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郑永年如何评论中国的智库

1. 如何看待中国各种所谓“智库”与言论真实性

只要是在已经公开的信息，百分之90都是真实的，比较这几年智库预测准确率都在90%以上

2. 学界对中国智库李肃是如何评价

国际主义者，是一位中国甚至于世界下一个发展阶段的先行者和探索者。

李肃先生，中国民间智库联合会（筹）发起人，当代智库论坛执委会主席，和君创业咨询集团创始人。为君创业总裁，是我国最早介入管理咨询和投资银行领域的专家之一，在中国投资银行和管理咨询界有着特殊的地位。

长期从事公司战略、收购兼并、资产重组、产权及组织设计、企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与咨询，同时是我国最早研究风险投资的专家,对各类企业运营模式的差异以及国有企业市场化转型的规律具有独到深刻的见解。

李肃先生的视频课程：

1、《拯救中小企业之制造业的危机与出路》

中国的制造企业所面临巨大危机的根源到底在何处？怎样才能规避和解决危机，摆脱困境？

李肃先生根据自己20多年的咨询行业的经验，通过大量真实的案例告诉您制造业的区位转移规律、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具体问题、制造业生存的四种出路模式及民营企业要突破的四大瓶颈和要把握的四大战略。

2、《新商机》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机遇你抓住几次？经济调整阵痛中的契机你会错过吗！乡镇经济、价格双轨、国企改制、外贸出口、网络经济、地产楼市、破产资源、股制改革......30年来，你抓住了几次？

现在，次贷危机、金融风暴、人民币升值、宏观调控、劳动力成本上升...但是，财富之路将一如既往地延续，下一轮的商机就在眼前：产业调整，扩大内需、融资融券、土地流转......

如何规避无处不在的风险？如何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答案就在《新商机》。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李肃

3. 《如何认识当代中国:谈国情研究与智库建设》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基本国情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及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我只知道最基本国情：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

4. 外国人怎么评价中国一带一路建设

中外专家对“一带一路”建设十分关注，普遍赞誉“一带一路”倡导的开放包容、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理念，并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和建议。“一带一路”的内涵深刻丰富，专家们从不同视角作了解读，普遍赞誉 “一带一路”所蕴含的开放包容、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理念。

“一带一路”应分阶段实施，近期目标重点是道路、能源管线、电信、港口等基础设施“共建”和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程度；中期目标可在条件成熟国家和地区朝自由贸易区迈进，打造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与中亚国家建立自贸区，将非洲东海岸和拉美地区环太平洋国家纳入合作机制；远期目标是建成覆盖中亚、南亚、西亚、欧洲、非洲、拉美国家的自由贸易区群，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

国外智库和专家学者对“一带一路”倡议给予了高度关注，大多从中国崛起的角度解读其内涵。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帕拉西奥在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表示，古丝绸之路成为文明沟通桥梁的代名词，不冲突不对抗的独立外交政策是新丝绸之路的精华所在。开罗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萨利赫认为，“一带一路”构想与“中国梦”的理念相辅相成。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丝绸之路既是中国古老文明的一部分，也是当代中国文明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自信和复兴的有效方法，是大国崛起所依托的时代精神。他还提出，丝绸之路的核心是贸易，中国对外关系的核心是经济贸易。缅甸资深媒体人吴温丁认为，中国领导人高瞻远瞩，提出了“一带一路”设想，这也是为了解决和平发展、共同发展的问题。但是，也有部分国外学者质疑“一带一路”深层的地缘政治动机。俄罗斯学者、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卢贾宁认为，该构想试图重新划分太平洋到欧洲的经济版图，是遏制美国并将其赶到大西洋的有效武器，是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美元架构的起始平台。日本《外交学者》杂志副主编蒂耶齐刊文称，该构想是“珍珠链”在新的名义下继续发展壮大，使美国、印度等国家的战略家感到担忧。

5. 如何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广泛吸纳网上流动屌丝。他们是你智库头脑风暴的最大源泉。然后你需要的就是在不靠谱的各种提议中选择你喜欢的

6. 郑永年：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什么

一提到中国模式，人们首先想起的就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很多人那里，“改革开放”和“中国模式”这两个概念，几乎是可以交换使用的同义词。而“改革开 放”又和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理论联系在一起。人们甚至认为，“中国模式”的特点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似乎很有道理，其实不然。中国的确是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来 进行“改革开放”的，但这并没有回答中国模式是什么的问题。光强调“摸着石头过河”而不讲方向是极其危险的。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中国模式，带给人们的只是疑惑。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人们并没有很好地理解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的含义。中国的改革是有目标的。目标就是“过河”，就是要搞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这个方向非常明确。但 要怎么样走向市场经济呢？这就要“摸着石头”了，方法是“摸着石头”，目标是“过河”。政治上也是这样的，邓小平也强调过，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但社会主义民主是 怎样的一个东西呢？又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呢？这同样要依靠“摸着石头”的方式。 从历史理解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更需要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人们感觉到光看30年改革开放看中国模式不清楚。讲中国模式还需要讲改革开放前的30年。有人甚至说，这60年也看不清楚，需要再往前推30年。的 确如此，如果不从大历史来看中国模式，就既不知道有无中国模式，更不知道中国模式是什么。说中国模式，强调的是“中国的”，是中国文明的当代体现。如果光从改革开放后而产生的一 些新的制度因素来看中国模式，就会不得要领。相反，认识中国模式就是要考察中国文明是如何容纳和接受新的制度因素的。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就不难发现这个模式的存在及其主要内涵。尽管中国模式表现在方方面面，但其核心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模式，这两方面互相关联，互相强化。中国的 成就是因为这个模式，而这个模式中的很多因素如果失去平衡，又可导致模式的危机和衰落。 在经济方面，中国是混合经济模式。在这个模式里，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政府与市场要保持平衡。一旦失去平衡，危机就会接踵而至。世界上哪里也找不到像中国那样的一个经济模 式，在那么长的历史时期里，总有一个很强大的国有部门，国家对关键的经济领域起着直接的作用。国有部门承担着国家的很多功能，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付随时发生的各种各样的 危机、平衡市场的力量等等。这些在汉代的《盐铁论》里面讲得很清楚，历朝历代也都实践着这些理论。国家的这种经济功能在西方是找不到的。一些人总把国有部门和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 济联系起来，这不是大历史的看法。毛泽东只是把历史上早就存在的国家的作用推向了极端。 很多人都用西方的经济模式来衡量中国经济模式，似乎西方经济模式就是中国的改革目标。但如果中国可以变成西方，那么就没有中国模式了。大家说中国是转型经济，就是从计划经济 转型到市场经济，从国有到私营经济。这就没有看到中国模式的本质。正是因为中国有个强大的国有部门，像西方那样的私有化在中国不会发生。从历史上看，私有经济或者民营经济在中国 一直是存在着的，但中国绝对不可能走到像西方的那种完全私有化的地步。好多经济学家，一说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私有化。这脱离中国的现实。中国的经济只有一部分是私有化。全面的 国有化和全面的私有化都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混合经济模式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解决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只能在承认这个常态的前提下去寻找。 但混合经济经常失去均衡。经常的现象是，当国有部门和政府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时，非国有部门和市场空间受挤压，发挥不了正常作用的时候，危机就会产生。和中国比较，西方的经济 危机，则发生在当看不见的手完全主导了经济活动，而政府的“看得见的手”不能有效规制市场的时候。 在经济上讨论中国模式还好一些，一旦到了政治领域，就变得非常困难，也非常敏感。实际上，如果不看中国的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甚至可以说，中国的经济模式是 中国政治模式的产物。但讨论政治模式好像一直是个禁区。西方很多人专注于批评中国政治，而中国学者本身也往往对自身的政治体制信心不足。 中国政治的特有传统 政治上，西方是民主模式，讲的是多党制，三权分立。中国政治在发生变化，也在不同的制度方面、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和容纳民主因素，利益多元化和利益代表也在发生变化。但不管怎 样变化，中国没有也不会变到西方那样的模式。 那么，中国政治模式的特点在哪里？从大历史看，也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自近代和西方接触以来，中国也曾经尝试西方式的制度，但失败了。之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和革命过程 中，传统的皇权慢慢地转型到了具有现代性的党权。不难发现，传统皇权和现代党权有很多共同之处，例如皇权和党权都是中国社会的整合力量，都是中国大一统文化的政治表现，都是贤人 政治（meritocracy）的制度承载。但是，党权具有现代因素，传统皇权则没有。皇权只可边缘化，不可民主化；党权则不然。党权既是现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基础，但也可以实现民主化。 西方的政治模式，往往是通过把政治问题外部化来加以解决，因此有反对党和反对力量的存在；中国则不然。无论是传统的皇权还是现代党权，都是通过开放政治过程，把外部问题内部 化来求得问题的解决。党权是中国政治的核心，不理解党权，就很难理解中国政治。 历史地看，这两种模式，每一个模式都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劣势。在西方，以多党政治为核心的民主，是经过数百年之久才演变成为今天的样子。在社会经济发展平衡的国家，西方式 民主能够运作良好。尽管是多党轮流执政，但从政策层面看，往往呈现一党的特征。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要照顾到这个中产阶级的利益。 人们常说，西方的政党整合了社会力量；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的中产阶级整合了西方的政党，是中产阶级制约着政党政治的极端化。如果从发展中社会看多党政治的分化功能，这一点 尤其明显。在发展中社会，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分化严重，中产阶级弱小，甚至不存在，一旦实行多党政治，政党就变成为了分化社会的力量。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到处 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 在传统中国，政治过程也是相当开放的。尽管皇权属于皇帝，但治权（或者相权）是向社会开放的，并且是高度制度化（官僚化）的。历史表明，治权越开放，国家治理就越有效。相反 ，当治权不够开放，皇权与治权的关系又处理不好的时候，就要发生政治危机。党权也具有这个特征。有效的治理取决于党权的有效开放，向社会各个阶层、各种利益的开放。同时，治权的 有效性，取决于制度化和专业化。 和其他任何模式一样，中国模式也在演进和演变过程中。在全球化时代，模式的变革动力更为强大。因为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中国模式和其他模式的互动更为频繁，或者主动地向其 它模式学习，或者被动地受其它模式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各种模式有趋同的趋势。但是趋同不会变成同一。中国模式在受其它各种模式影响的同时，保持自身的特色，并且是通过变化 而保持自身的本体。其它模式也是一样。

7. 如何评价郑永年的“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文化传统的文明

中国数千年保持的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农业文明传统，从鸦片战争后开始，开始了近现代，也就开始了工业化，工业革命，从而走上了工业文明。郑老师的观点有合理性。

8. 新常态下如何构建中国智库新格局

这是一篇理论大作。自2015年1月20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来，我国智库发展进入新阶段。
参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构建中国智库新格局》

9. 郑永年：西方世界为什么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

中层官员的确如外界所认知的，正在变得比较傲慢。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一些官员在执行中央政策过程中，产生了有钱就了不起的感觉。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西方世界急速地改变着对中国的看法。毫无疑问，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从来就是不一致的，形形色色，各种中国威胁论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但最近的发展有两点非常值得注意。首先，西方的中国话语呈现一种大倒退趋势。西方的主流中国话语已经从早期的各种中国威胁论，过渡到近年来的利益相关论和中国大国责任论，甚至今年年初的中国领导作用论。 尽管各种话语背后具有非常复杂的情形，但从这些话语演进的历史角度看，是向正面积极方向发展的。不过，最近西方世界各方面描述中国的关键词，则是自信（assertiveness）、进攻性（aggressiveness） 和威胁（threat）等，这些都具有负面意义。从《经济学家》（Economist）最近推出题为一个崛起中中国的危险（The dangers of a rising China）长篇专题（共14页）文章可见一斑。 其次，较之从前，现在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比较具有一致性。从前，西方观点分歧比较大，有反对中国的，也有支持中国的。但这一波很不相同，除了反对中国的继续反对外，很多从前对中国比较友好的人士（政府、智库和大学学者）也转变成为具有很大的批评性。 是什么直接的原因，使得西方世界改变着对中国的看法？原因很复杂。确切地说，西方的态度是从朝鲜半岛天安号之后开始的。天安号事件之后，中国没有明确谴责朝鲜。尽管中国这样做有其原因，但客观的结果就是给外界一个结论，即中国是站在朝鲜背后的。实际上，在朝鲜问题上，中国和朝鲜近来的一系列高层互动，已经大大加深了外界的这个结论。 天安号开始扩大中西认知分歧 天安号之后就是南中国海问题。因为美国认为中国没有在天安号事件上尽到责任，所以就在其它问题上来责难中国，南中国海问题就提了出来。之前，尽管一些东南亚国家也在尽力邀请美国介入南中国海问题，但美国并没有答应。天安号事件之后，美国不仅爽快答应，而且还主动进攻。紧接着，又发生了钓鱼岛水域中日撞船事件，美国行政当局显然是站在日本一边的。而最近的朝鲜炮击韩国岛屿事件，不仅使得东亚局势复杂化，而且也在加速西方对中国的负面看法。 中国当然不这样看。在很多中国人看来，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是被动地卷入进去的或者是被动回应，甚至是受害者。无论是朝鲜半岛、东海、南中国海，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国的目标都是稳定。如同在国内政治，外部稳定也是中国领导人的最高利益。只是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的时候，中国政府才作出回应，并且中国回应的目标也是求得稳定。 再者，在中国看来，在几乎所有这些问题上都是美国因素使得问题复杂化。很多中国人很难理解西方的中国认知的变化。很显然，中国的认知和西方的认知形成了很大的差异甚至对立。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有关方面越来越注意中国的国际形象问题。大国需要一个好的形象，或者说需要软实力，这一点早被注意到。这些年来，中国启动了很多庞大的公关工程（如孔子学院、媒体走出去等等），希望改变国家形象。不过，在实际层面，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形象问题似乎越来越严重。随着中国崛起，外界对中国的担忧越来越甚。自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发展照旧，而西方一蹶不振，更使得西方自信心受到负面影响。 尽管中国的发展不会因为西方的担忧而延缓，西方的担忧也是西方的心理调整问题，不过，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也有很大的责任来创造条件，使西方理解自己。中国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改善自身形象让西方来接受。西方的中国认知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中国国际行为，和中国所塑造的中国形象之间的严重脱节。中国的国际行为严重地制约着中国的国际形象。在不改变国际行为，尤其那些对国际形象有深刻影响的国际行为，就很难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在国际行为方面，中国从中央到官僚阶层（包括地方）到社会，都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经常把中国的良好愿望，推向一个中国并不想要的结局。 缺乏外交高层协调机构 首先是决策层没有一个有效的外交权力和决策机制，使得对很多重大的国际问题只能作被动反应。笔者强调过，今天中国的外交角色早就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牵涉到中国的方方面面外交部、中联部、商务部、安全部、国防部、大型国企、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等等。这些部门都有自己的立场和利益，它们对中国外交有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不同的是，其它大国有高度制度化的协调机构，但中国没有。协调机构（例如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大都是实体，不仅协调各方面的意见和利益，也对重大国际问题有深刻的研究和分析。中国尽管也有类似于国家外事领导小组的协调机制，但却是虚体。因此，不仅对重大国际问题缺少研究和分析，更谈不上有什么预期。更为严重的是，一旦一个重大事件发生，不知道如何理性回应。一个现象是，对外交事务，不管大小，中国的回应总是有的，但不同的回应，或软或硬，在大多场合，都显得不得要领。 中国国家庞大，内部事务繁多，领导层大多必须把精力放在内部事务。这也可以理解。问题在于，中国的发展是通过全球化取得，已经是世界少数几个贸易大国。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的内在部分，并且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周边外交、地缘政治、大国关系等所有方面也正变得越来越复杂。这要求中国必须具有一个非常重量级的最高权力结构和决策结构来协调外事。没有这样一个机制，不仅中国外交崛起纯属空想，而且外在环境也会每况愈下。 高层缺乏有效的外交权力机构，外事的很多议程就落到了中层官僚手中。在很大程度上，中层扮演了其它国家高层所应扮演的角色。在这个层次已经出现了非常多的问题。首先是中层官员的确如外界所认知的，正在变得比较傲慢。中层官员，无论是中央部委还是地方政府，是政策执行者，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一些官员在执行中央政策过程中，产生了有钱就了不起的感觉。中层官员有太多的自主权力，政策执行工具似乎变成了决策者。中国的钱是花出去了，但花的方式有太多的问题，结果导致了很多负面的效应。 外交事务政出多门 其次是中间层外交声音繁杂。在一些重大领域，正式的外交系统少有声音，但其它部门的声音则很宏亮。例如，最近这段时间，在很多问题上，军方一些人的声音过高，过强硬。中国实行党指挥枪，军方声音大，外交系统声音小，给外界造成错觉，似乎是军事替代了外交。地方政府也是这样。地方政府，尤其是边疆的一些省份，要发展经济，和境外国家交往，这完全可以理解。但各方面所使用的术语则大多是战略性的，加上一些类似于地方土皇帝的行为，给周边国家造成不好的影响。 中间层也往往缺乏理性的考量，例如在南中国海问题的表述上。尽管南中国海对中国的重要性如何表述都不会过头，但因为涉及到那么多国家，表述必须具有总体外交考量。一些官员没有这样的考量，随意地不分场合表述自己的意见。今天，尽管中国并没有官方的文件，公开说南中国海属于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但是一些亚细安国家和美国的确是这么理解的。 再次，中间层也很难从国家的整体利益来看待和处理问题，结果往往是该强硬的地方强硬不起来，如朝鲜问题；而不该强硬的地方则显得无限的强硬，例如人民币升值问题。在朝鲜问题上，尽管中国的心愿是好的，即为了半岛的稳定，但给人的感觉是，中国尽管总是站在朝鲜背后，但总不想真正有效地来制约朝鲜，这样一步一步地被拖着走，最终酿成危机。在人民币问题上，尽管升值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战略问题，但中美两国的巨额贸易逆差，的确是必须正视的。不解决这个问题，双方各自的经济难以持续，并且会给整个世界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而这个方面，中国又显现出无限的强硬。这并不符合中国本身的利益。贸易平衡问题既可以通过人民币升值来达到，也可以通过提高中国劳动者工资来达成。在这两个领域，中国都有空间，但就是不能执行下去。当然，这里不能忽视中层的既得利益问题。如果中层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那么国家的总体利益必然受到损害。 民族主义情绪让外界担忧 社会层面的变化也对中国的国家形象不利。这些年来，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一些智库研究机构、大学等研究人员开始呈现出过分自信的态度，普遍弥漫着一种对外强硬情绪。例如在和美国的关系上，从前大家强调合作多，现在中美对立、冲突论在很多方面有成为主导话语的趋势。 这里最让西方担心的是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民间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还是非常简单，主要体现为喜、怒、哀、乐的情绪表达。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对国家的认同感，这非常有必要。但对这场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也应当作反思。很显然，如果不能确立理性民族主义，民间非理性的民族主义不仅有损国家形象，也会给中国本身的外交带来无穷的压力。 应当指出的是，在这场持续的爱国教育主义运动中，一些商业性报纸找到无限的市场，它们把民族主义情绪推至极限。社会上的一些人被各种方式训练成只会作简单的爱国思维，作简单的爱国反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表现为义和团主义和民粹主义。而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强硬者总是可以以爱国主义自居的，而理性一些的人则往往被骂，被谴责。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已经形成了爱国主义的两难：被训练来作出本能的爱国反应，但在实际层面则有效损害着国家利益。 从前中国弱小的时候，民族主义可以理解，因为民族主义是弱者的武器。但现在已经崛起了，民族主义就失去了方向，显现出极大的非理性。再者，民族主义的对外性质，更使得情况变得复杂。中国通过融入世界体系而崛起，既受惠于体系，也正在为体系作出自己的贡献。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应当反思本能式的民族主义了。在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还会生存下去，但需要的是理性民族主义。 在所有这些因素影响下，不难理解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变化。但很显然，这种气氛如果不能改变，对中国的国际环境非常不利。如果中国不能有效改变西方的这种认知，不仅中国和西方的关系难以为继，而且这种认知也会影响到中国和众多邻居，甚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西方的认知也不是不可以改变，因为这种认知并不反映中国外交的真实面。如何向国际社会呈现中国外交的真实面，则是中国的责任。作者是国大东亚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