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治理腐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❶ 哪些国家或政府在反腐倡廉方面做得比较好
新加坡、香港
香港经验
香港廉署是伴随着经济起飞与社会发展而建立和成长的，廉政公署英文名称的意思是“独立反贪公署”，“独立”乃是这一机构的精粹。在香港回归前，廉署的中文名称是“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廉政专员直属总督，专门从事公私企业机构的反贪任务，拥有极大的权力。
成立于1974年的香港政府独立反贪机构—廉政公署，以调查、教育和预防“三管齐下”的综合性策略，全面治理贪污问题。
香港廉政公署下设三个部门：执行处、防止贪污处和社区关系处。其中防止贪污处有55人，占总人数不到5%，其职责类似内地的预防处。他们负责审查政府机关、公共机构和私营机构的规章制度和运行过程，寻找可能导致贪污的隐患，及时提出防止贪污的意见。
而该处一直以来透过定期审查政府部门及公营机构的规章制度，以确保及时堵塞可能导致贪污的漏洞，并在制度或运作上增加透明度与问则性，令贪污分子缺乏萌芽生长的条件，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防贪处成员中不少具有专业资格，如会计师、核算师、工程师、测量师和咨询科技专才等，也有曾任职于不同五政府部门经验丰富的行政或专业人员。因为他们对不同专业或政府各部门运作都有深入的了解，在进行防贪工作时，往往能够收到更佳效果。
防贪首要任务是“源头治理”，陈洁云表示，防贪处是担当“抓源头”的“大旗手”，全力协助部门机构完善内部制度和系统，预防任何导致贪污腐败的漏洞。
“以公营机构为例，廉署因各个部门的不同需要，“量体裁衣”地制定确切的防贪建议，概括来说可以归纳为三项大原则，分别是从简、问责及透明”。
诚然，推动防贪工作并不能单靠廉署的努力，为此，廉署的策略便是与部门、机构建立伙伴关系，以导致“双赢”的效果。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说：香港廉署成为独特的例子，引证了透过与公、私营界别在各方面建立伙伴关系，可更有效对付贪污。
新加坡经验
新加坡是举世公认的廉政之邦，人们耳熟能详的是“高薪养廉”，但在高薪背后，还悬着一把利剑——新加坡贪污调查局。
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简称CPIB。这个已有55年历史的机构在成立的最初几年作为不大，主要原因在于官方缺少一部有效力的反对和防止贪污的法令，而且官官相护。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59年新加坡实行自治以及人民行动党执政后才开始改变。
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提出：新加坡的生存以来于政府的廉洁，只有这样才能促使社会稳定，形成良好的外国投资环境、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很多专家都分析认为：特殊的地位、充分的权力、简化的办事流程、强有力的预防措施和有效的制衡机制，是CPIB所向无敌的法宝。
CPIB设有专司预防贪污的部门，负责审查和研究那些容易发生贪腐行为的部门，其管理和工作程序上存在哪漏洞，并提出相应的整治措施和建议。该局还参与国家官员的任命考察，以确保那些有不良记录的人不会被任命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上。CPB的官员经常与公务员谈话，向他们宣传腐败行为潜在的危险，并对他们提出如何避免卷入腐败案件的建议。
自成立以来CPIB处理了多起贪污受贿案件。新加坡环境发展部前政务部长曾接受了印尼商人赠送的7张机票，携带家人旅游，被发现后不仅被撤职，还被判刑4年。原国家发展与建设部部长郑章远算得上是新加坡的开国元勋，曾为“政府组屋”建设立下汗马功劳，CPIB发现他两次受贿50万元，但他拒不承认，最终在铁证面前畏罪自杀。
近年来，国内派出不少团组赴新加坡取经。上海市检察机关、南昌市纪委都曾组团赴新加坡交流廉政建设。
❷ 新加坡的总体概况
新加坡整体介绍
新加坡是东南亚的一个岛国。该国位于马来半岛南端，其南面有新加坡海峡与印尼相望，北面有柔佛海峡与马来西亚紧邻。新加坡是全球最为富裕的国家之一，属于新兴的发达国家，其经济模式被称作为“国家资本主义”，并以稳定的政局、廉洁高效的政府而着称。新加坡是亚洲重要的金融、服务和航运中心之一。根据调查，新加坡是继纽约、伦敦和香港之后的第四大国际金融中心。工业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快速发展至今，新加坡已成为全球第三大炼油国，以及世界电子工业中心之一。新加坡在城市保洁方面成绩斐然，故有“花园城市”之美称。
新加坡土地面积仅714平方公里，故无省市之分，而是以符合都市规划的方式将全国划分为五个社区，由相应的社区发展理事会简称(社理会)管理 。5个社理会是按照地区划分，定名为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和中区社理会，这五个社区再进一步分为87个选区，包括12个单选区和15个集选区。
许多人都以“常年是夏，一雨成秋” 来形容狮城的天气。新加坡地处热带雨林气候区，全年气候湿热昼夜温差小，平均温度在23至34℃之间，年均降雨量在2,400毫米左右，湿度介于65%到90%之间。新加坡11月至次年2月底为雨季，受较潮湿的东北风影响，基本上每天都会下点雨。通常是下午的雷阵雨，平均低温徘徊在摄氏24至25℃左右。6月到9月则吹西南风，最为干燥。这两个季风期，间隔着季候风交替月，那就是4月到5月，以及10月到11月。在这几个季候风交替月里，地面风弱多变，阳光酷热，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5℃。
从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开始逐步摆脱了仅仅依靠转口贸易维持生计的局面，逐步过渡到具有高附加价值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和高科技产业。80年代初开始，新加坡加速发展资本密集、高增值的新兴工业，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90年代为进一步推进经济增长，大力推行“区域化经济发展战略”，加速向海外投资。 2004至2007年之间，实质GDP平均增长7%，但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跌至1.1%，多个行业遭受冲击。对此，政府推出新一轮经济刺激政策，加强金融市场监管，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提升投资者信心。
服务业在新加坡经济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占GDP约3/4，主要产业包括批发零售业(含贸易服务业)、商务服务业、交通与通讯、金融服务业、膳宿业(酒店与宾馆)、其他共六大门类。批发与零售业、商务服务业、交通与通讯业、金融服务业是新加坡服务业的四大重头行业，其中批发零售业由于包括贸易在内，因此份额最大。新加坡商务服务业则包括不动产、法律、会计、咨询、IT服务等行业。交通与通讯行业，包括水陆空交通及运输，也包括传统的邮政服务和新兴的电信服务业。金融服务业则包括银行、证券(股票、债券、期货)、保险、资产管理等门类，可以说正是依托这四大服务业的发展，新加坡才确立了其亚洲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的地位。
2012年8月23日新加坡统计局公布的第二季度服务业收入指数显示，与今年第一季度相比，第二季度的教育服务收入下跌15.3%，休闲和个人服务收入下跌8.4%，金融与保险服务收入下滑1.1%。和去年同期相比，第二季度服务业的整体收入则同比增长6.0%，其中教育服务与保健和社会服务，分别上升 13.6%与9.2%;不包括房地产和租赁的商业服务以及交通和仓储服务则上扬7.9%与6.8%.[10]
外贸是新加坡国民经济重要支柱，进出口的商品包括：加工石油产品、消费品、机器之零件及附件、数据处理机及零件、电信设备和**等。主要贸易伙伴：马来西亚、泰国、中国(包含香港和台湾)、日本、韩国、美国、印尼等。
新加坡元以S$标记，是新加坡的法定货币。新加坡元可分为纸币和硬币。目前在新加坡流通的钞票有：10000元、1000元、100元、50元、10元、5元、2元面额;硬币有：1元、50分、20分、10分、5分与1分钱。(人民币：新币=5：1)
自1979年由新加坡政府主导的“讲华语运动”(类似于中国的“推广普通话”)之后，华语成为新加坡华裔的母语。新加坡民间也通行各种汉语方言，比如：莆田话、粤语、潮州话、客家话、闽南语、福州话、海南话等。
新加坡官方使用与中国一致的简体字。但在1969年至1979年间曾短暂拥有自己的汉字简化标准，民间以简体字为主但偶尔也会出现繁体字与简体字混用的现象。新加坡的官方文字为英语，因此公函、商务往来和其他经济业务性质的书信通常以英语为主。
❸ 新加坡当初为什么会从马来西亚分裂出来呢
新加坡当初为什么会从马来西亚分裂出来呢？这里牵涉着很多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下面给大家说明一下其中原因，朋友们可以参考下面的内容：
三、马来西亚种族主义抛弃新加坡：
经济矛盾和政治方面的矛盾，导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在此之后马来西亚巫统为首的政治联盟在国会上通过了宪法修改议题，将新加坡驱逐出马来西亚。至此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彻底决裂，这就是其中的原因。
❹ 如何理解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
“两个责任”，是指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过程中，“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的简称。
体现反腐领导体制创新
治理腐败是非常艰难的，在现代化过程中，新加坡和香港是真正从腐败走向廉洁的国家或地区之一。新加坡和香港治理腐败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从最高领导人以身作则和创新反腐败体制开始的。“体制”是各机构的职权划分，是制度运行的一种固化模式，而“机制”是制度运行过程中各种因素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一种关系。严格说来，“体制”与“机制”没有严格的区分，它们是交织在一起的。
1998年和2011年通过的《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之所以没有遏制腐败蔓延的趋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设计的反腐领导体制在运行过程中存在局限性。《规定》设计的反腐领竖穗导体制或机制是:“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这个反腐领导体制设计很全面，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力量都整合到治理腐败中来了，但是，在制度实际运行过程中，却难以追究具体治理主体应承担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而“虚雀两个责任”的规定，实际上是明确认定党委和纪委两个治理主体要承担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职能、权力和责任。
两个责任相辅相成
中央并未明确规定“两个责任”的具体内容，所以，应如何理解“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是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重点。
“党委负主体责任”中的“主体”有两种意思，一是制度的权利责任主体，二余誉卜是主要的意思。“党委负主体责任”也要从两个方面理解。其一，党委是参加廉政制度关系的主体，是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权利享有主体和责任承担主体，是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这个制度责任的承担者。其二，党委这个主体也可以是治理腐败主体中的主要部分的意思。从第二层“主要的”意思而言，党委是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其他权利主体则承担次要责任。在治理腐败中，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纪委、其他部门及群众等都有责任，但党委要负主要责任，其他权力主体要负次要责任。
❺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为何能长期执政
考察学习中，最引起我兴趣的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从1959年的大选中获胜上台后，在至今为止的历次大选中保持全胜，实现了长期执政。他们是怎样抓住民心，实现长期执政的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原因一：有一个符合国情，合乎人民意愿，具有新加坡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 一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治理模式离不开地理、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新加坡是个高度城市化的国家，人口素质高，居住集中，城即国，国即城，国小、人少，管理层次少，党和政府对基层的控制力强；新加坡长期受英国议会制和文官制影响，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法治体系和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新加坡是个移民组成的国家，华人儒家、道家和法家思想为基础的东方文明和基督教义为基础的西方文明在这里相互融合，法治模式和人治模式得到完美结合。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建立了一整套东西方价值观结合的共同价值观，制定了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结合的行动路线，确立了议会民主和精英治国结合、法治和德治结合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这样一个符合国情的国家治理模式，为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提供了政治制度保证。新加坡是一个实行议会选举的民主国家，五年一次的大选是一把悬在人民行动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失去政权的危险，使他们一直充满着危机感，督促他们时刻不忘记人民，使他们有了为民服务的内在永久动力。 原因二：有一群乐于奉献，心系社会，具有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精英。 人民行动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国会议员是党的最重要的干部。议员的能力素质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水平，议员的这种重要地位决定了党的干部队伍建设首先是挑选高素质的党的议员。人民行动党纳贤的对象主要是医生、律师、会计、大学教授、企业家、银行家等有能力、有品行的各行业社会精英，如果发现合适人选，他们就千方百计把他们吸纳到人民行动党。为了保持党的活力和竞争力，每次大选时，人民行动党都要推出20％—30％的新议员人选。因此在每次大选中，人民行动党总能把最优秀、最合适的人选作为选区议员候选人，通过他们获得大选的胜利。在现任的84个议员中，82个是人民行动党议员，其中包括政府总理、副总理以及15个部的部长、政务部长、政务次长。正是这些议员，一方面在国会议政，把党的意志转化为法律，转化为国家意志；另一方面又在政府中领导公务员队伍，把党的理念转化为政府的政策、措施，从而实现对社会的高效管理。人民行动党通过其有效的执政行为提高公共服务的绩效，以举世公认的执政业绩赢得人民的心，这是其联系群众的最根本的方法，也是它获得群众支持的根本所在。 人民行动党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建立了一套完善的议员联系群众制度。人民行动党议员兼任选区党支部的主席，党支部下设支部秘书和委员，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协助议员接见民众，搜集民意，密切与群众的联系，在大选来临时，争取选民的支持。人民行动党的议员是一群能读懂新加坡人民心的政治家，他们善于做群众工作，知道群众想什么、需要什么，敢于面对群众，有能力、有办法帮助群众解决问题。人民行动党议员每周晚上要接待选民，接待场所在租用的幼儿园、活动中心等公共场所。在任期内，每个议员对选区居民家庭至少拜访一次。人民行动党议员通过为选区争取各种援助金、政府拨款，为选民解决实际问题，赢得选民的支持、认可，树立自己在选区的威信。人民行动党把与选民接触作为其最直接的联系群众的方法，也是它获得群众支持的重要所在。 原因三：有一个网络健全，覆盖面广，具有较强组织动员能力的社会基层组织。 新加坡的社会基层组织结构的一个特点是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比较发达，社会基层组织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他们中的领袖基本上又都被吸纳到由人民行动党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协会和组织中。因此，这些社会基层组织都掌握在人民行动党的手中。国会议员既是选区党组织的支部主席，又是社区基金会的主席，也是人民协会的顾问。就是说，所有“为民服务”的好事都由党的国会议员和由人民行动党控制的基层组织包揽，在这里，没有党的领导，只有党的服务，没有党的形，只有党的神。社会基层组织是人民行动党联系群众的纽带，也是它获得群众支持的有效手段。人民协会和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民协会是新加坡社会青年与体育部下设的法定机构，是社会团体和社会基层组织的管理机构，由国家总理李显龙担任协会主席。人民协会是政府和群众沟通的桥梁，是庞大的社区网络的主管机构，是人民行动党的得力助手。它的宗旨是通过公民咨询委员会、民众俱乐部、居民委员会、邻里委员会等社会基层组织，组织和促进群众积极参与社会、文化、教育、体育活动，为各种协会、社会人群提供不同的服务和关怀，促进种族和谐，增加社区凝聚力，拉近人民与政府的距离，把行动党的理念和主张转化为民众的具体行动，成为国家对全国进行控制的最基本的组织网络。 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是一个非赢利的社会福利机构，是人民行动党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途径。社区基金总部与人民行动党总部在同一所建筑中，联系密切，这既保证了基金运作的通畅，又树立了党的亲民形象。它主要为社区提供一些政府基层组织所不及的服务，在社区开办行动党幼儿园、托儿中心、儿童图书馆、电脑辅导班等，还为选区提供一些福利如保健计划、学生奖学金等。每个组屋区都有一所行动党的幼儿园，目的是从幼儿开始培养对行动党的认同，也是为了争取家长选民的支持。社区基金还协助居民委员会为居民提供各种服务，这些都为人民行动党争取了民心和选民。 人民行动党的执政信念是以民为本，心系群众，关怀草根，党的干部（干部党员、国会议员、党的社区领袖等）是贯彻党的理念的最坚强的、最有力的主体。在新加坡，政策的制定、执行和反馈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国会议员发挥了关键作用，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他们。他们通过社会基层组织听取民意，把脉民生，了解人民所需、所想，提炼人民的意愿和主张，成为党和国家制定各项政策的参考和依据。然后通过控制的政府部门形成各项惠民的政策、措施。社会基层组织在这个循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是党和政府政策的宣传者，是民意的搜集者，是社区活动的组织者，有了他们，社区就在人民行动党的引导下开展工作。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我们要从革命党意识向执政党意识转变，从建党思路向党建思路转变，从侧重于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增加数量、提高覆盖面，向注重质量、发挥作用，提高基层组织的社会影响力、整合力、动员力转变。学习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要学习他们的执政理念，包括政党理念、政府管理理念、社会发展理念，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解放思想，不断探索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新途径、新方式。 得人心者得天下，民心稳则天下稳。社区作为群众生活居住的场所，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意、赢得民心的重要场所，也是群众了解政府政策、反映诉求的重要渠道。因此，加强社区党建、社区建设，要从政府层面和社区层面两个方面考虑： 党和政府要成在社区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党委和政府要发挥宏观规划、组织协调、政策引导作用，把服务群众、争取民心作为工作的立足点，在今后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的考核、测评、评议中，更加科学合理的增加民生指标，延伸考察范围，把社区作为了解考察对象的一个重要方面，引导领导干部更加关注民生、民心。要以群众的呼声为风向标，在人、财、物、制度多个方面提供保障，围绕医、食、住、行、学、工等各个方面，搞好民心工程，进一步增强党和政府的在群众中的威信。政府要把社区服务中心作为服务群众的平台，在硬件设施、服务项目等方面进一步改善提高，使服务中心集社会事务办理、娱乐、培训、党群活动等为一体的综合功能体。围绕理顺管理体制，突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功能，进一步转变街道职能。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作为区委、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它执政能力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党委、政府的形象。目前，街道职能定位不够合理，导致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缺失，削弱了自身在基层的影响力。要逐步取消街道办事处招商引资等经济管理职能，赋予街道办事处更多统筹、协调、监督的职能和权利。强化社区公共服务，把帮助居民就业、实施居民保障、完善居住环境、解决居民生活困难、提供居住安全、做好民政救助、负责民事调解、搞好居民文化娱乐等全方位服务作为主要职能；强化社区管理职能，在社区生态环境、医疗卫生、文化建设、治安管理、物业管理、绿化保养等方面实行网络化全履盖的社区管理。 基层组织要成在社区建设中发挥领导作用。要以扩大基层党组织影响力为关键，进一步提高党在基层的领导核心作用。基层党组织要以地区性、群众性、社会性、公益性工作为重点，努力把党的工作渗透到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提高在基层工作中的整合力、动员力、影响力。要探索党员干部、两代表一委员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新方式，通过他们了解民情、参与民生、反映民意、争取民心、关怀民需，更好地扩大党的影响力，提升党的形象。要以服务群众为重点，进一步健全社区各类组织。要在社区大力发展具有非政府、非营利，自治性质的各类草根性社区团体和中介组织，促进社会团体、政府和社区居民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有效实现社区资源的内在整合。社区居委会要克服行政化倾向，对居委会职能事务进行相应剥离，突出群众自治性的居民组织的作用，将原本由社区居委会承担的一些公共职能，通过购买服务方式委托给社会团体和社工机构承担，使社区居委会有更多的精力放在服务群众，进一步增强社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认同感，提高社区凝聚力上来。
❻ 新加坡模式的质疑解析
新加坡不讲意识形态，只讲共享价值。它把自己的文化，与宪政制度结合，是亚洲第二个把东西方文明结合得最好的国家。我认为，日本是第一个把自己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政治民主结合得最好的国家。日本并非是完全的西式民主。日本结合了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和西方的民主宪政。自民党内部的派系能够达成共识和传统文化分不开。日本政治人物也勇于承担责任，这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份。新加坡领导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走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一条政治道路。制度移植在新加坡没有发生，所发生的是制度创新。
美国的制度已经经历了两百多年了，已经生根了，谁也毁灭不了。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很多民主政体的运作很有问题，成了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本来民主的精神就是相互妥协的，但这些国家往往相互攻击。在亚洲，很多国家实行民主已经有很多年，但政局还是那么乱，社会经济也不发达。新加坡避免了很多发展中民主国家所走过的弯路。制度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很大的作用。然而新加坡也提出了“后李光耀时代”的问题。我自己的判断是，在“后李光耀时代”，李光耀时代所确立的制度正是确保这个制度延续性的制度保障，同时这个制度里也包含着巨大的制度创新精神。 新加坡在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眼中，是个异数。因为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不民主，不让人民充分享有监督政府的权利，政府就必然堕落为人民的老爷，就不可能使政府廉洁勤政，建立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新加坡却让我们无话可说：它相信权威主义、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没有充分的新闻自由，建国40年来，一直由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父亲可以传位给儿子;但它同样很文明，没有人随地吐痰，拥有洁净的空气、优美的环境，人民享有很好的福利，老百姓至少看上去生活得很幸福。
曾经，我们很想把中国搞成一个“大新加坡”。比如中国老百姓对官员腐败非常痛恨，而新加坡政府的廉洁程度比较高，为什么呢?原因是新加坡公务员的工资水平高，就用不着搞腐败了。这条经验非常容易学，要想让我们国家的公务员廉洁，只要给他们加工资、加福利就可以了。
中国公务员确实常常加薪，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出公务员加薪和他们的廉洁程度有直接关系。是因为我们加薪加得还不够多，还是这条新加坡经验不适合“中国国情”?遗憾的是很多人没有搞清楚。
新加坡确实是一个奇迹，尤其是华人社会的一个奇迹。 国内对于新加坡经验的报道，问题出在哪里?
这些直接或者间接的报道，大都是断章取义的，多年来，只让人知道一面，而没有让大家了解另一面。公众所接受的信息经过了不负责的过滤。
如果一位部长在大选中落选，那他什么也没有了。部长薪金看起来很多，但这是全部收入，再没有其他收入，也没有其他任何特殊待遇，连住房都得和普通市民一样，到市场上购买。
另外，新加坡的政府中公私分得很清楚。有一件事对我震撼很大。一位新加坡部长应邀来北京办公务，有点空闲时间，想看看北京有特色的景点，我介绍了一处。部长一行4人要打车过来，我说，还是我开车去接吧。我跟部长开玩笑说，能给部长开车，对我是不可想象的事。
相对于新加坡的整体富裕程度来说，如果以中国作为参照系，新加坡的官员从自己岗位上获得的利益并不算高。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新加坡的官员并不是借助政府权力和关系网才变得身价倍增。通常，他们在进入政府之前就已经是富人，能够获得很高的薪酬。比如，一个原来能在企业得到300万元年薪的人，进入政府获得100万元年薪，对他而言，这只能算是一个比较体面的收人，而不能算是高收人。这些人该有的都有了，本来就是社会公认的精英，进入政府的初衷，往往就是为了回报社会。 新加坡确实是权威主义，但他们的权威主义和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新加坡的新闻界不敢随便批评政府，但他们的政府并不会直接干预新闻运作，而是通过事后法律起诉，比如告人家诽谤罪，以公开答辩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另外，当媒体公开批评政府官员时，政府往往不采取封杀措施，而是主动曝光，向社会全面披露，有问题就主动检讨、严肃处理，没问题也向社会作详细解释。 对于新加坡的成就，有两种观点，一种归功于儒家传统和“东亚价值观”，一种则认为是因为“经济透明和法制严明”。
新加坡的政府官员往往都受过西方高等教育，他们的领导人多出身资产阶级，并且大多是受过剑桥教育的大学生。在新加坡，下层人一般说中国话，比如你坐出租车，或者在小摊上吃馄饨，你和老板用华语交流完全没有问题;但你到政府办事，大家说的都是英语，好像一下子切换到另一个系统，你似乎在和一帮黄皮肤的欧洲人打交道。
儒家传统和价值观当然也发挥了部分作用。“选贤与能”可以算是儒家的。人民行动党标榜自己是一个由精英分子组成的政党，包括李光耀在内的领导人，也确实是一批受过西方系统教育和熏陶的精英，所以，能够成为人民行动党党员，在新加坡代表一定的社会地位。 要有效集中权力，维持权力和使用权力，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权力要有载体，需要有组织结构。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是个精英党。党员分干部党员和普通党员两部分。普通党员不多，干部党员更少。社会上大家感觉不到党的存在。党是隐性的，是政治领域的“看不见的手”。就是说，政党是融于社会的。实际上，政党必须是社会的一部分，是社会的精英部分。这是列宁主义政党的要点。政治人物来自民间。如果政党变成了脱离社会的自成一体的既得利益集团，那么这个政党就会处于危机之中。
新加坡尽管是一党执政，但政治体系是向社会开放的。从建国开始，新加坡的领导人就意识到，在一个没有任何资源的国家，政治人才是国家生存、发展和提升的关键。在西方发达国家，最优秀的人都去经商。新加坡要把这些最优秀的人来从政。因此，执政党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扮演“伯乐相马”中的“伯乐”，在全社会、全世界寻找优秀人才。
在新加坡，政府的官僚系统公务员是内部选拔的，但其政治精英，很多是社会为执政党培养的。或者说，很多政治领袖都不是执政党自身培养的，而是从社会吸收进执政党的。在上世纪70年代，人民行动党吸收了后来成为总理的吴作栋和副总理的陈庆炎。在80年代和90年代，又吸收了已经在职的总理李显龙和副总理黄根成等精英人才。这些领袖人物在成为执政党领导人之前，都是社会各方面的精英人才。他们在哪个领域成功了，执政党才邀请他们入党，为国民服务。所以，在新加坡很少有“党龄”一说。今天不是党员，明天党需要你了，你就可以成为党员。这就解决了很多列宁主义政党党内论资排辈的问题。列宁主义政党的本质就是要吸收社会的精英，但在列宁主义政党成为组织之后，往往会演变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新加坡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解决方法就是维持政党的开放性，向社会开放。 新加坡本身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国家。人民行动党议员都要定期和选民直接见面，讨论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这就把执政党内和社会结合起来。如果代表、委员们没有和社会连接的有机机制，都不跟老百姓发生直接的关系。如果这些代表和社会、人民是没有直接的联系的，那么他们如何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呢？
新加坡把民主和一党执政制度很好地结合起来。西方人说新加坡是非自由的民主，但名称并不重要，关键是民主要能够产生一个好和有效的政府。在西方国家，民主政治能够有效运作获益于民主化之前的基本国家制度建设，也获益于比较高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在能够确立基本国家制度和取得社会经济发展之前，受各种因素影响而民主化。民主政治因此经常出现问题。尤其是，民主政治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一旦民主化，很多基本国家制度就很难建立起来。这就有可能使得这些国家长期处于弱势地位。
应当强调的是，任何政治制度都有可能出现一个好政府。中国古代也出过好皇帝和好政府，但那是靠一个领导人的个人素质。领导人好，政府就好，个人的因素扮演了主要作用，缺乏制度性的保障。新加坡是用民主制度来保证这个好政府的。执政党必须通过五年一次的“大考”，即大选。因为有很多反对党存在，尽管他们很小，但也构成良好的竞争压力。反对党本身对执政党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制约，在国会里只有少数几个名额。但如果人民不满意执政党，在原则上在大选时是可以支持反对党的。因此，执政党始终有压力。执政党的执政行为必须让多数民众满意。
同时，要保障真正的人才被录用。新加坡的一些官员，他们在进入政治之前，都是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但是执政党很开放。政府需要的是具有建设性批评的人。只要批评得有理，执政党就会使用他们。执政党最不喜欢光会讲好话的庸人。你有能力，有业绩，有建设性意见，党都可以把你吸纳进来。如何保持政权的开放性，代表社会利益，这是执政党要解决的问题，否则执政党本身就会演变成既得利益。
执政党要代表人民的利益，这很重要。在这一点上，新加坡政府做到了很多发达的民主国家做不到的事情。新加坡政府的立国精神是民本主义，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精神。在很多地方，人们对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对资本和人民的作用争论不休。但新加坡很好地处理了这些方面的平衡。新加坡政府在“亲商”和“亲民”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亲商”也就是亲商人，重视资本的作用。 政治可以集中，权力可以集中，但必须保证这些掌握权力的人，必须是社会上最优秀的人。这是新加坡领袖的重要考量。在民主政治中，反对党的作用是能够制约执政党，但也存在着其他更加有效的制约措施。上面说过，对新加坡执政党最有效的制约并不是反对党，而是社会，也就是人民。
应当指出的是，选拔不是指定，选拔就是党内民主、党内竞争。对新加坡的领袖人物，人民行动党的党内认同很重要。李光耀曾讲过，在吴作栋和陈庆炎之间，前者并不是他的首选。但党内支持吴作栋，最后是党内精英认同而不是个人认同起了作用。
保证候选人的品质、才能，老百姓投票才有意义。这点新加坡做得很好。议员要选举产生。比如，把一个在某个领域做得很好的人注册到一个特定的选区，让老百姓选举你。他是先有社会认同，再有政党认同的。党外做得好的，会被党直接吸收进来，所以他很容易当选。
新加坡也在作政治改革，主要是为了更多的民主，增加反对党在国会内的比例。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这个改革是为了维护政治稳定及保持民众对政府强而有力的授权。新加坡决定修改选举条例，将反对党在国会的保障席位，即非选区议员的席位，由最少3个增至9个。不论反对党候选人的得票多少，在国会都有最少9个席位，令反对党在国会的比例增至两成。新加坡政府强调指出，比例代表制不会是政治改革的选项，否则会出现弱势政府。就是说，发展更多的民主并不一定要学习西方。西方的很多做法在理论上比较公正，但在实际上并非如此。西方的很多做法并不符合亚洲国家。新加坡所作的精神就是在体制内提供给不同的利益和声音以更大的空间，在体制内消化和协调不同利益。
❼ 为什么说新加坡政府廉洁
新加坡之所以能治住腐败并赢得举世赞誉，李光耀当政期间治腐有方功不可没。
（一）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而不靠“政党轮替”，廉政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后把廉洁上升为国家战略，明确提出“为了生存，必须廉政；为了发展，必须反贪”，旗帜鲜明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人民行动党领袖反贪污立场坚决、率先垂范，李光耀执政几十年，政敌颇多，非议不少，却从未有人指责他贪污受贿、生活腐化堕落。
（二）文化多元而崇尚儒术，为廉政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新加坡是一个华人居多、文化多元的社会，却选择了儒家思想作为国家意识、治国纲领。李光耀特别推崇儒家文化，第二任总理吴作栋也是儒家文化的积极拥护者，提出“儒家基本价值观应上升为国家意识”。新加坡把儒家文化倡导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这“八德”作为整个社会尊崇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每年开展20多场社会道德教育活动，倡导诚信、廉洁，使崇廉思想从国家意识潜移默化为国民的自觉行动。
（三）机构独立专业而不独断专行，贪污调查局成为反贪先锋。贪污调查局（CPIB）是新加坡独立行使肃贪职能的专门机构，既是行政机构，又是执法机关，隶属于总理公署，由总统任命，向总理负责。贪污调查局官员的地位、身份、权力、薪金有严格的法律保障。调查局仅有90多人，分为两个部门：行动部和行动与特别支援部，其中行动部占据了三分之二的编制。贪污调查局享有特别侦查权、无证搜查与强行搜查、对财产的查封扣押、监察复制银行账目、要求有关人员提供犯罪证据、要求嫌疑人申报财产、无证逮捕以及限制转移财产等特殊权力。尽管权力巨大，贪污调查局却独立不独裁，专业不专断，始终无畏无惧、不偏不倚。
（四）廉政立法着眼“抓得到”而非“罚得重”，织就让贪腐行为无隙可乘的制度密网。新加坡治理腐败的刑罚中最高刑为七年监禁，可见其立法严密而不严酷，着眼点在于“抓得到”，而非“罚得重”。
（五）高薪实为揽贤而非专为养廉，打造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许多人认为，新加坡的廉洁是靠高薪养出来的，但新加坡的机构和官员不认同这一说法。首先，新加坡是先有廉政，后有高薪。在实行高薪制之前，新加坡已经较好地解决了廉政问题。实行高薪制的主要目的不是养廉，而在于揽才引贤，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到政府任职。第二，高薪是相对的。公职人员的工资与企业家、律师、医生等社会精英相比，并不算高，而且除薪金外不再享有住房、用车等额外待遇。第三，高薪酬与严管理相辅相成。新加坡公务员管理之严举世闻名。比如行为跟踪制度，贪污调查局有权对所有公务员进行行为跟踪，暗地调查公务员私生活是否正常，是否有嫖赌、出入酒吧的行为，有无暗中与不法团体往来的行为，等等。新加坡通过实行高工薪、高待遇政策，同时辅以严格管理，达到了吸引优秀人才和促进公务员廉洁从政的目的。
http://wenku..com/link?url=MSRXgIb4VBs0H5R9S1LSKA7rVsfl2-Jo0goUjokb36GuixWS0slPm_00-
❽ 新加坡是靠什么制度治住腐败的。
新加坡的廉政来自一整套的政治理念、社会、文化氛围、政府透明、法治和严厉查处机构等，高薪是其中一种因素，但决不是主要因素。
领导人以身作则，然后以下是要点:
首先是依靠建立以减少腐败机会为主旨的反腐法律制度。1960年，新加坡政府就修改了早年殖民时期的《预防腐败法》（POCA）。这个法律的宗旨是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去减少腐败的机会，并使得腐败发现起来更容易，然后用严厉、及时的惩罚来阻吓犯罪。这个法律对贪污、贿赂行为作了广泛的规定；对各种腐败的形式作了明确的规定；在证据上，对官员腐败采取有罪推定，如果一个官员被发现生活阔气，消费明显超过收入，或拥有与收入不相称的财产，法院就可以此作为受贿的证据；法律还给予反贪人员很大的调查取证权，规定被控方家属和证人有提供实情的义务，否则将受到严重处罚。
其次，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减少腐败的机会，是新加坡反腐败最重要、最有效的经验。新加坡政府是世界上少有的掌握国家和社会资源，并大量进行政府投资的政府，很多大的建设项目都由政府投资，有80％的居民住的组屋是由政府盖的。钱权交换的机会是很多的，但是由于各种制度健全，堵塞了腐败的渠道，使得官员没有机会腐败。这种制度就是权力分配的分散化，凡重大决定都防止任何一个官员可以个人作主，而是几名官员共同参与决定，政府合同由不同的级别审查决定，各种责任非常明确。
第三，强有力和有效的反贪调查局（CPIB）。现有77人的反贪调查局直接在总理领导下工作，是防止和打击贪污贿赂的利器。它的成功在于：它在新加坡得到人民的高度信任；它被赋予很有效的权力和手段，如任何证人一旦受贪污调查局传唤，都必须前往据实报告，如果发现提供假信息或误导性信息，将面临罚款和监禁处罚。新加坡毕竟很小，反贪机构能有效地监控官员，有腐败行为也很容易得到揭露。
一国的反贪是否成功、有效，有两点是十分重要的：一是制止犯罪不在于它的法律是否严厉，而在于犯罪者受处罚的概率。如果违法者受处罚的概率很小，即使再严厉的处罚都不足以制止犯罪。如果犯罪被发现的概率很高，它的震慑作用是巨大的。一位专家告诉我，新加坡贪污犯被抓的概率高出菲律宾40倍。在贪污犯被抓概率低的情况下，被抓的贪官往往还很不服气，会说：为什么抓我不抓他？认为被抓只是运气不好。所以很多人心存侥幸。
另一重要因素是对犯罪的规定必须明确。一旦触犯规定就必须给予处罚，不能再考量各种因素，如看官职大小、是否有背景、或者认为违法的太多了（如法律规定官员接受1000元即为受贿，不能因为人数太多就内部掌握接受1万元才处理）等因素。这样，就把制裁界线给模糊了，人们不知界线在哪里，就会得寸进尺。新加坡这方面非常干脆，只要发现触线的人都会受到处理。60年代，曾有一位部长反对购买波音飞机，但私下透过人向波音公司表示愿意提供有偿服务。被告发后，尽管只是嫌疑，李光耀也果断地解除了他的职务。这位部长最后被人们唾弃潦倒落魄。
第四，政府公开透明。没有公开透明就没有廉政，政府暗箱操作是腐败之源。公开透明包括各方面，政务公开透明，所有的办事程序都法制化、公开，如某工程招标，都是非常透明的，如果人们有怀疑，可以投诉。有关部门都应提供材料，并作出解释。
官员的财产都是公开的，人们对官员的财产有疑问，可以投诉，有关部门应调查并向人们作出解释，包括对李光耀本人的投诉也不例外。1995年，有人投诉李光耀父子在购房中有不公正交易。总理吴作栋下令调查李光耀和李显龙（当时副总理）两处购房过程。调查表明，这两处购房在预售中发展商给他们父子10％以内的折扣。成交后由于市场房价飞涨，于是有人就向有关部门投诉。李光耀要求将调查结果彻底公开，并把它提交国会讨论。在辩论中，反对党也认为这个折扣是市场的一般做法。由于不遮掩，完全公开披露，使此事完全化解。
第五，新加坡政府的廉洁还在于它经过几十年的国民教育，公民具有良好的素质，已经建立起廉政的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文化：人们把贪污受贿的公职人员看成社会公敌。加上新加坡是个法治社会，人们都自觉地依法律规则办事，而不会首先想到去打通关系。所以，靠行贿办事在新加坡自然就很少。
❾ 新加坡腐败案件发生数量
杨少雄挪用、侵吞公款的手段散宴屡试不爽，让他心里沾沾自喜，同时流露出对法律与制度的轻蔑，更助长了他贪婪享乐的思想。此时的他已经被金钱蒙蔽了内心的廉洁，从起初的1200美元，到后来的120万美元，杨少雄一步步滑入了贪腐的深渊。——王金伟
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的南端，毗邻马六甲海峡，是东南亚的一个岛国。提到新加坡，人们首先会想起它优美的城市环境、干净整齐的街道、高薪养廉的制度以及令人不寒而栗的鞭刑。鞭刑是一种残酷的肉刑，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废除了该刑罚，这一与现代文明社会显得格格不入的刑罚，却能够在一个高度文明、高度全球化的国家保存并传承下来，也显现出新加坡法治的独到之处。就是在余腊这样一个法制健全、刑罚严苛、高度廉洁竖掘滑的国家，2013年发生的一起反贪官员杨少雄腐败案令新加坡民众咂舌，也让世界各国举目震惊。
❿ 新加坡为什么能成为亚洲最廉洁的国家
瑞士洛桑发布的报告也显示，新加坡是亚洲最廉洁的国家。新加坡之所以能治住腐败并赢得举世赞誉，前总理、现任资政李光耀当政期间治腐有方功不可没。 李光耀位居新加坡总理之职31年（1959-1990年），下决心以法治国。他有自己的反腐败“四项基本原则”，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里面人人自由、法律外面没有民主、法律上面没有权威。 李光耀多次说，我是政府总理，我可以造就出许多百万富翁、亿万富翁，但我自己绝不能成为富翁。李光耀说：“除非你身体力行，否则便无法维持这种社会。” 李光耀说过，他可能是世界上最穷的总理。这话想来是指仅靠工薪的意思，没有任何的工资外“好处”和油水。李光耀没有自己的公务车，车子是自己掏钱买的，是标准的“私车公用”，买得起马还要配得起鞍，汽油费、维修费、冲洗费等等一切开销全是掏自己的腰包。住房必须自己掏钱买，没有什么官邸“公房”供官员使用，爱住多大全由自己掏多少钱决定，而不是官职的大小，李光耀带头住自己的私房，也就没有什么人好意思占用公房作官邸了。对于一些应酬活动，也不是放开肚子就可以猛吃的事，一切都有限制。国务活动或参加国际会议需要出国，费用有严格的规定，当事人只能领取最低的津贴，没有可能借机找借口找由头只要能开到发票就可以胡乱报销的“好事”，不可能趁机捞一把。国内的接待、会议、庆典，以及陪同来访的外国首脑或代表团参观观光，费用也防病量从俭，有一套严格而公开的财务制度，谁也别想从中揩油。所有庆典，礼仪简单明了，不搞铺张浪费那一套，不搞繁文缛节，决不允许官员到处题字、剪彩，更不准以此为由收受红包。官员不得向下级单位或所管辖的企业“借钱”，也不能暗示自己短缺什么需要什么，也不能也任何方式向下级单位要钱。 李光耀上下班自己提着公文包，他平时喜欢白衬衫白长裤，这并不是因为新加坡太热，而是因为白色象征着纯洁，这也是他对新加坡公务员一贯的严格要求：廉洁。他说：“如果我们允许你们把手放进别人放钱的抽屉里，那么，我们就全完了。”李光耀为政伊始，就把亲人召集开会，告诫他们不要产生攀龙附凤、趁机捞好处的想法，“从今以后不应该指望从我这里得到特殊照顾，你们应该完全像普通老百姓一样来对待自己。”他自己至今还住在父母的旧宅院里，他的官邸只有政府酬酢之时才启用。上梁正，才能镇下梁，李光耀对贪污腐败的惩处是严厉的。一些大官，如新加坡前国防部政务部长、前总统蒂凡等，都是在廉政的铁壁前碰破了头，丢了官。 李光耀惩治腐败立足于从根本上挖除腐败的念头和借口，这就是对定罪依据注重于看质，而不是量，主要依据的是“是否贪污受贿”，而不是“贪污受贿多少”。世界上许多国家往往把“数量”作为判断是否贪污受贿的标准，这就使受贿罪与一般受贿行为、受贿与一般馈赠、贪污与多吃多占等界限模糊，使许多人能够找到借口逍遥法外。结果，由于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腐败和贪污行为借此而滋生滋长，没有办法连根拔出。李光耀从政自始，就下定决心要在新加坡割除“东南亚之癌”，决不允许腐败分子在新加坡横行霸道，鱼肉人民。对贪污腐败，主要依据不是“数量多少”，而应该是“是否有这种行为”。李光耀支持一点，就是所有任公职的人，特别是手中有权的官员，绝对不能接受哪怕是一丁点儿的不属于自己的钱物，否则就触犯了法律。所以，公务人员受贿一盒香烟、接受家庭主妇几块钱小费等“微不足道”的事，在新加坡都要受到难以置信的严厉制裁。 对于行贿和受贿，李光耀认为应该严惩的首先是受贿者，这个本末不能倒置。贪污腐败的主体是社会的当权者，他们手中有权或居于“受人求”的地位，才具备了腐败的条件和可能。一旦他们无视宪法和法律或“刑不上大夫”而使他们得到纵容包庇，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必然滋生和蔓延腐败。至于行贿者以及为腐败者提供条件者，虽然也有不可宽恕的罪行，但不是构成腐败的主要方面，如果为官清廉、贪污腐败也就无从滋生，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所以，要惩治腐败，首先是治吏，依法治吏，重刑准备，防范在先。 新加坡立国的第二年，国会通过了《反贪污法》，该法给成立于1952年的贪污调查局权力加码，该局直接隶属于总理领导，向总理负责。贪污调查局局长和特别调查员可以不用逮捕证逮捕任何涉嫌贪污腐败的人，还可以逮捕任何受到指控或被怀疑违反《反贪污法》的人，无须公诉人的命令，可以行使《刑事诉讼法》所赋予的特别权力，行使警方特别调查的权力，有权入屋搜查，没收被认为是赃款、赃物的任何钱财或物品，有权进入各部门和机构，要求任何人提供所需的内部资料，有权要求涉嫌者说明财产来源，不能说明来源的，可以提交法庭审判。 对于集团犯罪，李光耀毫不手软，采取的是“一窝端”的办法。1970年至1971年期间，交通警察集体收受运输公司的贿赂，定期收受运输公司的钱，权钱交易是有目的的，当运输公司有违反交通法规的事发生时，交通警察眼开眼闭，一放了之。交警拿到贿金后平分中饱私囊。贪污调查局接手这个案子后，严惩了所有的罪犯，将这个贪污集团连根拔除。新加坡政府决心大，手段灵活，查处严厉，任何腐败案子只要一抬头，就迅速打击，在30多年间，新加坡没有什么集团性的大案要案发生过。 权钱交易，很普通的一个方面是体现在用人的腐败上，也就是花钱买官，这是最可恶的腐败。新加坡的公务员不可能由哪个头儿说了算，想提拔谁就是谁，而是有一套严格的选拔任用制度。每一个想成为公务员的人，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和体检，没有任何后门可走。 新加坡对公务员的品德特别强调。对他们的私生活管理得严而又严，日常交往的人员、家庭情况、个人兴趣爱好、个人有没有不良嗜好，如吸毒、嫖娼等行为，这种审查不是形式主义走过场的，而是滴水不漏的。李光耀认为，有不良嗜好的人进入公务员队伍，不仅影响政府形象，而且他们一旦有条件，就会萌发心术不正贪污腐败，容易走上邪路，所以从严审查“第一关”必须搞好，这是防止腐败的有效办法。 公务员必须是透明人。新加坡还有一绝就是公务员的品德考核制度。“紧逼盯人”，把监督实施在分分秒秒之中。政府每年发给公务员一本日记本，日记本编印好页次和年月日，每一页由公务员本人在其主管官员面前当面书写其宣誓书，保证其所记的内容均为事实，没有诳语，如果有虚假或不符合事实的记载，愿意受严厉的处分。公务员必须随身携带日记本，不得遗失，不准乱丢乱放，随时将自己的活动记载下来。在办公时间内，如果家属亲友来访，要详细记录来访者姓名和来访来由。日记本定期接受检查，公务员每周一上班时，要将日记本送交主管官员签字检查，完毕后发还，如果主管官员认为日记本有疑点，要将该日记本送交贪污调查局进行审查核实。如果贪污调查局通过其它渠道了解并认为此人有贪污行为，该主管官员就以知情不报、察情不严的罪责一并处罚。 对公务人员还实行行踪跟踪制。由国家贪污调查局等单位以及广大民众共同配合执行，对所有公务员，无论职位高低，尤其是新任公职的公务员，暗中派人跟踪，明察暗访他们的日常行动，看他们的私生活是怎样的？是否有嫖娼和赌博的行为，是否出入酒吧，有没有暗中与不法团伙来往，如果发现有劣迹，马上会派人秘密摄影，当事人在事实面前束手就擒，等待处罚。行为跟踪制度是一项极具震慑性的防腐防贪制度，对于任何想贪污腐败的人来说，到处都是探视镜头，到处都是天罗地网。 贪污腐败分子之所以猖狂，是因为他们的工薪收入与巨额赃款的落差，使他们敢于冒险，豁出去一搏。特别是临退休前狠捞一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即“59岁现象”。李光耀要用积极的办法使人们不敢“豁出去”，公积金制度是他的锦囊妙计。在职公职人员每月工资的40%为公积金，存在银行里等退休后才能支取。这个40%自己只在工资中克扣22%，还有18%由国家补贴，也就是说，国家除了每月发放工资，还要在公积金中补贴工资总额的18%。一个公务员如果从20多岁参加工作，到退休时将会有一笔数目巨大的公积金可以支取，多则几十万，少则十多万，足够保证过一种吃穿不愁，衣食无忧的生活。中央公积金是扎实而可靠的保障既是福利，又是一种廉洁抵押，对于胆敢贪赃枉法的人来说，公积金是惩罚的筹码，贪污腐败者被法律宣判后，他的全部公积金将被没收，上缴国库。 李光耀不搞唯精神论，也不搞唯物质论，他能把物质和精神直辖市得恰到好处，形成新加坡积极的反腐手段。政府每年都统计出私营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工资水平表，然后予以平衡，不让政府部门平均工资水平低于私营企业，政府部门的工资水平在整个新加坡社会中是高居前位的，高级公务员月薪是社会一般水平的10倍以上，与一些社会精英部门相比，如商界、律师界、医疗界等等，工资的绝对值还是比不过的。所以，李光耀一方面运作高薪，一方面依然也强调奉献精神，倡导担任公务公职的人应该作出一些牺牲。原律政部长巴克是私人律师，每月收入是他当部长的3倍，当时公务员工资还比较低，他感到难以养家供孩子上学。因此，他不得不向李光耀提出辞呈，想回去干老本行。李光耀没有同意，与他深谈，然后又替他加薪一倍，巴克得以留任。现在新加坡的最高级领导人王鼎昌、昊作栋等人，在担任公职前都曾是私人机构的高级职员，有着巨额收入，现在的工资不能同日而语。李光耀经常要求公务员做到“大公无私”，要“在简朴的生活环境中为千秋大业作出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