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明坚翻译成西班牙语的书是什么

A. 1593年儒家经典着作欧洲第一译本

“近几十年来，有关罗明坚译本手稿的研究也在逐步推进。龙伯格及孟德卫等相继提出，是罗明坚首次翻译并出版中国儒家典籍。在近年来的研究中，这一观点逐渐被细化：在1591—1593年，罗明坚用拉丁文翻译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这些手稿现藏于意大利国家图书馆，编号为FG（3314）1185，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儒家经典欧洲语言译本，开东学西渐之先河。1593年，耶稣会士波塞维诺出版的《书目选编》收录了罗明坚《大学》写本译文的前四句，这是西方首次出版中国经典内容。

梅谦立、王慧宇认为罗明坚不仅是儒家经典在欧洲最早的拉丁文译介者，还是最早的西班牙文译稿作者。该本即1590年罗明坚献给腓力二世（Felipe Ⅱ）的西班牙文四书写本，其内容体现出罗明坚在1590年前对儒家经典已有较清楚的理解，并建立起以西方语言译介儒家典籍的基本理论框架，可作为拉丁文四书稿本的重要参照资料。因此，1590年罗明坚的西班牙文四书译稿乃是东学西渐史上首部儒家经典西方语言译本。”

——《儒家典籍在欧洲首次译介考辨》

B. 利玛窦的人物着作

《天主实录》：1630年，利玛窦翻译了罗明坚编《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它是最早把星期制度引进中国的。《天学实义》后来被干隆皇帝收录在四库全书中，并有蒙、满、朝鲜、越南及日文译本。《几何原本》：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了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前六卷。利玛窦使用《几何原本》是他在罗马学院学习用的课本，由利玛窦的恩师——当时欧洲着名的数学家克拉维乌斯神父整理编纂。克拉维乌斯神父在原本后又增添了两卷注释，总共十五卷。
《坤舆万国全图》：世界地图。
《西字奇迹》：（今改名《明末罗马字注音文章》），是中国汉字拉丁化道路之始。
《二十五言》：关于天主教道德信念准则和修养的书。
《畸人十篇》：利玛窦同十位中国士大夫的对话集。
《交友论》：收入了古罗马西塞罗入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大师爱拉斯谟等人友谊的格言上百则。也有利玛窦根据他对中国人的思想了解而编写的。这是利玛窦所写的第一部华文着作。 《交友论》是利玛窦用中文写作的第一部着作。1595年，到达南昌以后，利玛窦就将《交友论》分赠当地的达官贵人。“这部《交友论》使我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同时，也使人认识了我们欧洲的作为。这部作品是文学、智慧和德行的结晶。
《利玛窦书信记》：1599年编着。
《西国记法》：一本介绍利玛窦本人如何能有过目不忘的能力的书。
《辩学遗牍》：1635年出版，收录了利玛窦以天主教观点与明末净土宗袾宏和其门生虞淳熙的佛教观点交流的信件。
《同文算指》：介绍欧洲算术，根据克拉乌维斯所着的《实用算术概论》（Epitome arithmeticae practicae，1583年）译成。内容由基本四则运算、分数至比例、开方、正弦余弦等三角几何。由李之藻笔录，清朝时录入四库全书。
《测量法义》：关于应用几何、测量，由徐光启笔录，附《勾股义》。
《圜容较义》：李之藻笔录。
《浑盖通宪图说》：天文学知识，李之藻笔录。
此外，他还写过或参与写过《西琴八曲》《斋旨》《干坤体义》等着作。
利玛窦用意大利文写的日记后经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整理翻译为拉丁文，出版于1615年，取名《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汉译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
1910年，汾屠立神父（Pietro Tacchi Venturi）将耶稣会罗马档案馆中发现的利玛窦意大利语原文手稿同其他书稿以题名《利玛窦神父历史着作集》（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刊行，共上下两卷。1942年，德礼贤神父（Pasquale d'Elia）将其编入《利玛窦全集》（Fonti Ricciane）。
《天主实义今注》，商务印书馆出版，谭杰校勘，2014年6月出版。

C. 论述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入华传教的影响

传教士与中国之最

1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医院
中国此前也许有太医院之类的东西，但那与现代的医院概念相差甚远。外国传教士在进入中国后就开始医药活动。利马窦开创了传教与医疗并重的传教路线，法国传教士张诚曾用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马礼逊也曾澳门开办西医诊所。 但最早在中国建立现代意义上医院，对中国的近代医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美国传教士彼得?伯驾。
伯驾（Peter Parker）1804年生于马萨诸塞，183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34年被美部会派遣来华，成为基督教第一个来华传教医生。1835年11月4日，他在广州新豆栏街7号的丰泰洋行内租屋开设“广州眼科医局”（Canton Ophthalimic Hospital），又称“新豆栏医局”。这是中国第一所新式教会医院，西医自此正式传入中国。
1837年，伯驾在医局内向关韬等3名中国人传授西医知识，使关韬成为中国第一个“西医学医” 。从这个意义上讲，伯驾又是第一个向中国人传授现代医学的外国医生。
后来的一些教会医院在中国非常有名气，湘雅医院，齐鲁医院，协和医院等至今仍然是全中国最好的医院，虽然它们的名称可能已经改了。
2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图书馆
中国古代也有藏书楼，但是其功用是储藏，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大相径庭。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最早最着名的是西什库教堂北堂图书馆。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的教堂机构和教会大学中 创建了一座座令中国的藏书家瞠目结舌的明显居于先进水平的新式图书馆。其阅览规则，图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技术 ，图书在民众中的流通状况和藏书利用程度与当时大清帝国的古代藏书楼状况形成强烈的反差,对于开启民智起了巨大的作用。

3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女子教育
中国以前不是完全没有女子教育，但限于富裕人家的家庭内部，且内容狭隘。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女子读书班。这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它突破了几千年来的禁锢，开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
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子人才,1911年的毕业生丁淑静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9年的毕业生李德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学中，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在五十年代初又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所以当今中国第一名牌大学－－北京大学亦曾得益于基督教。
除了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着名的女子高等学校，这就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女学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且也与一个国家的兴盛有关。诚如梁启超所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于个人，"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于国家，"保国保种"，使国富强。

4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中国的所谓高等教育，如中央官学、国子监等早在近二千年前就出现了。然而这种高等教育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初级教育而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学的出现则是在十九世纪，并且最早的大学都是由传教士开办的。
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在1880年前后，当时的大学主要是在教会中学基础上添加的大学班级。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十九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座，除了登州文会馆外，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北京文汇书院；1889年美国公理会建立了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约翰学院设置大学课程；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杭州长老学院。
和医院一样,中国的基督教大学保留到今天的,仍然是当今中国最好的大学.

5 传教士与最早的东学西渐
大部分人知道传教士对于西学东渐的贡献，但是未必知道中国的论语，四书五经等翻译成外语，介绍给全世界的也是传教士。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中学西传的主要方式主要是：直接携带中国文献回欧洲；选择翻译汉语典籍；着述评介中国文化学人的思想；以报告、书信、日记方式记述日常见闻；编着中英对照字典；编辑出版西方报刊等。1682年，柏应理带走中国书籍400余册。1694年，白晋代走300多卷中国典籍赠送给路易十四。其中有影响的典籍包括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还包括明《永乐大典》和清《古今图书集成》。汉语典籍最早的西译是《明心宝鉴》于1590年在菲律宾译成西班牙文，译者就是多明我会会士高毋羡（Juan Cobo,?--1529）。“明心宝鉴”是童蒙读物，内容主要是训诲幼童的格言。文献不具有经典性，具有随意性，没有目的性，但确是开先河的。但到了耶稣会士时期，就具有了目的性选择性。翻译中国学术经典，是耶稣会传教士入华传教“适应性”策略之一。早在利玛窦之前，罗明坚就进行了西译汉语经典的尝试。1578年，他辗转来到广东肇庆，用拉丁语试译了《大学》的部分章节和《孟子》。译着虽然影响不大，但有开创之功，成为利氏等人的先行者。1661—1662年间，郭纳爵、殷铎泽、柏应理等人，陆续将《大学》、《中庸》、《论语》译成拉丁文，在法国出版。正是由于传教士们的努力,中国的文化才被全世界所了解.

6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盲校和盲文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传教士穆威廉（Hill Murray）在北京成立启明瞽目院（Hill 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解放后改名为北京盲校），这是我国第一所盲校。有位中国盲教员（据说是山东人，叫朱德光；另一种说法是一们姓沈的盲教员和外国传教士合作），将盲字排出北京话的全部音节四百一十多个，人们称它为“康熙盲字”（也称北京盲字“或协和盲字”）。这是最早的汉语盲文的开端.一八九八年，女传教士岳艾美（国藉不详）在福州成立盲校。她以拼音方法制字过一套拼写闽南话的“福州盲字”。这种方言盲文有字母三十多个，每个音节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点符。一九一一年前后，她又加以改进，字母增加到五十三个，声调符号七个，每个音节由声、韵、调三个点符级成。一九二0年前后，她还提出过一些简写的方法，简写词的前后都有空格，可以说是我国盲文有分词形式的先声。
8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汉英、英汉字典
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为了翻译工作，编写了中国第一部英语学习字典《华英字典》。《华英字典》是世界上第一本英汉－汉英对照的字典，篇幅大内容丰，有丰富的例句及解释，并收录大量成语、俗语。1844年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英华韵府历阶》及1847年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英汉字典》都把它当作参照基础。

9 传教士和中国最早的聋哑学校和手语
中国的聋哑人用手语进行表达一直是随意的，不规范，不统一。我国最早创建规范的手语并建立最早的聋哑学校的是西方传教士。�
1887年(清光绪13年)，美国传教士梅里士在山东登州(今蓬莱)创办聋哑学校，并搜集中国聋人手势，同时将手指字母传入中国。这是我国手语应用和聋人教育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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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
麻风病是一种可怕的疾病，以前的中国许多地方发现了麻风病人就要被烧死，圣经中基督曾经多次治愈了麻风病人，成为传教士们的榜样。1921年，美国传教士爱伯特和意大利传教士法德路等在昆明市创建云南省麻风病院，以后伯格理在云南， 在以后其他传教士在中国其他地方向及建立了麻风病院，给他些被家人，邻居抛弃的可怜人带来希望。

11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现代天文学和历法
传教士中很多人精通天文历算，其中最杰出者为汤若望和南怀仁。汤若望在明末参与修订历法，编纂成《崇祯历书》，并制作天文仪器。清初汤若望、南怀仁相继主持钦天监，汤若望增订《崇祯历书》，康熙赐名《西洋历法新书》，后收入四库全书改名《新法算书》。他还着有《新法表异》、《历法西传》和《新法历引》等，制作了浑天仪、日晷、星球仪、地平仪、望远镜和地屏。南怀仁于1669年改造观象台，制成新仪6种：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纪限仪、象限仪、天体仪和地平仪，并将各仪器的制法及用法绘制成图，予以解释，名为《灵台仪象志》。他又把汤若望所遗《百年恒表》相继推至数千年，名为《康熙永年历》。
12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几何原本
在数学方面，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为欧洲数学传入中国之始。他们还编译有《测量法义》、《对数表》、《测量异同》和《勾股义》等。利玛窦与李之藻合编《圜容较义》等。汤若望撰《割圆八线表》，介绍平面三角，邓玉函撰《大测》，介绍弧三角学。穆尼阁以对数表授薛凤祚，薛氏译有《天步真原》。
13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世界地图和现代地理学
在地理学方面，传教士介绍西方地圆学说和世界舆图的测绘，矫正了中国人天圆地方的观念，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利玛窦曾绘成名为《山海舆地图》的世界地图，向士大夫们展示，并把所携《万国图志》作为贡品献给朝廷。他在《天主实义》和《干坤体义》等书中介绍了地圆说，并把西方经纬度线测绘技术介绍到中国，开中国以科学方法测绘地图的先河。艾儒略着有《职方外纪》，记述海外风土，利类思等着有《西方要纪》，介绍西方国土、风俗人物，物产及海程远近。1708年康熙令白晋主持对全国实地勘测，中西学者合作，历时11年，测绘完成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此图至今仍为全国各种地图的重要根据。
14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汉语拼音
古代没有拼音,就使用反切,就是用两个认识会念的字,取第一个的声母,取第二个的韵母,拼合起来就行了. 另外就是直音法。《说文解字》中对汉字的读音常常说“读若某”或者“某声”，就是这种情况。例如《说文》中的“材，才声”，意思是说“材”这个字的读音应该读成“才”。
利玛窦根据拉丁文发明的二十六个声母和四十四个韵母的拼音方案，然后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由于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成的，所以人称“利、金方案”。 “利、金方案”的出现对当时中国的音韵学者有很大的启发。
明末学者方以智开始思考中国的拼音文字问题：“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字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前清学者杨选杞看了《西儒耳目资》大受启发：“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利、金方案”促进了中国传统的音韵学研究方法的革新，为反切法开辟了一条“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简易途径。这两个方案是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写的，适合于拼写北京音。它“引起了汉字可以用字母注音或拼音的感想，逐渐演进，形成二百年后制造推行注音字母或拼音字母的潮流”。

15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反鸦片运动
大家也许都知道林则徐的戒烟运动,但是他那一把火并没有把吸烟的危害阐述明白.
鸦片开始时并部像今天这样臭名昭着，当年它是作为镇痛剂被发明出来的。中国人甚至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福寿膏”。许多人包括传教士在内对它的危害并没有明确的认识。
然而，面对烟毒在中国流布越来越严重，“煎膏日夜烟熏天”，“杀人不下亿万干”的情势，传教士们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作调查、统计，发表论述鸦片危害、敦劝戒烟的文章，出版专门性宣传书籍。在华新教传教士的全国大会，也把禁烟作为主要议题之一。教中人士还组织起戒烟团体，如北京的“戒烟大会”、广州的“劝戒鸦片公会”等，都有些影响力。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新教全国大会，通过的关于戒烟的议案中，有一条即建议在全国设立禁烟总会，各地设分会，对禁烟组织的发展颇有促进作用。他们还利用教会医疗机构对烟毒患者施行戒治，不少教会医院、诊所特设此一门诊业务，甚至有专设医院。像英国新教人士德贞（J?Dudgeon）在北京从事这项医务，成效就颇突出。有些传教士还努力促使本国禁运鸦片，以断绝祸源。19世纪70年代，英国国内人士组织“反鸦片贸易协会”，德贞、李提摩太等人积极声援支持、此时已回到英国的理雅各，更直接作为发起人之一。在一次大会上，他慷慨陈词，反对鸦片贸易，认为这是一项罪恶的交易，它使成千上万中国人受害，也不利于英、中之间正常贸易的发展，呼吁鸦片贸易者“停止作恶，学习行善”。传教士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最终促使英国政府通过决议使鸦片贸易非法化。

我认为,传教士们为中国走向文明进步所作的贡献远远超过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所有群体，他们是对中国的近现代化贡献最大的一群人。我们中国人不是忘恩负意的民族,有良心的中国人应当纪念这些与我们无亲无故的人为我们所做的.

当然,之所以他们有这么大的能量,并不是因为他们三头六臂,而是因为他们有耶酥的生命,有十字架的榜样,他们是天上来的种子,他们带着耶稣基督的荣光.

明清时期的北京教堂与中西文化交流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世界闻名的大都会。她历史悠久，规制宏伟，人造物化，衣冠毕集，人文荟萃，文物古迹众多，是中国着名的六大古都之一。据史家考证，至今她已有3060年的建都史。[1]从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四年（1267）正式建都大都（今北京）算起，作为全国的首都，至今也有737年的历史了。她“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形势甲于天下。”[2]明清以后，作为全国的首善之区更加得以发展、保护，许多文物古迹至今还保存完好。宫殿、园林、庙宇、陵寝举目皆是，就连基督教教堂也还保存不少，今天已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本文试就北京教堂的建立，以及传教士的活动，阐述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清朝统治者为了笼络传教士和教民，防止他们与明朝残余势力结合，同时也为了利用传教士的科学技术，如制造火炮、编制历法等，因此对天主教采取了宽舒和容忍的政策，允许其继续传教，一直到康熙晚年的一段时间内，虽然有小的反复，但基本上是天主教顺利发展的阶段，其影响较大。在此期间许多传教士进入宫中，为皇室服务，主要从事天文历法、外交翻译、教学、绘画、钟表制造与修理、建筑、医疗等。康熙晚期至道光中期清政府采取了禁教政策，天主教的活动基本停止了。在近代，大致可从嘉庆十二年（1807）以罗伯特·马礼逊来华为前导，后来一批接一批传教士，随着殖民主义的炮声纷纷来华，其中有天主教（旧教）的传教士，也有基督教（即耶稣教、新教）的传教士，他们在北京以及中国各地纷纷建立教堂，发展教徒，这种情况一直到解放前均是如此。北京地区当时是重要教区之一（如在罗马教廷控制的天主教方面，属于第一部第一教皇代理教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北京是基督教在华活动的中心地区之一。

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明朝万历年间，利玛窦一行来北京后得到了万历皇帝的欢心，不但允许他们长住北京，而且还赐地给他们修建教堂。从此北京便陆续地建起了一批具有各式建筑风格的基督教教堂。其中主要有宣武门内的天主堂（亦称南堂）、西安门内天主堂（亦称北堂）、王府井北八面槽的天主堂（亦称东堂）和西直门内横桥的天主堂（亦称西堂）以及阜成门外二里沟滕公栅栏的天主堂（即救世堂）、东交民巷的弥厄尔堂[8]。再有，在海淀地区还专门建立了女子教堂[9]等。此外，尚有东直门内东正教圣尼拉教堂（即北馆，今改为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崇文门内东交民巷的奉献节教堂（即南馆）、马市大街路东的救世军教堂以及西市缸瓦市、米市大街、崇文门内东城根、朝阳门内、交道口、灯市口史家胡同等地的基督教教堂。

康熙初年，安徽徽州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在辅臣鳌拜和苏克萨哈等人的支持下，向礼部呈《请诛邪教状》，指控汤若望等传教士造传妖书，煽惑民众，潜谋造反，请求朝廷早日剪除祸害。康熙四年春，汤若望被捕下狱，安文思、利类思亦被卷入其中，因此教堂也遭到破坏，直到康熙皇帝亲政，汤若望等人才得到平反。后来传教士费隐来京，在此掌教。康熙五十九年时，他筹资扩建了这座教堂，由传教士莫哥担任设计，郎士宁负责绘画、装饰，该堂门窗镶嵌了彩色玻璃，四壁点缀了各种油画，显得格外壮观、美丽。同时还附设了学校，利用教育扩大影响。

三、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明末清初之际，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随着新航线的发现，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与此同时，欧洲社会也从中世纪步入了近代，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都呈现出一派突飞猛进的局面。而此时中国由于长期受封建主义的桎梏，社会发展迟滞白前，虽然有些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但总的说来开始落伍了，与西方的差距逐渐拉大了。在当时的条件下，传教士作为西学东渐的桥梁，给中国的知识界和文化界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新刺激，对明清之际乃至有清一代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极大地鼓舞着大多数先进的中国学者们，以追求科学真理的行动准则。例如，对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王锡阐、梅文鼎、薛凤祚、何国宗、明安图和阮元等人都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些人本着“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思想，学冠中西。在天文历法、数学、光学等方面受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穆尼阁、蒋友仁等人的影响，撰写出一大批有关学术着作。如，《浑盖通宪图说补订》、《中西算学通》和《西国日月考》（以上三部着作作者为梅文鼎）、《天学会通》（薛凤祚）、《历象考成》（何国宗主编）、《割图密率捷法》（明安图）等。

除天算外，当时在科学文化领域受西方影响的另一个学科是地理学和地图学。传教士来华，带来了不少地理学知识，如，由于传教士介绍，中国知识界开始对地球的形状、陆地表面有几大洲、海上有几大洋及其方位等都获得了初步确切概念。特别是对美洲过去中国人一向不大了解，这时也开始有了了解。此外，康熙皇帝对地图非常感兴趣，他曾亲自在北京郊区参加地理实测工作。还让传教士雷孝思、张诚、白晋、杜德美、冯秉正等人分赴各省测绘，完成后并由传教士马国贤制铜版刻印成《皇舆全览图》，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地图之一，并在中国和欧洲曾多次翻印，不但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地理知识，而且成为此后直到近代中国地理学和地图学的依据。干隆时期又在此基础上，由传教士蒋友仁等与中国学者合作再一次绘制了全国地图。除此之外，传教士还带来了有关火炮、水法、钟表、机械、建筑、医药、绘画和音乐等方面的新知识。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事例，就是由传教士郎士宁、蒋友仁、王致诚与中国学者何国宗等人主持和设计的圆明园北区的一组称作“西洋楼”的西式石建筑群，其中包括偕奇园、储水楼、万花阵、方外观、海宴堂、远赢观和线法山等。再有，座落在京城各地的教堂也是西方建筑的代表之一。这些建筑给中国传统的建筑设计注入了新的成分。

传教士们同时也担当起了中学西渐的任务，他们是最早中国文化和思想西传的媒介。西方有关中国的知识，几乎都是由传教士们首先传过去的，因而，西方对中国的研究最早也始于这批传教士。这是西方汉学的起源，也是中国学术文化西渐的开端。例如，利玛窦写的日记，即《利玛窦中国札记》，对17世纪初叶的中国有颇为详尽的描述，曾使西方知识界为之轰动；也使他们耳目一新，引起了对古老中华的向往。此书曾出版了四种拉丁文本、三种法文本以及德、西、意、英多种文本。另外，传教士卜弥格的《中国植物志》、曾德昭的《中华帝国史》、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和《中国史初编》、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志》、白晋的《康熙帝传》、殷铎泽的《中国哲学家孔子》、马若瑟的《中国语言札记》、冯秉正的《中国通史》、宋君荣的《唐史大纲》与《成吉思汗和蒙古史》、钱德明的《孔子传》、《满法词典》、《满蒙文法》、《汉、满、蒙、藏、法文字字汇》、《孙吴、司马兵法》等。其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是杜赫德编纂的《中华帝国志》一书，该书46卷，是18世纪西方有关中国知识的一部网络全书，为当时欧洲知识界了解中国文明，提供了重要资料来源。此外，传教士们还把中国的一些古典文献翻译、介绍到了西方。如，殷铎泽和柏应理等人曾把《论语》、《大学》译成拉丁文，名为《中国的智慧》，殷铎泽还把《中庸》译成了拉丁文和法文，1672年在巴黎出版。此外雷孝思把《易》经译成了拉丁文，使其在西方的影响至今不衰。冯秉正把《通鉴纲目》译成了拉丁文，为欧洲知识界了解中国历史提供了方便。

再有，传教士们在向西方传播有关中国知识方面还作了一些工作。例如，他们最早把中国古代的绘图知识，特别是传统的网格绘图法，介绍到欧洲，并很快被他们应用于军事地图的测绘上；其次，中国的园林艺术、中药知识（如大黄、蓖麻油、樟脑、何首乌、麻黄）等，也由他们传入了西方。总之，在当时的条件下，传教士确实对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一定媒介作用，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余 论

明清之际是西方殖民势力向世界各地大规模扩张的时期，也是东西文化开始猛烈碰撞的时期，同时又是近世基督教伴随着殖民势力向东方发展的高潮时期。由于当时中国的国力还比较强盛，故传教士还能遵守中国的规矩，融合中国人的习俗，制定了一套传教政策。更重要的是他们利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其中包括天文历法、代数、几何、望远镜、钟表、地球仪、地图、医药、水法、机械玩具以及音乐、美术等方面的知识，作为敲门砖，赢得了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士大夫的好感与同情，并得到了皇帝的首肯。因此，当时是基督教在中国发展比较顺利的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与西方的正式思想文化交流开始的时期，传教士在其中所起到的媒介和桥梁作用也是功不可没的。他们重视观察和实测的科学精神，确实对中国学者产生了影响。但是也应当指出，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并不是最理想的，因为他们来到中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传教，并不是为了传播科学文化。并且他们深受宗教神学的限制，传给中国的只能是西方中世纪的教会官方的神学宇宙构图，而不是近代科学的宇宙构图。例如，伽里略——牛顿体系、笛卡尔的解析几何、巴思伽的概率论和牛顿、莱布尼茨的微积分学等，虽然在欧洲早已为人熟知，但在中国却是直到近代才为学者了解。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由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和传播者，确实是一件遗憾的事情。至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入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传教士们也随之卷土重来，不但纷纷向中国政府讨回失去的权利，而且还要求新的特权。他们到处重建、新建教堂和其他设施，扩大教会的影响，现今北京的基督教教堂，绝大多数都是在这一时期重修或新建的。与此同时，传教士们到处拉人入教，包庇教民，强买强占土地、房屋，不断制造教民与非教民之间的矛盾，并且欺压中国人民，他们还甚至控制了各级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已经成为了殖民主义势力的帮凶与助手，基本丧失了中西文化交流媒介和桥梁的作用。

D. 《三字经》的作者是谁

王应麟

王应麟（1223~1296） 南宋着名学者、教育家、政治家。字伯厚，号深宁居士，又号厚斋。庆元府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其博学多才，学宗朱熹，涉猎经史百家、天文地理，熟悉掌故制度，长于考证。

南宋灭亡以后，他隐居乡里，闭门谢客，着书立说。传世书法有《着书帖》等。着有《三字经》、《困学纪闻》、《小学绀珠》、《玉海》、《通鉴答问》、《深宁集》、《诗地理考》等。

(4)罗明坚翻译成西班牙语的书是什么扩展阅读

王应麟隐居二十载，所有着作，只写甲子不写年号，以示不向元朝称臣。他一生着作甚丰，有《困学纪闻》、《玉海》、《诗考》、《诗地理考》、《汉艺文志考证》、《玉堂类稿》、《深宁集》等六百多卷。但是知名度最高的反而是这部《三字经》，这可能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王应麟晚年为教育本族子弟读书，编写了一本融会中国文化精粹的“三字歌诀”。他是通古博今的大儒，举重若轻的大家手笔写出这部“三字歌诀”，当然是非同凡响。

其着作学甚多且学术价值甚高，到清朝时才开始较为人所重视，其中《玉海》为网络全书式的着作，为其准备博学宏词考试时所整理的。《困学纪闻》是笔记类的着作，集合其大量经史研究的心得成果。《汉制考》为历史着作。《通鉴地理通释》是历史地理学的着作。着有家喻户晓的儿童启蒙读物《三字经》。

E. 科学家的发明故事

（1）牛顿（1642—1727）牛顿是这一大批基督徒科学家的杰出代表。他18岁进剑桥大学学习，竟然在27岁时就当上了剑桥大学的教授，这足以证明他的成就是多么辉煌。他的科研领域涉及数学、物理和天文学。他发明了数学上的微积分，出版了近代科学奠基性巨着《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提出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力学三大运动定律，他在苹果树下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故事，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全世界的许多教师和家长所采用，作为向儿童进行科普启蒙教育的经典素材。

牛顿虽然在科学上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但他更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毕生认为，人类理性的能力有限，不能包容一切经验；所以，他研究圣经的兴趣不在研究科学之下。据统计，牛顿所发表的科学着作只占他所有着作的16%，其他84%的着作是他生前未出版的神学作品，总数字超过140万字。他写道：“我深信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人受神默示写成的。因此，我每天都研读圣经。”“据我研究的结果，圣经记载之信而有证，实在远非世俗的历史所能比拟的。”
（2）法拉第（1791—1867）法拉第是英国物理学家、化学家、基督教会长老，他以发现电磁感应而闻名于世，被誉为“电学之父”，电容的单位则以他的名字命名“法拉”，他又是个发明制造家，发明了发电机和变压器以及最早的电动引擎。

法拉第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担任着伦敦一教堂的长老圣职，每周讲道多次，保留至今的讲章有150篇之多。他的名言是：“圣经说什么，我们便说什么；圣经没有说的，我们也不应说。”他相信上帝创世的统一性和连贯性，使他引入电场和磁场的概念。为了使社会大众认识上帝智慧的创造，他公开示范在电学上的发现。他在晚年更是勤读圣经，当他被记者问及对死后有何猜测时，他回答道：“猜测？我从没有任何猜测。我深信所有的确据。我知道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圣经提摩太后书一章12节）。”

（3）焦耳（1818—1889）焦耳是英国物理学家，他在物理学上的贡献，是他为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奠定下基础，能量的单位则以他的名字命名为“焦耳”。他提出焦耳定律，被誉为当时新科学的热力学的始祖，他为热力学第一定律（暗示宇宙不是自然衍生出来的）提供了实验的基础。

焦耳是个基督徒，他认为科学研究工作与圣经真理协调一致。他坚信神就是宇宙创造者，他列出他优先考虑的事：“承认信仰，服从神的旨意，然后从他手的工作体会他的智慧、大能和美善。”

（4）麦克斯韦（1831—1879）麦克斯韦是英国物理学家，他的电磁理论及其相关方程式，为二十世纪物理学开辟了新里程。

科学界的朋友和同事都公认麦克斯韦是虔诚的基督徒，他是教会的长老。他经常研读圣经，他的笔记本里记着他的祷告：“全能的神啊，你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赐予他生命的灵魂，让他寻求你。你统治所有受造物，教导我们研习你亲手作的工，好使我们开垦土地善用资源，加倍努力事奉你；又使我们领受你可称颂的话语，相信你差派主耶稣来，带给我们救恩和赦罪的知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5）帕斯卡（1623—1662）帕斯卡是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他自幼就表现出过人的才华，16岁写成投影几何的名着《圆锥曲线论》；他研究了代数中二项式展开的系数规律，对概率论和摆线的研究也卓有贡献。在物理方面，他提出了密闭流体能传递压强的帕斯卡定律，压强的单位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帕斯卡”。

帕斯卡是个少有的“不爱世界爱上帝”的基督徒科学家。正当他的科研成就如日中升的时候，他竟从24岁起放弃了科学研究，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上帝。他的主要着作《思想录》和《外省通信》，被看作是神学经典。帕斯卡的科学方法带有基督徒信仰的深刻印记，他对唯理论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对上帝的启示，人们必须接受（或拒绝），而不能仅仅因其不符合理性便予以怀疑。上帝的无限性是超越理性的，那种主张借助于科学的原理就能解释万物的观点，是极为狂妄自傲的臆断。通过《思想录》，我们能看到一个基督徒的心声：“没有耶稣基督，世界是无法生存的，因为那必然要么就是世界毁灭，要么就是世界活象一座地狱。”

（6）伽利略（1564—1642）伽利略是意大利物理学家，他的名字是和着名的比萨斜塔紧密相联的，他在斜塔上所作的自由落体实验，推翻了亚里斯多德关于不同重量的物体下落速度不同的论点。伽利略首次通过实验来检验理论推导正确与否，由此奠定了近代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因此，他被誉为近代科学之父。在天文学领域，伽利略用自制的天文望远镜进行天文观测，写下《关于两种主要世界体系的对话》，宣布哥白尼的“地动说”是完全正确的。

伽利略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和修士，他相信圣经来自上帝的启示，相信科学与圣经不能互相冲突，他认为宗教信仰和科学信念之间并无矛盾。1633年6月，天主教皇乌尔班八世有感于基督教新教的影响日隆，决心维护天主教的利益，压制伽利略《对话》的观点。异端裁判法庭审问了伽利略，但伽利略始终认为自己正确，他说：“我难道不是一个基督徒吗？我难道不能算教会的骄子吗？我难道不是敬拜全能的上帝和他的独生子耶稣吗？要我悔改什么？难道让我将真理隐藏起来，亵渎上帝，替（天主）教会丢脸吗？”作为天主教徒，他又承认宗教会议、圣传和教义的权威性；他在法庭上宣布：“我宣誓，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相信依靠神的帮助、神圣天主教及使徒建立的正统教会所教导和传授的一切。”伽利略在信仰和科学的关系方面坚持了正确的立场，认为哥白尼的学说符合圣经，而天主教皇是出于维护教廷的权威而迫害伽利略的，这一事件是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旧教的一场冲突，不能简单笼统地说成是宗教迫害科学。实际上，教皇并非为了维护圣经，而是利用天主教组织的政治权力压制基督徒或倾向于基督教新教的科学家。
（7）开尔文（1824—1907）开尔文是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他以研究热力学而闻名。他用精确的术语系统地阐述了焦耳热力学的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这两条定律都反映出进化论并不科学。开尔文发现了绝对温标，国际上就以他的名字作为绝对温标的单位。

开尔文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说：“我们四周的一切都是智慧和慈爱的构思的证据……无神论的概念在愚昧，笔墨难以诉说。”他认为科学与圣经根本没有冲突，并相

信：“就生命的起源而言，科学正面肯定了创造的力量。”一次，他的学生问他一生中最大的发现是什么，他没有说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却说：“在我生平的发现中，最有价值的，是认识了主耶稣基督。”

（8）普朗克（1858—1947）普朗克是德国杰出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1900年，他提出了震惊科学界的“量子假说”，后来被科学家们用于解释各种物理现象，验证了量子论的正确性。量子论成为20世纪物理学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普朗克为开创物理学革命性发展的新纪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普朗克信仰上帝，从1920年起直到逝世为止，他一直担任基督教会的执事圣职。他相信上帝是无所不在的，自然规律由上帝支配；他一再强调科学与信仰并非对立的关系，而是互相补充的。他在《宗教与自然科学》这篇代表作的末尾呼吁科学家“朝上帝走去”！

（9）笛卡尔（1596—1650）笛卡尔是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他创立了解析几何学，用坐标系来描述空间的点和坐标值的相互对应关系，他认为：“数学真理，如同其他一切受造之物一样，也都是由上帝所确立，并依赖于上帝。”

笛卡尔坚信上帝的存在，在他的主要哲学着作中，他写道：“当我专心地想到上帝，完全向着上帝的时候，我发现并没有任何产生错误或虚妄的原因；可是片刻之后，回想到我自己的时候，经验就告诉我，我仍然会犯无数的错误”。他还说过：“如果世界上有某些物体、或某些心智、或其他的本性，并不是完全美满的，那它们的存在一定要依赖上帝的力量；如果没有上帝，它们就一刻也不能维持下去。”

（10）莱布尼兹（1646—1716）莱布尼兹是德国杰出的数学家、哲学家。他和牛顿几乎同时发明了微积分，现在高等数学中所采用的积分符号，就是莱布尼兹发明的。为了纪念他和牛顿对积分学的突出贡献，国际数学界便把“积分学基本公式”称做“牛顿—莱布尼兹公式”。

莱布尼兹相信上帝是最高的创造者，他赋予这个世界以一定的规律，因而社会生活也有自己的准则，这就是自然法。莱布尼兹认为；数学全然不是别的，而是上帝的杰作。他一向把他的渊博知识、他的研究工作同上帝联系在一起，对他来说，对上帝的认识，就是他工作的最高目标。他说：“上帝不仅是存在的源泉，而且是本质的源泉，是实在事物的源泉，也同样是处在可能性中的实事事物的源泉。这是因为上帝的智慧乃是永恒真理的所在地，或永恒真理所依赖的理念的所在地。因为如果没有上帝，就没有任何处在各种可能性中的实在的东西，不仅没有任何实在的东西，而且没有任何可能的东西。”

（11）波义尔（1627—1691）波义尔是英国化学家、物理学家。他用实验阐明气压升降的原理，发现一定质量的气体在温度不变时，压力和体积成反比，这就是中学物理教科书上着名的“波义尔—马略特定律”。波义尔又是现代化学的先驱，他首次引入化学分析的名称，将元素定义为未能分解的物质，开始了分析化学的研究。

波义尔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在科学和神学方面均有建树，对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有精辟的见解。他认为，科学是宗教的一个卓越的学校，是一项宗教任务，是对上帝展现在宇宙中的令人叹为观止的作品的揭示，科学是宗教的盟友，甚至受宗教的指导。波义尔相信，上帝创世时，除他之外不存在任何实体，没有任何受造之物需他承担义务或者能够束缚他。如果上帝中断对宇宙的维持，宇宙就会土崩瓦解。神力量的持续参与是必须的，因为规律并不是真正的力量，而只是规则性的一个表现方式而已。这就批判了仅仅把上帝作为宇宙运动的最初动力，从此就不需要上帝的错误观念。波义尔在他的《基督教巨匠》一书里，认为科学与基督教信仰并无冲突，科学和信仰都承认人的智慧有限，只有借助于上帝创造自然的模式和启示，人们才能形成正确的观念。波义尔对基督教护教学甚有研究，他还支持圣经的出版，在美国发行的第一本印第安语《圣经》就是由他资助出版的。

（12）道尔顿（1766—1844）道尔顿是英国化学家、物理学家。他在科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创立了原子论，使化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他因出版《化学原理的新体系》而获皇家勋章，被选为伦敦皇家学会会员。

道尔顿在信仰上属于正统的牛顿派学者，是虔诚的基督徒。他12岁时就在教会学校里担任一些职务。他相信上帝掌管自然法则，使不可见的基本粒子成为可变的或可毁灭的。

（13）巴斯德（1822—1895）巴斯德是法国着名的化学家、微生物学家，他开创了微生物学及细菌学两门新学科，他又发明了免疫种痘和低热消毒法，救活了很多人的性命，他提出生源说定律，说明生命只能来自生命，反驳盛极一时的自然衍生的进化论观点。

巴斯德在信仰上是虔诚而保守的基督徒，他认为科学与基督信仰并无矛盾，坚信科学拉近人与神的距离，他说：“对大自然越有研究，就越感受到造物主奇妙的工作。”他对上帝和福音都有坚强的信心，他说：“如果承认上帝的存在，这一个信心实比一切宗教的神迹更为超奇，不可思议。如果我们有了这种信心，这种悟性，那便不能不对上帝下跪敬拜了。”他常在实验室里一面工作，一面祷告。巴斯德相信，上帝由于他无限的慈善，不可能为人类创造一种惩罚的灾祸后，不同时为人类造出一种救药来。为此，他孜孜不倦地寻找特效药，发现了各种抗毒素，找到了预防和治疗牛羊炭疽病、鸡霍乱病、狂犬病等方法，大大发展了免疫学。

（14）孟德尔（1822—1884）孟德尔是奥地利遗传学家，遗传学的奠基人。1865年，孟德尔发表了题为《植物杂交试验》的文章，提出遗传单位（基因）的概念，并阐明其遗传规律，为遗传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孟德尔年轻时曾大病三次，他感到前途渺茫，在1843年进天主教修道院做修道士，学习了4年神学课程后，担任了教会神甫圣职，后来被任命为天主教隐修院院长，专门从事神学教育工作。

(15) 欧拉出生于瑞士，在那里受教育。欧拉是一位数学神童。他被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位数学家之一（另一位是卡尔?弗里德里克?高斯）。他作为数学教授，先后任教于圣彼得堡和柏林，尔后再返圣彼得堡。欧拉是史上发表论文数第二多的数学家，全集共计75卷；
他发表的论文达856篇(另一说865篇)，着作有32部(另一说31部)。产量之多，无人能及。欧拉实际上支配了18世纪至现在的数学；对于当时新发明的微积分，他推导出了很多结果。在1735年至1771年，欧拉的双眼先后失明(据说是因双眼直接观察太阳)。尽管人生最后七年，欧拉的双目完全失明，他还是以惊人的速度产出了生平一半的着作。
欧拉年轻时曾研读神学，他一生虔诚、笃信上帝并不能容许任何诋毁上帝的言论在他面前发表。有一个广泛流传的传说说到，欧拉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宫廷里，挑战当时造访宫廷的无神论者德尼?狄德罗：“先生， ，所以上帝存在。这是回答！”不懂数学的德尼完全不知怎么应对，只好投降。

(16) 高斯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数学家，并有“数学王子”的美誉。高斯是一对普通夫妇的儿子。他的母亲是一个贫穷石匠的女儿，虽然十分聪明，但却没有接受过教育，近似于文盲。在她成为高斯父亲的第二个妻子之前，她从事女佣工作。他的父亲曾做过园丁，工头，商人的助手和一个小保险公司的评估师。当高斯三岁时便能够纠正他父亲的借债帐目的事情，已经成为一个轶事流传至今。他曾说，他在麦仙翁堆上学会计算。能够在头脑中进行复杂的计算，是上帝赐予他一生的天赋。
高斯非常信教且保守。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1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医院
中国此前也许有太医院之类的东西，但那与现代的医院概念相差甚远。外国传教士在进入中国后就开始医药活动。利马窦开创了传教与医疗并重的传教路线，法国传教士张诚曾用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马礼逊也曾澳门开办西医诊所。 但最早在中国建立现代意义上医院，对中国的近代医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美国传教士彼得?伯驾。
伯驾（Peter Parker）1804年生于马萨诸塞，183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34年被美部会派遣来华，成为基督教第一个来华传教医生。1835年11月4日，他在广州新豆栏街7号的丰泰洋行内租屋开设“广州眼科医局”（Canton Ophthalimic Hospital），又称“新豆栏医局”。这是中国第一所新式教会医院，西医自此正式传入中国。
1837年，伯驾在医局内向关韬等3名中国人传授西医知识，使关韬成为中国第一个“西医学医” 。从这个意义上讲，伯驾又是第一个向中国人传授现代医学的外国医生。
后来的一些教会医院在中国非常有名气，湘雅医院，齐鲁医院，协和医院等至今仍然是全中国最好的医院，虽然它们的名称可能已经改了。

2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图书馆
中国古代也有藏书楼，但是其功用是储藏，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大相径庭。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最早最着名的是西什库教堂北堂图书馆。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的教堂机构和教会大学中 创建了一座座令中国的藏书家瞠目结舌的明显居于先进水平的新式图书馆。其阅览规则，图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技术 ，图书在民众中的流通状况和藏书利用程度与当时大清帝国的古代藏书楼状况形成强烈的反差,对于开启民智起了巨大的作用。

3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女子教育
中国以前不是完全没有女子教育，但限于富裕人家的家庭内部，且内容狭隘。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女子读书班。这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它突破了几千年来的禁锢，开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
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子人才,1911年的毕业生丁淑静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9年的毕业生李德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学中，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在五十年代初又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所以当今中国第一名牌大学－－北京大学亦曾得益于基督教。
除了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着名的女子高等学校，这就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女学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且也与一个国家的兴盛有关。诚如梁启超所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于个人，"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于国家，"保国保种"，使国富强。

4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中国的所谓高等教育，如中央官学、国子监等早在近二千年前就出现了。然而这种高等教育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初级教育而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学的出现则是在十九世纪，并且最早的大学都是由传教士开办的。
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在1880年前后，当时的大学主要是在教会中学基础上添加的大学班级。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十九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座，除了登州文会馆外，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北京文汇书院；1889年美国公理会建立了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约翰学院设置大学课程；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杭州长老学院。
和医院一样,中国的基督教大学保留到今天的,仍然是当今中国最好的大学。
5 传教士与最早的东学西渐
大部分人知道传教士对于西学东渐的贡献，但是未必知道中国的论语，四书五经等翻译成外语，介绍给全世界的也是传教士。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中学西传的主要方式主要是：直接携带中国文献回欧洲；选择翻译汉语典籍；着述评介中国文化学人的思想；以报告、书信、日记方式记述日常见闻；编着中英对照字典；编辑出版西方报刊等。1682年，柏应理带走中国书籍400余册。1694年，白晋代走300多卷中国典籍赠送给路易十四。其中有影响的典籍包括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还包括明《永乐大典》和清《古今图书集成》。汉语典籍最早的西译是《明心宝鉴》于1590年在菲律宾译成西班牙文，译者就是多明我会会士高毋羡（Juan Cobo,?--1529）。“明心宝鉴”是童蒙读物，内容主要是训诲幼童的格言。文献不具有经典性，具有随意性，没有目的性，但确是开先河的。但到了耶稣会士时期，就具有了目的性选择性。翻译中国学术经典，是耶稣会传教士入华传教“适应性”策略之一。早在利玛窦之前，罗明坚就进行了西译汉语经典的尝试。1578年，他辗转来到广东肇庆，用拉丁语试译了《大学》的部分章节和《孟子》。译着虽然影响不大，但有开创之功，成为利氏等人的先行者。1661—1662年间，郭纳爵、殷铎泽、柏应理等人，陆续将《大学》、《中庸》、《论语》译成拉丁文，在法国出版。正是由于传教士们的努力,中国的文化才被全世界所了解.

6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盲校和盲文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传教士穆威廉（Hill Murray）在北京成立启明瞽目院（Hill 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解放后改名为北京盲校），这是我国第一所盲校。有位中国盲教员（据说是山东人，叫朱德光；另一种说法是一们姓沈的盲教员和外国传教士合作），将盲字排出北京话的全部音节四百一十多个，人们称它为“康熙盲字”（也称北京盲字“或协和盲字”）。这是最早的汉语盲文的开端.一八九八年，女传教士岳艾美（国藉不详）在福州成立盲校。她以拼音方法制字过一套拼写闽南话的“福州盲字”。这种方言盲文有字母三十多个，每个音节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点符。一九一一年前后，她又加以改进，字母增加到五十三个，声调符号七个，每个音节由声、韵、调三个点符级成。一九二0年前后，她还提出过一些简写的方法，简写词的前后都有空格，可以说是我国盲文有分词形式的先声。

7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汉英、英汉字典
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为了翻译工作，编写了中国第一部英语学习字典《华英字典》。《华英字典》是世界上第一本英汉－汉英对照的字典，篇幅大内容丰，有丰富的例句及解释，并收录大量成语、俗语。1844年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英华韵府历阶》及1847年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英汉字典》都把它当作参照基础。

8 传教士和中国最早的聋哑学校和手语
中国的聋哑人用手语进行表达一直是随意的，不规范，不统一。我国最早创建规范的手语并建立最早的聋哑学校的是西方传教士。?
1887年(清光绪13年)，美国传教士梅里士在山东登州(今蓬莱)创办聋哑学校，并搜集中国聋人手势，同时将手指字母传入中国。这是我国手语应用和聋人教育的开端。
9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
麻风病是一种可怕的疾病，以前的中国许多地方发现了麻风病人就要被烧死，圣经中基督曾经多次治愈了麻风病人，成为传教士们的榜样。1921年，美国传教士爱伯特和意大利传教士法德路等在昆明市创建云南省麻风病院，以后伯格理在云南， 在以后其他传教士在中国其他地方向及建立了麻风病院，给他些被家人，邻居抛弃的可怜人带来希望。

以上是我匆忙之间搜集到的资料,只是大海中的几滴水.与传教士有关的中国之最还有很多,比如.最早把阿拉伯数字，几何学，天文学，各种现代科学等介绍到中国的也是传教士。希望支持的朋友们补充。

我认为,传教士们为中国走向文明进步所作的贡献远远超过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所有群体，他们是对中国的近现代化贡献最大的一群人。我们中国人不是忘恩负意的民族,有良心的中国人应当纪念这些与我们无亲无故的人为我们所做的.谢谢。

F. 了解天主教中文祈祷文的起源

经文是每个宗教的思想，宗教的传播，就是用经文去让世人了解这个宗教所表达的教义是什么？那你知道天主教中文祈祷文的起源吗？
那么，下面随我一起来了解一下 天主教文化 吧！

早在16世纪，耶稣会会士来华，他们开始熟悉中国文化及其生活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各阶层人士的接触，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为了将福音广传，他们有了新的抉择：从科学转向哲学，从宗教转向道德，努力适应本地风俗与文化。为了使中国读者能理解，他们竭尽全力译书着书，将皈依者带入天主教信仰的核心——救世主耶稣基督其人其事的启示中。

为使信友善度信仰生活，他们从中国人对神诵经祈祷的癖好获得灵感，也从异教徒们的施教方法受到启发，利玛窦和罗明坚从一传播福音开始起，就将教理的主要内容与需要诵念的祈祷文结合起来。由“信经、天主经、圣母经”开始解释信仰真谛；编着了教理书、祈祷经文备教友使用。

1585年，信经被译成中文。1581年，罗明坚用中文写成第一部天主教信仰着作《天主实录正文》又称为《天主圣教实录》，广为传播。该着作和形式明显是东西合璧，师徒之间的对话，即一个中国人和一个西方学者之间的对话，原文用拉丁文写成的，后译成中文，这显然是一部针对非信徒的关于天主教信仰的护教小册子，既是一本要理问答，又是一部天主教教义。

1582－1588年期间，罗明坚又着有一本《中国诗集》共58首，分34个标题，不少诗涉及天主教教义和道德的教导，我们在天堂或地狱里及最后的命运，天主的圣德，圣母玛利亚和天主降生成人等，该书于1593年公诸于世，这是陈绪纶神父的贡献。

1583－1586年利玛窦来华期间，首次系统地用拉丁文写成中文版葡华字典，德礼贤称之为《教理对话》，此书概述了利玛窦来华期间与文人学士谈话的内容。该书明显地具有福传性。1604年，他的《天主实义》在北京出版了，这是中国天主教史上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次年又出了一部天主教教义小册子《天主教理》，全书纲要如下：十字圣号、三位一体的表述、我们的天父、荣福玛利亚、信经等。利玛窦也教给首批中国基督徒十诫、信经和最常用的经文。

1617年，庞迪我神父写了一本《耶稣受难始末》，从其文笔看很可能是他与李之藻合作写成。

G. 罗明坚的学术贡献

罗明坚神父认为借用书籍在华讲圣教是一条捷径。万历十一年（1583）年底，罗明坚神父便已把他撰着的《天主实录》重校毕。以后又请利玛窦和在肇庆府住的一位福建儒士郑郢润饰。至万历十二年（1584）旧历八月十八日，序文方才写好，同年十一月杪全书方才印刷完毕。这本书共计印刻一千二百册。这是在华天主教的第一册中文教理书籍。不久这本书又刻印第二版，题名《天主圣教实录》。它不仅流传于中国，而且还远及菲律宾、安南、日本等处，并且它的样本还远达欧洲。
《天主实录》是一部护教的道理书，是准备外教读者接近基督真光，弃绝在华流行的几种迷信，认识显明的真理，进而皈依圣教。书中对于降生、受难、圣体等应信的道理没有仔细讲解。七件圣事（圣洗除外）和圣三的道理都没有提及。天主教的圣统和罗马教宗，并反对我国传统经书及社会道德的文字书中都付阙如。总之这是一本适应国学人士的护教书。读后使人感到它的内容和我国的中庸思想很是吻合，使人能判别善恶，仿佛拨云雾而见青天。这年（1584）年底，利玛窦也出版一本提名《畸人十规》的教义书。
最早把西洋钟表带到中国，而第一个传入中国的大型钟是在1583年作为礼物,经过澳门由罗明坚等人送给当时的两广总督陈瑞。
首次将西方油画携入中国内地。当时地方官员在检查罗明坚所携带的物品时，发现了一些“笔致精细的彩绘圣像画”。胡光华认为，“笔致精细”正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油画所具有的艺术表现特征，这些“彩绘圣像画”应是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方宗教油画。
16世纪一些在中国传教的西方教士首先接触到朱熹的着作。最早翻译朱熹着作的是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他首次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并将朱熹理学介绍到了欧洲。在德国、美国等国家的一些着名的大学，都开设有研读朱熹理学博士学位的研究院。朱熹在国际上的知名度是武夷山区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关键因素。
中国最早的一本《葡汉字典》就是由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 Ruggieri, 1543－1607）在澳编写，他还用拉丁字母编订了汉语拼音，其核心内容一直引用至今；第一本汉语语法书也是由来澳的一位西班牙传教士编写。事实上外国人认识与学习汉语的历史资料在澳门也非常丰富，亟待中外学者的开发和研究。

H. 传教士到中国来最早是在什么时候

利玛窦
明万历年间
进入中国的第一站：肇庆

1584年利玛窦获准与罗明坚神父入居广东肇庆。他们对中国官员自称来自“天竺”，致使中国人以为他们是佛教徒。利玛窦解释来中国的原因：“我们是从遥远的西方而来的教士，因为仰慕中国，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这里侍奉天主。”他不敢直接回答传教的目的，否则他可能会被驱逐。为了传教，他们从西方带来了许多用品，比如圣母像、地图、星盘和三棱镜等。其中还有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利玛窦带来的各种西方的新事物，吸引了众多好奇的中国人。特别是他带来的地图，令中国人眼界大开。
进入了中国的利玛窦对中国文明非常称赞：除了还没有沐浴“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他感叹“柏拉图在《共和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而且他还发现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但是他也发现“在中国人之间科学不大成为研究对象。”
这一年的8月在肇庆建立了“仙花寺”，开始传教工作。起初传教十分低调。神父们行事小心谨慎，主要精力都在学习汉语和中国的礼节习俗，以博得中国人尤其是官员们的信任。他们身穿佛教僧侣的服饰，认为这样能够博得人们的好感，而且他们也觉得这与天主教神父的装束相差不大。这也使中国人更加相信他们是远道而来的僧人。他们在这里挂上了圣母玛利亚的画像，许多士人官吏，甚至僧人都来跪拜，他们感到非常兴奋。但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讲这更多是出于礼节性的，而没有宗教意义。也有记述说，他们担心中国人看到玛利亚的画像会误认为他们的神是女性的，而改挂了基督像。
1584年利玛窦制作并印行《山海舆地全图》，这是中国人首次接触到了近代地理学知识。利玛窦利用解释各种西方事物的机会，同时介绍了他们的天主教信仰。他们翻译了《十诫》《主的祈祷》和《圣母赞歌》，以及《教理问答书》。很快亦有中国人对天主教产生兴趣。于是利玛窦开始派发罗明坚撰写的《天主实录》，以中文解释天主教的教义。许多中国人都对这部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但是无论如何，无论是“仙花寺”的创立，还是《天主实录》的刊行，中国人始终是把它当作佛教流派而已，中国人对于基督教还没有多少实质的认识。
[编辑本段]第二站：韶州
万历十七年（1589年）夏天，广东新任总督将利玛窦所住的西式建筑据为己有，于是利玛窦移居韶《几何原本》内利玛窦和徐光启的插图。州。在韶州的时候，利玛窦遇到了一次意外。他们遇上了强盗打劫，虽然利玛窦受了一点伤，但是幸好他们吓退了强盗，而且很快这些强盗就被逮捕归案。在韶州期间，另外一个不幸是利玛窦的两名部下相继逝世。1591年麦安东神父逝世；1593年石方西神父也辞世了。而另外一名罗明坚神父则早已返回了欧洲，现在只剩下利玛窦一人从事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感到欣慰的是，他在肇庆结识的士人瞿太素成为了他的好友和弟子，还帮助利玛窦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第一卷。籍着瞿太素的宣传，以及赠送高官们利玛窦自己制作的天体仪、地球仪和计时用的日晷等西洋物品，利玛窦的名声逐渐在当地的达官贵人中传开，其间他还被瞿太素的朋友邀请去了一趟南雄。
在韶州他攻读《四书》，并首次将之译为拉丁文。而通过与瞿太素和其他许多中国上流社会人士的接触，利玛窦发现自己先前的佛教僧侣装扮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并不受到尊重，社会地位也比较低下。为了更方便与中国的官员交往，在征得范礼安的同意后，从1594年起，利玛窦开始蓄发留须，并穿起了当时儒士的服装。
[编辑本段]第三站：南昌
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利玛窦借口为一位北上任职官员之子治病，而获得了去南京的机会。但是到了南京以后，利玛窦陪同的官员对他逐渐失去了兴趣，利玛窦只好自己设法留在南京。然而这一次失败了。他只好折返南昌，并获得批准在此居住。在南昌，利玛窦知遇了江西巡抚陆万垓，向他展示三棱镜、西国记数法和钟，并讲解西方书籍的内容，他还向当地学人讲解数学问题与日晷记时问题。1596年9月22日利玛窦在这里成功的预测了一次日食，使他很快成为了一个有名的人物。期间结交了许多儒士权贵，受当时名士章潢之邀在着名的白鹿洞书院讲学交流，与分封在南昌的皇族后裔建安王和乐安王建立了友好的关系等等。
王室成员、各级官员都对地球仪、玻璃器皿、西式装订的书籍等礼物极感兴趣，利玛窦便在自己的住宅再一次举行“科普”展览，表演先进的记忆方法，出版《交友论》，并开始撰写《天主实义》，选择适合中国人伦理观的西方伟人语录加以刊行。他放弃建造教堂、公开传教的方法，进一步用中国自高就有的“上帝”偷换“天主”概念。利玛窦在南昌传教的三年，也是他的传教策略在探索和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过程：他与江西的官绅阶层进行了密切交往和友好的对话，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成功的传教策略——“南昌传教模式”。
他在写给耶稣会的报告中解释了在南昌传教成功的原因：一是因为当地从没有见过外国人；二是利玛窦的记忆力非常好，以至于许多中国人都想学习，他也因此用汉语写了一本《西国记法》的书来介绍他的记忆方法；三是它能够运用四书五经来宣讲基督教的教义；四是他的自然科学知识；五是传说他会炼金术；六是有人向他求教基督教。
1596年利玛窦被范礼安任命为耶稣会中国教区的负责人，由利玛窦全权负责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并且指示利玛窦想办法到北京去觐见中国的皇帝，以达到在中国传教的有力保障。而且还从澳门送去了许多准备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
[编辑本段]第四站：南京
接受了新任务的利玛窦开始策划北京之行。没过多久，他就联系了北上任南京礼部尚书的王忠铭一起带他去南京，而且王忠铭还表示要带他去北京。于是1598年6月25日利玛窦与另一位郭居静神父（Lazzaro Cattaneo）同王忠铭一起离开南昌奔赴南京。7月初他们一行到达南京，9月7日利玛窦抵达北京。但当时正值日本侵犯朝鲜，利玛窦作为外国人无法在北京久留，而且又遇到了财政上的困难，仅住一个多月便只好返回，次年2月6日到南京。
在南京居住期间，利玛窦通过瞿太素的帮助，结交了不少名士，如南京礼部侍郎叶向高、思想家李贽、徐光启等。当然这主要还是人们对于他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倾慕。值得一提的是，在南京利玛窦还与一位三淮和尚（即大报恩寺僧雪浪）进行了一场辩论，在这次辩论中，利玛窦凭借其科学性的思辨明显占了上风。他还在正阳门（今光华门）内洪武岗西崇礼街（今尚书巷）建成内地第四座天主教堂，他在城西罗寺转湾的住址后来也成为着名的天主教堂——石鼓路天主教堂。这些活动使南京成为中国天主教史上最重要的传教中心之一。
[编辑本段]永住北京
利玛窦像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5月18日，利玛窦带着庞迪我神父和准备好献给皇帝的礼物再度赴京，并于1601年1月24日抵达北京。进呈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方物，得明神宗信任。1601年，明神宗下诏允许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但中国的朝廷根本没有注意到，利玛窦长住北京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基督教。
之后利玛窦在北京以丰富东西学识，结交中国的士大夫。常与宾客谈论天主、灵魂、天堂、地狱。同时编撰新书，包括以中文写成的《二十五言》等，得到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尊重。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当中有数名更是公卿大臣。这当中最着名的，也是后来影响最大的是进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启。
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5月11日利玛窦病逝于北京，赐葬于平则门外的二里沟。逝世前指定龙华民(Nicolas Longlbardi) 接任教会中职务。

I. <三字经》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三字经》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历史、哲学、天文地理、人伦义理、忠孝节义等等，而核心思想又包括了“仁，义，诚，敬，孝。”

背诵《三字经》的同时，就了解了常识、传统国学及历史故事，以及故事内涵中的做人做事道理。

在格式上，三字一句朗朗上口，因其文通俗、顺口、易记等特点，使其与《百家姓》、《千字文》并称为中国传统蒙学三大读物，合称“三百千”。

《三字经》与《百家姓》、《千字文》并称为三大国学启蒙读物。《三字经》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它短小精悍、琅琅上口，千百年来，家喻户晓。其内容涵盖了历史、天文、地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所谓“熟读《三字经》，可知千古事”。

(9)罗明坚翻译成西班牙语的书是什么扩展阅读

根据记载，世界上最早的《三字经》翻译本是拉丁文。1579年，历史上第一位研究汉学的欧洲人罗明坚，到澳门学习中文，他从1581年就开始着手翻译《三字经》，并将译文寄回意大利。

1727年，沙俄政府派遣一批人士到中国学习儒家文化，首先研读的就是《三字经》。其中一位学生罗索兴将它翻译为俄文，后入选培训教材，成为俄国文化界的流行读物。

韩国、日本也对《三字经》也非常重视。日本早在江户时代（1603~1868年）已印行由中国商船带来的各种版本的《三字经》。

从江户时代到明治初年（1868~1921年），日本的私塾已采用《三字经》，后更大量出现各种仿制本，如《本朝三字经》、《皇朝三字经》等，多达二十多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三字押韵，介绍日本历史地理文化道德的《本朝三字经》。

J. 让东西方文化产生碰撞的传教士，具体有哪些贡献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形象，尤其是在普罗大众、升斗小民心中的形象大多是妖魔化的。这与长期以来中国的排外思想有关，也与各历史时期内的统治需要有关。但今天，我们不应该再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他们。

诚然，有一部分的传教士或主观或客观地起到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先锋官的角色，但更多的是为中国带来了许多先进的思想、文化、科技。一起来简单的回顾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历史，去了解一下中西方文化碰撞的成果和为中国带来的影响。

从唐朝起开始在中国出现并活动的传教士们，或主观或客观地起到了沟通东西方文化纽带的作用，发展到明末清初时引发了当时“西学东渐”的风气。遗憾的是，随着统治者的短视和闭关锁关政策的执行，中国并没有赶上时代的浪潮，随后被欧美远远的落在了身后。当中国统治者还在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时，并不知道全世界范围内已经开始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千古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