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杀新加坡多少人

1. 新加坡大屠杀的屠杀人数

关于被日军“检证”杀害的华人数目
多年来因统计上的困难，一直没有确切的数字。1945年9月，英国随军记者博比·杰克逊认为人数达到5万。同月11日，《星洲日报·总汇报》引用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期出版的《彼南日报》提供的数字，说“新加坡检举不良分子7万余人”。
日本历史学家永三郎在他的《太平洋战争》一书中，引用了1942年出版的《朝日东亚年报》提供的资料，也说新加坡被甄别出的华侨有7万名。1946年5月，英殖民政府市民咨询局进行初步的登记，只查出2721名遇难者。在1947年3月10日开审的检证案战犯法庭上，控方只能根据登记所得，指控日军屠杀了五千以上的华人。但咨询局及华人团体都认为不止上述数目，由于“全家遭难或被难者原属单身，或大人遇难只余童稚，均无从填报，或认为无甚用处，不欲填报”，实际遇害人数要比登记数目大得多。
柔佛州苏丹医生班德拉博士在递交给远东军事法庭的书面证词中就断言：“我相信，在新加坡除去军人外，有15万以上的亚洲人被日本警察秘密处死或拷打致死”。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则极力压低杀人数目，掩盖罪行。当时负责检证而被指控的警备司令官河村三郎，供证他所负责的市区内只有四五千人被杀，而其他五位被告不是坚持说不知道，就是矢口否认曾经大规模杀害过华人。
1983年，日本新版中学历史教材经日本政府审查后，将“检证”被害人数由两万人改为六千人，这跟某些日本右翼分子极力压低南京大屠杀遇害人数的做法如出一辙。然而，无论侵略者怎样掩盖真相，事实是永远改变不了的。1942年出版的日本《朝日东亚年报》早就提到过，当年在新加坡共有七万人被检举；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证，因“检证”遇难的华人应超过二万五千名；而新加坡华人也一直都相信，被“检证”杀害的华人当在四五万名之间。无论数字的多寡，都不能减免日军大规模屠杀城市平民的深重罪孽。

2. 二战中日本在东南亚实行了哪些残暴统治

在东南亚，日本把自己打扮成“亚洲人的解放者”，标榜战争的目的是“赶走西方殖民者”，追求大东亚的“共存共荣”。然而，事实上日本在这里同样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在缅甸，1942年8月1日，巴莫在日本扶持下建立傀儡政权——“行政委员会”，一切群众性的民主组织均被取缔，民众稍有不满即受严刑拷打，甚至处死。“缅甸独立军”遭到解散，代之以“国民军”，实则是日军控制下的傀儡军。日本在缅甸共设警署334个，警察15968人，警察机构得到加强。除此之外，日本还建立了间谍和告密系统。1943年8月1日，缅甸宣布“独立”，日本顾问操纵一切，成为“太上皇”。他们驾驭于政府各部门之上，没有他们的同意和参与，任何微小的政策和措施都通不过。在马来亚，日本依靠当地封建势力与统治机构的合作去镇压农民、洗劫城市。日军大肆屠杀抗日民众和无辜人士。新加坡在1942年2月的“大验证”中，就有2。5万人被杀于海滩上；3年之内，竟有10万马来亚人惨遭杀害。日军还大肆屠杀当地华人，仅新加坡就有7万华人被逮捕和审问，5000华人被监禁，许多华人被当作练刺杀的活靶子，骇人听闻地遭处决。新加坡还被改名为“昭南市”，作为日本统治东南亚的政治、军事中心。日本将荷属东印度划分为3部分：第16集团军驻守爪哇和马都拉；第25集团军驻守苏门答腊；其余地区由海军管辖。各地设军政府进行统治，取缔进步组织，禁止一切政治活动，镇压抗日人士。在加里曼丹，日军一次就处死2万人。日本在菲律宾实行法西斯的恐怖专政，规定“任何企图伤害日兵和日本平民的行动”，都以枪毙10个菲律宾人来报复；日本还在菲律宾加强警察制度，城乡都建立了“邻组制度”，“任何违反日军利益的行为”和一切“不合作者”，都受到严惩。日军统治期间，菲律宾人战死和被屠杀者共111万人，财富损失(包括死亡人口折合值)共160亿比索，约合80亿美元。

3. 新加坡在1941年被日军杀10万抗日志士（多为华人），为什么现在更喜欢日本

新加坡是在二次大战以后才成立的国家，当时和日本打仗的时候，只不过是英国殖民地。所以新加坡人不认为当时抗日志士是为新加坡的诞生而献身，反而认为是为英国殖民主义卖命而死。
这样，他们的死就轻于鸿毛，当然不会有人纪念他们了，反而是英军战死的却有人纪念。

4. 新加坡大屠杀的介绍

新加坡大屠杀是指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占领新加坡后针对当地华人有系统的种族清洗。新加坡沦陷后是指日本统治新加坡的时期。日军尤其是宪兵队对当地的华人做出了诸多暴行，为报复新加坡华侨对中国抗战的支援，以及华侨对日军的抵抗行动，日本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便与参谋长铃木宗作和参谋主任杉田大佐等人一起策划了对新加坡华人的“肃清行动”。日军从1942年2月18日至25日进行了大检证又称肃清。他们在判定出敌对分子后，当即处置（死刑）。因为侦查的时候没有记录的关系，没有人知道真正的伤亡人数。最后日方抓走了几万人，当中绝大多数被带到郊区或偏远的海边予以集体枪杀，剩下则被送到泰国建造“死亡铁路”。但是日本和南洋两方都有不同的总数，日本的官方数字是5,000，可是新加坡华社给出的数字是100,000。战后的审讯中的证据提出的数字是约25,000至50,000人左右。二战结束后，新加坡人民开始有了政治觉醒，这次的沦陷让新加坡人开始相信要靠自己保卫这片土地，间接促成新加坡脱离英国的统治走上独立的道路。

5. 二战时期日军是如何攻占新加坡的

1941年下半年，德军转向东线进攻苏联，大英帝国本土所受的压力已逐渐减少，同时日本南下太平洋的意图日趋明显。丘吉尔决定派遣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反击号战列巡洋舰和护航舰只组成新太平洋舰队(Z舰队)奔赴远东。 12月4日，Z舰队达到新加坡。 Z舰队也就是防守新加坡的海军全部主力。这时马来半岛和新加坡陆军部队共有约8.8万，由英国、澳大利亚、印度和马来军组成，帕西瓦尔中将负责指挥陆军。空军有约150架老式飞机，如美国淘汰的F2水牛式战斗机。
日军的实际战略目标是盛产石油的荷属东印度群岛(现印尼)，袭击珍珠港也只是战略支援任务。为取得荷属东印度，必需要经过英属的马来半岛。日军对马来半岛的进攻兵分两路：一是陆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已经进占印支南部的近卫师团，从陆上进入泰国，占领曼谷后，沿马来半岛南下；另一路是山下奉文中将率领的第5和第18师团，分批从海上登陆。新加坡的防御是针对海上进攻的，岸炮只有极少数可以作大角度旋转，所以对付后面的登陆毫无用处。此时新加坡还有英、澳、印联军约8万人，粮食弹药虽较为充足，士兵士气低落，无制空、制海权。
整修一周后，马来虎山下奉文向狮城发出了致命的吼声。42年2月8日晨，日军炮兵和航空兵对新加坡岛上的火炮阵地、机场等设施进行了猛烈轰炸。随后，近卫师团在新加坡东北角的开阔地带佯装登陆，使守卫在东北部的英军主力第18师不能向其他处调动。2月8日夜，日军主力第5和第18师团乘冲锋舟在长堤以西灌木和沼泽地登陆，守在这里的是疲惫不堪且疏于防范的澳大利亚军。日军登陆后，着手建立并巩固登陆场，随后近卫师团也向西转移并在登陆场登陆。日军3个精锐师团并肩向南推进。至2月14日，日军先后占领了武吉知马高地、因保丁水库和加冷机场等要地，并对城区造成三面包围之势，同时加紧空袭。2月15日，在日军登陆一周后，帕西瓦尔签定了无条件投降书，这座“东方第一坚城”落入日军之手。
帕西瓦尔用了9周的时间最终将大英帝国苦心经营的狮城交给了日本帝国，其中战略处于被动当然是主要原因，但防御战术的失误也不可忽视的。

6. 新加坡大屠杀的事件纪念

日军在新加坡的“大检证”
以下是黄添右老先生的叙述。“日本军队在占领新加坡后，在人们还没来得及清理遍地瓦砾的废墟、掩埋被日军炸死者的尸骸的情况下，1942年2月中旬至3月初，侵略军就将新加坡划分为四个“检证区”。我所在被“检”的区域叫做水检证中心，是由日本皇军警备团和宪兵队负责“检”的区域。日本兵到各家各户驱赶12～60岁之间的男性居民，每人限带五天的粮食到其指定的区域内集中。“检证”中心在海山街。周边六条街道被用带刺的铁丝网围起来，周围有坦克车和日本兵监视。”
“我的姐夫叶秋涛带着刚满15岁的我，怀着愤怒和恐惧的心情进入了“检证”区域。天气炎热，环境嘈杂，人山人海，个个都汗流浃背，洗澡和大小便都极困难。一清早，人们就等待被“检”，日本兵不许排队的人站着，只准他们蹲在地上，拥挤中不免秩序混乱，有人争先恐后时，日本兵就用棍子殴打，打得他们头破血流。我们属于瘦弱之辈，当然不敢贸然参与到拥挤的人群中。”
“当我进入“检”室之前，姐夫嘱咐我要镇定，万不得已时，就只好跟日本兵拼了。有了这种心理准备，我倒是镇定多了，当我们站在小桌前接受日本军审视时，毫不紧张，日本军在一张纸条上盖了印章，手一挥，我们就拿着纸条从另一个门走出去。那张盖着章子的纸条印着以下的字样：昭和十七年，“检”，大日本皇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将。”
“人们拿着这张纸条走出门口时，门房除站着一名日本兵岗哨之外，还坐着另一个日本军头目，他手一挥将人们放行，指示走一条街道回家；或另一只手一挥，命令人们爬上停在街口的大货车。那些上了货车的，都是些身体壮实的人，他们被运送到新加坡樟宜或榜鹅的海边集体枪杀。人口不到百万的新加坡就这样被杀了5万人。”
“我住的那条街，有三个青年人被“检”上了货车，其中一个没死，偷跑了回来，长期藏匿，直到日本人投降后，才敢出来露面。那两个被杀的人，其中一个已婚，遗下了老母亲和新婚已怀孕的妻子，老母亲哭瞎了眼，含恨死去，妻子生了个遗腹子，母子俩过着凄惨的日子。另一个被杀者，留下了未婚妻，终日以泪洗面。日本人又去印度尼西亚抓爪哇青年到新加坡做苦工，病了又将其赶出集中营，以致他们饿死街头巷尾。这就是日本侵略者的所谓“解放”和“德政”。”
以下是另一位幸存者自述
“那年我21岁，未婚，住在胶园(现福建义冢附近)，靠割胶为生。3月26日当天清晨6点多，大队日军闯入小镇，着令全镇二三百成年男人全部集中到学校对面的篮球场，站着等候“检证”(甄别)。被令集中者，还包括兴华学校校长殷春初，教务主任朱绩夫和老师黄火生。鬼子命令男子脱掉上衣和短裤，只穿内裤一排排的蹲在球场上。从早上晒太阳到下午四五点。鬼子包围着球场，有的持枪监视，有的配长剑来回踱步。五六个兵负责检查男人的身体。据说，鬼子是检查男子身体有没有刺青图纹，特别是在手部拇指与食指间虎口处。鬼子认为，有刺青者，就是私会党，而私会党是抗日的。”
“当鬼子来到他身边正检查其隔壁的男人时，突然就把那男子带走。他心跳得很，心想这次没命了。他说，检查到他时，他手拿着的衣服，刚好衣角遮到之前曾擦烂过的，已不明显的黑色五花点刺青。鬼子没注意到而走到隔壁去。我逃过了鬼门关，但并没有被释放，而是又被拉进学校。过后，又一个一个排队出来问话。我不敢先出，待到最后剩下二三十人时才出。很幸运的，我顺利过关。到晚上才终于被释放回家。我马上走入山芭逃难。”
“肃清结果，共有15人被扣押，包括三名师长。他们被关在学校。第二天校长就押去太平宪兵部折磨。剩下14人在第三天凌晨，被押出村子，到不远的沙叻北火车站附近三和矿场与和合兴矿场旁(现今高压电塔边)，日本兵用刺刀疯狂刺杀14人。凄惨号叫声响彻云霄，连村子也听到。”
“怎料到在刺杀过程中，竟有一人可能绑不紧，挣脱绳索突然拔腿飞跑，冲到矿湖边纵身一跳，在黑夜的掩护下逃出生天。他就是40岁左右会游泳的教务主任朱绩夫。”
“13具尸体第二天就由印度人就地埋葬。直到大战结束后，亲人们才到乱葬岗捡拾尸骨。由于无法区分，就全部合葬在现今墓址。而被折磨至死的校长，尸骨不知何去向，村民也将其名刻在碑上。他亲戚王卡也是殉难者之一。”“我全家搬到马来甘榜住了三年多，到和平后才搬回沙叻北来。” 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
在新加坡市区的美芝路（Beach Road）有一座规模不大但意义重大的公园——战争纪念公园。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就坐落在这座公园里。顾名思义，纪念碑是为了纪念在1942－1945年，日本占领新加坡的三年零六个月苦难的日子里，被迫害致死的新加坡各族人民，其中大多是华侨。
建立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的构想始于1962年。在这一年，在新加坡多个地方相继发现日本占领时期被屠杀者的遗骸。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不忍让这些骸骨散弃在荒郊野岭，于是在2月28日成立了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遗骸善后委员会，负责探查、发掘和安葬等工作。纪念碑于1967年2月15日，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主持下宣布落成揭幕。
李光耀在致词说，这座纪念碑标志着一种经验和教训，它时刻提醒人们，当他们对未来的事物与发展毫无准备之时，什么可怕的祸患都可能降临。“只有我们痛定思痛，认真吸取历史的教训，明智而勇敢的巩固我们的未来，我们许多死难的同胞才不至于白白地牺牲”。此后，每一年的这一天，人们都会在这里举行悼念活动。
远处就能够看到纪念碑那高达70米的碑身高耸入云。四支锥形的白色石柱，组成一座巨大的锥形石塔，插入蓝天，象征新加坡的华裔、马来人、印度裔和欧亚裔所共同担负的苦难和精神。纪念碑四周环绕着碧水，方形基座的南北两面由石阶分成四个面，分别由四种文字写着“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1942－1945”。沿石阶而行，穿过水池，来到纪念碑的中心。在四支石柱上，各自有一面铭文，记录着纪念碑建立的始末。而在整个建筑的中央，有一尊半人高的方形石台，四面都有不同文字的铭文，中文部分这样写道：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日军占领新嘉坡，我平民无辜被杀者，其数不可胜计。越二十余年始得收敛遗骨，重葬于此，并树丰碑永志悲痛。”
纪念碑下埋葬的，正是上世纪60年代初在新加坡市郊山谷内发现的被日军杀害的数千具尸骨，他们在此处得到了安息。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新马一带发起了众多抗日运动和赈灾活动。当中两名积极参与抗日的义士——梅启康、梁后宙（又名梁宙），前者不幸在肃清中丧命，后者组织乡民支援中国抗战，他一家35人被日军杀害，自己逃过一劫。今年是二战70周年，记者特地采访了梅启康与梁后宙的后人，一起来追忆这段已沉寂多时的往事，让后人看到前人的光辉，记住历史，珍惜现在的幸福。
访梅启康、梁后宙后人 追忆抗日义士事迹
岁月悠悠，转瞬70年过去了，多少人还记得在那烽火连天的年代，多少人为了正义、民族、国家和家园走上抗日道路？多少人惨死在日军的炮火或屠刀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新马形成的众多抗战救亡文艺运动中，最具号召力的是戏剧活动。各方言群都热烈响应，包括广东帮与商界代表梅启康，他粉墨登场，亲自参与戏剧演出，以实际行动筹款赈灾。在检证中，梅启康因不愿招供而遭处决。梅启康的生平事迹鲜少被人提起，直到最近其家人在本报刊登了一则追思启事后，才引起人们的注意。遭遇不幸的也包括梁后宙。梁后宙这位对开发林厝港贡献很大的先驱人物，一家35人被日军杀害，仅他和另外五名家人逃过一劫。若不是不久前新加坡历史博物馆接收梁后宙后人捐赠的一批颇有历史价值的遗物，相信这起惨绝人寰的事件，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烟消云散。
1942年3月6日，梅启康被朋友带去日军宪兵部。他当天回家时神情沮丧，隔日一早再到宪兵部报到，从此一去不返。新加坡沦陷后，日军便展开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以肃清抗日分子。当年位于史丹福路的英国人青年会总部被改为日本宪兵部，日本宪兵就在这里以酷刑对付抗日分子。据《新马华人抗日史料》的记载，梅启康是被检查及指名被逮捕的人之一。梅启康的长子梅保坚说，当时父亲抛下一句“不要害人”的话后，便匆匆忙忙上车离开。事后他从朋友口中得知，父亲是不愿招供而被折磨至死的。
不会唱不会演也要上台讲两句
1896年出生于广东台山的梅启康，9岁随父亲南来，抗战时期是昙花镜影慈善剧社的名誉会长及海天游艺会社员。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东南亚各地华人社区纷纷成立筹赈祖国难民的筹赈会，全情投入抗日活动中。本地华社也不落人后，几乎每一种娱乐形式都动用了，业余剧社的社员也纷纷参加抗日筹赈，包括先后于1913年和1920年成立的海天游艺会和昙花镜影慈善剧社，这两个社团多以演剧的方式进行抗日筹赈。
梅保坚（89岁）接受本报访问时说：“父亲曾说过中国难民很苦，他们因战争流离失所。父亲不会唱，也不会演，但也上台讲两句，为筹赈出一分力。”一次，海天游艺会演出粤剧《吕布与貂蝉》为中国难民筹款，梅启康还饰演董卓一角。现在，这张剧照就展示在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二战史料展厅里。梅启康也是星华筹赈会的广帮代表之一。本报曾报道，在一份《星华筹赈会主办救济英国战时妇孺游艺大会第一次会议议案录》中，清楚记录梅启康是出席会议的数十名来自各分区及各方言群代表之一。梅保坚说，其父是星华筹赈会的广帮总务。
热心公益和教育事业
抗日战争年间，梅保坚已是一名少年。在他的记忆中，父亲很少跟家人提起他在外的活动，但记得父亲跟吴铁城有联络，详情则不得而知。吴铁城是当年中国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1939年曾奉命赴南洋各国联络和争取华侨捐款资助抗战。梅启康走时，留下妻小九人，在八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的梅保坚才16岁。在梅保坚的心目中，父亲是个坚贞不屈的义士，为人慷慨仗义，除积极参与抗日活动，也非常热心公益和教育事业。
有关梅启康的资料零散且有限。较完整的资料只能在新加坡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的二战史料展厅和国家档案馆梅保坚的口述历史中找到，而且不多。至于梅启康的其他贡献记录，则几乎是零。多亏梅保坚，他虽年事已高，但说话条理分明，思路清晰。记者根据他的忆述，找到一些线索，终于从梅汝南堂的《本堂宗亲记录部》《广惠肇留医院八十周年特刊》《精武体育会50周年纪念特刊》《精武体育会七十周年纪念专辑》《百年树人》和《新加坡全国社团大观》刊物中翻查到一些相关资料，并拼凑起来，才对梅启康有了更明确的认识。
（摘自联合早报） ■ 克兰芝烈士纪念碑
■ 伊丽莎白公园烈士纪念碑
■ 陆军少将林谋盛之墓
■ 旧福特汽车工厂
■ 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
■ 樟宜监狱博物馆
■ 亚历山大医院

7. 新加坡在1941年被日军杀10万，为什么现在更喜欢日本而不是中国

历史是事实，我们无法改变。但是我们的眼睛应该向前看。日本发展到今天这样水平真的有很多很多值得世界每一个国家学习，学习它的不断进取精神，学习它战后优秀的国民素质教育，学习它以人为本，为我们带来各种便利的高科技产品。。。这些都是中国无法比拟的，抛开历史，用自己的双眼去见证，优秀的国家谁不喜欢？

8. 新加坡战役的详细经过是怎样的最后结果如何呢

1941年12月，日军登陆马来半岛，英属印度军第三团立即向日军进军。虽然日军在数量上没有优势，但在空中控制、作战车辆、步兵战术和作战经验方面有很大优势。皇家海军的“威尔士亲王”号军舰和“敌”号战列巡洋舰本应拦截并降落日军，但他们从新加坡发起攻击，但在马来亚海战中被日本鱼雷机击沉，造成重大损失。这就是新加坡战役又称马来亚战役

2月14日，日军先后占领了铁马高地、因波丁水库、加兰机场等重要地点，形成了对市区的三包包围，同时加强了空袭。日本人占领了英宝顶水库后，控制了淡水供应。2月15日，日本登陆一周后，帕西瓦尔签署了无条件投降协议，“东部第一坚城”落入日军手中。

9. 新加坡历史

历史编辑
早期文明新加坡历史可追溯至3世纪，当时已有土着居住，其最早文献记载源自3世纪东吴将领康泰所着的《吴时外国传》，据新加坡学者许云樵考证，蒲罗中是马来语“Pulau Ujong“之对音。”蒲罗中“是新加坡岛最古老的名称，比淡马锡（明朝把新加坡称作“淡马锡”）早一千多年。新加坡岛开始受到重视是14世纪，室利佛逝王子拜里米苏拉在该区域建立了马六甲苏丹王朝，比较可惜的是葡萄牙人在1613年焚毁了河口的据点。此后两个世纪内没有关于新加坡的史料。英属时期1819-1942
以前新加坡刚开端口，新加坡河就是繁荣的起点
新加坡现代历史要追溯至19世纪初期，英国正在扩张其在印度的版图以及与中国的贸易。他们急需找到一个能够让其船只停泊、维修的港口，以在与荷兰人的贸易竞争中取得优势。1818年底，总督莱佛士在马来半岛的南端建立一个新的贸易港。莱佛士于1819年1月29日在新加坡河口登陆之后，发觉新加坡具备发展为港口的优越条件，该水域宽敞很少风暴影响，邻近的溪涧也有可靠和充裕的水源。最初是隶属于英属印度殖民当局管辖。到了1820年，新加坡开始为大英帝国产生利润。1824年，新加坡的殖民地地位进一步得到确立，2个新的条约正式签署，并于1826年成为海峡殖民地。1832年，新加坡成为海峡殖民地政府的所在地。1867年4月1日，正式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由位于伦敦的殖民地办公室直接管辖。到了20世纪初，新加坡从沼泽遍布的荒地，跃升成为全世界第7大港口。日据时期1942-19451941年底，英国完全低估了日军的战斗力，直到日本出其不意地攻击新加坡，她是大英帝国皇冠上的一枚小宝石。新加坡扼守着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航运要道马六甲海峡的南口，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她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作为英国在东南亚的政治经济中心，日本必须拿下新加坡才能彻底把英国人赶走。新加坡华侨人口密集，这里是南洋华侨抗日运动中心。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便发动东南亚八百万华侨，为中国筹集了约合4亿余元国币的巨额外汇。此时落入虎口的新加坡华裔由于先前曾大力援助中国抗日，又组织义勇军进行过英勇的抵抗，因而遭到日本的忌恨和疯狂报复。珍珠港事件隔天，日军在马来亚北部的哥打峇鲁登陆，战争开始仅55天，日军就占领了整个马来半岛与星洲。1942年2月15日，英军总司令白思华宣布无条件投降，逾13万名英国、澳洲、印度等守军沦为阶下囚 ，这是英国军史最大浩劫（新加坡之战）。日本在接管新加坡后将她改名为昭南岛。同年2月18日至25日，为报复星华义勇军和先前支持中国抗日的华人，日军开展了以“大检证”为名的肃清行动。日军当局在多个地方设立“检证中心”，他们的计划是甄别所有介于18至50岁的华裔男性，将所有的“反日分子”铲除，最后日军抓走约二万多人，当中绝大多数被带到郊区或偏远的樟宜、榜鹅海边予以集体枪杀，剩下则被送到泰国做苦工。日军还勒索南洋华侨，要华侨交出五千万元俸纳金。山下奉文当时给的理由是：“华侨支持重庆政府抗日，这笔俸纳金，是你们向日军赎罪的买命钱。”

新加坡人民来到纪念碑前悼念死难的平民(8张)经历了3年多的苦难，随着日本的投降，新加坡华人无不高兴。据不完全统计，在日本占领超过3年的期间约有2万至5万名华人惨遭杀害（新加坡大屠杀）。战后，多个地方相继发现被屠杀者的遗骸。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不忍让这些骸骨散弃在荒郊野岭，同年成立了善后委员会，负责探查、发掘和安葬等工作。新加坡和平纪念碑于1967年2月15日落成揭幕，每年2月15日（沦陷日），这里都会举行悼念死难的平民。新加坡抗日片《和平的代价》描述日军占领新加坡的艰苦日子，同时也叙述星华义勇军的抗战经历，看了这部电视剧才对历史人物比如陈嘉庚和林谋盛等人有更深刻的认识，也了解到南洋华人对抗日所做出的贡献。迈向自治与合并1945-19631945年9月，英军回到新加坡。军管在隔年结束，海峡殖民地也正式解散，新加坡成为直辖殖民地。人民在战后要求在政府中有更大的发言权。总督的权力被分散，一个由官方人士及被任命的非官方人士组成的顾问组成立，但非官方人士需获任命。该体系于1947年7月变为两个分开的行政及立法会议。1955年的选举是新加坡历史上第一次重要的政治事件，而且华人选民的数量首次大幅度增加。1959年，新加坡进一步取得自治地位。1961年5月27日，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公布了想把新加坡、马来亚、文莱、沙捞越和北婆罗洲联合起来组成联邦。对此，约有7成的人投赞成票。于是，在1963年9月，新加坡脱离了英国的统治正式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新马合并1963-1965合并后，新加坡开始和中央政府发生矛盾，对治国方针也有不同的看法。两地政府第一次发生公开的矛盾是在1963年12月。李光耀批评马来西亚的年度预算案没有给予提升社会状况足够的预算。新加坡的商人也开始投诉中央政府歧视他们，没有给他们和其他州属一样的利益，反而对他们实行固打制。双边经济的矛盾在1964年12月，中央政府要求新加坡将上缴中央的税收从4成增加到6成后升温。当时马来西亚财政部长说这是因为印尼的对抗活动而导致军备预算案增加。同月，中央政府宣布将关闭新加坡的中国银行的分行，原因是中国银行在资助马来亚共产党的武装活动。两地在政治上也有冲突，1963年，由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组成的联盟党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参加了新加坡州选举。然而，联盟党不仅未添一席，原有的三个选区也被人民行动党夺取。1964年9月，由于印尼特务的挑拨离间，新加坡又发生了严重的种族暴乱伤亡惨重。“马来人至上”的观念也逐渐走向了舞台的中心。非马来人的政党都公开表示反对“种族主义” 的信条。当时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担心华人会主宰马来西亚的政治及经济环境，他认为，解决两个族群冲突的最好办法就是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独立出去，以保证马来族的统治。于是，以巫统为首的执政联盟在国会紧急通过修改宪法，以126票赞成，0票反对将新加坡驱逐出马来西亚。新加坡被迫独立以后，岛内的华人集体危机感成经济奇迹原动力，人民开始靠着勤奋的打拼学会在逆境中求得生存。共和国1965至今
新加坡举行庆典活动，纪念独立48周年新加坡在建国后寻求国际承认，于1965年9月21日加入联合国。同年10月新加坡加入英联邦。1967年8月8日新加坡也协立东盟。作为一个蕞尔小国，世界对于新加坡是否能继续存在表示疑问，除了主权纠纷，其它重要的问题包括住宅短缺，缺乏土地与天然资源。失业率当时高达12%。新加坡为了求存求活，开始一连串的措施来发展工业及经济。于1961年设立的经济发展局致力于实行国家经济发展方针，重视制造业，裕廊工业区正式成立，并在加冷、大巴窑等地建立轻工业基地。为了吸引外资，政府决定给予外国企业优惠。同年，经济发展局重组，裕廊镇管理局以及新加坡发展银行也在该年成立。工业化之迅速使得新加坡的制造业在十年内成为世界主要电子产品出口国。虽然新加坡的国内政治上的自由空间逐渐被压制，经济上却取得高速发展，很快成为东南亚重要的金融和转口贸易中心，成为当时的“亚洲四小龙”之一。与此同时，新加坡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大幅度提高，住房、教育、交通等问题都得到解决。

10. 二战日本在东南亚做过哪些令人发指的事

1941年12月8日，日本同时对由英国与美国所掌握的东南亚周遭地区和太平洋岛屿展开攻势，在这其中也包括有偷袭位于珍珠港的美国舰队、攻占泰国和马来亚地区以及占领香港等等。1942年4月时，日本与其合作国泰国已经几乎完全占领缅甸、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群岛、新加坡和拉包尔等地
1942年5月，菲律宾最终仍然遭到日军占领且逼使得菲律宾自治领政府被迫流亡
一、在新加坡屠杀数万华侨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230万新马华人全力支持祖国抗战。1942年新加坡沦陷，日本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等人策划了针对新加坡华人的“肃清行动”。2月17日，山下奉文命令新加坡警备司令河村三郎：“将潜伏着的持敌对态度的华侨连根铲除，以绝我军作战的后顾之忧。”参谋长铃木则明确指示：“判定出敌对分子后，当即处置（死刑）”。2月18日，日军对新加坡市区进行划区封锁，强令华侨前往7个集中地接受甄别，是生是杀，完全随日军意志支配。最大的屠杀是在海滨和大海上，在加东海滨，数以万计的华人遭到机关枪的射杀；不拉干马蒂海边，昼夜都有船将华人载到海上，将两人背靠背绑紧推入大海。
在“肃清”大屠杀中，究竟有多少华人被残杀？1945年9月，英国随军记者博比·杰克逊认为人数达到5万。同月11日，《星洲日报·总汇报》引用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期出版的《彼南日报》提供的数字，说“新加坡检举不良分子7万余人”。苏丹医生班德拉博士在递交给远东军事法庭的书面证词中则断言：“在新加坡除去军人外，有15万以上的亚洲人被日本警察秘密处死或拷打致死。”
二、巴丹行军美军战俘遭难
自1941年底的珍珠港事变后，日军在东南亚向英美展开全面攻击。1942年3月，菲律宾10多万美、菲联军弹尽粮绝。4月9日，巴丹半岛战区12000多美军和65000多菲律宾军成了俘虏，这是美军历史上缴械投降最庞大的一支队伍。日军下令将被俘人员转移，目的地是奥德内尔集中营，全程110余公里。这就是所谓的“巴丹行军”。
投降的美菲联军早在之前的战斗中，就因为补给不足，造成营养不良，疾病缠身，恶劣的行军环境成为第一个杀手。最致命的，还是日军凶神恶煞的押送。日本兵随意地处置美军战俘，对于走得慢掉队的，偶然走出队列的，直接刺死或斩首。敢于停下来大小便的人一律处死，不久，所有战俘都学会一边走路一边把屎尿拉在裤子里，整个队伍臭气熏天。日本兵基本不会给战俘吃饭，禁止战俘自己获得食物，且不允许战俘们带水行军。伤病员处境最为悲惨，被视为“累赘”而直接杀死。饱受折磨的战俘们用了一个多星期时间走完这110余公里，已经有约1。5万人死于非命。而后，集中营的生活同样悲惨，日军看守随意殴打和虐杀，以及随之而来的疫病蔓延，在之后两个月中，又夺去了大约2。6万人的生命。
三、最后疯狂：马尼拉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和新加坡大屠杀，是日军在二战期间制造的三大暴行。除巴丹死亡行军外，马尼拉惨案也常与南京大屠杀、新加坡大屠杀一起被称为二战日军屠杀平民三大惨案。
1945年2月，美军直逼菲律宾马尼拉城下。在美军强攻马尼拉期间，发生了日军持续一月的屠杀事件。期间，死亡的菲律宾人达10万以上。有一部分是死于美日两军的交火，但大部分菲律宾人是死于日军有组织的大屠杀。美军缴获了这样一份日军命令：“杀死菲律宾人时，尽量集中在一个地方，采用节省弹药和人力的方式进行，尸体的处理很麻烦，应把尸体塞进预定烧掉或炸毁的房屋里，或扔进河里。”
最残忍、最骇人听闻的是日军在圣保罗大学一次杀害994名菲律宾儿童。日军先在大学餐厅里摆放了一些点心，把孩子们哄骗进来。正当孩子们吃点心的时候，一个兽兵拉动了藏在灯架内的集束手榴弹，孩子们被炸得血肉横飞，没死的在奔跑中倒在了机枪的火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