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是泰国哪个股王

Ⅰ 红牛大败局

“困了累了喝红牛。”

在这句广告席卷中国二十年后，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 金色 的小 易拉罐上印 着 两头红牛 激烈角斗的场面，已经成为当下一场巨大的闹剧。

其中一头“红牛”，是以严彬为首的华彬集团——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严彬与红牛配方创始人许书标达成授权合作，联合成立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红牛”）入局中国市场并掌权以来，这一金色的红牛小罐，以6元定价，每年几十亿罐销量，让华彬集团这家外企赚的盆满钵满。

而另外一头“红牛”，则是红牛创始人许书标为首的泰国天丝（以下简称“泰国天丝”）——与严彬达成合作后，随着2016年授权期限到来，天丝一纸状告华彬集团鸠占鹊巢，冲突在近些年持续爆发：围绕着红牛授权年限、红牛中国的股份、以及分红等系列问题，双发展开了旷日的法律诉讼。

两头“红牛” 浴血相争， 市场落得遍地鸡毛。

那么，究竟谁在说谎？

两头红牛的 角力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

可实际上，如此口水战已算是个中常态 ——两头“红牛”近些年围绕着商标、经营权、分红、授权书、股权等方面爆发了大规模的冲突，累计诉讼几十起。

可最关键的是， 自2016年 开始，泰国天丝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却 是获胜的那一方。 而反观北京红牛的表现，则更像是胡搅蛮缠—— 包括其中最关键的两次节点，一审和二审。

今年10月，双方二审开庭审理——北京红牛在二审中强调，其诉求是确认北京红牛对红牛商标的所有者合法权益，商标所有者合法权益是通过使用而自然产生的权益。

对此，不少网友就评论：

“按照北京红牛的意思，这相当于 租房20年 ， 就把自己当成 了 房东 ， 如今时间到了不愿退房，还要房东全额返还房租。 ”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下庭审现场，你会知道什么叫理屈词穷，什么叫无理取闹。这是一个很明摆的事实，非要扯东扯西混淆视听，还打民族感情牌更恶心。”不少知情人甚至如此爆料。

而在一审判决中，北京红牛输得则更加彻底——在2019年7月，北京红牛请求法院确认其对17个红牛系列商标享有所有者的合法权益，并要求天丝医药向其支付共计37.53亿元的广告宣传费用。

按照 北京红牛 的诉求，这意味着： 作为红牛创始者的 泰国天丝集团，在与严彬集团合作成20年后，不仅将失去自己的商标，并且将承担这些年红牛的大部分营销费用。

但最终，北京红牛输了个底掉 ——北京高院驳回了北京红牛的全部诉讼请求，还判决由北京红牛承担全部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80.68万元。

但至今，这份非常关键的“50年协议”，在天丝和华彬集团诉讼进展了近2年后才突然出现，成为华彬集团要求继续经营红牛的 “救命稻草”。

但是，这份忽然出现的“50年协议”无论从公信力，还是合法性，都存在巨大的疑问。

首先，这份“50年协议”公信力存疑 ——按照北京红牛及华彬集团的主张，这份“50年协议”是在1995年由合资公司、天丝，以及其他合资方：中国食品工业总公司、深圳中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署。

但最大的问题是，该 协议从未有过 任何 公开可查的相关行政机关的登记记录 ， 以及法院的实质性效力认定。

其次，这份至关重要的“50年协议”没有原件 ——华彬集团虽然在今年建立红牛博物馆里公开展示了这个协议，不过其展示的“协议书”仅是一份复印件，既无原件也无公章。

而在 最高院关于红牛商标权属的网络直播庭审中，北京红牛也承认了无法提供原件。

再者，“50年协议”的签署方，并非北京红牛。

实际上，这份协议书的丙方和合资合同里的丙方并不一致。在协议书中，经过合资公司发起人大股东红牛维他命饮料（泰国）有限公司的批准，签署协议的几方也并非如今合资公司的股东。

由此可以推测，北京红牛不是当初“五十年协议”中的合资企业，“协议书”合法有效与否，要打一个巨大的问号。

反观以上种种，不难看出北京红牛从法律角度而言，似乎败局已定。

可令人不解的是，为何以华彬集团为首的北京红牛，对于这一场胜负已分的战争，仍是如此执着，甚至，近乎于胡搅蛮缠呢？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华彬集团，这家外资企业一直试图把自己装点成中国的民族企业，大打感情牌，悲情牌，从而混淆了基本的商业逻辑—— “天下熙熙，皆为利往。”这，才是红牛故事的真正开头。

在1995年，天丝老板许书标与严彬的相遇，在华彬集团于中国铺天盖地的营销中，早已传成了一段“民族企业家实业报国”的佳话。

按照华彬集团的说法，严彬是第一批中国华侨企业家的杰出代表，早年南下到泰国讨生活，甚至一度卖血。而“筚路蓝缕”后终创立了华彬集团，并“偶然”与许书标相遇，出于对祖国的热爱与熟悉，一举开拓了中国功能饮料市场......

这样的描述一多，就会给中国消费者一个倾向，从而忽略了根本： 即，夸大了严彬的个人作用，淡化了许书标的开创意义，刻意将家国情怀摆在首位，而罔顾商业基本逻辑。

先看第一个问题：夸大了严彬的个人作用，淡化了许书标的开创意义 。

实际上，红牛创始人许书标，同样也是泰籍华人，祖籍海南文昌。白手起家的他，在40岁那年（1962年）创立了一家制药厂。

而到了上世纪70年代，彼时泰国迎来高速发展期（这点正与90年代中国趋同），上班族以及工人成为了 社会 主力军。看准商机的许书标，便在自己的制药厂研制一款“滋补性饮料”，取名Krating Daeng，这便是红牛的前身。

随后，到了1981年，凭借多年的营销与品牌积淀，红牛饮料在泰国终于打开市场，开始进军世界—— 据许书标自传称：“红牛为我带来每日1100万泰铢（约合人民币212万元）的收入”。

换句话说，在1995年前泰国红牛不仅畅销泰国，在世界也具备了一定的影响力——正因如此，1987年许书标便率先授权奥地利红牛，自此红牛在海外有了第一个“代言人”。

有趣的是，泰国红牛畅销世界168个国家，授权对象只有两个：一个是奥地利红牛，时间是1987年；一个是中国红牛，时间是1995年。

如此看来，严彬与许书标的相遇是否为偶然呢？进一步说，彼时这一门生意，算不算一个风口？

可有意思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严彬在泰国主业是房地产，这位靠着亚洲金融危机在泰国房圈大赚特赚的精明商人，又岂不知：

房地产跨界跨国进军功能饮料市场，若没有成功先例，潜在的商机，技术的加持，谁敢尝试？

其次：华彬集团刻意突出自己家国情怀，并借此混淆商业的基本逻辑。

在华彬集团于中国的宣传资料中，人们可以频频看到：严彬怀揣着家国情怀，建设祖国心切才选择开辟中国功能饮料市场。

但是，同属华侨的许书标与严彬身份性质上并无区别。而一味将情怀作为商业的出发点，这多少有些尴尬。

实际上，1995年后的中国与80年代的泰国处境相似——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体力劳动者数量大量攀升。可以说，这正是一片肥沃的土地，急切盼望外资与企业进入，也成了那个时代的常态。

可令人疑惑的是，严彬团队与泰国天丝合作成立北京红牛后，后者不仅为严彬提供了品牌授权，以及系列技术和专家支持，但严彬团队却一味邀功自赏：只用了数月时间，就完成了谈判、签约、投产、上市等一系列工作——这些宣传话语，就频繁出现在各类媒体之中。

从这点上说，一味忽略时代的力量，忽略前人成功经验与帮助，将一门生意说到国家的高度，一味给自己戴高帽子，这样的说辞，实在令人害臊。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这是严彬的经典用语。

可事实上，这20年来严彬作为红牛在中国的“代言人”，甚至据《 财经 》报道，北京红牛在2015年之前、长达20年时间内从未开过一次董事会，作为第一大股东，许氏家族至今未拿到过一分钱分红。

如此看来，这似乎不像是遇水架桥，倒像极了过河拆桥。

对严彬集团来说，红牛在中国市场巨大利润，已经让这家企业变得“疯狂”。

甚至，据许氏家族的律师介绍：在过去20年里，红牛中国从未对许氏家族进行任何分红不说，而当天丝集团对分红提出质疑时，严彬甚至提出调高自己在红牛泰国的股权比例，作为分红的条件。

不得不说，这吃相难免过于难看。

当然，这块蛋糕也足够诱人——实际上，在20多年来中国红牛产品累计产量已超800万吨，累计销售额1453亿元。严彬也借此大赚特赚，身家暴涨：在2018年富豪排行榜上，其身价达到了780亿。

但是， 商业核心是利润，可达成利润的前提，则是诚信。

或许，也正是利益分配问题，也从侧面印证了“华彬”内部文化层面的价值观缺失。但肉眼可见的是，华彬集团与泰国天丝的矛盾，已经从诉讼全面上升为市场博弈，刀戎相见。

与华彬集团闹僵之后，泰国天丝通过新的合作伙伴——广州曜能量饮料有限公司和普盛食品销售有限公司运作“红牛安奈吉饮料”，同时又将自己在泰国生产的“红牛维生素风味饮料”引入中国。

在今年5月，泰国天丝宣布未来三年将对在华业务进行一系列投资，投资总额为10.6亿元，包括深化在华合作伙伴战略关系、在中国设立新的代表处、组建国内团队、扩建新的生产基地以及推出该集团旗下更多新产品等。

到了7月，泰国天丝则宣布西北红牛生产基地正式投产、8月全面启动市场营销活动、9月宣布新增养元为红牛安奈吉长江以北的分销商，10月宣布成为中国田径协会官方合作伙伴.....

在泰国天丝一系列的攻势下，天丝旗下的红牛产品市场占有率逐渐攀升。

值得一提的是，天丝集团提到：“目前，天丝集团已经在全国一百余个地方开展了200多次针对合资公司违法产品的维权行动，并取得了各地行政执法机关的支持。”

由此 可见，北京红牛 的 生存状态 ， 已经 不 大 乐观。

相形之下，天丝猛烈的攻势也蔓延到整个市场——在中国各大电商平台，泰国天丝的“红牛安奈”与“泰国红牛”步步紧逼，以大规模的促销优惠，掀起一轮轮的价格战，蚕食市场；在线下市场，泰国天丝的两款红牛更是凭着对经销商与零售商的优惠政策，开始在大街小巷铺开自己的产品，直接与红牛中国比邻......

双方 已 无法回头 ，争斗也必有结果。

但令人好奇的是，华彬集团——这一家在法律与道义上占尽下风的外资企业，在这场输不起的市场战争中，究竟表现如何呢？

严彬 ， 这位精明的商人 ， 似乎早就已料想到了翻脸的一天 。

在2014年，华彬集团收购美国椰子水品牌“维他可可”25%的股权，并将产品推向市场试水。到了2015年，华彬集团又以1.0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挪威高级瓶装水品牌“VOSS”51%的股份。

时间往下推，更到2016年，华彬集团推出“亲儿子”：战马功能饮料。可是，作为严彬集团最为看重的产品，“战马”一直表现平平——在2018年，严彬为战马制定合计15亿元的销售目标，但同年销售额为8.3亿元，到2019年战马销售到13.3亿元。

此外，从市场与用户的双重反馈来看，战马表现也远不及预期。一个直观的例子是，对于二级代理商而言，即使战马饮料优惠颇多，还实行“百搭五”政策（即一百件赠五件），不过大多数商家还是愿意卖红牛，而非战马。

从这一点上来说，华彬 集团力吹的 “战马”要想在短期内要独挑大梁，并不现实。

更重要的是，如今的功能性饮料市场已经变天——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我国功能饮料零售额达到了456.7亿元，而零售量增长至139.6亿升左右。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20年该领域市场规模将达到680亿元。

回看整个市场，东鹏特饮、乐虎、魔爪、体质能量、焕醒源、卡拉宝、启力等众多品牌也纷纷加入竞争。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中国市场上新推出的功能性饮料就多达20多种。

更加微妙的是，在华彬集团和泰国天丝激情互撕的同时，东鹏特饮、乐虎等品牌则开始暗度陈仓——东鹏特饮选择以瓶装显示差异化，又将零售价定位3.5元，远低于红牛6元的单价，以上打法也为在近年斩获超50亿元的年销售额，并在2019年6月提交IPO申请。

此外，借由跨境电商等渠道入驻中国的进口的功能性饮料，由于成本、难度逐渐降低，国外的各大品牌也开始加速布局中国市场，这场战争的激烈程度逐渐加大。

从这点上来说，上无资深品牌加持，下无市场认知托底，左有“红牛”力压，右有其他品牌围攻，腹背受敌的“战马”，处境也非常尴尬。

这样看来，华彬集团仅凭着“战马”破局难度过大。更为难堪的是，近几年华彬集团的基本盘似乎也开始动摇起来——据尼尔森数据显示，过去的两年红牛中国的营收持续下跌，跌幅分别为7%和19%，其市场占有率也从2016年的63%，跌至如今的58%。而到了2020年上半年，华彬快消品运营的五个品牌销售额总计143.26亿元，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约4.7%，红牛销售额达133.93亿元，较去年下降约3.6%。

从这一点上来说，只有意识到企业深层的文化和价值观问题，认真总结反思，华彬集团或许才可能找到破局之道。

可是，华彬集团 的 企业文化却令人 侧目 。

如果要问， 华彬集团 在中国 最大的王牌 是什么？

那一定离不开两个字：宣传。

而且，是铺天盖地的洗脑宣传，大肆营销，甚至是在歪曲事实。

如今，有心人只要细看各大媒体平台的严彬创业故事，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桥段—— “为了让大家能够喝到红牛，严总甚至在大冬天里亲自带领团队，在长安街上将一罐一罐的红牛送给每一位路过的出租车司机。”

可以说，诸如此类的轶事层出不穷 ，在 北京红牛的宣传里反复出现。但是，某种程度上说，这仅仅是 一个自导自演 的故事。

更夸张的是，近年来涌现的民族企业之类的噱头、营销梗，正是北京红牛率先叫出：

但为什么， 一款饮料 要 捆绑到民族层面 ？

又为什么， 华彬集团意识 要将产品与 形态建设 相挂钩？

难道， 在铺天盖地的宣传之下， 任何产品，任何企业，只要资本到位，就能吃上民族企业这碗饭了吗？

甚至，在与泰国天丝屡次对簿公堂期间，在判决结果已经如此明晰时，华彬集团却依旧摆弄着这一套民族企业的玩法，打悲情牌，演苦情戏，层层加持，试图在法律下浑水摸鱼，更在各大平台频繁公关，为自己不断造势。

这 难道不可疑吗？

而据数据统计，在创业当年，严彬为推广中国红牛就花费了2亿元广告费，而当年的北京红牛在全国销量不到2亿元——从这点上说，早在1995年华彬集团对营销的重视程度，就已经超越如今洗脑营销的各类公司，按照一种有趣的说法：

华彬集团 真是把 营销 ， 放在了企业顶层设计 里 。

而在 大规模 的营销 投入，几十年来对用户的心智 的 控制 下 ， 中国消费者 或许早已忽略了严彬的 发家史 ——这位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抄底泰国楼市，又巧妙离场 的 精明侨商，是否与李嘉诚有神似之处？

更夸张的是，在华彬集团多年来的营销倾向下，将民族主义与自己牢牢捆绑，那么，消费者在选择商品时，是否可以这样认为：

不买 （ 北京 ） 红牛，就 不是中国人？

实际上，这是一个相当值得反思，并值得好好聊聊的话题：

即， 商业是否应该如此与民族捆绑？ 按照营销学上的解释，这是用户心智建设。可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诸如此类的说辞，在当下的中国市场早已水漫为患。

值得一提的是，华彬集团对待员工的方式，其中透出所谓企业文化也令人难以信服——在2017年5月，中国经营报报道称，4月中旬北京红牛再次传出“裁员”消息，对象主要是基层业务人员，比例将近20%。

报道中提到，北京红牛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快消品集团营业单位2017年度标准薪资管理》的通知，称“根据每个人在北京红牛的不同职级，降薪比例从5%-10%不等”。上述员工表示，工作多年没有涨过工资，但消费水平却在提高，因此准备辞职。

无独有偶，据公众号快消的独家消息，2018年1月-2019年4月，华彬集团共离职3200名员工，其中6%去了竞品，4.5%去了“安奈吉”。

更重要的是，一切妄图在商业层面以民族道义去绑架消费者的群体，千万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毕竟，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强调的是合作共赢、知恩图报，而非唯利是图，卸磨杀驴。

至此，一个巨大的问题也在面前：

北京红牛 是否会退出中国？

不少观点认为，这只是时间问题——毕竟，在商标与配方上失去法律支撑的华彬集团，极有可能步王老吉后尘，迎来慢性死亡。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北京红牛体量过大，利益牵扯过多，兹事体大，不可能就此别过。

但肉眼可见的是，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如今步入商店，又一次看到金色的红牛小罐时—— 花样百出的红牛，带来的不仅 是迷惑，也是失望。

当其他品牌都在积聚能量、聚焦认知，集中火力将品牌做大做强之时，“红牛”如今则是利字当头冲昏头脑，在内斗中用尽全力，去不断稀释品牌势能，模糊着消费者认知。

而市场的反映，也似乎预示着北京红牛的溃败似成定局——公开数据显示，2016年北京红牛销售额超过230亿，市场占有率接近80%。但从2016年漫长诉讼开始，北京红牛就陷入了增长停滞，年销售额长期徘徊在190-230亿之间。

最近几年，北京红牛的市场份额，更是从80%一路下滑到50%多——据欧睿国际于2019年12月发布的《Energy Drinks in China》，按照非现场消费渠道终端销售金额口径计算，红牛目前在国内能量饮料占据的市场份额约为57%。

从80%的市场占有率跌落到57%，红牛只用了三年时间——下一个三年，北京红牛是否会从57%变成0%呢？

【钛媒体作者介绍： 袁国宝，互联网趋势观察家、知名 财经 作家、新盟创始人、资深媒体人、新媒体营销和品牌传播专家。】

Ⅱ 獐子岛：“戏精”不是扇贝｜2020魔幻系列（7）

财经 天下周刊（ID：cjtxzk）

文 周享玥

编辑 孙明

扇贝跑了，扇贝死了，扇贝回来了，扇贝最念虚终被卫星定位了……

如果A股市场有个“神奇动物”榜单，以獐子岛扇贝的深厚功力，无疑可以轻松问鼎榜首，拿下"最魔幻、最识大体动物”称号。

毕竟，能在不到6年里，精准卡在上市公司每个最需要的节点，先后上演四次离奇“失踪”，冻死过，饿死过，跑路过，还能每每以一己之力换得背后公司化险为夷，最终甚至要动用卫星调查才能寻其踪迹的扇贝，不管是在A股市场，还是现实世界，都称得上“魔幻”。

而主导“神奇扇贝”故事的獐子岛，自然也无愧于股民们对其“A股戏精”的称号，顶着“海上大寨”、“鲍鱼之乡”的名号风光登场，登顶过市值200亿的高峰，讲述过离奇古怪的“神奇扇贝”故事，也跌落过黯淡无光的谷底，最终，落得个一地鸡毛、辉煌难再的惨淡结局……

数据显示，截至2月8日收盘，獐子岛（002069.SZ）股价仅为3.45元/股，总市值24.5亿元。多番折腾下，“中国水产第一股”的荣光不复存在。

獐子岛一出场就拿了个好剧本。

资料显示，獐子岛帆高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即獐子岛）坐落于黄海深处一座名为獐子岛的岛上。1958年，由獐子岛、大耗岛、小耗岛、褡裢村四个岛屿成立的人民公社，被命名为獐子人民公社，并于1983年，改公社为乡。同时成立了集体所有制公司——獐子渔工商联合公司，该公司于1985年更名大连獐子岛渔业总公司，1992年再改组为獐子岛渔业集团公司。

而作为地名的獐子岛，是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獐子岛镇最大的岛屿，长海县则是东北地区唯一一个海岛县，鱼、虾、蟹、贝、藻类资源丰富。由于地理环境优渥，据地方志记载，截至上世纪70年代，獐子人民公社就已经创造出了单船捕捞和总捕捞量的全国纪录，并首次登上《人民日报》，被冠以“海上大寨”的称号。

但獐子岛此后的无限风光，除了得天独厚的海域资源和地理位置，更离不开一个叫吴厚刚的人。吴于1964年出生在獐子岛的一个下辖岛屿大耗岛，父辈皆以捕鱼为生。1980年，年仅16岁的吴厚刚考入獐子岛修造船厂，成为一名铆工，并在进厂一年后就被提拔为会计，此后历任财务科长、镇渔业总公司财务办总会计、副主任等职务，始终掌握着财务大权。

吴老板的早期职业道路走得顺当，但想要成为传奇式人物，还需要一个可以施展力挽狂澜或者锦上添花之力的机会。

机会很快来临。上世纪80年代，獐子岛从日本北海道引进虾夷扇贝，但最初采用漂浮养殖模式，产量少且污染海水，经济效益并不高。而彼时，辽宁省水产研究所开始尝试一种名为“底播养殖”的新技术，即将扇贝等种苗直接投放到海底，让其自行生长几年后再捕捞。

在獐子岛渔业做财务工作的吴厚刚看到了其中商机，遂向公司推荐“底播增殖”技术，以5分钱一枚的价格买来大量种苗，投向大海。渔民们却不高兴，怒骂他是个败家子，并质疑这种技术“生不见贝，死不见壳”，无异于“往海里撒钱”。最后是镇政府出面，才平息了争议。

两年后，被捞起来的一个个个大、肉肥且价高的虾夷扇贝则彻底让岛民们闭上了嘴，獐子岛也自此进入快车道。1990年，獐子岛虾夷扇贝底播面积首次突破1万亩，1995年突破5万态乱亩，两年后再翻番，突破10万亩。

吴厚刚的地位也水涨船高，于上世纪90年代顺利从镇办企业转入体系内，不久后又在1996年出任獐子岛镇长，并兼任獐子岛渔业集团公司总经理。这一年，他刚刚32岁，俨然是大多数岛民眼中“年轻有为”的存在。

1998年，獐子岛渔业集团公司改制为獐子岛渔业集团有限公司，獐子岛镇以及其下辖村的村民成为公司股东，吴厚刚也自次年开始兼任獐子岛董事长一职。直至2001年，獐子岛渔业集团依循政企分离政策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其才正式辞官下海。

而据媒体报道，为了让吴厚刚无后顾之忧，长海县政府还决定给其5%的股份奖励，并要求吴厚刚自己投入5%，有困难可无息借贷。就这样，吴厚刚揣着借来的530万元，顺利拿下了獐子岛10%的股份，成为第三大股东，实现了从官到商的转变。

同一时间段，獐子岛被冠以“海底银行”的称号，开始冲刺资本市场。2006年9月28日，獐子岛正式登陆深交所，不仅成功拿下了“中国水产第一股”的称号，其股价更是在2008年初蹿上151.23元/股的高位，使其一度成为当时沪深两市的“股王”，也是中国农业第一个百元股。

獐子岛在资本市场的优异表现，造就了一个身价超5亿元的亿万富豪吴厚刚。而吴老板自2007年起几乎年年出现在达沃斯论坛的身影，则被视作其身份地位的象征。

随着吴厚刚地位的不断跃升，其兄弟亲族也跟着“沾了光”，纷纷进入公司担任要职。獐子岛岛民的日子更是过得红火，岛上学校、医院、电影院等一系列现代化基础设施一应俱全，一幢幢两层小洋楼更是随处可见。而据一组数据显示，2000年，獐子岛镇总收入已经达到6.79亿元，纯收益2.1亿元，人均收入超万元；同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不过为6208元，农村人均收入2229元。

故事如果就此戛然而止，獐子岛和吴厚刚都会成为成功者的代表，但獐子岛显然极具“戏精”体质，并不甘心仅仅作为一个普通励志故事中的主角，而是要演绎一出“扇贝去哪儿”的荒诞悬疑剧。

2014年，獐子岛已经开发的海洋牧场面积超300万亩，约2000平方公里，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世界级海洋牧场。然而，就在同年10月，形势却发生了180度大逆转——獐子岛突发公告称，因几十年不遇的冷水团突袭其养殖区域，公司2011年和2012年间播撒的148.66万亩待收获虾夷扇贝绝收，造成2014年前三季度巨亏约7.6亿元，当年总计亏损额达11.89亿元，几乎亏掉了前四年的所有盈利。

一时间，“獐子岛扇贝跑路”事件震惊整个A股市场，投资者们对獐子岛冷水团的真实性、定期抽检却为何未能及时预警、是否存在内幕交易、是否存在内部贪腐等种种怀疑也接踵而来，一度成为当年A股市场最大的一起“黑天鹅事件”。

面对质疑，吴老板表示很“委屈”——“我们一家企业讲不清冷水团的事儿，大家都不明白……冷水团说不清楚，底播增殖说不清楚，海洋牧场说不清楚”，并一度在互动平台上回应投资者有关“宁可相信世上有鬼，也不信董事长那张嘴”的质疑时，不无感伤地表示，“一个人被信任不易啊，请看我们的实际行动吧。”

但蹊跷的是，獐子岛公告中提及的冷水团，事前从未经大连市气象局等权威机构通报过，当地养殖户也都说没有遇到，更没有听说附近海域的养殖户因冷水团而明显减产。

尽管疑点重重，证监会当年12月的调查结果却显示，未发现獐子岛有财务造假行为；獐子岛扇贝的第一次跑路也最终以吴厚刚承诺自愿承担1亿元灾害损失与公司共度难关，以及獐子岛高管集体降薪告终。

而就在半年后的2015年6月，獐子岛再次公告称，最新抽测结果显示，2012年、2013年、2014年底播未收获的160余万亩虾夷扇贝尚不存在减值风险。故事的戏剧性走向不禁让众多围观者惊呼：“丢失的扇贝又游回来了”。不过，仅两天后，獐子岛再发公告解释，此次抽测中的2012年底播苗种与2014年因“冷水团”绝收的部分属两个不同海域，而非“扇贝回来了”。

獐子岛的风波暂时得以平息，但看似平静的海面之下，仍然暗流涌动。

2016年1月，有消息称，獐子岛被2000多人实名举报，称2014年的“冷水团事件”原因并非自然灾害，而是提前采捕和播苗造假。而举报者正是獐子岛的居民，同时也是獐子岛股份受益人。但獐子岛随即否认了举报信的存在和信的内容，一如离奇失踪的扇贝，这场举报同样疑云满布。

而戏精之所以被称之为“戏精”，往往因为讲出的故事太具戏剧性且出其不意。

2018年2月，獐子岛发布公告称，因降水减少、饵料短缺、海水温度异常等原因，扇贝“越来越瘦，品质越来越差”，并最终被饿死，从而导致2017年业绩由盈转亏，再次巨亏7.23亿元。2019年4月，獐子岛再度发声，因“底播虾夷扇贝受灾”，2019年一季度亏损4314万元。5个月后，獐子岛底播虾夷扇贝再次在短时间内“大规模自然死亡”，带来损失2.78亿元，而獐子岛方面给出的原因是“海水温度变化、海域贝类养殖规模及密度过大、饵料生物缺乏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扇贝跑了，扇贝回来了，扇贝饿死了，下一次又因水温不对死掉了……不过短短几年时间，扇贝的来去生死，早已成为獐子岛的家常便饭，“扇贝去哪儿了”的笑话更是讲出了连续剧的架势,就是不知道海底的扇贝自己的历次死因，会不会再“笑死”。

扇贝会不会“笑死”谁也不知道，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獐子岛大概是“乐在其中”的。

据深交所规定，中小板企业连续两年亏损将被ST，连续3年亏损将被暂停上市，连续亏损四年则将被终止上市。而在“扇贝去哪儿”连续剧上演的6年间，“家底”早已不再丰厚的獐子岛，却一直“幸运”地避开了被暂停或终止上市的关键节点，将2014年至2019年的业绩，几乎都套在了一年亏损一年盈利的变动规律上。卡位之“精准”，让不少网友惊呼：“獐子岛的扇贝极有可能具备金融行业背景，并已考取注册会计师资质，非常熟悉上市公司审计的相关工作”。

而事实的真相，一直要到2020年6月，才被北斗卫星勘破，并被证监会给予“财务造假”的终局认定。

2018年2月，就在獐子岛宣布“第二次扇贝跑路”事件后一周多，证监会决定对獐子岛启动立案调查。而因虾夷扇贝这一存货的特殊性，证监会为此派出稽查总队30多人，历时17个月的调查，甚至调动了刚刚组网完毕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才最终破解了“扇贝去哪儿了”这个A股市场的魔幻谜题。

2019年7月，证监会向獐子岛下发《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称已查明獐子岛涉嫌财务造假；2020年6月24日，证监会又正式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和《市场禁入决定书》，认定獐子岛相关年报及信披涉嫌虚假记载，并对獐子岛做出罚款60万元的“顶格”处罚，对时任董事长吴厚刚等人罚款30万元及采取终身市场禁入措施。2020年9月，证监会更是宣布将獐子岛证券犯罪案件移交给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而据调查结果显示，证监会以底播虾夷扇贝捕捞船只的北斗导航定位信息为基础，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还原了采捕船只的真实航行轨迹，却发现獐子岛在2016和2017年间结转成本时所记载的捕捞区域与捕捞船只实际作业区域存在明显出入。

2016年，獐子岛通过少报扇贝采捕海域面积13.93万亩，少计营业成本6002.00万元；同时又巧妙利用其会计核算原则，通过在部分尚未捕捞的海域重新底播的方式，虚减营业外支出7111.78万元。借此，已经在2014年和2015年连续两年亏损的獐子岛，成功在2016年虚增利润1.31亿元，占同期披露利润总额的158%，实现了所谓的“账面盈利”，成功摘帽，避免了被暂停上市的风险。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为了消化掉2016年隐藏的成本和亏损，2017年，獐子岛又以扇贝被“饿死”为由，虚减利润2.79亿元，占同期披露利润总额的39%。

不过，吴厚刚对于证监会的“财务造假”认定似乎并不认可。2020年5月，还是獐子岛董事长的吴厚刚就曾向媒体抱怨：“为什么别人遭了灾，大家都同情，獐子岛遭了灾，不但不同情，还都踩上一脚？”，并表示证监会“仅靠两份推演报告就判定我们财务造假，没有法律依据”。

而据报道，2020年12月，吴厚刚已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证监会发起一份长达一万多字的起诉状，要求撤销相关行政处罚，且该案已进行首次质证。但獐子岛对于这位前董事长的起诉行为显然避之不及，在被媒体问及相关问题时，只抛出了一句“吴厚刚已从公司离职，其个人诉讼行为属于私人司法维权活动”。

三十多年前，被獐子岛岛民们怒骂“败家子”的吴厚刚靠着扇贝“底播增殖”技术，助獐子岛兴了家，然而，三十年后，吴老板却真的让獐子岛“败了家”。2010年的巅峰时期，獐子岛市值一度超200亿元，但在三翻四次的“扇贝去哪儿”事件后，只余下20多亿市值，缩水近90%。

獐子岛最新发布的2020年度业绩预告则显示，2020年度，獐子岛预计盈利1000万元至1500万元，扣非后净利润亏损1亿元至1.5亿元，而上年同期，其归母净利润亏损3.92亿元，扣非净利润亏损1.86亿元。2020年扭亏为盈的原因，主要系“出让部分海域使用权相关资产及转让子公司股权、政府补助等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收益增加”以及“海洋种业产品经营业绩有所增长”等因素影响。

“戏精”獐子岛的未来，依旧迷雾重重。

Ⅲ “天竺、波斯、暹罗、扶桑”分别是今天的哪个国家﹖

”天竺、波斯、暹罗、扶桑“分别指印度和其它印度次大陆国家的统称、伊朗、泰国、日本。

1、天竺：是现在的印度和其它印度次大陆国家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等的统称。唐初统称为天竺。天竺历史上相继出现了四大帝国：孔雀帝国、笈多帝国、德里苏丹国和莫卧儿帝国。

(3)上世纪80年代是泰国哪个股王扩展阅读

波斯名称由来

自从公元前600年开始，希腊人把这一地区叫做“波斯”。而关于波斯人的第一个书面记录是来自亚述人在公元前九世纪的叙述，他们称为“帕尔苏阿舒”（Parsuash）及“帕尔苏阿”（Parsua）。

这些近似的词语源自古伊朗语“Parsava”，大概是指“边界”、“边陲”的意思，用在地理上指称波斯人（他们在种族上自称为雅利安人，以示尊贵）。帕尔苏阿及帕尔苏阿舒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后者位于伊朗西南部，在古波斯语当中称为“伯尔萨”（Pârsa，今法尔斯）。

希腊人在公元前六世纪使用“帕尔塞斯”（Perses）、“帕尔斯卡”（Persica）及“波西斯”（Persis）等形容词用于居鲁士大帝的帝国，英词里的波斯人（Persian）因此而得。

在圣经较后的部分常提及到波斯帝国（以斯帖、但以理、以斯拉及尼希米记），称为“派拉斯”（英语：Paras；希伯来语：פרס）。直到1935年，欧洲人一直使用波斯来称呼这个地区和位于这一地区的国家。而波斯人则从萨珊王朝开始称呼自己的国家为埃兰沙赫尔，意为“中古雅利安人帝国”。

1935年，波斯国王礼萨·汗宣布国际上该国应被称作“伊朗”。但“波斯”一词在这之后还有人使用。在中文里，“波斯”被用于描述1935年之前的伊朗，或该民族从古就有的名称，如波斯语和波斯地毯。现代政治、经济等事物则用“伊朗”一词。

Ⅳ 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上发生的主要金融危机

1982年 墨西哥债务危机/台湾亚信事件 政府行为失当/违规经营
墨西哥宣布推迟90天偿还到期外债亚/洲信托投资公司违规炒作房地产和股票
1983年 九月港元风景 政府行为失当 港英当局/不干预0
1985年 台湾十信事件0 违规经营 台北第十信用社超范围高利筹资炒作地产!股票
1987年 股票十月风潮 泡沫经济破灭 道琼斯指数猛跌508点
1988年 温州 倒会风潮 过度投机抬会 发生倒会案
1991年 香港/国商事件 0违规经营 被政府指令暂停营业
1994年
长城公司集资潮 金融犯罪 沈太福非法集资被查处
墨西哥金融危机 政府行为失当 国际融资冲击

1995年
2.23国债期货事件 违规经营 万国证券公司违规,国债期货崩盘
巴林风暴 金融监管不力 里森炒作金融衍生工具发生巨大亏损

大和风波 金融监管不力 井口俊英在美元债券投资中让大和银行损失巨款

1997年
罗马尼亚非法集资案 金融犯罪 一个金字塔式集资计划失败

阿尔巴尼亚金融危机 政府行为失当 政局动荡

东南亚金融危机 泡沫经济破灭 索罗斯炒卖泰国铢

其实欧佩克减少石油产量导致的几次油荒也导致了金融危机,具体时间忘了

Ⅳ 请问中国要在泰国哪里开挖运河

中国要在泰国拟开挖泰国克拉运河。

Ⅵ 泰国军队听谁的，宪法有规定吗政府为什么也调不动军队政府没有自己的武装吗

泰国军队在泰国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可以让一些无法通过教育获得晋升机会的人有晋升的机会，而泰国另外的三个系统分别是公务员、商业和佛教。自从1932年人民党革命，泰国改君主制为君主立宪制以来，泰国军队就控制了泰国，大部分时间里，军队都以军政府的形式控制泰国。近年来，随着时代的变迁，泰国军队也顺应历史的潮流从前台退居幕后，让民选政府在前台发挥作用，然后通过影响政府的形式来继续存在。1992年（最近第2次政变）以后的泰国，历届泰国政府都是都是由多个政党联合执政，在国会只能保持相对多数，所以只要政府不能满足军方的需求，军方只要拉拢联合政府某个党派，就能让政府倒台，这样就控制了政府的运做，又不需要担负军队干政的骂名。可是2001年他信异军突起，他领导的政党是历史上首个获得过半数国会席位的，这样军方再也无法象以前那样控制政府，特别是2005年他信连任泰国总理，在反对党杯葛选举的情况下获得72%的选票，那是足以修改宪法，改变泰国国制的票数。所以，2006年，军方忍不住直接再次政变把他信赶下台。并且直接修改了宪法，并且通过宪法法院、反贪委员会等机构，把代表他信势力政党的总理一个个赶下台。直到2008年，终于收买他信政党里面的一个小派别，在国会投票里达到微弱多数，把民主党的阿批实送上总理宝座。于是支持他信的红衫军起来反抗集会，接着在2010年，民主党政府下令清场，造成90多人死亡的惨案。阿批实政府一如既往的只会说不会做，无法带领泰国走向更好。在2011年的选举中他信政党再次获胜。他信的妹妹英拉当选总理。这次黄衫军起来集会 ，待遇不同啦，军队宣布中立，实际上却是支持集会者的。这就是为什么红衫军集会会被民主党政府镇压，而黄衫军集会，提出一个个明显反民主的要求，而英拉政府却只能一忍再忍的原因啦，军队，以及泰国多年来的统治者和既得利益者们，是黄衫军的后盾，英拉政府手里只有选票，选票当然是无法战胜枪杆子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