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经济有哪些中国值得学习的

⑴ 根据新加坡经济发展的过程 中国发展经济可以借鉴哪些成功的做法

新加波的地理优势是海运战略交通要道，所以注定是个弹丸小国。并无多大借鉴意义。楼主是不是交作业啊，提这问题的老师是脑残啊

⑵ 新加坡经济的发展对西部地区首府经济发展有何启示

新加坡的发展对我国没有任何借鉴意义。因为新加坡是典型的以国家为名义的，只不过领导人赶到好时候才给他发展起来，我们学习他没有任何前途，不如学习欧美发达国家经验。

⑶ 新加坡经济的发展对西部地区首府经济发展有何启示广西是中国面向东盟的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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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有哪些成功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一）努力保持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着力打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

（二）实行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正确发挥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和引导作用

（三）高度重视对外开放，积极寻求外部合作，充分利用世界资源和国外市场
（四）严格按照市场化原则管理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
（五）其他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的成功做法
1.土地出售资金管理制度
2.电力产业监管制度
3.注重人才的引进、教育、培训和科技创新，培育新加坡经济发展的资源优势和核心竞争力

⑸ 韩国 日本 新加坡三国经济发展中有何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中国以及南亚的国家现在正在走亚洲四小龙当年的路，作为世界工厂，承接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但四小龙国土（地）小，或者有着优越的地理区位（在当时世界格局下），容易完成原始资金积累和之后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国盘子太大，没法像四小龙那样全部带起来，所以只有东部沿海地区才发展较快，有了原始积累现在也喊着要调产业结构，所以这些产业往内地迁，或者南亚其他劳动力更廉价的地方迁。新加坡和香港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行政管理能力，现在主要靠影视娱乐、旅游度假购物；日本和韩国到是值得我们学习，汽车和数码产品等民用科技在世界数一数二。中国这方面做得不够，跟政府的扶持有关；地方政府或者大部门（央企）都唯GDP是尊，要的是在自己任内高快强等表面数据来表现自己的政绩，不会有心思为当地的长远发展谋划。比如近几年高速发展的房地产，不消说，住房条件有所改善，但更多的是政府超限透支资源，加上拙劣的执政能力甚至是低劣的手段导致社会畸形发展，社会资源和财富过度向一个行业聚集，向少数人聚集，而这个行业其对社会的前进推动作用有限，对于中国来说，又不像迪拜那样能对外创造外汇。就像关上门，满屋子捣鼓一个东西，捣鼓的很起劲，整个屋子都沸腾了，但对屋子本身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房地产本身发展的结果仅仅是部分民众（如果不是本行业及相关行业人员需以高昂的代价）住房条件有改善，更多的是社会财富再度畸形分配，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在拆迁过程中出现各类暴力事件。近几年快速发展的高铁也是，当时在任者为了追求快速发展，抛弃自主研发的核心数控技术，全部花钱引进，风风火火的建设，结果是关键技术在别人手里，自主研发的没有得到支持和发展，捣鼓的只是一堆废铜烂铁，技术含量有限。这就是一般政府管理者的思路，不谋为国家为当地力根基，只图表现。中国地广，但农业落后，土地资源没能充分科学合理利用，大部分的地方政府缺乏引导和规划能力，扶持力度有限。工业和制造业要更注意细节，提高附加技术含量，树立品牌和注重品牌信誉。对于中国来说，工农业才是社会的根基，根基力不稳，整个社会可能一时走得快，但走不远，还有可能重重绊倒。古代君王重农轻商，在现在的中国也是有一定指导意义的；如果把世界看作一个国家，重农工轻商也是正确的，这才是共产社会。未来，或许是这样。

⑹ 新加坡的国企改革经验对中国有用吗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新一轮顶层设计即将出台。当前坊间流行的猜测是，政府将以新加坡淡马锡模式对国企进行改革，于是国内舆论对淡马锡模式的关注再次升温。

其实淡马锡模式进入学界与决策界视野久矣，但如何正确理解却是问题所在，这需要回溯淡马锡模式诞生的历史条件、该模式的当前特征，以及它所折射的新加坡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模式的大环境与大背景。

一

新加坡从1965年独立之初就走上了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道路。在独立后初期，政府主导的侧重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模式，一直是主要的经济战略。这项战略为新加坡提供了亟需的就业机会。政府创办的国有企业，也一度成为新加坡的核心国际竞争力所在。国有产业不断经历转型，从最初的造船业、交通运输业，发展到后来的石油化工与高科技产业，一直是新加坡经济的中流砥柱。

到了197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的数量日益增多，对其进行管理的任务也变得愈加复杂繁重。于是在1974年，新加坡决定由财政部组建一家专门经营管理各类国有资本的资产运营与管理公司，淡马锡控股公司因而成立(“淡马锡”一词是新加坡的古称)。后来，淡马锡成为新加坡最大的国有投资控股公司。

淡马锡持有并管理旗下企业的投资，为新加坡政府的长远利益服务。新加坡政府对其赋予的职责是：“通过有效监督和商业性战略投资来培育世界级公司，从而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它旗下是一个巨大的企业联合体，涉及各种产业领域，其中大多数是新加坡的核心企业，主导着该国的经济命脉。据报道，目前淡马锡以控股方式管理着23家国联企业(政府控股公司控股、参股的企业)，包括14家独资公司、7家上市公司和两家有限责任公司，下属各类大小企业约2000多家，总资产超过420亿美元，占新加坡GDP的8%左右。

必须非常明确的是，淡马锡在法律上是一个企业，而不是政府机构，是私人领域的法人，而不是公共领域的管理者。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正是淡马锡模式的精髓所在。新加坡财政部持有淡马锡100%的股权，财政部投资司负责监督淡马锡的运营，对于一些重大的决策，淡马锡必须听取新加坡财政部的意见。淡马锡每年在从下属公司获得红利的同时，也将50%的利润上缴给财政部。但是在通常情况下，淡马锡拥有完全的经营自主权。

二

在内部公司治理方面，淡马锡也反映了新加坡国有企业的典型样态。财政部是国有资产的最高所有者，其内部的董事任命委员会掌握淡马锡的人事权。但财政部对淡马锡公司治理的干预非常有限，只是任命公司主席和董事，审阅每年的财务报告，在必要的时候召集会议讨论公司绩效和重大计划，并在淡马锡并购或出售在国联公司中的股份时参与，以这些途径来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除此之外，淡马锡的日常经营完全由其自主。

与此类似，淡马锡与其旗下企业的关系也是如此，不直接介入其经营决策，只是通过董事会来对其进行管理。旗下企业的日常投资经营活动由其自身的团队负责，淡马锡只对旗下企业通过商业化运作和价值化管理两大标准进行控制。

在国有资产经营方面，淡马锡遵循市场化原则和股东收益最大化目标，投资风格积极而稳健，确保了新加坡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淡马锡在新加坡国内和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投资地域和投资行业都遵循风险分散原则，以确保合理的利润。

就公司内部机构设置而言，淡马锡董事会下设常务委员会、审核委员会及领导力发展和薪酬委员会三个专门委员会，其中独立董事占绝大多数，以保证董事会的独立性。董事会与经营层分设，高级经理层由董事会聘任，对董事会负责，董事会对其进行考核和监督，股东委派的董事履行监督作用。政府任命的董事、独立董事、经理人之间分工明确，职权清晰，确保董事会的公正与效率。很明显，董事会的设立使国家作为所有者的地位清晰化，从而避免了角色虚化所可能导致的过度干预问题，起到了阻断政府不当介入的作用。

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淡马锡是新加坡实现国家战略的一个工具，但是公司并不完全是政府的附属物，并未因承担政府职能与意图而失去灵活性。投资主体与决策主体分离，使淡马锡在承担国家赋予使命的同时，不像有的国家的国有企业那样陷入僵化低效的泥潭。

淡马锡虽然是国企，但不享受特殊保护和优待，而是必须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这也是它区别于有些国家国企的重要特征。同时，高效的内部法人治理结构保证了它所管理的国有资产的运营效率。淡马锡作为国有公司，实现了非凡的经营业绩，在全球享有盛名，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框架，这的确是值得其他国家学习的。

三

从大的角度看，淡马锡只是新加坡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制度最成功的样本之一。一直以来，国有经济在新加坡经济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新加坡也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国有资产监督与管理制度。

当前的新加坡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政府部门、法定机构和政府控股公司，以及国联企业。

法定机构和政府控股公司按照政府经济战略，具体实施经营活动，指导国联公司的经营。政府主要以股份形式对国有资产进行经营管理，以各种方式保持在国联公司中的控股地位。国家以股东身份行使国有资产的所有权，通过任免董事长、董事以及同企业签订计划合同等方式来主导企业发展方向。

显然，国有企业如果采取政企合一的方式，由政府部门直接运营，则政府行政职能与企业功能通常难以界分清楚，政府是制定法律与政策的“裁判员”，又直接是负责企业运营的“运动员”，显然会产生各种寻租腐败问题。因此，势必要把两种职能分开。政府控股公司是作为独立法人出现的，拥有投资经营决策的完全的自主权。也只有在把两种职能分开之后，企业才能不再依赖政府，直接参与到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去发展壮大自身，这正是新加坡国资管理模式的核心所在。

新加坡财政部门设有董事咨询与委任会议，由其任命和罢免控股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董事会成员并不直接参与国联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而是由专门聘请的职业经理人负责。政府控股公司是国家作为资产所有者的代理人，通过控股权管理国有企业，但具体的国有资本运营完全以市场化方式进行。与私人企业相比，政府控股公司不享受任何特殊待遇或保护，必须在市场和法治环境中与其他企业平等竞争，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以专业方式经营管理。在另一层面，政府控股公司对于旗下企业的日常运营也不过度干涉，下属企业是拥有自主经营权的市场化主体。

在新加坡，政府与市场职能得到了充分的厘清，政府对控股公司的管理主要在人事权和收益分配权上。政府派出的代表担任政府控股公司董事会的董事，代表政府行使资产管理职能，重大的经营活动要受到政府的掌控，但是监督权和管理权是分离的，政府并不直接干预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鼓励企业采取市场化的冒险性经营行动。

同时，新加坡对国资管理的外部监督机制非常强大高效。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方面，既有行政主管部门监管、审计监管和议会监管，也有完善的企业内部监督管理机制。在惩治腐败方面，新加坡的法治非常严格，在国企管理领域也不例外。在政府控股公司中工作的公务人员的活动要受到反贪机构的严格监控。

另外，政府鼓励新闻媒体对侵吞国有资产等贪污腐败嫌疑进行严格的监督。报纸、电视台等机构会频繁报道国联企业的日常经营与动向，使其一切行为都暴露在阳光之下。新加坡政府还规定，任何机构和个人只需花费5新元，就可以在注册局调阅任何一家国企的资产管理信息资料。这正是发挥政府和公民社会两方面的作用来保证国有资产管理者的清廉。正是在这些制度的保障下，几十年来，淡马锡等新加坡政府控股公司所经营的国有资产没有流失，而是不断增长，与此同时还打造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全球性企业。

总体上看，新加坡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层级性强，相互制衡色彩明显，整个国资管理运行过程都在严格的法治轨道上运行，遵循明确的规则，同时受到来自政府、行业内部、媒体和社会公众的严格监督管理。新加坡的国有企业遵循现代企业制度，内部治理机制完善。经理人在聘任机制和薪酬待遇等方面实行市场化安排，但同时受到法治的制约以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实现了激励与约束的统一。股东、管理层、职工、独立董事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形成了合理的权力安排架构，企业既对股东负责，也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这对许多承载着大众期待和公共利益的国有企业来说尤其重要。正是这些制度的结合确保了新加坡国有资产管理的成功。

所以，深入研究新加坡模式，的确有助于中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创新。但前提是中国从新加坡经历中提取和吸收正确的教训，比如尊重市场、厘清政府与企业角色等等，同时应充分考虑到两国整体环境的巨大不同和制度移植的困难性，认识到成功的借鉴不仅是借鉴技术化的机制设计，更重要的是学习新加坡系统性的市场经济与法治制度。

⑺ 新加坡发展物流的经验有哪些值得我国借鉴

借鉴新加坡经验,发展我国现代物流业

1.借鉴新加坡政府的做法,发挥政府在推动物流业快速发展中的作用

我国现代物流业发展的任务将非常重,市场需求也很大,需要政府、协会、企业共同努力，共同促.进和推动中国物流业的发展。因此,要推进我国物流业的快速发展,必须有政府的支持,确定物流业的主管部门，承担物流发展的规划、政策制订与运行管理的协调。借鉴新加坡政府积极支持物流业发展的经验，将现代物流作为支柱产业的主要地位,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提高效率、效益和竞争能力为中心，积极采用先进的物流组织管理技术及装备，推进物流的稳定快速发展,以建立现代物流服务网络体系为总体发展目标，为现代物流服务网络的建设提供体制、政策和法规保障;各类工商企业要逐步提高利用现代物流的积极性,为现代物流的发展提供有效需求;各类物流服务相关企业，要积极改变传统经营模式和方式,为现代物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资源条件。

2、创造积极的政策环境,加强行业协调和行业自律

现代物流业在我国是一个新型的复合型产业,物流工作涉及到了方方面面,需要良好的政策环境。近年来，物流管理方面的软环境随着各方面现代物流观念的加强，管理方法和手段的改进,政府支持政策的出台,已经有所改善。但不足的是,像税收等扶持政策落实得还不够,部分地区存在有令不行现象。同时,物流企业尤其是以道路运输为主的物流企业，面临激烈的无序竞争压力，经营环境有所恶化。一方
面是燃油价格大幅上涨，加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经营成本出现明显上升。另-方面，由于竞争激烈，运输价格不升反降，导致超载现象难以根除,严重制约了国内物流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在现有与物流相关的行业协会的基础上，通过重组或职能扩充、转变,在现代物流发展综合协调机构的组织下，共同承担管理部门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进行协调、咨询、服务、沟通的职能，使协会组织成为物流业发展的积极推动因素之一。

3、加快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物流效率

加快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我国现代物流服务业,将从整体上扩大流通规模，提高流通速度，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从而改变经济运行的方式，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从目前来看，还需进一步投资建设的交通基础设施包括:铁路建设,快速提高铁路运力;民航机场建设改造,增强空运能力;水运设施建设,提升航运能力;公路建设,形成贯通全国的公路网;通过投资建设,促进交通基础设施快速发展,初步形成现代综合运输体系。除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还需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信息化带动现代物流发展奠定基础。从国家来讲,需要加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推动信息产业发展，使我国信息产业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从企业来讲,需要进行企业流程再造,以市场需求为起点,以创造企业定单为经营原点，以信息化改造传统的产业存在模式和生产经营过程为主体,以推行电子商务为手段，积极导入现代物流理念和技术手段，为在全社会加快建立现代物流体系创造了基础。此外,促进物流业更快更好发展,还需要加快城市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变重运输、轻仓储的传统观念,加强物流配送中心建设。在物流配送中心提供综合化服务,即为客户同时提供商品储存、运输、包装、装卸、加工、信息处理等服务,可以获得综合服务效益,能够有效降低物流费用，还便于实现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物流现代化和发展电子商务。

——更多物流行业相关规划及信息请参考：前瞻物流产业研究院。

⑻ 中国转型，从新加坡模式中学什么

人民行动党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积极提供全方位的社会福利，发动政党机器动员大众参与真正的选举以支持自己，以此来击败挑战者，这也是共产党应该学习的转型勇气与经验。 查默斯·约翰逊(Charmers Johnson)在其影响深远的日本经济奇迹研究着述中，以这样的话作结：日本经济导向型国家制度的建立是日本创新和实践的产物，所有国家都应该根据自身条件建构他们自己的国家发展制度。这句话让我喜不自禁，既因为它与我们长期浸淫其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有异曲同工之妙，还因为约翰逊耗时十数年证明了日本的成功绝非西方化、市场化那般简单，每个国家的成败自有内在机缘，不可模仿，甚至也难以借鉴。在国家的发展问题上，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不仅仅是统治集团或攻或守的意识形态堡如当初甚嚣尘上的儒家文化圈，还关涉到后发国家政治转型的重重险境与障碍英国、美国、日本，每个榜样都具有不可复制的独特性，在多大程度与哪些方面借鉴西方或者借鉴东方，实在是各国政治发展与转型中最重大的课题，须谨慎小心。 本文要讨论的是新加坡与无往不胜的人民行动党的榜样问题。做为一个疆土面积、人口、资源与市场都极其有限的城市经济体国家，新加坡与中国的区别可谓是天壤之别。新加坡之所以能入正在探寻政治经济转型门径的中国的法眼，原因非常简单，同为一党制威权政权，人民行动党顶住了第三波民主化的潮流压力，成功地完成了威权家长制的现代转型和长久执政，也许还建立起新加坡经济持续发展的机制。中国通乔?史塔威尔(Joe Studwell)曾不无幽默地指出：像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和中国大陆这样华人占绝对多数的社会里，推崇文化发展论被本地的和殖民的政客用来解释各种各样明显不合理的社会控制。向新加坡学习的姿态还印证了格迪斯(Barbara Geddes)对于威权政权的研究：一党制政权的存续时间要长过军人政权和个人独裁政权，但一党制政权内领导层的斗争通常不会引发转型。 今日中国官学两界对新加坡政治与治理模式的推崇，清廉、法治严明和人人有居所的社会稳定有序与福利状况，既反衬了中国政治与社会的贫富差距与法治不力、腐败盛行状况，也提供了中国政治未来发展的目标与愿景。但问题在于，目标可以同一，路径恐怕难以同一，如若一厢情愿地以为新加坡只是因为坚持了一党制而轻易实现了这些目标，那么对中国未来政治转型只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本文通过追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崛起与出口导向型工业发展战略的由来、特点及缺陷，来说明为什么人民行动党和新加坡不足以作为中国未来政治与经济发展的榜样。 人民行动党的权力获取与巩固 二战后伴随着亚非拉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左派占据各国政治舞台核心位置。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新加坡，左派仍是政治权力的主要竞争者。人民行动党作为温和民族主义政党派系的崛起、壮大和掌控国家政权的历史 ，就是一部消灭左派政治集团的过程。成立于1954年的人民行动党也有两个阵营：温和的民族主义领导层，以李光耀和其他受过英文教育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为中心;另一方是左派，他们普遍同情遭到禁止的共产党。此时在自由派的劳工阵线(Labor Front)组建的联合政府氛围下，左派通过组织劳工、统战策略、强调民族主义和去殖民化来发展壮大自己。当左派组织劳工和学生与政府的对抗活动时，李光耀也在致力于自己的统一战线。1957年，左派几乎取得了对人民行动党的控制权，但温和派由于联合政府扣押人民行动党的主要活动分子而得以保存。 此后，温和派沿着两条路线巩固权力：一、在党内，李光耀引入了党员的等级制，在普通党员与干部党员之间做出区分，并允许温和派领袖长期在位。在抵制共产党渗透的名义下，人民行动党转变成了一个用大众政党伪装起来的干部政党。二、通过选举。人民行动党的领导层提出了颇受欢迎的民族主义纲领，包括了社会服务的提供、经济发展以及与马来西亚合并。1959年，人民行动党赢得了全部选票的53.4%，占据了51个立法会席位中的43个。左派随后脱离人民行动党组建社会主义阵线，李光耀选择融入更加保守的马来西亚联邦以抑制左派。凭借对全民投票的控制，人民行动党诉诸全民投票来决定是否合并入联邦，它利用劳工和教育政策来巩固政治支持，因而轻易赢得了信任投票，自此权力日益巩固，左派开始衰落。 1963年，李光耀以国家安全为由实行秘密警察、不经审判的拘捕和压制言论自由的压制措施，通过冷藏行动逮捕左派领导人，并在选举过程中抵制极端分子，最终使得左派彻底衰落。但仅仅这样一些消极的政治控制手段并不足以使人民行动党的权力稳固持久，更为重要和根本的因素在于，人民行动党策略性地运用国家资源去构筑支持基础，并笼络和控制潜在的反对派。左派在人民行动党中下层和劳工运动中占据了关键性位置，李光耀首先采取的措施是解散市议会，并把城市政府的职能集中到国家层次上来，人民行动党由此控制了公共服务的提供，尤其是住房。在地方选区，政府和政党的融合日益加深。在政党活动同级开展的地方，新成立的政府机构，比如公民咨询委员会和社区中心，就取代了政党组织的角色和功能。 人民行动党对国家的控制结构的形成，源自左派的脱离造成的重大生存危机，工会总会也随之分裂为倾向人民行动党的全国职工总会和倾向社会主义的新加坡工会联合会，劳资纠纷成为两者激烈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伴随严酷压制措施的，是全国职工总会在财政上依附于政府，其领导人也由人民行动党挑选。为了应对官僚集团内部对于其政治策略的抵制，人民行动党发起一场整肃，取消了高级公务员的生活成本补贴，并引入了新的纪律程序，依照公务员对党的态度来决定去留和恩罚。为了驯服官僚集团，李光耀政府还在常规官僚机构之外建立了国营或半国营机构，用以执行其计划，如公用事业委员会(1959)、房屋和城市发展委员会(1960)、经济发展委员会(1961)。 到1963年，新加坡新的政治结构逐渐显现。政治权力集中在李光耀和行政机关，立法机关的重要性下降，甚至连人民行动党本身也变得比它名义上控制的政府更不重要了。通过改组过的工会运动，地方政府和公务员紧密的组织网络，左派的政治根基逐步被纳入人民行动党的势力范围。但总的来说，那时的私营部门与社会在实力与政治上都是极为弱小的，这为人民行动党的行动与政策提供了相当的自由度。并且，不容忽视的是，二战后的古典发展主义潮流所秉持的经济理念与意识形态是约束市场与保护社会，所以国家干预的权威性并未遭遇到太多质疑与挑战。 独立运作的经济技术官僚与严格的劳工控制 作为城市经济体，新加坡和香港地区都拥有强大而独立的行政机关，弱小而从属的立法机构，以及独立运作的经济技术官僚，这些政治因素使得它们的经济政策与治理过程既实现了高度专业化，也保证了政策连续性。经济官僚机构的独立性从根本上保证了经济决策的去政治化，而经济决策的政治化诱惑在拉美、韩国、印度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极为严重的发展障碍。新加坡出口导向型增长能够成功，首先在于经济决策权的集中扩展了政府手中的经济工具。决策权的集中和伴随着名义上为市场导向型战略的干预模式，核心的机构是经济发展委员会，它不对国会负责，享有很大的运行自主权，并把众多的政策工具集中在一个实体中。另外还有投资促进部，类似于韩国与台湾地区的贸易促进组织。 经济结构不同决定了国家对外部约束的回应不同，新加坡没有内部市场，于是集中精力寻找新的制造业领域并增强其作为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的地位。其国际转口港的地位与香港的国际定位相当，这点决定了其政治、经济结构与中国现在和未来的政治、经济结构会有根本不同。新加坡的与众不同在于其工业发展政策的受惠对象是外国公司，所以其工业化的主要政策工具是劳动力市场政策，而与市场规模更大的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的政策工具都不同。人民行动党仰仗它对劳动力市场的控制，迫使外国公司和具体的目标部门进行调整，以此来获取支持。可以说，新加坡代表了出口导向型增长与劳工控制之间关联性的最为明显的例子。 在经历了20世纪50、60年代的劳资冲突对外国投资的威胁后，内无市场、外不能吸引投资的交困局面迫使人民行动党推出新的劳工立法，以限制直接和间接的劳动成本，从而扩展了管理上的自主性，而且削弱了劳工运动的独立性和势力。新加坡的经济政策反映了人民行动党的偏好：庞大的国有部门、干预主义国家和跨国公司占主导的倾斜的三方联盟。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衰退的出现激发了社会对政府的经济管理以及公共部门和国内外公司之间的权力平衡的激烈反对。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成长起来的社会与私营部门要求改变保护性、施恩性的家长制，但国家对经济的高度干预仍被第二代领导人所继承。人民行动党从工会外部指定领导人且分化劳工运动、限制工资增长的行为，使得工会内部开始分裂，劳工控制变得不那么轻松如意。 新加坡劳工控制受益最大的是外资与外企，这与拉美国家雷同。外国投资可能有助于技能形成、技术发展和营销技术，但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大量引入，实际上对所在国的技术提升、国民收入增长作用微弱。除了新加坡，外国直接投资在其他亚洲新型工业化经济体的资本形成总额中的作用一直比较小。并且外国直接投资的部门构成往往表明了各国不断变化的比较优势和产业政策对本土企业的影响。到20世纪70~80年代时，韩国与台湾地区的本土企业已经控制了本土的主要经济部门，只有在电子部门，外国企业才比本地企业为出口做出了更多的贡献。2000年前后，韩国、台湾地区的电子产品也逐渐位居世界前列，而东南亚国家包括新加坡不曾生产出自己的品牌。所以史塔威尔将东南亚的发展模式称为没有技术的工业化，其经济增长来自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生产力提高的贡献极少，而这也是今日中国经济转型的困境所在。 在新加坡，外资企业的扩展远较本国企业迅速。各种衡量方法表明，新加坡和香港地区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地方。新加坡和东南亚其他国家所经历的发展是没有技术的工业化，其出口型工业的规模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从根本上削弱了这些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因为它减轻了政府制定更多有效的国内经济和政治政策的压力。中国虽有着庞大的国内市场，但是其60%以上的出口产品都由外国公司制造，大部分跟泰国或马来西亚的出口加工模式相似。中国具有竞争力的品牌公司和产品还比较少，很多公司只是跨国公司的供应商。这些都说明了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更接近新加坡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依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导向型模式，而没有开发技术、创建品牌和提高生产效率等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特征。 劳工控制既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相悖，并且更重要的是，劳工控制是与独特的外资外企独大、外资发展导向型工业政策相关的。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中国出口下滑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困境恰恰表明，过分依赖出口与外企，犹如流沙之上造房般不可靠。高柏认为，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其顺应了与日本古典发展主义所不同的新发展主义潮流，新发展主义的理念不同于国家干预与保护市场，而是释放市场的资源调配作用，更加积极地融入国际市场，并约束国家的不当的、违背市场的干预行为。中国经济GDP贸易依存度过高，虽然意味着中国经济更为开放，但没有自主品牌，以廉价劳动力要素参与全球生产分工，因而处于财富分配链条的末端。这也说明了新的内外形势下呼唤新的发展规则，中国对经济领域的干预，对新成长起来的社会群体的管理方式必须转变。 政治上来说，新加坡的特色如下：其一，开明专制式的家长制，领袖的引领很重要;其二，企业化的经济治理模式，这从根本上取决于城市经济体的规模;其三，独立的反贪污调查机构，但因为国家都是执政精英的，所以反贪可以将核心的执政精英排除在外。且不说人民行动党作为一个吸纳党员条件非常严格的精英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学而优、商而优甚至商学不优尽可吸纳的宽松进入门槛有着根本的不同;人民行动党对城市经济体施行控制所需的条件，与共产党对中国13亿人口的治理所需的条件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在新加坡，家长制统治的权威在社会与私营部门成长起来后面临的冲击与挑战也迫使人民行动党面临转型问题。 对应新加坡的特色，我们所得的教训有：第一，过度倚重开明专制与领袖个人的突出作用让中国现当代遭受到的教训最为深刻与沉痛。第二，虽然治大国如烹小鲜，但规模庞大的领土国家与城市经济体的治理方式之悬殊，如同当初整个欧洲大的一个国家与南地中海边的热那亚间的差异，领土国家广阔的内部市场与区域差异提供了无限的发展可能性，城市共和国的存续只能靠金融与商贸，并随时有倾覆的危险，实在谁也不必羡慕谁。第三，共产党一直像人民行动党一样，将自己置于清廉、反贪、法治的标准之外，今日中国的社会、政治状况已显示了立法者、执法者超越于法治与政治规则之外的最大严重恶果。 再退一步说，从工业化战略上来看，新加坡隐性的党政分离和技术官僚独立运作是经济决策过度政治化(最明显如唯GDP主义)的中国难以做到的。中国学者将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局(和建屋发展局)视作是独特的法定机构，却未能认识到这些隔离于社会压力与利益集团和政党的独立经济官僚机构对于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其实还是对新加坡经济成就取得的核心机制不明就里。如果要学习新加坡，经济决策去政治化和国家干预行为要遵从市场原则，以及依据自身局限性制定扬长避短的工业发展战略的务实精神，是中国经济领域未来脱困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人民行动党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积极提供全方位的社会福利，发动政党机器动员大众参与真正的选举以支持自己，以此来击败挑战者，这也是共产党应该学习的转型勇气与经验。(作者为南京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⑼ 新加坡经济改革和历史背景

为了借鉴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成功经验，近年来，我国每年都有计划地分批派遣领导干部、学者专家到国外学习交流。在诸多国家当中，新加坡无疑是一个热点。新加坡国土面积714.3平方公里，远低于中国任何一个省份，总人口530多万，还没有北京、上海的一半多。就是这么一个“弹丸小国”，为什么如此有吸引力？新加坡是一个国家，也是一座城市，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取得独立时，还是一个破落不堪的海港小城，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整个国家建成一座“花园城市”，在经济方面曾经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人均GDP是中国的十倍。为了探寻新加坡崛起的成功之道，学者匡导球前两年有幸参加了“连瀛洲纪念奖学金”项目，赴新加坡学习考察，并将其研究成果《星岛崛起：新加坡的立国智慧》公开出版。
公务员队伍专业化素质高
《星岛崛起：新加坡的立国智慧》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新加坡的历史渊源、政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社会保障与福利、廉政建设、文化教育、城市规划和环境方面的成功经验。在很多人眼里，新加坡之所以成功，主要是因为政治上实行的是权威主义和严刑峻法，当然，这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其实，一个国家的崛起有很多因素，作者认为：真正能让新加坡走向成功的，是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娴熟的法治手段以及真正的“为民服务”理念。一个国家若要走向真正的文明富强，公务员扮演关键角色，其素质的高低，影响着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的有效执行。
对于大众而言，公务员廉洁、高效的工作风貌，直接影响着政府的形象。廉洁是公务员必备的一种品质，而廉洁的基础是公务员不能有私欲，不能感情用事。如果公务员事事为个人着想，打自己的小算盘，那么在公务的执行中必然会损害大众的利益。当然，新加坡的公务员廉洁奉公，其制度约束是前提条件。俗话说：专业人做专业事。
新加坡正是因为倡导公务员的专业化，执行公务才显得高效。而我国有少数人，并无专业技能，依仗人脉关系进入公务员行列，对很多具体的公共事务并不在行，给人“外行领导内行”的感觉，并且公务处理中马虎草率，公务决策中考虑问题要素不周全。这样的人只会给政府形象的树立增加负能量。
为未来调整经济发展模式
从整体上看，经济发展模式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振兴。然而世界上的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模式，都是基于本国国情基础之上的探索与实践。从外部环境来看，新加坡除了地理位置与海港运输之优势之外，劣势则更为明显，如国土面积狭小、自然资源贫乏，连淡水供给都存在困难。新加坡在建国之初，社会凋敝、工业基础薄弱、失业人口众多，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新加坡政府在李光耀的领导下，没有照搬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而是结合新加坡的地域特点和现实情况，在上世纪60年代建国初期，就把经济发展定位为“外向型、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
作者在本书第一章“奋斗的历程”的章节中介绍，当时世界正处冷战的紧张时期，欧美很多企业家为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市场而苦恼，新加坡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取消了300多种关税，大力引进外资，在土地、税收方面给予优厚待遇。几乎是一夜之间，新加坡成为全球的“投资天堂”和“世界工厂”。新加坡依靠外资的大力推动，在短短十多年时间，实现了国家现代化的华丽转身。其实，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得到了很多启迪，中国也是依靠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才使得经济发展多年来一直保持高昂的态势。
然而新加坡政府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能够审时度势。当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民生矛盾得到有效解决之后，新加坡决定摆脱低工资和低生产的旧模式，提出了“第二次工业化”的发展理念。这个理念的核心，就是推进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以完成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和服务业的跨越。正是秉承这一理念，新加坡的高新技术经济、知识经济局面在上世纪90年代业已形成。新加坡为什么要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其实道理很简单：制造业在环境污染方面的缺点显而易见，新加坡承受不了“环境之痛”，另外，国家要实现经济良性发展，必须培育具有产业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
阅读本书时，笔者深深感受到，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现状，和新加坡上世纪90年代的情形尤为相似。经济发展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国家则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科技研发，以科技创新助推企业发展。但是中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巨大，突然关停那些环境污染严重但经济效益好的工矿企业，这显然也不现实。经济体制的改革，也确实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经济转型升级是一个伴随着阵痛的过程。
构建“幸福国度”的基石
作为一个国家而言，只有把经济发展的成果拿出来让人民共享，国家政权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的拥护与爱戴，国家的凝聚力才能真正得到强化。当前的新加坡，政府提出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消除贫困，并在住房、药疗、教育、食品等民生问题方面不断提升层次，为“幸福国度”的发展目标迈进。为了构建“幸福国度”，新加坡重点在“住有所居、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三个方面进行大胆探索。本书中也分别围绕这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这对当前我国不断改善民生提供了经验。尤其是住房与养老，笔者更为关注。
众所周知，由于土地空间的局限性，一直使新加坡的房价高位运行。但是新加坡政府为了一般工薪族买得起房，推出了以“自我积累、自我保障”为特征的中央公积金制度。新加坡的公积金和中国不太一样，中国的公积金有严格的管理程序，即便是买房或者装修之用，若要取出来要经历无数繁琐的手续。另外，每个人的公积金数目在房价高涨的今天只是杯水车薪。而新加坡人的公积金数目大、取款非常方便，并且看病、求学等等，也可以使用公积金。新加坡政府为了使每个家庭都能有房住，推出了由国家主导的住房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的策略。

“老有所养”的问题，是很多国家面对的又一个棘手难题。人民的晚年不能安享，幸福生活就是一句空话。本书第五章“自力者，他助之”中，作者认为，养老问题不仅需要家庭内部解决，政府的政策导向更为关键。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人老了就不能工作，不能创造财富，只有依靠家庭、社会、政府三个方面的力量才能担当起养老的重任。新加坡最初推出的中央公积金制度，就是基于“老有所养”的这个目标。民众退休之后，有权一次性连本带息取走自己“个人养老账户”上的全部存款，以作个人养老之用。
《星岛崛起：新加坡的立国智慧》这本书中，作者在介绍新加坡诸多成功发展经验的同时，常常与中国的发展现状进行理性的对比，这样可以带来更多思考的空间。总之，新加坡作为快速崛起的新兴国家，以统筹兼顾、协同创新作为发展的总体思路，书写一个岛国崛起之传奇。新加坡固然有很多方面值得中国学习借鉴之处，但是中国的国情与新加坡的历史背景不同、经济基础不同、人口组成与自然环境要素不同，中国的发展不可能在新加坡一一找到答案。中国的崛起之路，还是要靠中国人在摸索中寻找。

⑽ 新加坡还有哪里值得我国学习

新加坡作为多元社会的小国，族裔和谐，政治严谨，社会法治，经济成果，虽受国际赞赏，其制度与发展，并非适合他国国情社会，新加坡并不期望他国全面模仿，可作为参照通过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