方式很独特,是有鞭刑哦.新加坡的鞭刑是比较残酷的,一般一次处刑是一鞭,打的皮开肉绽的,然后回去养伤,等伤好以后再受第二鞭,可见对于罪犯的身体惩罚和心理震慑是非常严重的.受过鞭刑的罪犯再犯率很低。

(2)新加坡死多少扩展阅读

联大曾经在1994年与1999年讨论过死刑的废除问题，但都因为成员国的意见分歧，不了了之。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上台伊始就表示，联合国基于对生命权的尊重，反对执行死刑。

而一些欧盟国家对推动废除死刑问题亦非常积极。早在1月份，欧盟就酝酿发起一项行动，期望能在联合国框架下，推动普遍暂停执行死刑及最终能完全废除死刑的诉求。

但是，很多国家也对这一问题表示质疑。新加坡就在联合国人道委员会发起的投票中投了反对票，新加坡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石明光指出，联合国《人权宣言》并没有禁止死刑，《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规定，在还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可以对最严重的罪行适用死刑。

⑶ 新加坡小死亡是什么意思

总有一群人真诚地路过你的世界

失的最大原因，对自己的能

⑷ 新加坡每年都判几十人死刑，中国才一千左右，按人口比例新加坡岂不是死刑判决是中国的好几倍

新加坡的刑罚是世界上最严格最很的国家之一。他们人口才几千万，死刑堪比中国多。在哪受过刑事处罚的，找工作和结婚都是难事，因为国家太小，而且媒体对犯罪人员都给予极大照顾，报纸上可以看到自己的照片的。

⑸ 新加坡大屠杀的屠杀人数

关于被日军“检证”杀害的华人数目
多年来因统计上的困难，一直没有确切的数字。1945年9月，英国随军记者博比·杰克逊认为人数达到5万。同月11日，《星洲日报·总汇报》引用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期出版的《彼南日报》提供的数字，说“新加坡检举不良分子7万余人”。
日本历史学家永三郎在他的《太平洋战争》一书中，引用了1942年出版的《朝日东亚年报》提供的资料，也说新加坡被甄别出的华侨有7万名。1946年5月，英殖民政府市民咨询局进行初步的登记，只查出2721名遇难者。在1947年3月10日开审的检证案战犯法庭上，控方只能根据登记所得，指控日军屠杀了五千以上的华人。但咨询局及华人团体都认为不止上述数目，由于“全家遭难或被难者原属单身，或大人遇难只余童稚，均无从填报，或认为无甚用处，不欲填报”，实际遇害人数要比登记数目大得多。
柔佛州苏丹医生班德拉博士在递交给远东军事法庭的书面证词中就断言：“我相信，在新加坡除去军人外，有15万以上的亚洲人被日本警察秘密处死或拷打致死”。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则极力压低杀人数目，掩盖罪行。当时负责检证而被指控的警备司令官河村三郎，供证他所负责的市区内只有四五千人被杀，而其他五位被告不是坚持说不知道，就是矢口否认曾经大规模杀害过华人。
1983年，日本新版中学历史教材经日本政府审查后，将“检证”被害人数由两万人改为六千人，这跟某些日本右翼分子极力压低南京大屠杀遇害人数的做法如出一辙。然而，无论侵略者怎样掩盖真相，事实是永远改变不了的。1942年出版的日本《朝日东亚年报》早就提到过，当年在新加坡共有七万人被检举；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证，因“检证”遇难的华人应超过二万五千名；而新加坡华人也一直都相信，被“检证”杀害的华人当在四五万名之间。无论数字的多寡，都不能减免日军大规模屠杀城市平民的深重罪孽。

⑹ 为什么新加坡会被称为死城

一、死城

个人愚见，是否指的是新加坡法律严苛，造就了新加坡人生性谨小慎微，怕惹事生非，加上生活富裕，没有了奋斗目标，往往缺少创新进取精神，显得暮气沉沉，故被戏谑为“死城”？

二、狮城

新加坡之所以谓之”狮城“源于新加坡全国矗有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鱼尾狮”雕像，鱼尾狮是一种虚构的鱼身狮头的动物。它于1964年由当时的Van Kleef水族馆馆长Fraser Brunner先生所设计的。两年后（1966年），鱼尾狮被新加坡政府指定作为新加坡旅游局的标志（1997年改换现标），那之后，鱼尾狮实际上成为新加坡这个国家的象征性标志了。

鱼尾狮狮头的设计灵感是根据《马来纪年》的记载。据考证，新加坡这个地方最早是叫做“淡马锡”（马来语“海城”），而首次出现“狮城”（梵文Singapure）这个名字，大约是在公元十四世纪末。

当时，一位来自“三佛齐王国”名叫圣尼罗乌达玛的王子与谬内岛的公主结为百年之好，一天，王子携公主外出打猎，乘船时遇大风浪，在即将翻船时，王子把王冠丢到海里，风浪顿时平静下来。于是，他们便把船划到马锡海边。上了岛，为了生存，他们去打猎讨食，在树林里，忽然发现一只头黑胸白、身体红色、行动敏捷的怪兽。随从们大惊失色，随即报告了王子，王子看后则微笑着告诉大家，这是一只狮子，并且命令手下不得伤害狮子，狮子似乎也明白了人类的善意，于是和人们过上相帮相衬的幸福和谐生活。

无疑，这是一个吉祥的地方，从此。这里便逐渐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再后来，王子亲自将淡马锡改名为新加坡拉。

原来，在马来语中，“新加”是狮子的意思，而“坡拉“，则表示“城”。这，便是新加坡之所以谓之狮城的来历。

⑺ 新加波有死刑吗

想犯罪就来西班牙吧，西班牙的警察都是摆设的，是要你不杀人，警察都懒得理你，就算你杀了人，比如杀7个人，那就会被判7年。有犯罪倾向的人最好是来西班牙。

⑻ 新加坡大屠杀的事件纪念

日军在新加坡的“大检证”
以下是黄添右老先生的叙述。“日本军队在占领新加坡后，在人们还没来得及清理遍地瓦砾的废墟、掩埋被日军炸死者的尸骸的情况下，1942年2月中旬至3月初，侵略军就将新加坡划分为四个“检证区”。我所在被“检”的区域叫做水检证中心，是由日本皇军警备团和宪兵队负责“检”的区域。日本兵到各家各户驱赶12～60岁之间的男性居民，每人限带五天的粮食到其指定的区域内集中。“检证”中心在海山街。周边六条街道被用带刺的铁丝网围起来，周围有坦克车和日本兵监视。”
“我的姐夫叶秋涛带着刚满15岁的我，怀着愤怒和恐惧的心情进入了“检证”区域。天气炎热，环境嘈杂，人山人海，个个都汗流浃背，洗澡和大小便都极困难。一清早，人们就等待被“检”，日本兵不许排队的人站着，只准他们蹲在地上，拥挤中不免秩序混乱，有人争先恐后时，日本兵就用棍子殴打，打得他们头破血流。我们属于瘦弱之辈，当然不敢贸然参与到拥挤的人群中。”
“当我进入“检”室之前，姐夫嘱咐我要镇定，万不得已时，就只好跟日本兵拼了。有了这种心理准备，我倒是镇定多了，当我们站在小桌前接受日本军审视时，毫不紧张，日本军在一张纸条上盖了印章，手一挥，我们就拿着纸条从另一个门走出去。那张盖着章子的纸条印着以下的字样：昭和十七年，“检”，大日本皇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将。”
“人们拿着这张纸条走出门口时，门房除站着一名日本兵岗哨之外，还坐着另一个日本军头目，他手一挥将人们放行，指示走一条街道回家；或另一只手一挥，命令人们爬上停在街口的大货车。那些上了货车的，都是些身体壮实的人，他们被运送到新加坡樟宜或榜鹅的海边集体枪杀。人口不到百万的新加坡就这样被杀了5万人。”
“我住的那条街，有三个青年人被“检”上了货车，其中一个没死，偷跑了回来，长期藏匿，直到日本人投降后，才敢出来露面。那两个被杀的人，其中一个已婚，遗下了老母亲和新婚已怀孕的妻子，老母亲哭瞎了眼，含恨死去，妻子生了个遗腹子，母子俩过着凄惨的日子。另一个被杀者，留下了未婚妻，终日以泪洗面。日本人又去印度尼西亚抓爪哇青年到新加坡做苦工，病了又将其赶出集中营，以致他们饿死街头巷尾。这就是日本侵略者的所谓“解放”和“德政”。”
以下是另一位幸存者自述
“那年我21岁，未婚，住在胶园(现福建义冢附近)，靠割胶为生。3月26日当天清晨6点多，大队日军闯入小镇，着令全镇二三百成年男人全部集中到学校对面的篮球场，站着等候“检证”(甄别)。被令集中者，还包括兴华学校校长殷春初，教务主任朱绩夫和老师黄火生。鬼子命令男子脱掉上衣和短裤，只穿内裤一排排的蹲在球场上。从早上晒太阳到下午四五点。鬼子包围着球场，有的持枪监视，有的配长剑来回踱步。五六个兵负责检查男人的身体。据说，鬼子是检查男子身体有没有刺青图纹，特别是在手部拇指与食指间虎口处。鬼子认为，有刺青者，就是私会党，而私会党是抗日的。”
“当鬼子来到他身边正检查其隔壁的男人时，突然就把那男子带走。他心跳得很，心想这次没命了。他说，检查到他时，他手拿着的衣服，刚好衣角遮到之前曾擦烂过的，已不明显的黑色五花点刺青。鬼子没注意到而走到隔壁去。我逃过了鬼门关，但并没有被释放，而是又被拉进学校。过后，又一个一个排队出来问话。我不敢先出，待到最后剩下二三十人时才出。很幸运的，我顺利过关。到晚上才终于被释放回家。我马上走入山芭逃难。”
“肃清结果，共有15人被扣押，包括三名师长。他们被关在学校。第二天校长就押去太平宪兵部折磨。剩下14人在第三天凌晨，被押出村子，到不远的沙叻北火车站附近三和矿场与和合兴矿场旁(现今高压电塔边)，日本兵用刺刀疯狂刺杀14人。凄惨号叫声响彻云霄，连村子也听到。”
“怎料到在刺杀过程中，竟有一人可能绑不紧，挣脱绳索突然拔腿飞跑，冲到矿湖边纵身一跳，在黑夜的掩护下逃出生天。他就是40岁左右会游泳的教务主任朱绩夫。”
“13具尸体第二天就由印度人就地埋葬。直到大战结束后，亲人们才到乱葬岗捡拾尸骨。由于无法区分，就全部合葬在现今墓址。而被折磨至死的校长，尸骨不知何去向，村民也将其名刻在碑上。他亲戚王卡也是殉难者之一。”“我全家搬到马来甘榜住了三年多，到和平后才搬回沙叻北来。” 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
在新加坡市区的美芝路（Beach Road）有一座规模不大但意义重大的公园——战争纪念公园。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就坐落在这座公园里。顾名思义，纪念碑是为了纪念在1942－1945年，日本占领新加坡的三年零六个月苦难的日子里，被迫害致死的新加坡各族人民，其中大多是华侨。
建立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的构想始于1962年。在这一年，在新加坡多个地方相继发现日本占领时期被屠杀者的遗骸。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不忍让这些骸骨散弃在荒郊野岭，于是在2月28日成立了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遗骸善后委员会，负责探查、发掘和安葬等工作。纪念碑于1967年2月15日，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主持下宣布落成揭幕。
李光耀在致词说，这座纪念碑标志着一种经验和教训，它时刻提醒人们，当他们对未来的事物与发展毫无准备之时，什么可怕的祸患都可能降临。“只有我们痛定思痛，认真吸取历史的教训，明智而勇敢的巩固我们的未来，我们许多死难的同胞才不至于白白地牺牲”。此后，每一年的这一天，人们都会在这里举行悼念活动。
远处就能够看到纪念碑那高达70米的碑身高耸入云。四支锥形的白色石柱，组成一座巨大的锥形石塔，插入蓝天，象征新加坡的华裔、马来人、印度裔和欧亚裔所共同担负的苦难和精神。纪念碑四周环绕着碧水，方形基座的南北两面由石阶分成四个面，分别由四种文字写着“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1942－1945”。沿石阶而行，穿过水池，来到纪念碑的中心。在四支石柱上，各自有一面铭文，记录着纪念碑建立的始末。而在整个建筑的中央，有一尊半人高的方形石台，四面都有不同文字的铭文，中文部分这样写道：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日军占领新嘉坡，我平民无辜被杀者，其数不可胜计。越二十余年始得收敛遗骨，重葬于此，并树丰碑永志悲痛。”
纪念碑下埋葬的，正是上世纪60年代初在新加坡市郊山谷内发现的被日军杀害的数千具尸骨，他们在此处得到了安息。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新马一带发起了众多抗日运动和赈灾活动。当中两名积极参与抗日的义士——梅启康、梁后宙（又名梁宙），前者不幸在肃清中丧命，后者组织乡民支援中国抗战，他一家35人被日军杀害，自己逃过一劫。今年是二战70周年，记者特地采访了梅启康与梁后宙的后人，一起来追忆这段已沉寂多时的往事，让后人看到前人的光辉，记住历史，珍惜现在的幸福。
访梅启康、梁后宙后人 追忆抗日义士事迹
岁月悠悠，转瞬70年过去了，多少人还记得在那烽火连天的年代，多少人为了正义、民族、国家和家园走上抗日道路？多少人惨死在日军的炮火或屠刀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新马形成的众多抗战救亡文艺运动中，最具号召力的是戏剧活动。各方言群都热烈响应，包括广东帮与商界代表梅启康，他粉墨登场，亲自参与戏剧演出，以实际行动筹款赈灾。在检证中，梅启康因不愿招供而遭处决。梅启康的生平事迹鲜少被人提起，直到最近其家人在本报刊登了一则追思启事后，才引起人们的注意。遭遇不幸的也包括梁后宙。梁后宙这位对开发林厝港贡献很大的先驱人物，一家35人被日军杀害，仅他和另外五名家人逃过一劫。若不是不久前新加坡历史博物馆接收梁后宙后人捐赠的一批颇有历史价值的遗物，相信这起惨绝人寰的事件，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烟消云散。
1942年3月6日，梅启康被朋友带去日军宪兵部。他当天回家时神情沮丧，隔日一早再到宪兵部报到，从此一去不返。新加坡沦陷后，日军便展开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以肃清抗日分子。当年位于史丹福路的英国人青年会总部被改为日本宪兵部，日本宪兵就在这里以酷刑对付抗日分子。据《新马华人抗日史料》的记载，梅启康是被检查及指名被逮捕的人之一。梅启康的长子梅保坚说，当时父亲抛下一句“不要害人”的话后，便匆匆忙忙上车离开。事后他从朋友口中得知，父亲是不愿招供而被折磨至死的。
不会唱不会演也要上台讲两句
1896年出生于广东台山的梅启康，9岁随父亲南来，抗战时期是昙花镜影慈善剧社的名誉会长及海天游艺会社员。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东南亚各地华人社区纷纷成立筹赈祖国难民的筹赈会，全情投入抗日活动中。本地华社也不落人后，几乎每一种娱乐形式都动用了，业余剧社的社员也纷纷参加抗日筹赈，包括先后于1913年和1920年成立的海天游艺会和昙花镜影慈善剧社，这两个社团多以演剧的方式进行抗日筹赈。
梅保坚（89岁）接受本报访问时说：“父亲曾说过中国难民很苦，他们因战争流离失所。父亲不会唱，也不会演，但也上台讲两句，为筹赈出一分力。”一次，海天游艺会演出粤剧《吕布与貂蝉》为中国难民筹款，梅启康还饰演董卓一角。现在，这张剧照就展示在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二战史料展厅里。梅启康也是星华筹赈会的广帮代表之一。本报曾报道，在一份《星华筹赈会主办救济英国战时妇孺游艺大会第一次会议议案录》中，清楚记录梅启康是出席会议的数十名来自各分区及各方言群代表之一。梅保坚说，其父是星华筹赈会的广帮总务。
热心公益和教育事业
抗日战争年间，梅保坚已是一名少年。在他的记忆中，父亲很少跟家人提起他在外的活动，但记得父亲跟吴铁城有联络，详情则不得而知。吴铁城是当年中国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1939年曾奉命赴南洋各国联络和争取华侨捐款资助抗战。梅启康走时，留下妻小九人，在八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的梅保坚才16岁。在梅保坚的心目中，父亲是个坚贞不屈的义士，为人慷慨仗义，除积极参与抗日活动，也非常热心公益和教育事业。
有关梅启康的资料零散且有限。较完整的资料只能在新加坡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的二战史料展厅和国家档案馆梅保坚的口述历史中找到，而且不多。至于梅启康的其他贡献记录，则几乎是零。多亏梅保坚，他虽年事已高，但说话条理分明，思路清晰。记者根据他的忆述，找到一些线索，终于从梅汝南堂的《本堂宗亲记录部》《广惠肇留医院八十周年特刊》《精武体育会50周年纪念特刊》《精武体育会七十周年纪念专辑》《百年树人》和《新加坡全国社团大观》刊物中翻查到一些相关资料，并拼凑起来，才对梅启康有了更明确的认识。
（摘自联合早报） ■ 克兰芝烈士纪念碑
■ 伊丽莎白公园烈士纪念碑
■ 陆军少将林谋盛之墓
■ 旧福特汽车工厂
■ 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
■ 樟宜监狱博物馆
■ 亚历山大医院

⑼ 新加坡华人占多少

华人占74%左右，其余为马来人、印度人和其他种族。马来语为国语，英语、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为官方语言，英语为行政用语。主要宗教为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印度教。

大多数新加坡华人的祖先源自于中国南方，尤其是福建，广东和海南省，其中4成是闽南人，其次为潮汕人、广府人、莆仙人（莆田人）、海南人、福州人、客家人，还有峇峇、娘惹等。新加坡人口密度7697/平方公里，人类发展指数为0.901。

语言

独立以后，加上曾经受到英国的殖民统治，政府机构一直采用英语作为四大族群的沟通和教学语。自1979年由新加坡政府主导的“讲华语运动” （类似于中国的“推广普通话”）之后，华语成为另一个广泛使用的语言，有超过七成的新加坡人能说华语，是华裔之间的通用语言。

新加坡民间也通行各种汉语方言，一般上35岁以上的新加坡华裔都通晓几种闽粤方言，例如：莆田话、粤语、潮州话、客家话、闽南语、福州话、海南话等。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新加坡、网络-新加坡华人

⑽ 新加坡死刑犯怎样处决

冷酷的新加坡死刑制度

1963年，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后，正式并入以马来人为主体的马来西亚。但由于与联邦政府的严重矛盾和种族冲突，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宣告独立，脱离了马来西亚联邦。这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弹丸小国，经过四十多年的奋斗，获得巨大成就，甚至成为“小国崛起”的典范。但如同诸多岛国一样，新加坡政府充满危机意识，其国内苛刻的限制自由的相关立法经常成为民主国家攻击的靶子，包括对不仁道的鞭刑和死刑的推崇。
死刑（death penalty）是剥夺犯罪人生命权利的刑罚方法，它是几千年人类刑罚史上领衔的主刑。1764年，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提出：“在一个组织优良的社会里，死刑是否真的有益和公正？人们可以凭借怎样的权利来杀死自己的同类呢？”从而引发了一场世界范围内、长达两百多年的死刑存废之争。时至今日，各国对于死刑的人道性和犯罪预防的有效性基本达成共识：死刑是不人道的，并且在犯罪预防方面也不比其他刑罚措施更为有效。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目前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国家已经在制度上废除了死刑，或者实际上停止了死刑的执行。相对而言，新加坡政府是最大声号召支持死刑的政府之一，并且认为：“死刑并不是一个人权问题，用何种法律措施和刑罚来有效地与严重犯罪作斗争完全是一个国家主权的事情。”因此，新加坡政府保留并大规模的执行死刑。
新加坡死刑制度是极其冷酷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死刑罪名较多，《新加坡刑法典》中规定可以适用死刑的犯罪行为包括：国事罪中的从事、企图从事或者教唆从事反政府的战争行为，对总统人身的犯罪；海盗罪；与武装力量有关的犯罪中的煽动叛乱罪（既遂）；提供或者制造伪证意图使某项可判处死刑的犯罪成立；谋杀罪；教唆儿童或者精神病或者自杀；企图谋杀；为了谋杀而进行绑架或者劫持，结伙抢劫中的杀人等。尤为引人注意的是，新加坡法律规定，对于达到一定数额的毒品犯罪必须适用死刑。据统计，在新加坡，70%的死刑是适用于毒品犯罪人的。
其次，实际执行人数较多。新加坡是世界上死刑执行率最高的国家，据政府所透露的数字表明，在1991年至2000年间，被执行死刑的犯罪人有340人。新加坡按每100万人口的年度处决比率高达13.33，这在世界范围也是比较罕见的。
第三是采用绞刑这种残酷的执行方法。1984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制定的《保障措施》第9条宣布：“判处死刑后，应以尽量减轻痛苦的方式执行。”在大多数保留死刑的国家，执行死刑的方法是绞决或枪决，一些地区还保留比较残忍的石刑或刀剑斩首的方式执行死刑。在美国，电椅和毒气室被认为是绳索的更现代、更有效和更人道的替代，直到1977年注射毒药首次作为执行死刑的方法，随后注射毒药的执行方式不会产生剧烈痛苦的这一点得到普遍认同。这一方法逐渐被较多的保留死刑的国家所接受。相对而言，绞刑这一方式还是比较残酷的。
尽管新加坡的死刑制度被一些人权组织所诟病，但政府仍坚持强硬的态度，并且受到其国民的大力支持。因为更多人认为新加坡的低犯罪率和法治化社会秩序正是严厉死刑制度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