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为什么去新加坡
❶ 说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英文版1000字以上)
如果中国的周边地缘政治环境持续恶化，将可能对中国崛起的安全环境构成极大的挑战
旋转地球仪，环视中国版图周边，明眼人即会发现，中国的周边地缘政治环境不容乐观。
突然而至的缅甸战事，犹如在中国西南国门点着了一把火，猛地惊醒了国人：西北阿富汗战争、东北朝核危机、中印边境吃紧……来自陆上边境的压力似乎从未如此之大！
作为局外人，日本评论家宫崎正弘显得“旁观者清”，他不惜花上一年的时间，跑遍了印度、越南、巴基斯坦、中亚五国以及蒙古等中国的周边邻国，深入调查后发现：中国是一个“完全被地缘政治包围的国家”。
而身处新加坡的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教授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也不无忧虑地指出，如果中国的周边地缘政治环境持续恶化，将可能对中国崛起的安全环境构成极大的挑战。
核武、赌场和毒品包围中国
每到中国的一个邻国，宫崎正弘都必去一个地方——中国城。在他看来，这里是窥视中国在当地影响力以及这个国家普通民众对待中国态度的最佳窗口。
细心的宫崎正弘捕捉到了一些细微而复杂的情绪。在缅甸仰光，手拿一份报纸、喝着咖啡的他，仔细观察街上店铺的中文招牌，说着各式中国方言的商人。在他眼里，这里的中国印象无处不在。但是他也发现虔诚信仰佛教的缅甸人与精于做生意的中国人之间的区别。
他如此描述自己的见闻：尽管所到之处都避免不了中国掀起的风潮，但中国与当地文化的冲突也十分激烈。在有些地方，中国甚至被视为威胁。即便是跟中国关系紧密的国家，它们还是希望摆脱中华文明的影响，对中华文化的渗透保持着高度警惕。
宫崎正弘的描述或许有其片面性，但在一些观察家看来，中国周边的确环绕着一条连续的“破碎地带”。郑永年如此概括这一状况，“核武、赌场和毒品包围中国，再加上恐怖主义等等问题，情况就更为复杂了。”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被核武器包围的国家，且世界6成以上的热点汇聚在中国周边，这就是中国的周边的安全概貌。身居新加坡的郑永年教授，更是观察到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一些心理和心态，“东南亚的一些人视中国为"大块头"，并且还是个令人捉摸不透的大块头，心存害怕心理。同时，它们又认为在某些方面中国是个笨拙的巨人。”周边中小国家的这种心理，为它们与中国关系的变化起伏打下了伏笔。
周边不稳定阻碍中国崛起
观察人士多认为，中国地缘政治环境的复杂程度世界少有。
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之所以能成为全球霸权，跟它身处遥远的北美大陆息息相关。可以说，相对简单而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成就了今天的美国。而历史上欧洲之所以屡屡陷入战乱，亦跟欧洲当时破碎的地缘政治环境相关。二战后，欧洲人痛定思痛走上一体化道路，才逐渐消解这个让欧洲战事不断的地缘魔咒。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外交重点应该是亚洲，因为周边不稳定，往往会制约中国的发展。但在郑永年看来，中国对周边外交的重视还远远不够，“除了在日本驻有副部级的外交官，驻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官多为司局级。”
不过，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并不认同郑永年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周边外交思路是有效的，并且依然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上世纪50年代一直到80年代，中国与周边国家都发生过大大小小的武装冲突，但最近20年来边境线上一直保持安宁，这说明了中国周边外交取得的成绩。”
但在谈及当前中国周边的形势时，孟祥青教授并不否认“问题很多、形势很严峻”。
大国插手中国周边
美国的战略重点在向西转移、印度的眼睛在往东看、日本则紧紧盯住它的西南，连澳大利亚都突出自己的亚洲国家身份。它们利益关切的边界似乎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那就是中国方向。
郑永年认为，“美日韩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东亚小北约，中国往东的空间被封住，印度正加强对印度洋的掌控，并有与美日澳联手的意图，它们的战略中有明显的牵制中国的考虑。”
美国等国家挤压中国战略空间的意图十分明显。2007年8月，美国《华盛顿季刊》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要在中国处于“战略十字路口”时改变其地缘政治选择，通过在中国周边地区加强和培养与友好国家的关系，抑制并积极引导中国的地区和国际野心，从而达到限制北京潜在战略选择的目的。
这篇文章的言外之意，就是要把中国紧紧压缩在自己的陆地空间内。显然，美国也正是遵循这样一条思路，而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印度都心照不宣地予以配合。美国的这一战略思路，亦与中国周边一些中小国家形成了某种默契。
大国借中国周边动荡的时机插手进来，使得局势变得更为复杂。“中国要明确自己的国家利益边疆，并旗帜鲜明地提出来，善于运用自己的软硬力量去实施。”郑永年如是指出。
❷ 如何评价郑永年的“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文化传统的文明
中国数千年保持的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农业文明传统，从鸦片战争后开始，开始了近现代，也就开始了工业化，工业革命，从而走上了工业文明。郑老师的观点有合理性。
❸ 如何认识目前中国的社会抗议运动 郑永年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的体制改革越来越迫切。中国领导层提出了改革就是红利，就是要通过继续的改革求得可持续的发展。不过，人们也发现，体制改革越来越困难了。为什么需要改革但又改革不动？归根到底，人们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体制改革变得那么困难？只有回答这个问题之后，人们才可寻找下一步改革的路径。对改革的困难，人们一般都指向中国的既得利益。尽管谁也不会否认这一点，但仍然需要人们进行一些具体分析。至少可以从高层、中层和社会底层三个层面来分析改革的难度。
在高层，改革出现困难主要有两大因素所致，即改革目标和权力运作。改革的目标属于顶层设计。几年来顶层设计出现了大问题，主要指的是改革没有了明确的大目标。中国共产党体制是一个动员型体制，这个体制的一大特点，就是做什么都首先需要有一个大目标，有了这个大目标，然后再去做动员，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来实现这个大目标。改革开放以来就是这样一个发展进程。1980年代进行了各方面的改革，但经过了整整十多年，到中共十四大才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大目标。这个大目标的确立，有效推动了十四大之后的各方面的改革和进步，包括内部的各项经济制度改革，例如税收制度、中央银行制度和国有企业和外部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
但现在则没有这样的大目标。尽管在中共十六大之后，领导层逐渐地把社会建设和社会政策，纳入其重点改革议程，但并没有成为改革的头等大事。各级政府尽管也开始强调社会建设，但其重点仍然放在经济发展方面，社会改革对大部分官员来说，只是经济改革的一个补充。可以预见，除非再一次找到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样的目标定位，高层要作大规模的政策动员已经非常困难。
第二，除了改革目标不够明确，没有找到突破口之外，政策的执行也出现了问题。顶层设计，地方执行，这一直是中国的政策模式。但现在执行层面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这里有两个相辅相成的因素，即强人政治时代的结束和官僚阶层的抵制。官僚阶层的抵制下面再谈，这里先谈强人政治这个因素。所谓的政治强人，指的就是那些可以超越既得利益并且能够克服既得利益，把自己的政策转化成为现实的政治家。应当强调的是，那些通过各种强权，意在维护现状的政治人物并不是政治强人。在任何时候，既得利益的存在是常态。政治强人的优势，在于其可以动员足够的支持力量来实现的政策目标。毛泽东和邓小平就是这类政治家。政治强人时代已过去
在中国，这类政治家是长期革命的产物，他们不仅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拥有大量的支持者，而且也善于作必要的政治动员。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政治家具有一个大的政治格局，就是说，他们考虑问题能够超越个人、家庭和政治小圈子的利益，而是从社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政治强人并不是说他们不会犯错误，但即使他们犯了错误，社会也仍然普遍认同他们，因为他们所做是为了社会和国家的利益。
现在，政治强人时代已经过去，中国政治开始进入一个常人政治时代。领导层各方面所受制约越来越多，有时候不免受制于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因此经常难以开创政治大格局。因为缺少如来自革命那样的天然的合法性，新领导人要开创一个新大局，必须超越诸多的利益制约，这需要比政治强人更强有力的政治意志。
中层又是如何呢？唐朝的柳宗元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做了一个三分法，社会的顶层是皇帝，中层是大户，底层是民。把这个分类法放到今天的中国社会，这里的中层就指的是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即使在柳宗元那里，大户也被认为是改革的阻力。柳宗元认为，如果大户阻碍改革，皇帝就要和民结合起来来推进改革。实际上，在任何国家，中层官僚机构大都是和改革对立的。上世纪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革命和美国的里根革命，主要的一项内容就是通过公共部门的私有化，大力消减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所构成的阻力。
庞大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团有几个一般特征。首先，就是他们缺少进取心，安于现状，抵制改革。其次，官僚的一般心态或者通病是避免风险，他们按既定的规则办事，只向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第三，官僚层面有时也会有一些改革动作出现，但实际上很难说这些是真正的改革，而是为了追求一些具体利益而进行的改革。经常的情形就是：官僚部门要追求部门利益的时候，他们往往会以改革的名义进行。结果，改革越多，问题就越多。
今天中国的官僚阶层就处于这样一个局面。当然，中国的官僚阶层还应当包括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大学、研究院）等西方称之为公共部门的机构。作为既得利益集团，他们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时候竭尽全力，但对社会整体利益毫不关心。任何改革一旦触及到他们的利益，就会全力抵制。最典型的是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改革。这些年来，中国社会上对改革的强烈呼吁，就产生于基于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知识群体。但一旦改革涉及到他们的利益，他们照样不能超越自己的利益。很显然，来自这个领域的阻力并不比其他任何部门弱。
这些年来，各个官僚机构也不时出现改革的动作，发改委、教育部等等部门，几乎每年都在出台改革措施。但毫无疑问，这样那样的改革主要是为了增进他们本身的利益。因为官僚机构是政府的主要制度机构，这样就导致了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严重利益对立。民众的改革疲乏症
中国社会底层和改革的停滞不前又有什么关联呢？自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在分权分利的制度条件下，中国的改革使得大多数民众获益，社会普遍对改革抱正面的支持态度。但近十多年来，社会大多数没有从改革中获得好处或者获得足够的好处。在很多方面，改革甚至已经演变成对民众利益的剥夺。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一方面，中国取得了非常高的发展速度，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政府的税收也有同样速度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社会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平，收入差异不断扩大，社会分化也越来越严重。
这种情况已经对改革产生了一些非常消极的症状。第一就是社会产生了强烈的改革疲乏症，就是对改革没有什么热情。第二就是对改革的高强度不信任症。这也导致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缺失基本信任。政府是通过改革和发展同社会发生关联的。如果改革和发展不仅不能为民众带来利益，反而有损于民众的利益，民众很难对政府发生信任。民众对政府的高度不信任，已经发展到怀疑一切的程度。现在的情况是，政府也的确想做一些对民众有利的改革，尽管民众也可以从这些改革中获取利益，但民众已经不再信任政府。在缺失民众基本信任的前提下，政府的每一个改革举动，必然遭致社会的强烈反弹。结果，任何改革变得不可能。
这里还需要指出一点，即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其中所扮演的作用。批评政府政策、监督政府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这无可非议。公共知识分子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中国社会进步的表征。不过，中国的很多公共知识分子，大都具有过高强度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善于表达主观偏好，但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对具体的政策做出理性的分析，他们往往根据已有的教科书式的概念，而不是中国的实际情形，不分青红皂白，什么政策都批评。无论是极左还是极右，公共知识分子都是拿着一些既定的概念来评判政策，为了批评而批评已经成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最主要特征。
不过，他们对民众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很多民众对政府政策的认知，大多来自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另一方面，那些倾向于为政府说话的知识分子，在民众中间也没有任何吸引力，他们高度依赖于政府，为了辩护而辩护，没有任何能够超越政府本身的话语。更为严重的是，中国严重缺失独立的、能够对事物作出客观分析的知识分子。民众不相信政府知识分子，但又没有其他的可以选择，因此只好选择相信偏激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使得政府的政策没有一种有效的话语的支持和论证，更难在民众中间获得支持。
要推进改革，必须对体制改革的困难有足够的认识。很显然，这种困难是综合性的。从顶层到基层的各个层面都可以找到改革的阻力。不过，这也不仅仅是中国的现象，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但这并不表明改革不可能，深刻认识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困难，目的就是要找到可以促成改革的动力。体制改革动力何处找？这是需要专门讨论的问题。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❹ 一带一路从国际角度我们该如何去做
无论在人文交流还是经贸合作领域，“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了国际认可的公共产品。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近日在接受专访时就指出，现在“一带一路”在很多国家已经铺开了，也得到了很多反馈，接下去的方向就是如何做得更快更好、更具可持续性。
截至目前，已有127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此前就总结道，六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已经完成立柱架梁的总体布局，下一步我们将完善和扩充“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务实合作架构，确保已签署的合作文件渗透落实到具体项目中。
如何理解“一带一路”作为公共产品对中国及相关国家的意义，未来在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的具体过程中如何贯彻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又该如何应对可能面临的竞争和个别国家的抹黑攻击？郑永年在专访中谈了他的看法。以下为专访实录。
“一带一路”的初心是什么？
问：您认为我们可以如何从国际公共产品的角度来理解“一带一路”倡议？
郑永年：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中国自己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过程，这个没有其他的模式可以模仿与参考，倡议是长期的，所以认识本身有一个过程；第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也有一个认识过程；第三，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之也有个认识过程。这三个层面是互动的。中国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到现在认识上不断在进步，一方面是根据实践来调整，另一方面是根据外部世界对“一带一路”的反应来调整和改进。一些想法已经转化成政策和行动。“一带一路”现在在很多国家已经铺开了，也得到了很多反馈，接下去的方向就是如何做得更快更好、更具可持续性。
问：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一带一路”能如何有利于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
郑永年：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资本一定要流动。否则哪会有经济全球化？中国改革开放就是打开大门，相当于其他国家来参与我们经济的发展，我们走出去就是参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
资本加上产能，加上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技术，这三者构成走出去的强大动力，走出去是为了国内。中国这几年一直在减产能，但是光有国内减不够，还要输出产能。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需要基础设施的建设的产能，这也是为什么“一带一路”聚焦在基础设施建设。
一个国家富裕起来了，但周边国家还是贫困，那将永远不会安宁。就像一个国家要稳定贫富差距就不能太大，国际社会也是一样。“一带一路”的初心最主要是为了我们国内的可持续的发展。
❺ 郑永年：中国如何建设一种安静文化
随着中国的快速转型，整个社会和生活于这个社会之中的个人，显得越来越躁动不安。尽管人们的生活等各方面都在改善，但没有多少人是感到幸福的。和其他社会相比较，中国人的幸福指数非常低，甚至远远低于那些经济发展水平没有中国那么高的社会。今天的中国社会有几个阶层是满足的、快乐的和幸福的？可能所有阶层都不满意。缺乏幸福感是导致社会不满，甚至抗议潮崛起的一个心理因素。 极端的贫穷不会导致老百姓的幸福感。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方都在拼命追求GDP。但到今天，人们也明白过来，并不是说GDP越高，人们就越幸福。实际上，当社会的一切由GDP来引导的时候，社会的一切价值都是由GDP来衡量的时候，这个社会的悲惨故事就开始了。由GDP主义产生的很多结构性因素，例如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分化和各阶层社会关系的紧张等，都与中国的低幸福指数有关。但是，缺少有效的文化建设，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对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各方面也不是没有意识。改革开放以来，也不能说不重视文化建设；不过，文化建设的功效显然非常有限。 文化建设的问题在哪里？简单地说，就是缺少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安静文化的东西。无论是社会的和谐还是社会成员的幸福，创造一种安静型文化最为关键。任何一种文明中，都有使大多数社会成员安静下来的安静文化。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文明都是如此。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数千年，其深厚的文化中积淀了丰富的安静文化因素，有哲学人文的，还有宗教的；但最为成功的就是数千年不变的阶层文化。传统中国，最顶端的是皇权，之下就是士、农、工、商。这种阶层文化有几个重要的特点。首先，每一个阶层都具有自己的边界。这个边界很重要，有了边界，边界之内的社会成员才能产生和发展其职业和专业认同。其次，每一个阶层都有其特定的行为规范和社会责任。例如，做士大夫的人应当想的事情是如何为政权服务，而不应当想着发财；商人应当想的是挣钱，不可以想着政治权力；同时，商人因为取之社会，也应当善待社会成员，做慈善等。再次，各个社会阶层之间是流动的。这是中国社会阶层的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在大多数传统社会，社会阶层是固化的，不流动的。例如印度的种姓制，一个人出身在哪个种姓，就一辈子属于这个种姓。在欧洲，社会阶层也相当固化，连贵族都是可以继承的。与这些社会相比较，中国传统社会非常开放和具有包容性。 尽管皇权是垄断的，但相权是开放的。皇权属于皇帝个人，具有高度的垄断性。皇亲国戚尽管也是有权有势者，但这些人都不具有继承性。只有皇帝这一职位具有继承性。较之欧洲，中国的家族世袭性范围较小。更为重要的是相权的开放性。用今天的话来说，皇权是统治权，而相权是国家管理权。就是说，传统社会，管理权是向整个社会开放的。皇帝通过各种机制，例如选拔制度和科举考试制度，把社会上优秀的人才吸取到政权里面来。管理权的开放性和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有很大的相关性。在中国，社会成员只有受过教育和没有受过教育之分，或者文明人与野蛮人之分，但同时中国的教育哲学也假定任何人不仅有权利接受教育，并且也是可以被教育好的，这就是有教无类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士大夫这个阶层的一部分。就是说，士大夫这个阶层极其开放。事实上也是这样的。任何社会阶层，无论是农、工还是商，其子女都可以通过考试而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一部分。 毛泽东阶级革命颠覆传统秩序 中国文明数千年，尽管皇权不断转换，但社会阶层的这个秩序始终没有变化。中国文明没有被中断过，这个社会阶层秩序是关键。皇权因为革命和造反而不断转换，但一旦新皇朝确立，原来的社会阶层秩序就会得以恢复。 但是，这个社会秩序自近代以来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近代以后，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中国传统国家形式在帝国主义面前屡屡失败。当时，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知识精英，都对中国传统国家政权形式失去了信心。中国进入了一个漫长的转型时期。孙中山先生起初想学西方自由主义来改造中国，建立多党制基础之上的议会制，但很快就失败了。之后，中国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通过革命来建设新形式的国家政权。这条路线从孙中山后期到蒋介石到毛泽东是一致的。 不过，革命的概念和方式在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那里是很不一样的。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其继承人蒋介石，都还是想保留原来的阶层结构。或者说，孙中山和蒋介石进行的只是一场政治革命，只是建立一个新政权，而不是社会革命，对中国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因此，在建立新政权之后，蒋介石很快就想恢复传统社会价值，这可从其发动的新生活运动中看出。 毛泽东所从事的不仅仅是一场政治革命，而且更是一场社会革命。在同时进行这两场革命过程中，毛泽东所依靠的是从西方引入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既阶级。阶级是马克思理论的核心，但在马克思那里，阶级指的是经济阶级。不过，阶级的概念到了中国之后就有了激进的转型，从欧洲的经济阶级转型成为中国的政治阶级。从经济阶级到政治阶级的转型极为关键，因为前者是个客观现象，而后者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判断。就是说，经济阶级是可以用客观经济数据来衡量的，但政治阶级则更多的是用意识形态、道德标准、正确与错误等主观性的指标来衡量的。 当政治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结合起来时，阶级就成为了最有效的革命武器。毛泽东领导的以阶级斗争为工具的革命最具有彻底性。在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革命过程中，阶级斗争的方法用到了极致。革命就是一个阶级革另一个阶级的命。阶级斗争的方法促使政治动员延伸到了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历史地看，无论是数千年期间不断发生的农民战争还是孙中山、蒋介石的革命都从来没有触及到中国社会的基层，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革命是第一次。 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变成唯一的执政党。本来共产党就应当迅速从革命党转型成为执政党，阶级斗争应当停止，而应当被阶级和谐所取代。但毛泽东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他提出了继续革命的政治理念。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因此得以延续。阶级斗争在文化大革命到达了顶峰。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仅不同的政治阶级之间的斗争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就连父子、兄弟等关系也被彻底破坏。中国数千年积累起来的阶层和谐至此彻底摧毁。 新的社会阶层身份仍未建立 现在的情况又怎样了呢？1978年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执政党把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经过30多年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建设，中国从一个毛泽东时代建筑在意识形态之上的社会，转型成为一个建筑在经济利益之上的社会。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来看，中国正在快速地出现当初欧洲（马克思）意义上的经济阶级概念。 一方面，尽管执政党已经不再强调传统的政治阶级，但这一充满政治和意识形态味道的概念，还在很多人头脑里根深蒂固，他们中的一些人（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知识分子）还不时地试图诉诸于政治阶级，来分析社会问题和解决社会问题。一旦当这些人看到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的时候，他们有意无意地就想回到政治阶级的概念。政治意识形态仍然主导着很多人的思维。在一些社会群体中尤其是知识分子当中，意识形态式的思维不仅表现在左派，也表现在自由派阵营。各派观点不同，但思维模式非常类似。 另一方面，当中国的市场经济造就了经济阶层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出现能够使得各社会阶层和谐共存的机制和规则。从政府方面来看，还没有确立一整套保护社会的机制来调和阶层利益。从社会阶层来看，各社会阶层还没有发展出自身的认同及其责任感。这尤其表现在政治阶层和资本阶层。作为统治者的政治阶层，并没有明确的概念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政府失效现象非常普遍，也就是说，应该做的没有做，不应该做的则做得过分。同样，资本阶层也没有确立其社会责任感。当这两个阶层只想社会汲取资源，而对社会缺失责任的时候，他们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冲突不可避免。 有人说，阶级斗争造就的是一种狼文化。政治斗争是一个阶级针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同样，改革开放之后引入的市场经济文化，因为缺少社会建设，也演变成一种狼文化。因为缺少社会保护，市场经济表现为马克思所说的弱肉强食的社会关系。政治阶级斗争文化的遗产还没有清算，中国又迎来了市场经济文化。如果不能清算阶级斗争文化，不能应对和解决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狼文化因素，中国很难造就一种安静文化。 首先是对官方的意识形态进行调整甚至转型。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理论上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官方主导意识形态。要建设安静型文化，需要对马克思主义作进一步的中国化式的改造。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分析社会问题的科学方法。这部分应当坚持，有助于人们对市场经济发展，对社会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有深刻的认识，从而在避免政府政策错误的基础上来保护社会。 不过，必须在两个方面大力改造马克思主义。第一就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尽管马克思主义科学地分析了市场经济对社会的影响，但其提倡的以消灭资本和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解决方法，已经被证明为失败。贫穷社会主义不是社会建设的一部分。第二就是马克思主义提倡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一个完全人人平等的社会只是理想，更不可能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理想。在重塑官方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必须去除阶级斗争因素，而确立阶层妥协、和谐的价值观。 同样，在重建大众文化过程中，也必须去除阶级斗争观念。现在的大众文化教育过于理想主义，显得空洞无物，并且里面包含有太多的狼文化因素。在各知识分子群体中，这种现象尤其显然。尽管左、右派的价值观不同，但他们都倾向于通过斗争的方式来实现其价值观。这和近代以来中国所接受的阶级斗争的观念有关。在很大程度上，阶级斗争的观念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的行为方式里面。要进行社会建设，必须花大力气来总结近代以来政治阶级斗争的历史遗产。如果对这份遗产没有清醒和深刻的认识，阶级斗争观念会继续主导人们的行为方式，不管其以何种方式表达出来。 要消除政治阶级斗争的近代文化传统，就要找到替代文化。经济意义上的阶级不可避免。只要有经济发展，社会就会在经济上分化，也就是利益的多元化。但经济阶级是可以改造成为经济阶层的。马克思强调阶级的概念主要是为了革命。可以说，阶层是客观存在物，而阶级需要被塑造的。也就是说，阶层观不见得一定要转变成为阶级观。要建设社会文化，人们必须在这方面做文章，努力建设新的阶层文化。 中国传统上的士、农、工、商阶层文化，从社会治理和统治的角度来说塑造得非常成功。尽管中国现在的阶层关系远较传统复杂，但仍然可以从传统学到一些阶层文化建设的经验。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每一个阶层都必须确立自己的行为规范。官员、专业人员、教授、技术工人等等都必须建设和其职业和身份相适应的行为规范。这些行为规范就是专业文化。第二，各社会阶层之间都必须是开放的，就是说保持社会的高度流动性。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是保障社会成员的机会平等。任何社会是具有等级性的，但等级的阶梯必须是开放的。通过社会流动来达到社会的等级性和人人平等这一理念之间的妥协。社会成员在流动性中看到希望，也可以通过社会流动来实现希望。实际上，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和谐的关键。 在建设阶层文化过程中，更可以向传统文化寻找资源。近代以来的阶级斗争文化，尽管已经持续一个世纪之久，但中国传统文化则已经生存了数千年。较之近代文化，传统文化中的很多因素仍然植根于中国社会。再者，近代阶级斗争文化从西方输入，对中国来说只有工具作用，即为了建设一个可以抵御西方力量的新型国家。现在这个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无论是执政党还是社会都可以抛弃这个工具文化，而转向体现价值的阶层文化。 一旦阶层文化得到确立，传统文化资源就可以发挥巨大的效应。包括佛教、道教、儒教在内的中国文化，都包含有巨大的安静型文化因素。尽管这些文化在改革开放之后也有了复兴，但因为阶层文化没有得到确立，它们仍然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用。当然，从更高层次看，我们也可以考量如何吸收和消化其它宗教因素的问题。传统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的世俗文化，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历史上，它消化了佛教文化和犹太教文化。相信中国的世俗文化也能消化其它已经传入中国的宗教。当然，这是中国文化的长期的历史任务。提出这一点，主要想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需要一种安静文化，中国也有条件和能力来建设这样一种安静型文化。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❻ 郑永年的人物履历
1981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修国际政治。
1985年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同年进入硕士研究生班学习，主修政治理论。
1988年获法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
1988至1990年，先后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和讲师。
1990年考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詹姆斯一麦迪逊奖学金，同年进入该校政治系攻读博士学位。
1995年获政治学博士。同年获取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一麦克阿瑟博士后研究基金，前往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
1996年底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工作。至2005年，历任该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所长。
2005年，被聘为英国诺丁汉大学终身教授。曾任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
❼ 如何看待中国的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一直是我国现阶段的外交政策, 但近期变化的国际形势及有关国家的围堵都对中国外交提出了严峻挑战，2010年冬季从10月29日至11月8日起，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相继访问了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新西兰与澳大利亚。突然如此密集的访问亚太地区国家，让人不得不担心这访问背后所隐藏的外交威胁。
也有观察家因此发出警告—在美国日益活跃的亚洲外交压力之下，中国周边外交数十年来构筑的基础，很可能功亏一篑。这样的警告，并非耸人听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也曾在报刊杂志中说，东南亚周边小国对中国心存疑虑，表面上说的跟它们心里想的并不是一回事，明确的指出了中国外交在周边花的精力远远不够的事实。在美国访问频繁访问亚太地区的这场政治角逐中，朱锋教授指出“中小国家外交发生调整”，是说明它们都在利用中美两强的竞争与矛盾渔利，而美国则利用亚太中小国家的恐华心理，顺势全面介入亚太事务，扮演“大哥”的角色，构筑一个对华的“统一战线”。 正因如此，当希拉里以及奥巴马访问亚洲时，无时不刻都在强调盟友关系、地区安全以及共同的价值观。明眼人一看便知，美国人通过把中国塑造成威胁者角色，在中国的周边大收“保护费”，以安全、价值观为纽带，获得对方的市场回报。
自“天安舰”事件、中日钓鱼岛争端，以及“南海核心利益论”的冲击以来，中国跟周边国家的外交屡着考验，尤其是美国在背后推波助澜，适时对中国施压，使得我国外交压力不断上升，国周边外交也出现了危机。
那么我们要如何应对危机呢？我们该如何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外交政策呢？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所长郑永年教授曾提出：确立中国外交政策的国际话语权这一解决办法，随着中国的崛起和“走出去”，和西方的摩擦甚至冲突不可避免。尽管摩擦和冲突具有物质基础，但很多冲突的发生是因为价值观的不同。而价值观层面的冲突往往又是因为双方有效沟通的缺失。对中国来说，要和国际社会沟通，就需要确立自身的外交话语，要表明自己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产生并非中国单方的自我认同，而应该是一种能够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因此我们所确立的“国际话语”必须是结合中国本身的经验，并在和外在世界（既包括西方世界，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我十分认同郑永年教授所提出的观点，毕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的话语已经远远不够。虽然“和平崛起”说明中国本身“为什么和怎么样”融入世界体系。也表明了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愿意承担一个大国的责任的态度。但是，这个话语不能减少我国在“走出去”过程中和西方的利益发生冲突，尤其在价值观层面的矛盾。因此我认为“确立中国外交政策的国际话语权”是刻不容缓的。
❽ 中国改革下一步挑战：如何给社会松绑
⊙潘启雯 ——评郑永年《保卫社会》 假设这样一个场景：高速公路上发生了车祸，有辆车不幸被撞翻，一个人被困在了车里。如何解救，有三种办法：其一，立即报警，代价是警察可能来得很慢，被困者生命垂危，等不及了；其二，过路人跟被困者商量：如果给10万元，就把你救出来，并及时送到医院救治……但可能的情况是，被困者一下拿不出10万；其三，过路人中有几个特别善良的站了出来，无偿帮助被困者。 第一种办法，叫作“找政府”；第二种办法，叫作“找市场”；第三种办法，叫作“找社会”。事实上，政府、市场、社会，恰恰是我们展开公共生活的“三种机制”。从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保卫社会》中同样可以找到这“三种机制”的影子和三者间的某种尴尬。单看书名，全书的核心思想就一目了然：对于解决某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回过头去，“重新发现和保卫社会”。 近年来，郑永年以独立而深入的中国研究，以及视角独到的专栏写作，日益引起国际学术界及中国政府决策部门的重视。“对中国时局非常清醒”，是学术界和读者对他共同的评价。郑永年也曾笑称自己“最大的爱好是写专栏”，而且，文章标题中往往少不了“中国”两字。“我的专栏，写的都是我的研究内容。正因为我了解中国，我想得更多的就是如何去改进它。知识分子不应只是教书育人，更应该关心后人，关心公共问题”。 在“中国墙”一文中，郑永年以比喻的方式直奔主题：如果把一个国家分解成为权力、资本和社会，在任何体制下，社会都是最弱的部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是必须被保护的。资本主义制度有保护社会的机制，例如福利制度。福利社会的产生挽救和保护了资本主义，同样，社会主义也有保护社会的机制。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强调的就是对社会的保障。苏东版社会主义的弊端就是社会没有自由，搞贫穷社会主义，政府所能提供的基本权利也难以持续。“社会为什么需要被保护？很简单，最弱的社会，一旦失去了生存权，就会暴力化。在人类历史上，暴力永远是社会自我保护的重要手段。中国社会数千年的农民革命就体现了这种情况。推倒一堵钢筋水泥墙需要的是简单的体力，但要推倒一堵堵‘社会墙’则要困难得多……但现实是，在既得利益的主宰下，这些‘墙’似乎越筑越高，越筑越厚。很显然，如果没有赋权社会，拆墙谈何容易？” “没有赋权社会，拆墙谈何容易”——这是郑永年以批判者的眼光看待和分析当下种种现实后归结而成的清醒而又理性的文字，促人冷静，令人深思。毫无疑问，一场长达30多年的中国社会改革，有成功的欣喜，亦有迷惘和阵痛，而对于当前的中国研究而言，能发现真问题更显得颇为重要：一方面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国改革30多年来积淀下来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又难得地赋予我们客观而冷静的视角，为新的开始创造转机，为评估具体“社会”安全、保卫“对象”找寻具体的切入点，譬如住房保障、收入分配、社会道德、教育改革等等。 在“中产阶级与社会改革”一章中，郑永年以“乐此不疲的信念”告诉人们，以GDP为中心的经济增长，不仅造成可持续经济发展的瓶颈，使内需始终无法打开，而且意味着贫富分化和收入差异，社会正义和维护这种正义的制度手段都将得不到尊重，即使获利者也会感觉到不安全。要实现正义或者表面上的正义，仅靠“到点自行掉头”，希望渺茫。 再以住房政策为例，郑永年在“中国住房政策的症结在哪里”一文中口气毫不含糊：中国房地产问题最突出的一点，“莫过于发展房地产市场的主导思想的严重失误。简单地说，在中国，房地产被视为仅仅是经济政策的一部分，而非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因为商品房兼具投资和消费价值，人们对其价格上涨有预期。开发商利用这样的预期去囤积土地和新房，购房者也会迫不及待地去买房，从而一步一步地把房价逼向新高。”“除了一般商品房的大幅涨价之外，住房的社会功能的缺位，更体现在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供给的极度缺乏。”诚哉斯言，怎么看都不像是泛泛而论，而是有的放矢。 纵观世界各国，但凡房地产市场发展健全和公共住房问题解决得好的国家，几乎都把房地产作为国家社会政策的一部分。这些国家并不把房地产看作其经济增长的重要资源，也就是说，房地产对GDP的贡献不是这些国家政府的首要考量——首要的考量是社会发展，是社会成员的居住权。经济因素当然很重要，但是这种经济考量是在宏观的社会政策构架内进行的。 收入分配不公是郑永年关心的另一个核心问题。在他看来，打“二次分配”或者一些经济学家倡导的“三次分配”的主意，根本无法解决问题，导致分配不公和巨大差异的根源在于经济构成、在于一次分配。没有人会否认二次分配的重要性。但是，问题不仅在于二次分配政策的力度尤其是执行力度不够，而且也在于光是二次分配不足以有效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从现实情况看，郑永年认为至少有两大因素在制约着中国政府改变分配收入的“努力”：第一，一次分配制度没有法制上的保障。最低工资制度在多数情况下只针对城市居民，而几乎在所有的中国城市，低收入工作大多是由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从事的。第二，结构性经济垄断对城市不同社会群体收入分配差异影响最大。不同行业的收入不可能平等，但收入差异过大主要是垄断行业造成的：一个只有受过初等教育的抄电表工收入可以大大超过一个在另一行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 另外，郑永年还在研究中发现，中国发展模式在经济上属于东亚模式，但在“保卫社会”方面，还需更多吸取东亚模式的经验。例如，让民营企业和中产阶层壮大，使社会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稳定结构。东亚模式在这方面的一个特点是政府自觉而积极地推动企业创新，而不是像欧美国家那样，企业主要在“工运”推动下被迫创新。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进步在于通过市场化转型发现作为个体的“我”，那么中国下一步的挑战则是如何给社会松绑，通过保卫社会来发现作为集体的“我们”。因此，《保卫社会》所搭的不仅是中国社会的脉搏，也是关乎整个民族未来的脉搏。 欢迎发表评论 我要评论
❾ 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读研的条件
新加坡公立大学研究生申请条件：
优先211工程院校重点本科毕业的学生，平均分达到80分以上；
非211学生，而是一本类的大学，成绩优秀也可以做申请；
托福 (paper-based) 580-600 卷面考
(computer-based) 237-250机考
(Internet-based) 85 – 100新托福
雅思 6.5；部分专业需提供GRE/GMAT 成绩
导师推荐信：两封来自两位导师的推荐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