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如何评论新加坡李光耀

㈠ 新加坡李氏父子真的关心中国吗

新加坡的李光耀、李显龙父子经常为中国的事操心。前一段时期是李光耀出面，说中国有恢复“中央王国”、恢复昔日朝贡体系的野心，呼吁各国警惕中国，而最新是他的肖子李显龙又在东京发表了针对中国的讲话。据报道，李显龙直接向中国喊话，要求中国“透过行动和自我克制来展示本身并无恶意”，否则非但不能“消除其他国家的疑虑”，而且还“会输掉世界地位”，云云。李氏父子如此勤恳不要报酬地经常对中国指手画脚、说三道四，他们真的是在关心中国吗?如果不是，那又到底究竟是何种居心呢? 表面看起来这似乎是关心中国。 当今中国的确面临着严重的岛屿主权争端，如何处理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就这个问题建言献策，看起来似乎属于关心中国的范畴，因为这些问题确实需要群策群力，需要集众人之智，即使所言所策不合时宜，但只要能给人一点启示，也不无益处。 深入地看这又像是在恐吓中国。 但是，无论是李光耀的谈话，还是李显龙的呼吁，从中都根本看不到任何有益于中国之处，相反深入看这又像是在恐吓中国。“输掉世界地位”，这是多么严重的危机啊!古往今来，都是哪些国家因为什么而输掉世界地位呢?前苏联解体了，继承者的俄罗斯经济社会水平一落千丈，“输掉世界地位”了吗?两次世界大战德国都败得很惨，德国“输掉世界地位”吗?可是，按照李显龙的陵御逻辑，如果中国得到了钓鱼岛或者南海诸岛，中国就会比前苏联解体还惨，比德国两次世界大战还惨，如此一来，争夺钓鱼岛和南海诸岛，这将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啊，这等危险的事情难道还不足以将中国吓死吓瘫吗? 照李显龙看来，丢掉钓鱼岛，置南海诸岛与不顾，似乎这样的中国就有很好“世界地位”似的。如果这样的逻辑成立，香港澳门就不回归中国，中国的“世界地位”就高了，台湾与中国分离，中国的“世界地位”更高，而当年的日本侵略军如果一直占领中国，中国的“世界地位”可能将全球第一。这是何等荒唐的恐吓逻辑! 一个国家如果连自己的主权领土都不捍卫，这个国家又有什么“世界地位”可言呢?在此我们不仅要问问李显龙先生，当年英国不远万里之遥去同阿根廷大打出手，争夺马尔维纳斯，是不是“输掉世界地位”了呢? 真正的用意这却是在讹诈中国。 李显龙的荒唐逻辑能吓唬得了中国吗? 显然，仅仅靠危言耸听进行吓唬是不行的，作为一个政客，李显龙深谙此道。在吓唬之外，还要辅之以威胁、讹诈，李显龙就是这样做的。他的工具有两个，一是“各国对大陆的看法”，二是“其他国家的疑虑”，这两点措辞不同，实质是一样的。我们且不说这些“看法”、“疑虑”是否正当，是否包藏祸心，是否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算这些都合理都应该，难道中国因此就须放弃对钓鱼岛南海诸岛的主权坚持吗?难道中国就得将这些岛屿拱手相让吗?什么大陆要“透过克制”，中国需要“克制”什么呢?中国既没有强抢硬夺、诉诸武力，也没有上演“购岛”把戏，顶多就是外交部门的几个声明，难道还得把自己的嘴巴也得贴上封条才行吗? 拿什么“各国对大陆的看法”、“其他国家的疑虑”来敲诈中国，以此想让中国放弃岛屿争端，这难道不是卑鄙的讹诈又能是什么呢? 美国的濒海战斗舰已经进驻新加坡了，剑锋直指中国。从战略上说，现如今的新加坡已经做了美国的填房，到底是妾还是贱人说不太清楚，总之当了霸权的奴才就是了。是奴才就得侍奉主子，就得为主子效劳，这大概就是李氏父子经常义务地充当美国战略掮客的原因。有关这个问题，各位看官可以参阅笔者《新加坡因何甘愿为美国效劳》和《哗汪唤李光耀凭什么警惕中国》两篇文章。 附文1：新加坡因何甘愿为美国效劳 美国的濒海战斗舰终于来到了新加坡，这标志着新加坡作为美国亚太战略堡垒的地位得到了显着的加强，也意味着对中国至关重要的马六甲海峡已经牢牢地落入美国乱凯的掌握之中。 众所周知，新加坡不过是一弹丸小国，它在战略上最大最显着的功能就是它至关重要的地理位置。发挥这一独特地理位置的功能，新加坡就是战略要地，搁置或者冬眠这一地理位置的功能，它不过就是一个商业与航运中心。 现在看来，新加坡执政当局丝毫没有浪费它的地理位置优势，他们将其干净、彻底地开发了出来，并拱手交给了美国。 所以，随着濒海战斗舰的进驻，新加坡已经把自己牢牢地绑架在美国的战车上了。多年来的事实说明，在整个亚太地区，新加坡是少数几个积极主动为美国效劳的国家之一，更重要的是，如果说菲律宾、韩国甚至日本等为美国效劳是有所图的话，那么新加坡为美国效劳基本上都是心甘情愿的。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从功利的角度看，没有任何原因促使新加坡非抱美国的大腿不可。 许多小国之所以热衷抱美国的大腿，要么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要么是出于经济的需要。这等做法，尽管不被人们所认同，但至少能够被人们所理解，如中东的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以及科威特等。 但新加坡既不面对安全威胁，也不存在经济困境，新加坡当局也从来没有以此为借口。 难道是因为与中国有很深的矛盾吗? 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等各个方面看，新加坡与中国都不存在冲突，更何况新加坡还是一个华人国家，中国理应是大多数新加坡人的祖国。即或彼此之间有一些不同，但也形不成大的矛盾，中国对新加坡构不成任何意义上的威胁。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华人国家，却甘当霸权走卒，把自己宝贵的贞操坦白干净地交出，无条件地满足霸权的战略欲望，让美国拿来对付自己的祖国!这其中的缘由不是相当耐人寻味吗? 事实上，长期以来，新加坡当局一直在配合美国及西方攻击中国，特别是那个新加坡的当代慈禧，经常指责中国专制，经常把侵略扩张的帽子往中国头上按，以此显示自己对于西方民主国家的价值与功用，求得西方的青睐与赏识。 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细想起来也没什么值得奇怪的。其实，这样的人不但新加坡有、香港有、台湾有，就算在中国大陆内部，也比比皆是。这些人以反华仇华排华相标榜，谁能跟中国唱对台戏，谁敢于和中国过不去，谁就是西方眼里的英雄，谁就能获得西方的支持帮助，就一举成名天下知。中国大陆许多人因此成名成家，香港、新加坡做了西方那么长时间的殖民地，这样的情结与类似的心思只能更加浓厚，更加成为灵魂深处的一部分。 这样想来，新加坡甘愿充当霸权的走卒、甘愿为美国效劳的原因也就明白了，这是殖民造就的奴性之使然：奴才侍奉主子已经成了习惯，认为自己完全是主子的一部分，就像新加坡认为自己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一样，虽然表面上独立，但还是离不开主子，只有主子不停地使唤自己，不停地在自己身上发泄，才感到由衷地舒泰惬意，否则，日子是没法过下去的。 要问，濒海战斗舰进驻新加坡，新加坡当局就感到浑身舒服了吗? 那就等着看吧。事实上是美国大兵走到哪里，就把仇恨带到哪里;美国的武装力量开到哪里，哪里就要不得安宁。新加坡的北面是信奉伊斯兰的马来西亚，难免是伊斯兰国家印度尼西亚，不知道这南北两处的伊斯兰会不会注意到美国人的到来。新加坡本来不是军事堡垒，现在成了封锁马六甲航道的军事枢纽，把新加坡列为战略打击目标将是任何打破围堵计划的题中应有之义。怕就怕在新加坡地方太小不经一打，瞬间就灰飞烟灭，果真这样，那就不是很好玩了。 附文2：李光耀凭什么警惕中国 以中国通二知名活跃人物李光耀经常发表针对中国的评论，最新的动向是，此人再一次表达了对中国的警惕，并空前严厉地警告说，“中国应明白若与美国展开军备竞争就会失败”。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李光耀大人对中国如此警惕呢? 根据报道，按照李光耀的说法，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理由： 其一，“中国”是“中央王国”的意思，让人回想起其主导东亚的年代; 其二，中国可能想恢复昔日的帝国地位，担心可能再次沦为不得不向中国进贡的附庸国 这就是李光耀警惕中国的理由! 这样的说法听起来言之凿凿，更因为李光耀还披着一张黄色皮肤的人皮，更貌似可信无疑了。显然，这一来自亚洲着名黄种人政治家的警告比无数西方政客的喧嚣更有蛊惑力感染力，更可有效地把中国送上普世法庭接受“国际社会”的战略审判，这样一来，不要说围堵中国、遏制中国了，就算直接干脆地用核武器把中国轰掉灭掉，也有功而无过，也属人类文明发展所必须。看起来，李光耀对中国的痛恨丝毫也不亚于“国际社会”中的任何一个。 但是，李光耀这样的理由能够成立吗? 我们说，这纯属胡说八道的欺人之谈。 首先说说有关“中国”名称的问题。 稍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这一名称最早见于《春秋》，到西汉时期已经广泛应用，是漫长历史演变中延续下来的，不管这个词汇是什么意思，其实就像父母给孩子起的名字一般，不管孩子叫什么，并不能代表这个孩子的秉性取向。比如说，李光耀的儿子叫李显龙，难道李显龙这个人注定就要展示自己是真龙天子而去当皇帝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当今中国怎么能因为延续一个历史名称就说明还有当“中央王国”的企图呢?还什么“让人回想起其主导东亚的年代”，照这样的道理，是不是人们听到“李显龙”三个字就想到封建帝王，看到黑人就想这是不是西方人贩卖的呢? 真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按照李光耀的逻辑，今日神州叫“中国”都是罪上加罪了。 其次再说说“再次沦为不得不向中国进贡的附庸国”的问题。 李光耀这话说起来着实吓人不轻。“再次沦为不得不向中国进贡的附庸国”，这是多么惨绝人寰的一副场景啊!任何人都可以设想一下，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社会还要出现一大批国家向一个中央王国进贡当附庸的事儿，这又是何等难以想象的邪恶呢? 但是，这样的鬼话恐怕连鬼都不会相信!不管全球化、国际化、一体化能否真的实现，但人类毕竟早已进入高度文明、高度现代的时代，所谓的“朝贡”、“附庸”根本就是君主帝王时代的产物，如何还能在当今世界再现?难道崛起的中国还有可能回归封建朝廷吗?即或中国如李光耀所言，不可能成为所谓“自由民主国家”，但已进入现代化行列的中国能再次成为帝国并低级愚蠢到非让周边国家来朝贡做附庸不可吗?李光耀先生可以做一个13亿份的问卷调查，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回答一下，看看究竟有多少人有这样的想法。不然的话，任何中国人都有权责问一声：你李光耀这样说的根据何在，你凭什么信口雌黄、血口喷人! 最后，我们不得不问，李光耀究竟要推动新加坡扮演怎样的角色。 不客气地说，当今世界，骂中国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亲美国也能获得相应的奖赏。李光耀警惕中国亲近美国，认为“工业化的强大的中国”可能不会“像美国自1945年以来那样善意”，一直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效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坦率地说，在推动新加坡成为美国亚太新战略桥头堡的进程中，李光耀的确功不可没，新加坡已经成为美国在东南亚最坚实的军事战略基地，美国的濒海战斗舰已开始进驻，马六甲已经在美国牢牢的掌控之中，剑锋所指，世人皆知。但现在看来，就算这样也并没有令李光耀感到满意，他还在不厌其烦地到处宣讲对中国的警惕，甚至能够说出中国“创造力永远无法与美匹敌”这样的话，断言中国“若与美国展开军备竞争就会失败”云云。这就不能不让人提出一个问题，李光耀究竟想让新加坡在美国的亚太体系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这着实是耐人寻味。李光耀能从“中国”一词联想起久远的“中央王国”，难道人们不可以照此逻辑而想到当年大英帝国与新加坡的关系吗?李光耀是不是要把当年与大英帝国的关系重新移植到美国这里来呢? 窃以为，李光耀先生就不要大言不惭地说什么警惕中国了，值得警惕的倒是他自己。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光耀”者，“光宗耀祖”之谓也，就凭李光耀此等言行，假使李光耀之祖泉下有知，真不知道是该感到骄傲，还是要痛心疾首地狠抽自己的嘴巴子了。

㈡ 李光耀为什么说不能让新加坡成为下一个西方社会

李光耀被誉为新加坡国父，新加坡的崛起离不开李光耀的努力。外界一直都认为李光耀是一个亲近西方的人物，但实际上李光耀并非如外界认同的那般，从某种角度来看，他甚至是一个反对西方化的人物，他曾表示绝对不能让新加坡便曾一个西方社会。

所以今天的新加坡变成了一个双语言的国家，而西方人提及新加坡时会认为他们是一个“伪西方化的国家，实际上这种伪西方化的社会正是中西文化合璧的体现，这样的社会正是新加坡的特色，也是助力新加坡发展的最好的推进剂。新加坡人应该感谢李光耀当年及时推行的宣传东方传统文化的政策，正是因为这样的改变，才有了现在繁华的新加坡。

㈢ 李光耀执政数十载 留下了哪些政治遗产

李光耀执政数十载 留下了哪些政治遗产

昨天上午8时，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后用马来语、华语和英语发表电视讲话，发言中他哽咽致词：他的地位无可替代，希望新加坡继续繁荣。
作为李光耀的长子，在父亲去世之后，李显龙将脸谱网页的主页封面置换成了一张李光耀的黑白照片，以示对父亲的纪念。同时被缅怀的，还有李光耀为新加坡留下的政治遗产。
“由始至终，李先生最关心的就是新加坡的存亡。他把一生奉献给新加坡，致力团结全国人民，激发大家自力更生。”公开发言中，李显龙一度哽咽地说道，“悼念他最好的方式就是继续发扬他的爱国精神，团结一致，让这个他付出毕生精力建立的新加坡，继续繁荣稳定。”
新加坡式民主
英国同意新加坡自治后，李光耀及其带领的人民行动党于1959年赢得自治邦首次立法议会选举的多数席位，李光耀出任总理，人民行动党自此登台执政。此后，人民行动党取得了长期稳固的执政地位，有关新加坡反对党是不是“参政议政”花瓶的探讨也从未停止。
李光耀曾公开阐释他对于新加坡民主模式的见解。“我们必须始终记住，我们不是像澳洲，或新西兰，或加拿大，或英国，或美国那样的一个普通的国家。在那些国家，人们可以投票给某一党派或者另外一方，然后生活仍将继续。可如果我们也那样做，新加坡奇迹将成为泡影。”他说。
新加坡实行自由结社与代议制民主。李光耀认为，对于一个没有自治传统或自治历史的国家来说，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并不是它迈出民主第一步的最好选择。“如果没有充足准备，选举就会成为人们发泄怨气的方式，他们不满现任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就会投票给反对派。”对于李光耀的治国模式，曾有舆论赋予其“威权主义”的特征。其病逝后，新加坡会否延续此种治国模式也备受关注。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张敬伟给出的答案是“暂时会”。他向北京青年报记者分析，“现在新加坡的治国模式就是李光耀设计的，而且是经过实践证明的。未来如何？这个世界没有一劳永逸的治国模式，变革在任何体制下都是最活跃的因素。不过，适应自己的变革才会有红利释放，否则就是动荡与紊乱。新加坡的现在，不代表未来。”
法治国家
昨日，新加坡最高法院也表达了他们对于李光耀逝世的哀悼之情。
北青报记者获悉，新加坡大法官梅达顺代表该国司法界人士，向前总理李光耀的辞世致哀，在公开声明中表示：“李光耀先生一直都是法治社会的提倡者，自他担任总理以来，便致力于根除公共机构的贪腐行为。”
梅达顺指出，李光耀是新加坡第一任总理，同时也是该国律师界备受尊敬的一员。在李光耀为新加坡设下的愿景中，一个由独立和清廉司法部门领导的司法制度，包括一流的法律学院、强而有力的专业和优秀的司法服务等，是最为重要的。
早前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法律系的李光耀，学成归国后，担任执业律师，并在几个工会出任法律顾问。在他治下的新加坡，经过多年发展，也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法治体系。
据不完全统计，新加坡建国至今共制定法律400多种，宪法、国会法令与附属法规、司法判例、法律惯例等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
评论认为，新加坡法律制定范围非常广泛，从政府权力、司法责任到民族宗教，从商业往来、交通规则到旅店管理，一直到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无所不包。新加坡已是一个法律关系渗透到国家、社会、家庭各个细节层面的法治国家。
廉洁政府
“要保持政治生命，只有简单而明显的办法：履行你的承诺；别让你的政党腐败堕落。”早在1956年的一次讲话中，李光耀便表达了对于廉洁政府建设的雄心。
新加坡内阁部长从1994年起实行高薪酬制，总理和部长的薪水居全球之冠，其“高薪养廉”的模式也成为不少国家的观察对象。除了高薪酬，新加坡还通过大大小小的法律法规，对官员的权力与责任以及国民的行为规范进行约束。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利华向北青报记者表示，新加坡实行的“廉政基金制度”让他印象深刻。
他介绍，中央公积金制度规定一个公务员每月可获得月薪33％的公积金，工作时间越久，所得积蓄越多。而公务员在退休前，除购买政府组屋、为子女交纳学费等规定用途外，不得动用公积金。“如果在职时廉洁奉公，没有贪污腐败和违法行为，退休后，全家生活富裕，安居乐业。但如有贪污、受贿等违法行为的，则依律一律全部撤销其公积金，使公务员、尤其是任职时间长的公务员不敢轻易冒险。”
分析认为，新加坡政府是世界上少有的掌握国家和社会资源并大量进行政府投资的政府，其间钱权交换的机会很多。但由于新加坡反腐制度的健全，再加之公共管理和运作方法的不断优化，使得新加坡服务型政府的特点在廉洁高效上得到体现，政府得以为公众提供了大量低成本与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平衡外交
在张利华看来，李光耀是小国里的“大政治家”。“除了治理国家，他对国际政治也有贡献，中美关系、两岸关系他都有自己的分析和见解，比如劝告美国人不要把中国人当成敌人，再比如中国崛起方面，他预测未来将走向中国世纪，成为经济强国。”
张敬伟向北青报记者表示，新加坡是东南亚重要国家，也是美国的朋友，在大国间具有独特影响力。“李光耀是大国平衡外交的高手，他的后继者无此高超艺术，这是新加坡亟须思考的命题。”在他看来，大国平衡外交是项技术活。
“在新加坡，李光耀代表了一个时代。无论是带领新加坡走出一条独特发展道路，还是在发展对华友好关系方面，李光耀先生做出了他们那一代人的贡献，令人钦佩。”中国前驻新加坡大使张九桓说道。
追问
后李光耀时代 新加坡政坛二问
一问：新加坡政坛稳定性是否遭受影响？
李光耀病逝后，外界普遍对新加坡政坛的稳定性给予高度关注。
在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张敬伟看来，新加坡已经进入后李光耀时代，但李光耀病逝暂时不会对新加坡政坛造成太大影响。
他表示，“现在的领导人和政府架构都具备丰富的治理经验，新加坡人也满足于这种保姆式的国家治理模式。无论基于权力惯性还是民生习惯，新加坡政坛均可维持一定的稳健。”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讲师查雯曾在新加坡有过生活经历，她分析指出，2011年李光耀卸任内阁资政后，其实也就不再干预新加坡的任何内政了。“以前李光耀是以非常强势的姿态对待执政，他的核心理念是新加坡应该是一个以精英领导的社会，也就是说少数精英就可以把社会繁杂的问题解决掉。如果说李光耀逝世后新加坡可能迎来什么变化，就是新加坡社会更加多元化，大家更多以批判的方式去看政治。李显龙和李光耀的区别在于，没有那么强势了，更愿意根据选民的需求调整政策。”
中国前驻新加坡大使张九桓向北青报记者表示，这几年，新加坡政府也对自己的执政策略实行了一定调整。“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李光耀做了他那代人的事，那是过去。新加坡以后怎么走？从现在来看，肯定坚持李光耀的道路，而未来新加坡还会继续繁荣下去。”
二问：人民行动党执政地位是否遭遇挑战？
2011年新加坡大选，李光耀长子李显龙领导的现执政党——人民行动党获得60.14％的得票率，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尽管在议会中仍占绝对优势，但国会最大反对党——工人党的崛起势头已不容忽视。
张敬伟分析，目前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的地位仍很“强大”，但执政党的地位在每次选举中都会有挑战。“李显龙总理也意识到这种危机感，也在主动改变，而且自信会在变革中更好。未来如何，则看执政党如何顺应时代变化调整执政方略了。”
他特别指出，年轻人是国之未来，必须关注其所想所为。“让年轻人参与到新加坡政治生活中来，是人民党的使命。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政府自认为是民主国家，如何构筑让年轻人满意且维系国家稳定繁荣的民主，才是最大挑战。”

㈣ 请问现在新加坡的政治立场是怎样的

确切讲，想脱离大国依附。
特别是在国土狭小，且整个民族受中华传统影响比较大的情况下，这种背景下，新加坡更希望能够跟一个在地区有影响力的国家结成联盟。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最近表示，如果马来西亚能够给予华裔和印度裔人民公平的教育机会，新加坡可能考虑重新加入马来西亚联邦。马来西亚执政联盟宣传部门官员莫哈末泰益12日认为，马国政府有能力治理好国家，因此新加坡“最好还是维持现状”。

他说：“我们不需要新加坡，就如(前首相)阿卜杜勒·拉赫曼当年指出，新加坡还是单独成为一个国家比较好。”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莫哈末泰益针对李光耀重提加入马国的条件发表评论时说：“我们比新加坡更好，例如在教育方面，我们容许许多源流学校存在。”他还说：“我们允许人民自由养猪，新加坡却完全禁止。我们允许民众吃香口胶、定期举行大选、容许反对党存在及批评政府，反观新加坡就没有这样的自由。”

而《马来西亚前锋报》专栏作者阿旺12日认为李光耀的观点是“错误和肤浅的”。他还说：“李光耀可以畅所欲言，但是他的谈话绝对不会动摇马来西亚的耐力。”

他强调，马国人民没有梦想跟新加坡这个对邻国采取消极态度的国家复合。他也指李光耀目睹马国的竞争力提高之后，越来越感到担心。

《星洲日报》12日发表署名评论文章说，今天的新加坡人“打死也不愿重回马国怀抱，维持现状是他们绝大多数人的意愿。李光耀作为一位老练的政治家，他不可以不知民之所愿。”

文章指李光耀只是善于挑起话题，并再一次使用了激将法，假借“重新合并”之说，唤起新加坡人的危机意识，若新加坡要维持现状，就要不断超越马国。

文章指出：“维持现状，马新共赢是今天许多人的共识和期盼，新加坡人这样想，马来西亚人也认为如此。”

㈤ “李氏当国”究竟是家天下还是政治家族

“李氏当国”究竟是家天下还是政治家族？

方远
正如李光耀曾对《纽约时报》所说的那样，人们应该等到一个人死后再对一个人进行盖棺定论，对于李光耀的评价同样如此。如今，随着他的逝世，评价他的一生，审视他的遗产，便变得顺理成章。从领导新加坡的自治、被迫独立到带领新加坡成为干净、安全、发达的国际重要金融和制造业中心，作为国父的李光耀对于新加坡的贡献毋庸置疑。他在新加坡历史上、亚洲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位非常重要、影响甚大的政治家和传奇人物。他留下的政治遗产众多，其中一项便是他的家族在现代政治中的定位，而这恰恰是本文旨在探讨的主题。

李光耀病逝
李光耀本人自1959年出任新加坡自治邦政府总理到1990年辞去总理并留任内阁资政，再到2011年宣布退出新加坡内阁，长达52年的内阁生涯，让他有足够的时间与条件去影响岛国新加坡的政治发展。1990年，同为新加坡最大政党人民行动党出身的吴作栋接任总理，早已在政坛磨练多年的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被委任为两位副总理之一。2004年，李显龙从吴作栋手中接任总理，并在2011年内阁资政李光耀和国务资政吴作栋辞职的情况下，真正成为新加坡新一代政治领导人。从李光耀到李显龙，父子同为政治领袖的李氏家族对于新加坡政治的影响极深，称“李氏当国”毫不过分。正因这样，又加上除了作为新加坡国立脑神经医学院院长妹妹李玮玲之外，李显龙的妻子何晶在2002年出任政府控股公司淡马锡控股的董事、弟弟李显扬执掌大型企业，李光耀亲家、儿媳都是掌管政治和经济的重要人物，使得外界不少人批评李光耀是家天下、隔代世袭。但实际上，问题绝非如此简单，与其用家天下来形容李光耀家族，不如用政治家族来界定，因为后者更接近真相。
尽管外界许多人认为新加坡是威权政治，李光耀参与创建的人民行动党更是长期一党执政，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新加坡奉行议会民主制，国会议员一直都是选民投票直接产生，议会多数党领袖将获民选的总统（1991年之前由议会任命）任命担任政府总理，政府对议会负责并接受后者的监督与质询，国内允许反对党合法存在且有权竞选，而这些无不表明新加坡是一个民主国家。不可否认，李显龙能够成为总理离不开他父亲的有意培养与巨大光环的帮助，但就像他的父亲能够成为总理是通过合法、公开、透明的议会选举程序产生的一样，他成为总理同样是经过新加坡绝大多数民众认可的，这与未经人民认可的封建世袭、皇权世袭有着霄壤之别。迄今为止，新加坡的历次议会选举从未发现任何选举不公或舞弊行为，而这本身便可以成为李显龙执政的最大合法性基础。无论是中国古代的皇权世袭，还是朝鲜的金氏政权，血统是权力转移最重要乃至唯一的法则，根本无需经过社会大众的许可，因此统治者往往可以草菅人命，实施苛捐杂税，通过公权力窃取全国的财富供个人乃至家族享乐。民主制度下的世袭则不同，父辈所能给予的主要是适合政治家成长的家庭环境，最终还是靠个人的能力和品行，因为他（她）必须经过人民的同意和授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专制制度下世袭的是权力不同，民主制度下世袭的是能力。正如朝鲜的金正恩远远不可与前总统女儿朴槿惠同日而语一样，家天下同样不可用来形容李光耀家族，因为前者是野蛮、黑暗，后者是公开、透明。
在权力不受有效约束、政府的权力不经民众许可的制度下，世袭往往意味着家天下，意味着追求千秋万代的永世富贵，只要血统纯正，便有世袭的基础，而不管是否有能力、品行。所以，这种制度下的世袭，经常产生大量的昏君、暴君，导致民不聊生，最终崩溃的是整个社会。民主制度下的世袭则不同，父辈的光环只能属于父辈，后辈若想从政，必须重新开始，接受整个社会的考验，一旦发现不合格，就很有可能功亏一篑。所以，无论是身为总理的李显龙，还是他的弟弟妹妹，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各自的岗位上都是非常称职的，更未发现明显的腐败事实，而这与变国家公器为家族财产、残暴统治、党同伐异的金氏政权形成鲜明对比。
即使在个人主义思潮盛行的今天世界，家族仍然是社会的重要存在，而且在可预见的历史条件下，家族将会永远存在下去。既然家族的存在是极其普遍的社会现象，那为何不趋利避害，通过发挥家族本身具备的优势和规避家族可能存在的漏洞来促进社会的进步呢？现代社会在乎的不是是否家族出身，而是是否经过民众的许可，是称职的领导者还是丑陋的窃国者，因此只要能够在尽量减少家族弊端的前提下发挥政治家族的作用，便是可取的。西方社会曾有贵族的说法，其原意不是指暴发户和有权有势，而更多是指有担当、崇尚荣誉和使命、重义轻利、视野开阔、高瞻远瞩的贵族精神。可以说，在贵族精神的支撑下，西方社会的家族对于国家的稳定和进步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君不知，父子同被视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首相的皮特家族，对美国历史影响深远的亚当斯家族、罗斯福家族（后来又有肯尼迪家族、布什家族、克林顿家族），都是政治家族有利于国家发展的例证。而李光耀家族所在的新加坡，是一个重视家族的东方社会。东方社会的家族往往有两种，一种是“一门七进士，父子三探花”之类的家族，凭借的是个人品行，对社会发展有促进意义，另一种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类的家族，依靠的是血统、裙带，往往容易祸害社会。民主制度的作用恰恰在于淘汰世袭私授的裙带家族，成就重视品行的政治家族，可以发挥“举贤不避亲”的作用，而至少在目前看来李光耀家族无疑是政治家族的典范。

㈥ 1996年，李光耀就曾提出过新加坡重返马来西亚联邦马来西亚为什么不允许

事实上，早在1996年李光耀就曾发表过类似言论。当时的“重回大马”的前提是：如果新加坡经济失败或者马来西亚能够任人唯贤。时任大马总理的马哈蒂尔旋即回应说时机尚未成熟。

新马恩恩怨怨由来已久。李光耀在访谈时直言：“马来西亚在1965年将新加坡逐出时，就认定了新加坡会失败，然后不得不按照他们的条件重投马来西亚怀抱。”当年，新加坡因反对“马来西亚政府歧视华人、搞马来人优先”的政策，而宣布脱离加入不到两年的马来西亚联邦。失去了马来西亚这个广袤腹地，李光耀是哭着宣布独立的。

但新加坡充分利用了人才这个“唯一的资源”，创造了经济奇迹。马来西亚面对这个“小且富”的邻国心态复杂，时常在供水、航空权等问题上“刁难”新加坡，反之，新加坡也不太看得上这个“穷亲戚”。

这就是原因，详细内容可看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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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岁的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最近再次语出惊人。而他这一设想的前提是，马来西亚政府能够提高华裔和印度裔的地位。消息一出，惊叹声四起。

马来西亚举国还击

引发口水之争的言论，出自半个多月前的9月27日。李光耀当时的原话是：“马来西亚拥有所有的资源，假若它能为华人和印度人提供教育机会，重用他们并把他们当成公民对待，那么它将万事俱备，媲美甚至超过新加坡的成就，到时候新加坡就会很乐意重新加入。”

10月10日，这篇长达7000字的英文访谈刊登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媒体中心的网站上。尽管“重返大马”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内容，却立即在柔佛海峡两岸引起阵阵涟漪。特别是在马来西亚，政治人物和各语种报章纷纷予以反击。

“我们不需要新加坡，就如(前总理)阿卜杜勒·拉赫曼当年指出，新加坡还是单独成为一个国家比较好。”两天后，马来西亚执政联盟国阵最大党巫统宣传主任莫哈末泰益反唇相讥，并举例论证大马“比新加坡要好”：“我们允许民众嚼口香糖、定期举行大选、容许反对党的存在并批评政府，反观新加坡就没有这样的自由。”

柔佛州巫青署长拉查里认为，这只是“廉价的政治伎俩”，他批评李光耀完全没有诚意，而是政治游戏，“若有诚意，为何要开出条件？”半岛马来学生联合会负责人则说，李光耀的很多言论都带有某种目的。

李光耀关注外界反应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每次李光耀发表针对邻国的“逆耳忠言”，总是先在邻国掀起较大反响，而后才“出口转内销”。这次同样如此。

当马国上下议论纷纷时，新加坡本地却只有免费英文报《今天》在11日刊登了消息。两份主流中英文报纸《联合早报》和《海峡时报》直至13日才不约而同地在马来西亚新闻版综合报道了大马方面的反应，一反平日只要李光耀发表讲话必立即大篇幅报道的习惯。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12日致电李光耀的新闻秘书，询问李资政发表此番言论的相关情况，该秘书未予置评。但听到记者说中国的新闻媒体也很关注李资政的论调时，旋即要求记者将相关报道发电子邮件给她。可见，李光耀办公室非常关注他抛出的言论所引起的各方反应。

新马恩怨由来已久

事实上，早在10年前李光耀就曾发表过类似言论。当时的“重回大马”的前提是：如果新加坡经济失败或者马来西亚能够任人唯贤。时任大马总理的马哈蒂尔旋即回应说时机尚未成熟。

新马恩恩怨怨由来已久。李光耀在访谈时直言：“马来西亚在1965年将新加坡逐出时，就认定了新加坡会失败，然后不得不按照他们的条件重投马来西亚怀抱。”当年，新加坡因反对“马来西亚政府歧视华人、搞马来人优先”的政策，而宣布脱离加入不到两年的马来西亚联邦。失去了马来西亚这个广袤腹地，李光耀是哭着宣布独立的。

但新加坡充分利用了人才这个“唯一的资源”，创造了经济奇迹。马来西亚面对这个“小且富”的邻国心态复杂，时常在供水、航空权等问题上“刁难”新加坡，反之，新加坡也不太看得上这个“穷亲戚”。

“激将法”唤醒危机意识？

虽然争议频频，但两国华文媒体却对此看法类似。大马的华文媒体《星洲日报》发表评论指出，李光耀只是用激将法唤起新加坡人的危机意识而已。今天的新加坡人“打死也不愿重回马国，维持现状是他们绝大多数人的意愿。李光耀作为一位老练的政治家，他不可能不知民之所愿”。

新加坡《联合早报》一位资深编辑也撰文指出，李资政再次提起这样的论调是为了灌输危机感，警惕新加坡不进则退。

的确，即便现在鹤立鸡群，新加坡仍然时刻面临生存危机，比如来自邻国的刁难，比如全球变暖、海水上升。作为善于制造政治话题的沙场老将，李光耀再次适时地敲打新加坡国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危机意识，也实在是用心良苦

㈦ 如何评价李光耀着作《李光耀观天下》

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全世界都重视，所以我们中国的读者也应该重视。我建议读者对照世界形势来阅读这本书，并且希望能有批判性的思考。李光耀的国际贡献最主要的是模式上的，新加坡的治理模式开创了一条东西兼容的方式，为世界提供了借鉴。

㈧ 李光耀如何纳贤举才的

1959年6月，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总理，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新加坡。一方面，这里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多元文化的混杂社会；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殖民主义统治，使新加坡政治局面动荡，经济结构单一，社会风气低下，人民生活贫穷落后。尽管李光耀有远大抱负，留学期间也学到了不少治国经验与理论，但是要治理这样一个如此落后的国家，只靠自己一个人单枪匹马是很难胜任的。要想创建大业，首先需要有一大批第一流的经济专家和其他各方面的精英人才。李光耀站在国家利益之上，以他那博大的政治胸怀，为创建一个现代化的新加坡而广泛地招贤纳士。也正是在一大批志士仁人的帮助下，李光耀才创造了亚洲奇迹。

李光耀上任的首要任务，是急需整顿殖民时代留下的旧官僚机构和改造新加坡的单一经济结构。他首先起用的是吴庆瑞。此人毕业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是当时新加坡较有名气的经济博士，也是1949年英国伦敦组织“马来亚论坛”的主要发起人，李光耀就是在那时结识他的。李光耀十分赏识吴庆瑞的经济才能，大选获胜后，便任命他为财政部长，负责全面的经济整顿和改革。李光耀执政以来，两次遇到经济难题，都是这位得力的助手帮助他排忧解难的。20世纪60年代初，针对新加坡经济增长率低下，失业率高达12％，人民生活贫困，住房拥挤破烂的局面，吴庆瑞全力协助李光耀，确立了主要目标应为广大人民寻求“一个幸福、美满和有保障的生活”的经济政策，提出了“出路在于工业化”的发展战略，拟订了五年发展规划。同时还开辟了裕廊工业特区，集资兴办制造业，鼓励私人及外资建厂，广建廉价住房……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政府便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及就业率，使新加坡安然度过了自治后最艰难的岁月，并为日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1968年11月，由于英国提前撤离全部驻军，使新加坡的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国内生产总收入减少20％，4万余名职工面临着失业。李光耀第二次起用了吴庆瑞，在4年之内，吴庆瑞在李光耀的全力支持下，大刀阔斧地改革了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大力发展独立的出口业和旅游业，开创了金融业和黄金市场。这些措施收效甚大，不仅度过了英国撤军给新加坡经济带来的冲击，而且使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发展。吴庆瑞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教育、军事等方面也为李光耀出计献策。一位评论家在论述李光耀起用吴庆瑞时指出：这是李光耀在用人之道方面的一个战略创举。他认为他们的合作是一对“完美的伙伴”，“一个是政治里手，精于谋略，善于斗争”，“一个是经济专家，长于筹划，善于组织”，“两人相得益彰，配合默契”。

除了吴庆瑞之外，李光耀所选拔的内阁班底中，几乎个个都是专家里手。如原国家发展部部长林金山，在助手侯永昌、建筑师郑章远的协助下，成功地解决了新加坡最严重的房荒问题。李光耀曾深有感触地指出：正是“这三位身居要职的杰出人才把几乎失败的事业化为成功”！已故的财政部长韩瑞生也被李光耀誉为仅次于吴庆瑞的“理财能手”。

李光耀被人们称为东南亚最强有力的政治家和领导者，这不仅由于他有足够的胆量与气魄，从容地驾驶着新加坡这艘航船在波涛汹涌的世界竞争大洋中乘风破浪，更重要的是他具有杰出的政治家难得的政治远见。他认为，任何一个地区和国家，要想生存和发展，人的因素是第一大事。这包括整体人口的一般水平和占人口中1％～2％的尖端人才的质量。正是出于这一战略思考，李光耀把培养造就社会人才作为国家根本性的任务。新加坡独立初期，他就向全国数千名校长和教师强调教育，指出必须大力提高全民素质，从根本上培养爱国精神，使下一代成为合格的优秀的社会中坚。他指出在未来居于社会领导地位的大学毕业生，不但要有学术修养，有坚强的毅力和奋斗精神，更要有同心协力、团结一致、为国效忠的精神。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他就十分重视对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培养提高，特别是对那些年轻有为、专业程度较高而且能够胜任国家高级领导的尖端人才，李光耀更是珍惜备至。从70年代起，他就考虑培养第二代接班人。他认为如果能有一批杰出的30～40岁的年轻人承前启后，国家领导层就能继往开来。1984年，人民行动党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首次自我更新的大改组。推选了20多名30～40岁的中青年进入议会。同年11月，在李光耀第7次出任总理组阁时，12名内阁成员中就有7名平均年龄为40岁左右。同时，他还任命了一批30多岁的德才兼备的青年人担任各部的政务次长。

1988年7月组成的经济委员会，李光耀大胆地让位年轻一代的领导人、40岁出头的第一副总理吴作栋及李光耀的长子33岁的工贸部长李昱龙去负责，充分发挥年轻人的才干。李光耀曾在宣誓仪式上豪迈地向人民表示：“1959年我当‘前锋’，1981年转为‘中锋’，今天我把‘中锋’的角色让给年轻领袖。他们已经受了各自角色的考验，我现在退当‘守门员’。”李光耀正是这样，站在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制高点上，以远见卓识的战略家气魄，造就和带领出一批批为国效忠的“中锋”队伍，也正是在他的运筹帷幄下，这支“中锋”队伍在世界经济大较量中踢出了一个个奇迹般的“好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