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内阁现在怎么样了
A. 美财长如何威胁土耳其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16日在白宫内阁会议上说，如果土耳其拒不释放美籍牧师布伦森，美国计划对土耳其实施更多制裁措施。
8月1日，美国宣布因美籍牧师布伦森被土耳其监禁，美方决定制裁土耳其司法部长和内政部长。10日，美国宣布将土耳其钢铁和铝产品进口关税提高一倍，这加剧了土耳其货币里拉对美元汇率的下跌。
B. 4天前 土耳其政变何时休
原文在这里
9世纪上半叶，随着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和西欧其他先进国家工业革命的全面展开，一个世界规模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开始。以第二次殖民主义浪潮为标志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展，使率先实现工业化的民族日益成为剥削全世界的民族，也给东方各文明古国展示了新的发展方向。以奥斯曼帝国的上层改革为开端的土耳其现代化探索，就是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起步的。
在不断的改革中寻求出路
土耳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深化的改革史。从19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40年代，在百余年的现代化探索过程中，虽然发生过数次政变和革命，但自上而下的改革贯彻始终。改革反映了土耳其现代化道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土耳其走向现代化的基本形式。
改革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即19世纪奥斯曼帝国“西化”改革时期，青年土耳其党人改革时期和凯末尔革命与改革时期。各个时期的国内外环境条件、改革的目标、改革的成败得失都有很大差别，但改革的现代化方向和总的历史效果是一致的，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是由居于国家政治核心地位的上层精英集团发起、领导的。在历史连续性与继承性意义上的确可以说，凯末尔主义共和国是一个长期进程发展的结果。“正是通过这一进程，土耳其的统治精英改造了自身，改造了政体(state)，最后也改造了国家(country)。”
从专制主义到“国家主义”
跟英法等早期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进程不同，土耳其在强大的外部挑战刺激和内部经济动因不足条件下进行的现代化探索，首先从军事、政治领域开始。国际环境的压力、专制统治传统和西方自由民主观念与现代政治制度的冲击，三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决定了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道路。从苏丹专制主义通过青年土耳其的寡头政治走向凯末尔的“威权主义”、“国家主义”，是这条道路的显着特征。
19世纪改革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方面，改革使近卫军、乌来马等曾经拥有限制苏丹行动的实力或特权的势力或荡然无存、或一蹶不振，维护了苏丹的权威，强化了专制集权统治的传统。1826年以后，苏丹政府不再遇到反改革势力的有力威胁。国家机能的扩大，新的官僚监督和镇压机构(秘密警察和新闻检查机构等)的建立，给苏丹政府带来了比先前大得多的权力范围和影响。另一方面，改革运动所引入的资产阶级政治法律制度，动摇了苏丹专制统治的传统社会基础。与西方交流的大门打开以后，新一代土耳其人首先感受到的就是西方自由主义和立宪民主制度。被苏丹怒斥为“根据妄自虚拟的信仰和荒诞无稽的说法……诱使一群狂若疯人的平民同谋不轨”的法国自由，在他们看来却是指引人类进步的女神，娓娓动听地向人们讲解“如果没有自由，也就不可能有安全;没有安全，也就不可能有工作;没有工作，也就不可能有繁荣;没有繁荣，也就不可能找到快乐!”到19世纪60年代，当改革要不要实行已经不再成其为问题时，一个反对专制主义，要求自由与立宪的运动便逐渐形成了。极有天赋的诗人、评论家、土耳其新文学的创始人之一纳米克·基马尔(1840—1888)是这个运动的杰出代表。纳米克自幼接触到西方式教育，深受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同时又有强烈的伊斯兰信念。他认为孟德斯鸠的自然法则在权力的分立、官员的职责、个人的自由与平等、思想自由、集会自由、财产的享有以及住所的不可侵犯等一般原则上同伊斯兰教义是完全一致的。1865年，纳米克等结成一个以立宪改革为宗旨的团体。不久以后，这个团体被国内外舆论称为“青年奥斯曼”或“青年土耳其人”。
自由主义运动以1876年立宪为标志达到高潮。立宪由首相米德哈特主持，受米德哈特等人拥戴的新苏丹阿卜杜拉·哈米德二世答应尽早宣布立宪。纳米克被从囚禁地召回参与宪法的起草工作。首都新闻界积极报道官方关于宪法讨论的消息。一本被时人称为讨论立宪的样本小册子《立宪政府》提出：正像英国的经验所显示的那样，立宪政府是秩序与繁荣的基础。宪法和议会都符合伊斯兰和奥斯曼传统，一个选举产生的立法会议是防止政治专断的最好保证。在一片鼓噪声中，一个由苏丹下令设立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在10月6日正式开始工作了。
但是，立宪运动一开始就存在着尖锐的内部矛盾。首先，哈米德二世表面上支持立宪运动，实际上则另有打算，希望通过立宪，在宗教和哈里发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确立苏丹的主权。他看到有一个立宪派无法跨越的障碍：英国保守党政府不支持土耳其的自由主义运动。在当时正在召开的一个由英国组织的国际会议上，英国外相拒绝讨论土耳其人希望列强承认其立宪的要求，而坚持由与会各国对奥斯曼改革实行监督。他的一些建议(如将保加利亚一分为二，其总督之任命需得列强同意)，即使在力主地方分权的米德哈特看来，也是对土耳其国家主权的损害，因而是断然不能接受的。其次，宪法起草委员会中一些宫廷官吏的代表害怕在立宪造成的新的权力分配中失去地位，因而一再延宕立宪准备工作。此外，“青年土耳其人”与米德哈特也有严重分歧，纳米克所设想的是一个由哈里发通过中央政府行使主权的伊斯兰国家，希望所有奥斯曼臣民不分民族和宗教信仰，在一个基于伊斯兰原则的民主宪政体制下融为一体，不赞成米德哈特主张在宪法中给非穆斯林和非土耳其省份一定自治权利的非集权化观点。
经过一再推迟，一部钦定宪法终于在1876年12月23日公布。宪法宣布了奥斯曼帝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重申了所有臣民在法律面前平等，以及宗教信仰、出版、结社自由等原则，提出设置一个由苏丹指定的参议院，一个选举产生的众议院，以及司法独立、国家财政预算受议会控制、地方分权、实行强迫义务教育等等。但宪法赋予苏丹以绝对的主权。苏丹享有任命大臣和参议员、召集和结束议会、颁布或否决议会通过的法律的权力。因此，宪法和议会对苏丹都没有多少制约作用。实际上，立宪并没有能够阻止苏丹专制主义的发展。哈米德二世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在宣布立宪后不久即将米德哈特解除职务并驱逐出境。在选民普遍漠不关心情况下产生的奥斯曼议会前后只存在了5个月，也被苏丹强行解散，此后几十年再也没有召开过。取代立宪议会的是警察、监狱等镇压机构的膨胀和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19世纪的苏丹专制主义在哈米德二世时代到达了顶点。
立宪失败以后，一方面是西方式教育，交通通讯事业的发展和行政、立法改革运动的继续，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受到苏丹政府的迫害、镇压，许多人或被监禁，或被流放。专制主义改革派同立宪自由派的斗争似乎以哈米德二世的独裁统治而告结束了。但是，自由思想仍在各种学校广泛传播。政府列举的“国家公敌”纳米克·基马尔，在青年学生眼里却是“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从1889年起，新一代青年土耳其人开始了有组织的反专制斗争。在国外，巴黎的流亡者出版了《青年土耳其人报》和宣传实证主义的《协商》半月刊。在国内，由四名医科学生发起的“奥斯曼同盟”(“同盟与进步委员会”的前身)在伊斯坦布尔各个学校迅速蔓延。到20世纪初，其组织发展到各地驻军内部。包括后来的“土耳其之父”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内的大批青年军人参加了反抗活动。
1908年，这些青年军人所领导的斗争终于迫使哈米德二世宣布召开议会，恢复立宪。但是，左右了奥斯曼政局的青年土耳其领导人并没有一如既往地遵循自由主义原则，相反，他们最终选择了集权主义和寡头统治。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重新选择的过程。
在1908年以前的青年土耳其运动中，典型的自由主义派是以萨巴哈丁为首的“个人主动和地方分权联盟”。萨巴哈丁受崇拜英国地方自治政体的法国人德莫兰(Edmond Demolins，1852—1907)的影响,认为土耳其苦难的根源是其社会的集体主义形式，以前的改革努力都是使这一形式永久化，哈米德暴政不过是改革历史的自然产物。因此，他主张模仿英国立宪并尽可能地减少中央政府的权力。1902年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巴黎大会在萨巴哈丁主持下通过决议，希望借欧洲各国干涉苏丹政府实行改革。1908年“立宪革命”以后，自由派组成“阿赫拉尔”(Ahrar)党，后来又以“自由与协调党”为名出现。自由派有一套系统的改革设想，在政权建设上，他们主张建立一个分权的政府，实际上是要取消中央政权;在经济政策方面，要求给当时依赖特权条约的非穆斯林资产阶级以完全自由;在社会问题上，支持非土耳其人民族恢复教区特权的要求。从这些主张可以看出，20世纪初叶的土耳其自由派与19世纪强调伊斯兰传统反对模仿欧洲的立宪自由派不同，具有明显的“西化”色彩。
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另一支生力军是“同盟与进步委员会”即“同盟派”。其成员和支持者主要由青年军官、低级官吏、现代学校培养出的各种专业人员、受少数民族商人排挤的城镇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工匠构成。同盟派深受法国实证主义的影响，主张秩序与进步。在1902年大会上，他们反对利用外国干涉，断然拒绝任何有损于奥斯曼帝国独立的行动。1908年以后，同盟派主张建设一个不受宗教力量支配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卫护奥斯曼统一体的利益。在这样一个中央政府之下，所有奥斯曼臣民一律平等，实现不分宗教信仰与民族的全民同盟。仅为达此目标亦应使中央政府足够强大，以便实行必要的政策实现各民族的融合、同化与进步。同盟派的教区世俗化主张是：教区由信仰不同宗教但世俗地属于同一国家的个人组成，它没有政治和民族的含义，只是信仰的结合体。
从上述两派的主张来看，同盟派跟自由派的分歧还说不上是“土耳其民族主义和奥斯曼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即使是最有影响的民族主义者齐亚·格卡尔普，在1909年也还是主张民族融合的奥斯曼主义者，希望“奥斯曼国家成为自由与进步的东方美利坚”。但是，同盟派反对照搬英国政治制度，主张建立一个真正强大的中央政府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
青年土耳其运动的中坚力量即青年军人本能地倾向于加强政府的权威。“立宪革命”以后不久发生的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希腊合并克里特、保加利亚宣布独立以及苏丹暗中支持下的保守势力叛乱等一系列事件，促使他们迅速走上强化中央权力的道路。1909年4月12日，同盟与进步委员会由秘密组织公开而成为“同盟与进步党”。8月16日，同盟与进步党控制下的政府公布了“集会法”，9月又有“禁止抢劫及妨害治安法”，对叛乱首领实行镇压，并趁机打击了自由派“阿赫拉尔”党。1913年同盟与进步党正式掌握政权后，继续从政治上打击妨碍其建立中央集权统治的力量。[page]
同盟派强化土耳其国家政权的措施遭到帝国主义者首先是英国的敌视。还在1908年，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就提出，若土耳其真的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将对埃及甚至印度带来不幸后果。1911年，土耳其政府向英法请求贷款遭拒绝;1913年邀请列强谈判废止治外法权与特惠条约，又不被接受。帝国主义的蛮横无理迫使青年土耳其党人彻底打消了对西方经济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原则的幻想，在做了谈判废约的最后尝试而无结果以后，单方面宣布废除治外法权和所有对土耳其的经济、法律限制。
从“坦志马特”改革者到执政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他们都以国家的生存与强盛为目标，又都从维护或巩固中央集权走向极端的专制主义——哈米德二世的独裁统治和青年土耳其党人后期的寡头政治。但是，由于他们的集权政府所赖以存在的奥斯曼帝国庞大而衰老的机体已经无力承受国内外各种反帝国力量的冲击。他们并没有建立起真正强大的国家机器。仅就19世纪的苏丹改革而言，改革以集权和专制取代了旧制度下的某些特权和自由，却将自由和特权给予西方列强，允许他们在帝国境内不受限制地横行恣肆。这是一个极大的历史讽刺。青年土耳其党人试图通过以君主立宪制取代苏丹专制重建强大的奥斯曼国家，但是，奥斯曼帝国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宗教混合体的社会整合，既不能以民族主义或伊斯兰为基础(因为有众多非伊斯兰民族，许多正在闹民族独立)，也不能轻松地放弃由哈里发制和谢里亚特代表的伊斯兰(因为有穆斯林、特别是非土耳其穆斯林)。土耳其历史似乎走进一个死胡同，现代化领导者陷入一个难以克服的困境，不解决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就不能实现社会的整合，不实现社会的整合则不能抗御外来干涉和使国家真正走上繁荣强大。而在20世纪的帝国现存框架内，解决民族与宗教问题已十分困难。因此，奥斯曼帝国的解体看来已不可避免。青年土耳其政府参加世界大战和战败加速了帝国解体的过程。促成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发展和现代土耳其民族国家的诞生。一个以凯末尔为代表的真正强有力的现代化领导核心，是伴随这一新国家的诞生而形成的。
但是，比之青年土耳其运动，凯末尔所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曾经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表现出色彩更浓的成分多元性，而不是发端于一个集中统一的领导核心的作用。据统计，1919年民族运动的埃尔祖鲁姆大会54名代表中地方显要占17名，地方宗教领袖为6名;1920—1923年的第一届大国民议会，更是一个混杂的团体，代表中有125名政府官吏，53名军人，53名宗教人员，32名地主，前奥斯曼国会议员就有92人之多。大会成员中许多人坚决表示不愿脱离苏丹—哈里发。这一方面说明民族主义运动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也显示了运动领导核心社会成分的复杂性，预示了后来的世俗化、现代化改革的艰巨性。第一届大国民议会中存在一个以地方宗教领袖(法典官)为主体的反凯末尔的“第二组”。1923年改选后的新议会中，原“第二组”成员只剩3人，但又形成了新的更有威胁性的反凯末尔派。一些地位重要的文官和将军(包括劳夫总理、阿利·富阿德将军、雷费特将军等一直与凯末尔关系紧密的人)在基本的行动纲领问题上同凯末尔等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他们主张在一个基于强有力的立法机构的政治制度之下，维护君主立宪制。允许宗教保持其原有地位，允许地方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在这些观点背后是一个尽可能依照传统习惯建设新土耳其国家的目标设想，主张渐变、进化，强调个人权利和地方主动，反对凯末尔所推行的迅速的，全面性的变革。1924年11月17日，这个反对派组成为“进步共和党”,党的宣言和纲领强调反对专制主义。支持这个党的社会力量包括前同盟进步党中思想陈旧的分子，前“第二组”分子，以及真诚的民主主义者，保守派等各种反凯末尔的成分。进步党成立后四天，被视为自由派的费特希即代替拥护凯末尔政治主张的伊斯梅特为内阁总理，可见当时反对派力量之大。
1925年年初发生的以推翻世俗的共和国为目的的宗教反动势力叛乱活动使形势急剧变化。叛乱在2月份爆发，3月3日，费特希被免职，伊斯梅特再度出任总理;次日，国民会议通过一项严厉的“维持治安法”，赋予政府为期两年的特别权力(后延长到1929年才撤销)。政府采取迅速果断的军事行动粉碎了叛乱，6月3日，进步党涉嫌反政府而被取缔。1927年，当举行第三届国民议会选举时，所有反对派力量都已销声匿迹了。从此以后直到1946年初，除在1930年曾冒出几个短命的反对党以外，土耳其共和国一直只有一个忠实于凯末尔主义的执政党——共和人民党。这个党掌握着一支忠实的军队，建立了一个坚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保证了各项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得以比较顺利地进行。
凯末尔运动从自己的前辈那里继承下来一个相当发达的官僚体系，一支职业化的武装力量，运动领导核心的顶层为文武官员所占据。加上现实斗争的客观需要，应当说，其走上某种形式的“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是很自然的。但是，凯末尔运动最初只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在战败而濒临灭亡的帝国残余领土上，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民族国家。1923—1931年间，共和人民党一直没有党纲，这反映出其理论之薄弱。实际上，共和国的权力比较集中的中央政府的建立和它在现代化进程中充分发挥统一的指挥者，组织者的作用，经过了一段艰苦的摸索和选择过程，选择的结果之一是，“国家主义”作为一种宽泛的集权主义政治经济原则而被提出。
国家主义(Statism, étatisme)起源于西方，作为一种现代思潮的国家主义是与自由主义相抗衡而在19世纪发展起来的。伯纳德·刘易斯认为，在集权的、官僚家长式的凯末尔主义政权看来，由国家来指导和管理经济生活是统治精英所拥有权力、特权和职能的自然而明显的延伸。但是，无论理论还是实践，凯末尔的国家主义都是经过长期酝酿才形成的。1922年的洛桑会议废除了使土耳其国家成为列强半殖民地的特权条约，但规定土耳其仍需承担维持低关税等义务到1928年底。结果是：1920—1930年间在土耳其建立的股份公司中，1/3拥有外国资本;土耳其的外贸入超长期保持在外贸总额的10%以上。尽管齐亚·格卡尔普在1923年就提出“不能坐等个人的企业精神自发地发展以实现工业化”而“必须通过国家的努力达到欧洲的工业水准。……只有国家能够承担在各个领域引入大规模工业的任务”。20年代土耳其共和国的经济方针，基本上仍然是鼓励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1929年，强制性的低关税义务到期，土耳其马上将关税从13%提高到46%，但随即开始分期偿付奥斯曼债务，加上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影响，造成了土耳其的货币危机。种种因素合在一起，促使凯末尔政权转变政策，走上了强加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参与的道路。
1931年，凯末尔总结多年的改革经验，概括出六项“基本的和不可改变的原则”。这些原则很快为党纲所接受，1937年又被正式载入宪法。六项原则当中，共和主义、民族主义、民众主义和世俗主义在20年代已人所共知，新增的两项原则一为“改革主义”，另一项就是“国家主义”，它被视为凯末尔主义与共和人民党的突出特征。
应当指出，凯末尔的“国家主义”有着深刻的传统渊源。19世纪改革推动奥斯曼国家进一步集权化，造成国家对社会的越来越多的参与，通过扩大政府的规模，将规范社会生活所有方面作为自己的权利甚至职责。直到哈米德时代，现代化和中央集权相伴随而发展的趋势有增无减。青年土耳其革命也不过使集权政府从苏丹手里转到一批受到西方思想教育的军官和文职官员手里，集权主义传统对凯末尔政权有明显影响。这种传统加上凯末尔革命与改革领导者的军人、官僚背景，其紧靠政府而与各种社会利益集团无强大联系的职业社会化特点，种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国家主义的盛行。早在1923年，齐亚·格卡尔普就已提出，“土耳其人天性是国家主义者，他们期待国家在每一种新的和进步的事情上采取主动。在土耳其，社会变革是通过国家进行的，跟反动力量作斗争保护了社会变革的也是国家。”格卡尔普关于社会高于个人的论述是凯末尔国家主义原则的来源之一。1931年提出的“国家主义”依照凯末尔的解释：“我们所说的国家主义，在于当涉及民族总体利益国家对所有领域的干预……”凯末尔的原则和齐亚·格卡尔普的思想是一致的。两者都不单指一种经济政策或经济制度，而是指国家即中央政府的全面作用。“国家主义”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被提出，反映了当时土耳其经济之薄弱，需要通过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扶植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土耳其现代化进程对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又一次排拒。
从苏丹改革所强化的专制主义到凯末尔的“威权主义”和“国家主义”，说明土耳其的现代化首先需要建设一个对内能以引导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对外能够保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奥斯曼上层改革者和青年土耳其党人都曾试图建立这样一个国家机器但都没有成功，这个任务是由民族解放运动和凯末尔政权完成的。阿诺德·汤因比视凯末尔主义政权的历史作用为“以一种‘变形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 conversion)使这个民族从传统的伊斯兰生活方式转向一种新生活方式”。还有的研究者提出，凯末尔主义指导下的共和人民党政权是一种容忍有限的多元主义和政治参与的“威权主义”政权。其领导人并不想使一党垄断政权理想化、永久化。1930年，凯末尔曾鼓励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前总理费特希建立了一个反对党即自由共和党。共和人民党执政期间，所有重要的政治决策，都是遵照1924年宪法关于立法、执法权属于国家最高组织——议会的规定，通过议会来完成的。在人民党内部，允许对重要政策持不同意见，即使对凯末尔提出的“不可改变的”原则也允许争论;党内没有发生过清洗。这些都显示出凯末尔的“威权主义”与苏丹专制主义以及青年土耳其的寡头政治有重大的区别。一党执政局面长期维护，主要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较低有关，说明在作为一定规模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的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一支政治力量之前，统治精英的党尚无竞争的对手。最后，土耳其现代化领导者盼望已久的一支工商业资产阶级队伍终于在凯末尔主义时代成长起来，并且跟执政的共和人民党展开了政权角逐。以1946年1月民主党登记成立为标志，土耳其现代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C. 昔日盟友反目成仇，土耳其政变到底是咋回事
“两人合作是一场被迫的联姻，当谁领导土耳其这一家庭的问题开始，战斗也随即开始。随着两人联姻的破裂，战斗也一直在持续……”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6日指责流亡美国的对立派别领导人费图拉·居伦是此次政变的幕后策划者，理由是其领导的“居伦运动”成员也参与到此次政变中。
一时间，两人的恩怨情仇再次引发关注。居伦早年一直是埃尔多安的亲密盟友。分道扬镳后，居伦移居美国，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但是，他的影响力却不容小觑。为何昔日盟友会反目成仇？
>>盟友
居伦帮助埃尔多安
连任三届土耳其总理
现年75岁的居伦在美国自我流亡，现居住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1999年，居伦因被政府指控“密谋兴建伊斯兰国家”离开土耳其，之后虽洗脱这一罪名，但居伦再也没有返回祖国。早前接受采访时，他表示，他不会再回到土耳其，因为他担心会遭到迫害。
2014年12月，土耳其法院发布针对居伦的逮捕令，称其非法威胁和欺诈他人，是“武装犯罪组织的领导者”，并向美国发出将其引渡的请求。
埃尔多安与居伦分属伊斯兰两个不同的传承派系。在过去的十年里，他们共同创建了现在的土耳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并与其他伙伴，包括自由派和一些非宗教右翼人士合作，开创了土耳其近十年的繁荣局面。然而，随着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减缓，更倾向于伊斯兰传统教义的埃尔多安与更乐于体现自由主义色彩的居伦之间分歧开始逐步显现。
报道称，居伦发起的“居伦运动”是全球最大的伊斯兰运动，曾帮助埃尔多安连续三届担任土耳其总理。相当长的时间里，埃尔多安和居伦似乎是共生的关系。埃尔多安在上世纪末担任伊斯坦布尔市长时，和居伦结为同盟。居伦一度被认为是埃尔多安的精神导师。正发党能够在2002年大选中一举击败共和人民党等老牌政党，某种程度上也是居伦的功劳。但居伦在土耳其媒体、警察和司法系统的广泛影响力，让埃尔多安越来越生疑。
>>分歧
居伦势力成“国中之国”
反腐风暴致使两人反目
报道称，埃尔多安上世纪末曾和居伦结成政治与宗教联盟，二人后来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产生分歧，矛盾激化。外界认为，土耳其司法系统2013年发起的一场反腐风暴让两人成为政治死敌。
当时，被认为受居伦影响的司法系统开展大规模反贪腐搜捕，逮捕数十人，包括3名内阁部长的儿子和一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行长，矛头直指埃尔多安政府的核心圈子。此外，埃尔多安的助手们表示，过去3年来，居伦在警方和司法系统内的支持者非法窃听包括总理、内阁部长在内的数千人的电话。
居伦在土耳其有巨大影响力，诸多追随者遍及警界和司法界。在外界看来，这种深厚的根基已在土耳其形成“国中之国”，同现政府分庭抗礼。时任总理的埃尔多安认定这是“阴谋”，背后有“国外势力”，自己正与“国中之国”斗争。此后，埃尔多安政府展开政治“反击”，贬黜数以百计据信与居伦有关的军官和警官，整肃被认为支持居伦的报纸媒体。
路透社称，土耳其评论人士认为，高调的反贪行动背后另有缘由——纠缠着埃尔多安政府与居伦的恩怨情仇。有人曾经这样形容两人之间的恩怨情仇：两人合作是一场被迫的联姻，当谁领导土耳其这一家庭的问题开始，战斗也随即开始。随着两人联姻的破裂，战斗也一直在持续……
>>对抗
居伦网罗财富和人力
土政府秘密“严惩”
CNN报道称，这不是居伦第一次被指责发动了政变。早在2014年1月，土耳其政府就曾指责居伦的追随者企图发动政变，但并未成功。居伦随后否认了任何指控，表示并未策划鼓动他们发起统治国家的政变。
一名来自埃尔多安政党的高级官员接受采访时表示，居伦的行动在土耳其警方和司法部门已经形成了“第五根柱子”，“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在整个国家指挥环节中，不听命令的结果。他们的命令来自国家之外。”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称，2013年11月，土耳其《塔拉夫》报泄露了一份涉及土耳其国家安全的机密文件，其中建议政府严惩土国内同居伦有关的机构。11月底，土政府公开了关闭私人预科制学校的计划，引发多方不满。半岛电视台称，居伦在土耳其国内拥有大批预科制学校，这类学校是居伦网罗财富和人力资源的重要途径。
土耳其向美国要人 还封锁美基地
“若支持居伦是与土开战”
埃尔多安16日在伊斯坦布尔发表讲话说，流亡美国的土耳其人居伦在幕后策划这次政变，要求美政府将他引渡回土耳其。他曾要求奥巴马驱逐居伦或者把他移交给土耳其，并告诉奥巴马居伦考虑在土耳其发动政变，但奥巴马不予理睬。埃尔多安说：“如果我们是战略伙伴，请满足我们的请求。”
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说，土耳其宪法委员会以及议会各政党将讨论恢复死刑，“以防今天发生的事件重演”。他警告，任何国家如果支持居伦，“将不再是土耳其的朋友，是在与土耳其开战”。
土耳其一名高官16日暗示，美国可能在幕后支持针对土政府的军事政变。这一言论遭到美国国务卿克里的坚决否认。克里16日表示，美将考虑这个引渡请求，但土方应提供证明居伦有罪的证据。
虽然土耳其和美国同为北约成员国，但两国在叙利亚内战以及如何对待叙利亚库尔德人组织等问题上存在尖锐分歧。土耳其要求引渡居伦可能会加剧两国紧张关系。白宫17日举行紧急会议，全面暂停往返土耳其航班。
美国国防部16日说，受土耳其发生的未遂军事政变影响，土耳其关闭该国南部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的领空，并切断供电，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盟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的空中打击因此受影响。
动态
土耳其开始“肃清”行动
2745名法官被解职政变军人遭民众暴打
土耳其政变被挫败后，2839名军人被逮捕，包括多名高级军官；2745名法官被解除职务，大约200名法官面临被逮捕。政变发生后，数千人聚集在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的广场，高唱土耳其国歌，高呼反对军事政变的口号，斥责政变给土耳其带来动荡。
>>“肃清”行动
目前已拘捕约6000人
土耳其民众16日晚在首都安卡拉等主要城市聚集，反对突发的军事政变，呼吁和平与安宁。而这一事件目前已经导致200多人死亡，1440人受伤，2839名军方人员被逮捕。
在军事政变发生数小时后，原本在西南部海滨城市马尔马里斯度假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乘飞机抵达伊斯坦布尔。在机场外，埃尔多安受到了人群的欢迎。埃尔多安16日凌晨在伊斯坦布尔说，将对军队政变者进行“肃清”。
在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埃尔多安还指责土耳其发生的事态是“暴动”和“背叛行为”，表示将“肃清”军队内部的政变者，发誓要让政变策划者付出“巨大代价”。
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16日在记者会上说，共有2839名参与此次军事政变者被逮捕，包括一些高级军官，有20名叛乱军人被打死。土耳其NTV电视台报道称，土耳其法官与检察官最高委员会决定解除2745名法官的职务。
路透社援引土耳其媒体报道，土耳其司法部长博兹达表示，截至目前，当局已经拘捕了约6000人，并预计还会增加，“肃清”行动仍在继续。
>>政变军人
被愤怒的民众用皮带抽打
据报道，部分政变军人投降后遭遇民众暴打，有的被打得鼻子出血、脸部扭曲。甚至多人被愤怒的民众活活打死，而警方也未能有效控制局势。
政变失败后，大约100多名政变的官兵在土耳其的博斯普鲁斯大桥投降。而至少有2000多名相关人员在近五个小时内被逮捕。一名政变的军人可能在博斯普鲁斯大桥上被一名市民斩首，而其他的士兵则被从军车上拖下，被愤怒的民众用皮带抽打。这些军人手抱头只能蹲在地上等待“惩罚”。
此外，从其他媒体披露的照片来看，一些身穿军装的军人被一群普通着装的民众打倒在地，手捂着头，血流不止，被民众围观。
16日，8名土耳其军事人员乘坐军用直升机降落希腊，请求政治庇护。对此，希腊政府发言人格洛瓦西里17日表示，希腊政府将于近期归还降落在希腊的军用直升机，至于乘机抵达希腊的8人将遵照国际法相关程序处理。
D. 土耳其和中国关系如何
很多人对于土耳其这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认识并不深，简单认为它是一个陌生低调的国家，其实并不然，了解一个国家不应该只从表面，而是要从不同方面深层次认知。今天我们就带领各位来认识一下浪漫而美丽的土耳其。
首先解释一下土耳其的政治体制，它的政治体制在2017年是有进行过变更的，之前实行的是议会共和制，之后变更为总统制。不熟悉政治体制的各位可能会有所疑问：其中有“共和”字眼，是否代表和社会主义国家有什么关联？其实并不然，土耳其是实打实的资本主义国家，议会作为立法机构构建法律框架和设立内阁，内阁作为行政机构对议会负责，议会的领头羊是没有实权的总统，内阁的扛把子是实权在手的总理，2017年4月土耳其通过修宪公投进行想法的修改，政体从议会共和制改成总统制，总理职位被废除，所以目前的第66届政府领导埃多尔安是身兼总统和总理的职责
E. 土耳其国家进紧急状态是什么意思
总统及内阁将被赋予更多新权力
政变平息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土耳其进入紧急状态。这项为期三个月的紧急状态期间，埃尔多安及其内阁将被赋予更多新的权力，用于应对埃尔多安认为“可能存在的对民主的威胁”。这意味着，总统及其领导的内阁可以绕过议会通过新的法律，并在政府认为必要时暂停某些权利和自由。
不过，埃尔多安在电视讲话中也说，紧急状态不会限制个人自由，民众“无需担心”。
按照土耳其紧急状态法的规定，在紧急状态期间的具体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政府部门可以实施宵禁，并且规定某些公共及私人区域禁止入内，并且可以禁止或者限制集会、游行等行为。在紧急状态下，官方的安全部队可以直接搜查相关公民，无需再通过法官的授权。相当一部分的国家权力将会转交给总统埃尔多安，包括本应由总理负责的各项事务。与此同时，土耳其81个省的省长也将拥有更大范围的职权。
此外，土耳其宪法法院将不再拥有监督各项法律实施状况的职能，在此期间不再发挥任何监管作用。政府将有权禁止某些出版物的出版发行，包括平面媒体、广播、电视电影等。不过，土耳其一名总统发言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紧急状态并不意味着对土耳其境内所有媒体的管制。
在紧急状态下，土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政变策划和参与者以及“居伦运动”支持者的追捕力度。
土耳其政治分析人士穆拉特·叶特金认为，军事政变引发了土耳其民意反弹，促使民众空前团结。他们反对军人干政，呼吁民主生活。但随着正发党进一步加强对社会的管控，土耳其国内的民主情况正在恶化。
叶特金说，政府实施紧急状态的目的是从公共服务机构中清除所有“居伦恐怖主义者”，这将给土公务员系统和政府执政能力带来极大影响，社会稳定也会受到冲击。
事实上，已有不少专家和媒体人士表达了他们的担忧。土耳其迪吉莱新闻社记者居泽尔尤兹说，紧急状态不是社会常态，民众不会从紧急状态中受益。将国家拖入紧急状态并不是民主进程的一部分，还可能危害人权，破坏法治。
为回应外界有关紧急状态限制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质疑，土政府计划仅用44至50天就完成为期3个月的紧急状态的目标。叶特金认为，能否在紧急状态期间清除军事政变给土耳其造成的影响，将考验正发党的执政能力。
同样，法国各界对于紧急状态下相关措施是否有效也一直存在争议。与执政的社会党同属左翼的绿党就对延长紧急状态有所不满，绿党认为，连续动员了近18个月的法国安保力量已经疲惫不堪，这无法保证绝对安全，也有损个人自由。
F. 荷兰与土耳其持续"互怼" 为哪般
国际关系的变化，其实跟政治方面的关系变化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欧美国家对于其他国家的政体看待的十分严重，只要和自己的民主化不符合，那么就会视为异类，然后进行打压和压制，这点在很多的欧洲国家都有表现。最近的土耳其跟荷兰的关系出现问题，两个互怼越来越激烈，也引起大家的关注。
荷兰在2107年3月13号，发布一条消息，荷兰向在土耳其的荷兰公民发出旅行警告，在两国关系持续恶化的局势中保证自身安全，土耳其自然也开始举行一些反对荷兰的游行，如此两国互怼其实就是一种政治上面的分歧在逐步的加剧，这就是我上面说的欧洲国家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态度，首先看的是政体。
荷兰给土耳其的关系持续恶化，最主要的原因是土耳其的议会制，准备变成总统制。这在荷兰政府看来是一种集权制度，是一种远离民主的制度，所以荷兰对于土耳其的不满自然越来越重，特别是最近荷兰不允许土耳其的外交部长的航班在荷兰遭想要降落的时候拒绝，引起土耳其的很大不满，至此两国关系越来越恶化。
其实我们需要注意到是欧盟国家，对于荷兰和土耳其的交恶，基本上都是支持荷兰，欧盟对于土耳其的政体越来越有意见，而且已经演化成一种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不满，当然欧盟国家的变化，也引起土耳其当局的警惕，因此现在双方开始一种外交方面的冷处理，荷兰则首当其冲开始和土耳其撕破脸。
从整体形式来看，如果土耳其继续坚持总统制的改革，那么欧盟国家会越来越不支持土耳其，同时对于土耳其来说，他们会距离加入欧盟越来越远。未来荷兰与土耳其持续互怼，会继续下去，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于土耳其的政治体系出现的改革，但是土耳其目前已经不可能走回头路，所以荷兰和土耳其会继续交恶下去。
G. 土耳其为什么发生军事政变
主要是世俗社会和伊斯兰主义之间的争斗。
1960年至2016年间，土耳其军队发动了5次军事政变，平均每十年一次。1960年4月27日，土耳其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杰马勒·古尔塞勒将军发动政变，推翻时任曼德列斯政权，并出任临时总统、总理兼国防部长。1961年10月大选后，军人政权还政于民。1971年3月12日，因不满土耳其各种激进组织出现，土耳其军方向苏奈总统和国民议会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建立“一个强大的可信赖的政府”。当天，1965年开始执政的德米雷尔正义党政府被迫辞职，史称“备忘录政变”。1980年4月，土耳其选举期间，由于左右势力势均力敌，选举旷日持久，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同年9月12日，土耳其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科南·埃夫伦发动武装政变，宣布解散议会和内阁，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接管国家权力。埃夫伦将军自任国家元首，建立军政府。后来的1997年6月18日，在军方的强大压力下，宗教色彩浓厚的总理埃尔巴坎辞去职务。2016年7月16日，土耳其爆发了第六次军事政变。
根据土耳其政变军方发表的声明，他们此次政变是为了恢复民主与自由。当然这只是对外宣传的说辞，或者说表面原因。究其根本，土军方发动政变恐怕还是要归根到世俗力量与伊斯兰之间的交锋上来。
现代土耳其脱胎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奥斯曼土耳其时期，伊斯兰教被奉为国教，其采取政教合一的政体，民众接受的是伊斯兰化的教育。伊斯兰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土耳其有着深厚的伊斯兰文化传统。
一战后，凯末尔领导的革命获得了胜利，土耳其共和国诞生。革命胜利后凯末尔采取了一系列世俗化的措施。取消了政教合一制度，实行政教分离；以资产阶级世俗法律代替伊斯兰教法，撤销伊斯兰法庭；撤销伊斯兰长老委员会，设立宗教事务委员会，由政府管理宗教活动；改革伊斯兰化的教育制度，改以西式教育等。凯末尔的世俗化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因此，土耳其也成为伊斯兰世界中，世俗化最彻底的一个国家。
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势必要触及伊斯兰势力的利益，伊斯兰势力一直没有放弃重拾影响。伊斯兰势力与世俗化力量一直都在交锋，但总体而言，世俗力量一直占据优势。作为世俗化力量象征的土耳其军队一直都是世俗化成果的坚定捍卫者。1960年、1971年和1997年，土耳其军方曾多次发动政变，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打击伊斯兰主义的抬头。
1961年，土耳其通过了《土耳其军队内部服务法》，其后1982年又修改了宪法。两者都赋予了土耳其军队在国家危难之际极大的权限。
土耳其军方此次政变，很大程度上就是不满埃尔多安的伊斯兰主义倾向。埃尔多安在还未当任国家领导人时，就曾表露出强烈的伊斯兰主义倾向。1998年，他还因朗诵鼓吹原教旨主义的禁诗被判处四个月的监禁。2003年上台执政后，他采取了一些不利于世俗化的措施，导致土耳其国内日益伊斯兰化。埃尔多安上台后，大肆建造清真寺，从2002年至今大约建造了17000座。在教育改革方面，他采取了偏向于宗教学校的政策，10年间，宗教学校的学生翻了10倍。
除此以外，埃尔多安失败的周边外交政策也有可能是此次政变的原因之一。2002年，埃尔多安上台后，积极推动“零问题”外交。土耳其通过这一政策改善了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地区影响力得到了提升，与此同时也为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有力的周边环境。土耳其经济在此期间高速发展，跻身为“新钻国家”，是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随着实力的增强，土耳其燃起了重做大国的雄心壮志。不断插手周边事务，导致与周边国家交恶。土耳其的“零问题”外交也变成“零朋友”外交。此外，在打击伊斯兰国方面先是放任不管，后又惹火烧身，导致土耳其国内安全恶化。一系列政策的失误，引发了民众的不满。
最后，埃尔多安加速集权进程也可能是原因之一。埃尔多安于2003年11月受命组阁，正式执掌政权。作为一个强势的政治人物，此后的土耳其政坛打上了深刻的埃尔多安个人色彩。显然，埃尔多安也是一个迷恋权力的人。2007年埃尔多安获得连任。当年，土耳其通过全民公决修改了宪法，将议会选举总统制改为直选。此事也被看作是埃尔多安在为自己的政治前途作安排。2014年，埃尔多安在卸任总理后，成功当选土耳其第一任直选总统。土耳其实行的议会制，总统本是虚位的，没有实权。但是埃尔多安，不甘于做一个没有实权的总统，他试图想推动土耳其成为一个总统制国家，但是这涉及到修改宪法。从目前正发党在议会所占席位来看，通过议会修宪显然是不可能的，埃尔多安也只能另谋他法。
H. 当代土耳其是议会制还是半总统制
国家的政体和国体是这样分的 资本主义国家为议会制 社会主义国家为民主集中制
I. 土总统叫停所有在德竞选活动是怎么回事
据外媒报道，土耳其政府决定取消4月16日修宪公投前所有在德国的竞选活动，让德国政界大大松了一口气。
J. 土耳其军方为什么这么忠于世俗化
一场不到十二小时的政变， 将土耳其和其总统埃尔多安推到了风口浪尖，土耳其未来之路在何方？世俗化之路是不是就此逆转？而外界对“军事政变”的看法也在一天之内发生变化，充分说明 土耳其已经不能够给世界，也不能给自己足够的确定性。一场未遂政变是不是就真的改变了国家发展道路，如果是的话，那只能说明已经淤积的力量早已改变了这个 国家的权力结构，政变不过是临门一脚而已。
相比于政变，埃尔多安反政变的组合拳更令人侧目，在第一时间，将政变的幕后主使锁定为 “居伦运动”的领导者，身居美国的费土拉·居伦，从而使政变超越了军事政变的含义，而是内外勾连，推翻民主政权的阴谋。在对政变定性之后，一场大规模的逮 捕就开始了，在一天时间里，几千人落网，不得不佩服土耳其情报和安全部门的效率，为什么对政变或者恐怖袭击没有预警和防范，在反政变的活动中却如此高效， 联系到埃尔多安在政变之后曾说，这是上天恩赐的礼物，可以猜测，这些被抓的人，早已进入埃尔多安的视野之中。这次“净化”行动，已经成为清洗异己的运动。 埃尔多安不喜欢反对者，军方的高级将领早已被清洗，这次政变基本没有军方的高级将领参与，可见军方高层已经在埃尔多安的掌控之中。有人指责埃尔多安是自导 自演的苦肉计，可能有些阴谋论了，如果是一场戏，那埃尔多安差点儿玩砸了，以他的个性也不会用这种玩命的游戏来清洗政敌，莫须有的政变就可以换掉海陆空的 高级将领，何须用政变这种手段去逮捕中下级军官呢？
埃尔多安将政变对象锁定为“居伦运动”，可以说一箭双雕，埃尔多安不用反思一下 为什么这些中下级军官要发动政变了，同时可以把责任推到外部，比如说焦点已经从为什么政变，到美国什么时候把费土拉·居伦交给土耳其。内政问题变成了外交 的问题，你不交居伦，我就不给你用军事基地。相信几天之后，已经没有人再关注埃尔多安抓了多少人，而是美国能不能用土耳其的空军基地了。埃尔多安的手腕和 权谋在当下世界，也是首屈一指的，从2003年上台，十几年之后，土耳其已经成为埃尔多安的了，他当总理的时候，几乎没有人关注土耳其总统是谁，他当总统 的时候，也没有多少人知道总理是谁，老搭档达武特奥卢当了总理和正义发展党的主席不到一年，就黯然下台，意见不合，与埃尔多安的友谊小船就翻掉了。埃尔多 安还在计划修宪，土耳其从内阁制变成总统制，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掌握大权了。这次政变之后，埃尔多安的集权必然会加快进度，不能不说，埃尔多安 用民主的名义和手段正在终结民主。福克斯新闻战略分析专家拉尔夫·皮特斯说，“一个伟大的国家在我们面前被伊斯兰强硬派毁灭了，而我们的领导人在称赞它的 ‘民主’。”在民主的意识形态话语中，任何军事政变都是有问题的，也应该受到谴责，一天之后，欧洲国家回过味来，开始呼吁法治了，未经审判就逮捕如此之多 的人，还要恢复死刑，看来，埃尔多安不打算加入欧盟了。
埃尔多安依靠社交媒体挫败了军事政变，的确，埃尔多安的民意支持率是非常高 的，民主的游戏已经被他玩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凯末尔主义开启的自上而下的精英建国之路正在瓦解，埃尔多安基于伊斯兰主义实现了对中下层的动员，数量优胜是 对精英政治最大的摧毁。看看投降的士兵被“人民”殴打，甚至被打死，不能不为土耳其惋惜。当埃尔多安呼吁民众占领街头的时候，凯末尔主义其实已经衰微了， 甚至被终结了，埃尔多安主义打破了世俗国家机器与宗教之间的那堵墙，即便土耳其不会像伊朗那样在1979年发生逆转，也会扭转世俗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