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班牙宗教狂热

1. 从治国的视角比较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的崛起

葡萄牙的崛起其实是很短暂的。她崛起的原因很多。从政治上来说，葡萄牙的国土三面被西班牙所包围，面对强大的西班牙，葡萄牙发展的方向只能是海上。亨利王子是虔诚的基督徒，他拥有传播上帝福音的宗教狂热。同时，他也是个热衷于航海冒险事业的统治者，在他的大力支持下，葡萄牙通过吸收人才，研发技术，是自己的航海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贸易的驱使，香料贸易的巨额利润以及土耳其对商路的控制激发了这个小国对开辟商路的热情。但是由于葡萄牙本质上是个小国，人口和资源的相对匮乏，使其在航海方面的发展力量极为有限。有时葡萄牙的殖民地只有几十个士兵守卫，这使得他难以保护费劲千辛万苦开辟的航路，这使得葡萄牙的航路开辟活动入不敷出。

西班牙的崛起与葡萄牙类似，但由于西班牙的实力要远比葡萄牙强得多，因此在新航路贸易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也获得了更多的利益。刚刚击败穆斯林的西班牙依靠着宗教狂热毁灭了美洲的三大古国：印加、阿兹特克和玛雅，从中获得了大量的财富，依靠教皇的权威，制订了教皇子午线，确立了自己在新航路上的地位，保护了自己的既得利益。通过建立一支强大的护航船队保卫自己的商路航线。但讽刺的是，大量的黄金涌入不止带来巨额的财富，也带来了经济上的灾难：物价飞涨，经济混乱。由于宗教上和传统观念上的影响，西班牙没能没能把财富变成更多的财富，而是以它们来消费奢侈品，反而滋养了邻国的手工业发展，促进了邻国的崛起。

荷兰是最值得学习借鉴的国家。虽然荷兰加入新航路淘金热的时间比较晚，但是却很快的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回报。这源于荷兰的文化。一方面信奉新教的荷兰有着更为先进和开放的财富观念，不像西葡那样在商业活动中受到思想的限制，另一方面，自然资源的匮乏也是的荷兰很早便走上了商业道路。荷兰人一系列的商业改革，或者说是金融创新使得他在短期内能够迅速的筹集自己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同时灵活的运用政治手腕，为自己的发展开路。

2. 为什么宗教信徒都很不理性，很狂热

因为宗教信徒是迷信的。他们不需要任何事实支持而相信，所以导致狂热，或者说这种迷信是由狂热支撑的。
这种情况，和歌迷追星类似。歌迷在自己的心目中杜撰歌星的美好，任何人的非议都会招致他们的愤慨和驳斥。即使这个歌星已经隐婚，或者是个断背，或者有狐臭。

3. 历史上,西班牙和葡萄牙为什么不是民族国家

1、光复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
公元8世纪初，从北非过来的阿拉伯人用了大约4年的时间征服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现在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在此后的数个世纪里，阿拉伯人以他们特有的智慧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带阿拉伯化的西班牙文明，使西班牙在2个世纪之内都是西欧的文化中心。
阿拉伯人占领西班牙后，不愿接受这些伊斯兰教统治的西班牙人退缩到北部山区，那里出现了一些抵抗中心，由此开始了持续7个多世纪的光复运动，但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是11～13世纪。这场斗争，在西班牙人看来，是基督教反击伊斯兰教侵犯的一部分，所以，反抗阿拉伯人同志的武装也被看成是罗马教皇号召组织的十字军的一部分。
10世纪和11世纪时，在伊比利亚西北部出现了雷翁和卡斯提两个抵抗中心。鉴于西班牙人的复国战争如火如荼地展开，约两万北非的柏柏尔人在伊本.优素福率领下于1086年来到西班牙，支援这里的阿拉伯人。在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中，卡斯提国王阿方索六世率领的军队大败，据说他只带了300人死里逃生，而这些柏柏尔人的军队则把4万多个首级作为战利品带回了北非。但卡斯提人没有灰心。1212年，卡斯提国王阿方索八世在各抵抗中心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十字军的支持下，统率联军于柏柏尔人在托罗萨地方进行决战，大获全胜，柏柏尔人被杀至少16万。1230年，卡斯提和雷翁王国合并，统称为卡斯提王国，是反抗阿拉伯人统治的中心，拥有最强大的一支反抗武装。1236年，他们攻克阿拉伯人的首都科尔多瓦，光复运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在伊比利亚的东北部则形成了反抗阿拉伯人的另一个中心――阿拉贡王国，该王国的正式形成是在1137年，由当地几个抵抗中心合并而成。在半岛的西南部，则形成了葡萄牙王国，它先是依附于卡斯提，1143年后成为独立王国。
在整个光复战争中，西班牙出现了一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其中最着名的是民族英雄罗德里戈.迪亚士（约1043～1099），他成为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被称为“熙德”（斗士的首领）。他的主要功劳式1094年攻占巴伦西亚，并坚守住这座城市。后来他的事迹被人编为长诗《熙德之歌》，是中世纪西欧最重要的几部长篇史诗之一。近代以来，这部长诗也成了衍生其他文学作品的素材，如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作家高乃依就创作了悲剧《熙德》，歌颂理智对情欲、义务对感情的胜利。
经过11～13世纪的激战后，西班牙人的胜局已定，但离光复全部领土仍需时日。科尔多瓦失守后，阿拉伯人逃到半岛东南部的格拉那大，又在那里坚守了250多年。他们在这群山环抱、江河贯流、田园如茵的弹丸之地，在这势单力薄的偏安环境中，再次创造了辉煌的文化。
2、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形成
胜利在望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还无暇顾及这一类文化的创造，他们在复国的同时处于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不经历这个过程，日后他们就不可能发动大规模的探险和殖民活动，也就不能建立起庞大的帝国，而民族国家的形成，不光是一个驱逐外敌的过程，也是一个解决民族内部冲突、使内部各种政治势力达到相对集中和统一的过程。要实现这一点，往往要经过激烈的思想冲突和流血斗争。
近代西欧各国民族国家爱国主义形成时期，主要表现为国王和大贵族的冲突。葡萄牙独立后不久，即在13世纪初就发生了内战，主要是国王想加强中央政府权力而引起于大贵族和高级教士的冲突。此后，葡萄牙不仅多次发生与卡斯提的战争和新的内战，还爆发过两次“革命”，即所谓的1245～1247年的革命、1383～1385年的革命。葡萄牙史学家认为，这些革命都带有国王与“人民”（城市市民和农民）合作打击闹分裂的权贵的性质，结果使中下层阶级获得了更多的活动空间，这对商人特别有利。1383～1385年的革命是与卡斯提的战争一起进行的。在这场战争加革命中，世袭大贵族站在卡斯提一方，市民和一些精通罗马法的知识分子站在政府一边，卡斯提的干涉军失败了。于是，有钱的“资产阶级”（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是习惯上一种比较简单方便的称呼，一般是指当时的大商人。一般说来，这是还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最多也是一些倾向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商人。）和法学家在新建立的王朝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资产阶级”关心和平和扩大贸易，法学家则关心加强国王权威。一个集权的中央政府至此终于建立起来了，没有这样一个政府，没有这些商人和法学家的努力，小小的葡萄牙此后要发展成一个帝国是不可能的。当然，只靠这些商人和法学家也是不行的，未来的扩张和建立帝国，还是要靠那些权利受到一定抑制的贵族的支持和领导。但这里我们必须看到，西欧中世纪后期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差别就在于：他们的商人及其相关的知识分子还是取得了可以与传统的统治阶级相抗衡的权利。
光复运动的另两个主要中心阿拉贡王国和卡斯提王国也不平静，它们同样面临加强中央权力的问题，同样面临大贵族闹独立，同时还有农民反抗封建捐税的起义。为了强化中央权力和集中统治，两个王国走上了联合的道路，这是通过联姻来实现的。 1469年阿拉贡的王子斐迪南与卡斯提女继承人伊莎贝拉结婚。10年后，他们先后继承了各自王国的王位，这样1469年两个国家正式合并，实现了西班牙的统一。不久，统一后的西班牙开始向偏安一偶的阿拉伯人发起总攻。1492年1月，格拉那大的摩尔人献出城池投降，光复运动至此结束。
伊莎贝拉是位颇会玩弄权术的女王。据说她金发碧眼，是个典型的美人，但不是那种风情柔和之辈，而是爱好体育、健壮有力之人。理论上她是协助丈夫治理国家，但无比傲慢、固执己见，又善于掩饰，常常装出天真浪漫的样子裁断大小事务。特别是她的宗教狂热，使西班牙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就是她大肆利用宗教裁判所来镇压“异端”，制造了大量冤案。仅1498年前的17年中，被处以火刑的就有8800人，被判有罪的达10万人以上。这里所说的“异端”，指的是那些信仰其他宗教的居民，如犹太教、留在西班牙而被迫改宗天主教的摩尔人（被称为“摩里斯科人”），也就是那些对基督教信仰解释与罗马天主教的官方规定有出入的人。不过后者是少数，当时的异端主要还有那些在宗教实践上与教堂规定的一套不一致的人，大部分是走火入魔的乡村妇女，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异端”是被诬告造成的。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镇压政策虽暂时有助于政权的巩固，但其消极面及其明显。比如，政府命令犹太人在3个月内离开西班牙，许多医生、科学家、哲学家、商人、高级手工艺人在犹太教士的带领下离开了这个国家。这些离开西班牙的犹太人的后裔现在已有200万，分布在全球多个国家。
当然，对这时期西班牙的君主来说，这些消极现象并不像后来看来那么严重。在他们眼里，最有意义的是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这是向外扩张、建立帝国的先决条件。伊比利亚半岛上这两个国家在近代西欧的扩张中走在前面，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反侵略斗争中较早建立起了一个相对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
民族国家是指近代以来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或民族独立运动建立起来的，以一个或几个民族为国民主体建立起来的国家。 民族国家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乃20世纪主导的现代性民族自决和自治概念及实践。与18及19世纪传统帝国或王国不同，民族国家成员效忠的对象乃有共同认同感的“同胞”及其共同形成的体制。认同感的来源可以是传统的历史、文化、语言或新创的政治体制，因此，从一个民族构成政府体制，或者由数个民族经同一共享的政府体制构成的国族，都是民族国家的可能结合型式。 民族国家是政府体制的一种形式。而民族则是共同体的认同概念，其来源可以是共享的体制、文化、或族群。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应此包括以公民国族主义及种族国族主义等不同的思维，主要取决于认同概念的形成要素。所谓的单一民族国家，所有公民共享一价值、历史、文化、或语言，不论是继承前帝国王国的统治范围或者是当代全球化的移民现实来说，少有国家符合此类形。因此，当代民族国家常为多民族国家而多元文化主义常用来形塑及争取对体制的认同。 首先肯定一点：全民重商主义（拜金）和冒险精神引发自主探究世界的浪潮，从而获得广大的殖民地和资源（主要是金银），从而得到足够的金钱以提升国家经济实力，然后就是强大的海军实力，和宽松的政治环境和金融政策。商人与贵族共治，海军比国力先行。 上面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崛起之路。但可惜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当时太有钱了，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买来，因此自己就不生产了，也就是传说中的（产业空心化），大家全玩资本扩张，结果到最后资本没有扩张，1588年无敌舰队的覆灭导致了西班牙资本外流，结果就是西班牙国力的衰落。因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强大是建立在其美洲殖民地强大的金银资源流入的结果，其舰队技术水平并不怎么样，本国生产能力也不行，当海军舰队覆灭的时候就是国家衰落之时，因为国家再也拿不出那么多钱建立强大的海军了

4. 西班牙,葡萄牙为何热衷于宗教传播、

其实两国都不太热衷于宗教传播，只是为了殖民和财富的掠夺，打着上帝的旗号干着撒旦的勾当。
真正的宗教传播者只有那些潜心向主的人，如乘风破浪的清教徒。

希望能帮到您 欢迎讨论~

5. 问问西班牙的风俗

既然是交换生，那么他们就是在中国咯？说点儿和西班牙同事在中国生活后的实际体验：

他们喜欢足球，拉丁音乐，跳舞。不怕晒太阳，古铜色的皮肤是健康的象征。和异性见面亲两颊。除非正式会议，西班牙人一般不是很守时（至少在西班牙）。享受生活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找个好的迪斯科吧，周末年轻人喜欢去那里。

他们习惯付小费，得告诉他们在中国不需要。

对于食物：吃口偏甜，不能吃辣。很多西班牙人偏好日本菜，而且中国的日本菜便宜。他们对于甜酸味得很能接受，一般情况不吃狗肉，以及其他更少见的动物。如果要他们尝试，千万不能说出是什么肉。

很重要一点，由于西班牙大部分地方都偏干燥，必须提醒他们注意中国气候不同，湿度很高，出了汗不容易干，必须有准备，特别是夏季，对于西班牙人来说简直就是地狱。所以衣服方面，春夏装得是宽松吸汗的，年轻人喜欢紧点的衣服，但是那样保证天天像蒸笼里出来一样。

6. 为什么西班牙与意大利受宗教改革影响较小

西班牙与意大利受宗教改革影响较小的原因如下:
1、意大利是教廷属邦所在地，天主教影响极深。
2、西班牙处于光复运动时期，与伊斯兰教对立极深，具有浓厚的天主教狂热倾向，天主教是西班牙立国与统一的精神支柱，缺乏宗教改革的土壤。
3、西班牙统一后，王权强大，对异端严厉镇压，统一了内部思想。
总之这两地是受天主教恩惠最大的地方。宗教改革越激烈的地方，往往是受天主教会压迫最深的地方。

7. 西班牙历史 关于宗教的

历史上西班牙是属于天主教势力范围的，后来公元8世纪时摩洛哥的伊斯兰势力从直布罗陀海峡“入侵”西班牙，占领伊比利亚半岛，建立了摩尔帝国统治了西班牙七百年，但逐步没落。

其13世纪修建的阿尔罕布拉宫是摩尔人抵抗北部基督教国家的最后据点，但在内部纷争，东征十字军和蒙古铁骑的三重打击下一蹶不振，彻底失去了曾有的辉煌。

尽管摩尔人在格林那达又喘息了百余年，最终还是被西班牙的天主教徒们赶回了北非摩洛哥的大漠老家。欧洲的伊斯兰统治也从此正式结束。

(7)为什么西班牙宗教狂热扩展阅读：

天主教对西班牙人的影响

天主教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西班牙人的日常生活中。像其他天主教徒一样，西班牙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都是在教堂中度过的：出生后的洗礼，第一次领圣餐，婚礼和死后的葬礼。

西班牙节日众多，有一个原因就是每一个城市、每一个村子、每一种职业都有一个圣徒作为守护神。每到圣徒生日的时候，这个城市或者行业公会就要举行大弥撒和宗教游行。另外，每一个教徒也都有自己的守护神，不仅要过自己的生日，也要过圣徒的生日。

西班牙人的名字大多取自圣徒，最常见的男女名字就是圣父圣母“何塞”和“玛丽亚”，而且不论男女，都经常把这两个名字连用。比如西班牙前任首相就叫“何塞·马利亚·阿斯纳尔”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西班牙历史

8. 纬度的秘密：为什么西班牙人热情如火，德国人

可以这样说吧，纬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民族性格。越趋于寒带，阴霾越重的地区，民族性格越严谨、缜密；反之，越是温暖晴朗阳光普照的地区，其居民的性格就越是任性、浪漫。
早年看过阿莫多瓦的一句话，大意是说，好多西班牙老人为什么都穷苦、邋遢、悲惨，而德国老人则基本上都过得安康体面？那是因为青壮年的德国人在工作挣钱储蓄的时候，青壮年的西班牙人在夜夜笙歌纵酒狂欢呢。
德国的宗教革命家马丁路德曾经说过一句话：“即使我知道整个世界明天将要毁灭，我今天仍然要种下我的葡萄树”。务实、勤勉、埋头苦干，不肯苟且，德国人的这种民族性格是非常着名的。
其实，就西班牙和德国这两个对比度强烈的民族来说，没什么好评价的，也谈不上价值序列的高低排列。这只是生命观的差异。有的人，把生命视为不同阶段，是一生这个概念，于是，匀着过，每个阶段都很仔细，每个阶段都尽量过得不错。而有的人则认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只体现在青春这个阶段，所以要及时行乐，至于说到后面没本钱了，那就能怎么混就怎么混吧，反正也活不了多久了，好在还可以死。
有意思的，高纬度性格，因为寒冷、严谨、缜密、有序，所以，绝望感就更为强烈；不少德国电影是这样的，还有好些北欧电影也是这样的，比如着名的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就以其浓重的终极追问意味，而让人感觉质地十分紧密甚至是过于紧密，因而有窒息感。而低纬度性格看似混杂凌乱，却有着一种特别的通达和幽默在里面，跟高纬度性格的纠结和追问不同的是，低纬度性格有一种天然的混沌迷糊的生存理念，天人合一，自在逍遥，比如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以阿莫多瓦为首的西班牙电影和一些南美电影，在这些电影中，无论是怎样的境遇怎样的遭遇，中间都有颇为可口的喜剧感。
看讲述德国人性格的一些文章，是这样概括的。比如，洁癖，讲究清洁和整齐，德国主妇是全世界最喜欢打扫卫生的主妇；还比如，德国孩子一般都会在写完作业后才玩耍，因为德国人的教育就是先工作再娱乐；再比如，说半夜12点，停在红灯前的那辆车，一定是德国人开的……德国人较为共同的特点就是：实在、勤奋、准时、节俭和做事一板一眼。
老实说，我真有点像德国人。我这人，有洁癖，做事认真、勤奋，特别讲究秩序，无论是居家还是做事，秩序井然就能让我安详。而我恰恰也是半夜12点也会把车停在斑马线前等红灯转绿灯的那种人。有人曾经对我说，你像个德国女人。
这种人，给人的感觉是靠谱，但无趣，一般来说都是虚无主义者。这我知道的。
对德国女人，从感觉上讲，我一向有点敬畏。敬的比重要比畏大很多。这就是一种感觉，没什么道理，更没什么论据。这种感觉来自德国的哲学、德国的纬度、德国特有的黑森林气息。
最初关于德国女人的影像感觉是早年在好莱坞大放光芒的玛琳-黛德丽。她是从20年代中期开始走红的女影星，成名作是1930年的《蓝天使》。《蓝天使》之后，她到了美国签约派拉蒙公司，然后在很多部电影中出任主角。这个长相有点男性化且嗜好男性服装的德国女演员，以其硬朗沉静的表演风格，很快征服了美国观众，与来自瑞典的葛丽泰?嘉宝分坐当时影坛的两把后座，相当于东宫西宫的味道。
上个世纪20、30年代美国影坛的两位皇后，在进入40年代后，前后选择了退隐。嘉宝的退隐是特别绝然和彻底的，她是1941年拍完最后一部电影《双面女人》之后，在36岁的巅峰期选择离去，从此彻底从公众视野中消失。黛德丽选择的是一种渐退的方式，战后，她离开了电影圈，重新做回了早年的歌厅歌手，四处巡回演出。然后，她一点点越退越远，直至彻底消失。
玛琳-黛德丽和嘉宝，都是高纬度国家的女人。她们的例子可以再次有力的证明，高纬度性格跟虚无是有天然的亲近感的。而且，越繁华越虚无。
德国人的味道是非常特别的。他们严谨、端素、条理分明、举轻若重，几乎不带什么游戏色彩。他们不是没有玩笑，但那种玩笑倾向于歇斯底里的闹剧风格，与英国人的幽默和法国人的诙谐相比，口味显得比较重。在东方，与德国特点有类似和相通之处的国度，应该就是日本。德国的闹剧电影和日本的闹剧电影，有好些都有一种笑得几乎闭气的癫狂谵妄，让人有点惊骇。
有时想，二战期间，德国和日本结盟，说起来背后是有一种相通的气场的。这种气场跟同是高纬度的地理位置是不是有什么关联？二战轴心国结盟中为什么会加上一个意大利？这有点令人费解。意大利和德国与日本，民族气质差别太大，多少有点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感觉。但意大利气质中含有某种癫狂自大的成分，这一点倒是与德国和日本不谋而合。
日本文化中的“清简”之味，源头是东方的佛学和哲学本质。在西方人中间，我估计也只有德国人是最有可能体会并欣赏的。从电影的角度讲，“清简”的代表人物是小津安二郎，而在世界影坛上，最着名的小津安二郎的西方学生，就是德国人维姆-文德斯。
德国女导演桃丽丝-多利也是小津安二郎的倾慕者。在对小津的崇拜方面，比她更为人所知的是维姆-文德斯。文德斯称小津为其“电影上的父亲”，还拍了一部记录片《寻找小津》，忧伤无措地想用镜头捕捉1960年代属于小津的东京景象。当然，他找不到了，所以忧伤无措。
但就剧情电影来说，桃丽丝-多利可比文德斯更多更好更逼真地采了小津的气。2008年春天上映的《樱花盛开》，让众多影迷为之倾倒。我认为这是近年来少有的真正能够触动人心的电影佳作。
看资料上说，桃丽丝-多利是少数持续创作超过20余年的德国女导演，她的电影，诸如，《预约下一世纪的温柔》、《光脱不恋》、《渔夫和他的妻子》等，票房和口碑双赢，接二连三获得国际影展大奖的肯定。但就东方观众来说，真正进入视野并为之赞叹的她的作品，就是《樱花盛开》。
生之无奈，生之苦痛，老年的悲伤，失去，永别。这些是所有人都要体会的东西。我喜欢《樱花盛开》这部电影讲的道理，那就是好时光一去不复返。就是这样的。人生旅程就是一个走下坡路的过程，只是，有的人在这段下坡路上也能多少瞄得几眼不错的风光，摘得几朵美丽的花儿，而有的人就干脆一路朝下，不管不顾，一点也不留恋往返，径直走下去就是了。前者并不一定比后者更快乐，因为那是幻觉；后者也不一定比前者更睿智，因为连幻觉都丧失了。我喜欢《樱花盛开》，就是因为，它呈现了幻觉的色彩，也呈现了生命的本质，而很多作品是无法将二者兼顾呈现的，但《樱花盛开》做到了。更重要的是，《樱花盛开》有一种安之若素的味道。这也是小津安二郎的核心味道。
就我这个被别人视为带有高纬度性格的人来说，我更倾向安于本质。只有安于本质，幻觉才更像是幻觉，也才能够更加纯粹地享受幻觉。

9. 西班牙信仰什么宗教

西班牙96%的居民信奉天主教，其余也有新教徒、犹太教徒和伊斯兰教徒。

西班牙属基督教文化圈，许多禁忌与欧美国家相同，如视“13”为不吉利数字，忌用黄色、紫色、黑色，忌用菊花等等。

天主教的影响表现在西班牙人的日常生活中。像其他天主教徒一样，西班牙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都是在教堂中度过的：出生后的洗礼，第一次领圣餐，婚礼和死后的葬礼。

西班牙节日众多，有一个原因就是每一个城市、每一个村子、每一种职业都有一个圣徒作为守护神。每到圣徒生日的时候，这个城市或者行业公会就要举行大弥撒和宗教游行。

(9)为什么西班牙宗教狂热扩展阅读：

西班牙全境分十一个教区，其中托莱多教区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托莱多主教从哥特时期以来就是西班牙的红衣主教。

西班牙自从罗马人统治时期开始就确立了天主教国家的地位。公元八世纪至公元十二世纪的“再征服”战争（收复失地运动）将阿拉伯人赶出半岛之后，天主教完全控制了整个西班牙。十八世纪以后，教会和世俗力量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反教权运动日益高涨，教会势力逐渐衰败。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西班牙

10. 宗教对现代西班牙社会的影响

近年来，欧美学者对传统的中世纪形象进行了许多反思，很多新观点与人们的普遍认识大相径庭。以下是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大学历史系主任托马斯·F·梅登教授（Thomas F.Madden）关于宗教裁判所的一篇文章，相信会让很多读者大为震撼。历史很难客观，也很难有一定之论。惟其如此
，我们才应该抱着更加宽容和开放的态度去探究过去，从而更好地理解现在和将来。

西班牙画家戈雅所画的《宗教裁判所》

在指斥天主教会的罪恶时（人们经常这么做），人们总是把宗教裁判所作为一个突出的例子。那些对欧洲历史没什么兴趣的人们清楚地知道，宗教裁判所是一个由狂热而残忍的教士主导的机构，这些教士拷打、残害并杀死敢于挑战教会权威的人。在现代，“宗教裁判所”这个词既代表一个机构，也代表一个历史时期。如果自己主持的听证会被称为“宗教裁判所”，这对大多数议员来说绝不是一种恭维。

不过，近年来人们对宗教裁判所进行了更多的研究。在准备千禧年庆典的过程中，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要求学者们探明宗教裁判所时期所发生的一切。1998年，梵蒂冈向来自世界各地的30位学者开放了宗教法庭（Holy Office，宗教裁判所的现代继任者）的档案。现在，学者们最终写出了长达800页的报告，并在罗马召开新闻发布会将之公诸于众。其中最令人震惊的结论是，宗教裁判所并不像人们想的那么恶劣。拷掠并不多见，那些被送到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人中也只有大约1%被执行了死刑。正如当时的一条新闻标题所示，“梵蒂冈缩小了宗教裁判所。”

许多人用惊讶的喘息和嘲讽的冷笑来对待这份报告，这进一步证明了历史学家和普通大众之间的确存在着一条可悲的鸿沟。真实的情况是：尽管报告中运用了许多此前无法获得的材料，它反映的却只不过是无数学者早已从其他欧洲史料中了解到的事实。关于这个问题有不少精彩的新着，包括爱德华·彼得斯的《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1988）以及亨利·凯门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The Spanish Inquisition，1997）。简言之，历史学家早就已经知道，大众关于宗教裁判所的看法是虚妄的。但真相又是如何呢？

要理解宗教裁判所的性质，我们就必须懂得中世纪的确是一个落后的时代。我们不能指望，过去的人能够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世界以及他们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你不妨想象一下，要是你生活在黑死病时期，你会有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宗教不只是人们在教堂里实践的东西，它就是科学、哲学、政治、个人身份和拯救的希望。宗教不是一种个人爱好，而是一种永恒普遍的真理。这一来，异端邪说就成了插在此种真理心脏上的利刃，它不但会给异端分子带来灭顶之灾，还会危及周围的人，令社会结构四分五裂。

宗教裁判所并不是产生于铲除异己或是压迫人民的欲望，我们不如说它是一种阻止不公正死刑的尝试。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异端学说是一种反国家的罪行，它在罗马法《查士丁尼法典》中被定为死罪。统治者们相信自己的威权来自上帝，他们无法容忍异端分子的存在。普通人也是如此，他们认为异端分子是危险的外来者，必将招致天谴。在中世纪早期，被控为异端的人会被带到当地领主那里接受审判，跟那些偷猪或是损坏灌木丛（是的，这在英格兰是一种严重罪行）的人一样。跟那些犯罪不同的是，你很难认定被控告的人是不是真的异端分子。（要判断明白），首先得有人接受一些基本的神学训练——那正是大多数中世纪领主十分缺乏的东西。结果，欧洲各地有无数的人被世俗统治者处死了，没有公平的审判，也没有对指控有效性的适当评估。

天主教会在这个问题上的对策就是宗教裁判所，它于1184年由教皇卢西乌斯三世（Pope Lucius III）始创。它的创设是基于这样一种需要，即让被指控的异端分子得到公平的审判，这样的审判由知识丰富的法官主持，并按照证据法的原则行事。在世俗统治者眼中，异端分子背叛了上帝和国王，因此死不足惜；而在教会看来，异端分子只是离群的迷途羔羊。作为上帝的牧羊人，教皇和主教们有责任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来把他们带入正途。这样，中世纪的世俗领袖们汲汲于捍卫自己的王国，而教会则在努力拯救灵魂。宗教裁判所为异端分子提供了一种逃脱死刑并重返社群的方法。

正如这份新报告所确认的那样，大多数被宗教裁判所控为异端的人都得到了缓刑或是无罪开释的结果，那些被认定犯有重罪的人也可以有忏悔、苦修并重返教会的机会。宗教裁判所背后有这样一个假定，那就是异端分子只不过是走错了路的迷途羔羊。但是，一旦审判官确定某只羊的离群是出于故意，宗教裁判所就别无选择了。不知悔改和顽固不化的异端分子将被逐出教会并交由世俗统治者处理。与人们通常的想象不同，宗教裁判所不会烧死异端分子。把异端邪说定为死罪的是世俗统治者，不是教会。事实上，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拯救了无数无辜（甚至是不那么无辜）的人，而那些人本来可能会成为世俗领主或是暴民统治的牺牲品。

在13世纪当中，宗教裁判所在方法和实践上都变得系统得多了。训练有素的多明我会修道士衔教皇之命主持着宗教裁判所，他们组织的审判代表着当时欧洲最好的法律实践。14世纪以降，王权日益增长，宗教裁判所的主宰从教皇变成了国王。以前只有一个裁判所，现在却有许多个。尽管存在滥施刑罚的危险，但西班牙和法国等地的君主还是尽力保证其治下的裁判所既有效率又不失仁慈。16世纪，女巫大恐慌席卷欧洲，这股歇斯底里的狂热正是在那些拥有完善的宗教裁判所的地区得到了遏制。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受过训练的审判官对女巫集会和烧烤婴儿之类的指控进行了调查，并认定它们毫无根据。而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德国，世俗和宗教法庭烧死了数以千计的女巫。

与中世纪其他世俗法庭相比，宗教裁判所无疑要开明得多。那么，宗教裁判所并没有烧死数百万人的事实为什么会让大众尤其是新闻界如此惊讶呢？首先，当今天的人们想到宗教裁判所的时候，他们脑海里浮现的实际上是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不，这样说也不对。他们脑海里浮现的实际上是关于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神话。有趣的是，在1530年之前，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一直受到普遍的赞扬，被认为是欧洲最好、最人道的法庭。事实上，当时还有这样的记录：西班牙的罪犯故意做出亵渎的行为，以便被移入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监狱。不过，在1530年之后，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新起的异端路德教，关于它的错误认识可能正是来自于新教革命以及由此而来的（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敌对状态。

到16世纪中叶，西班牙成了欧洲最富有也最强大的国家。包括荷兰、德国北部和英格兰在内的欧洲新教区域也许无法在军事上与之匹敌，但他们却拥有一件威力巨大的新武器：印刷机。西班牙人在战场上击败了新教徒，但却输掉了宣传战。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人们制造出了关于西班牙的着名的“黑色传奇”（Black Legend，从16世纪开始，反对西班牙和天主教会的一些作家和历史学家写了大量着作来反映西班牙的残忍和不宽容，由此制造出了一个邪恶的西班牙形象，是为“黑色传奇”——译者注）。数不清的书籍和小册子从北方的印刷机里涌出来，控诉着西班牙帝国在新世界的人性沦丧和可怕暴行。富饶的西班牙被描绘成了一个黑暗愚昧的邪恶之地。

新教针对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宣传从“黑色传奇”中所获甚丰，但它也有其他的来源。从宗教改革开始的时候起，新教徒就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他们难以解释为何新教创立的时间会和基督创教的时间差了15个世纪。天主教徒自然会在这一点上做文章，他们指责新教徒是在基督的教会之外别立旁门。新教徒则辩称他们的教会才是基督的教会，只不过是被天主教压制在了地下，而罗马天主教会就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它像当年的罗马帝国一样在整个中世纪期间迫害基督教徒。不巧的是，中世纪还没有新教徒，但新教作家们仍然从中世纪异端分子的各种表象下认出了他们。这一来，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就完全成了一个试图摧毁隐藏的真正教会的兇手。而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仍然十分活跃，正在以极高的效率把新教徒驱逐出西班牙，它对新教作家来说不过是这一场大迫害的最新版本。有了这一素材，再随便加点“黑色传奇”的作料，你就可以一本接一本地炮制关于残忍邪恶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小册子了——那些新教作家就是这么干的。

西班牙帝国及时地退出了历史舞台，财富和权力转移到了北方，尤其是法国和英格兰。到17世纪晚期，欧洲各地的咖啡馆和沙龙里已经溢满了宗教宽容的气氛。天主教和新教的宗教裁判所都萎缩了，只有西班牙人还抱着自己的宗教裁判所不放，并因此受到人们的奚落。伏尔泰之类的法国思想家把西班牙看作是中世纪的样板：虚弱、野蛮、迷信。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本来就已经戴上了宗教迫害的嗜血工具的帽子，现在又被启蒙思想家们嘲笑为愚昧和不宽容的野蛮武器。一个新的、虚构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它是由西班牙和天主教会的敌人设计出来的。

现在，关于宗教裁判所的一点点真实写照已经回到了人们的视线当中。问题是：有人会注意这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