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已提出的什么倡议

❶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是什么意思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建立信任措施
例句：
1、In the longer term he envisions an agreement with China on military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and eventually a bilateral peace accord.
就更长期而言，他希望能与大陆就建立军事互信机制达成协议，并最终达成两岸和平协定。
2、Trust Fund for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in Eastern Slavonia
东斯拉沃尼亚建立信任措施信托基金
3、It set ceilings for the level of conventional arms systems signatories were allowed to deploy and established verification and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该条约设定了签字国可以部署的常规武器体系的上限，并确立了核实和构建信心的举措。
4、consideration of guidelines for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审议建立信任的措施准则
5、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actical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whole-of-government cyber strategies in an effort to rece risk in cyberspace.
支持发展实际的信心建设措施和实施国家政府整体网络战略，以努力降低网络空间风险。

confidence
[英][ˈkɒnfɪdəns][美][ˈkɑ:nfɪdəns]
n.信心; 信任; 秘密;
adj.骗得信任的; 欺诈的;
复数：confidences

building
[英][ˈbɪldɪŋ]
n.建筑物; 房屋; 楼房; 建筑（艺术或行业）;
v.build的现在分词;
复数：buildings

measures
[英]['meʒəz][美]['meʒəz]
n.措施; 程度; 度量法; 度量单位; 度量器具; （一定的）量( measure的名词复数 ); 程度;
v.测量; 衡量; 量( measure的第三人称单数 ); 量出;

❷ 利比亚问题会议召开，土总统为何说谈公报草案太早

因为他认为应该先解决动荡的问题。

2011年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利比亚陷入动荡。目前，利比亚的两支主要部队相互面对。联合国承认的民族团结政府和支持它的武装部队控制西部地区，而国民议会则与国民军结盟，以控制东部和中部地区，南部主要城市和一些西部城市。据报道，利比亚冲突各方开始执行土耳其和俄罗斯于2020年1月12日提出的停火倡议，但几个小时后，另一方被确认正在破坏停火。 16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根据土耳其与利比亚之间达成的协议，土耳其将向利比亚派遣部队。

❸ 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取得哪些丰硕果实

“一带一路”建设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建设成果丰硕。

——这是政策沟通不断深化的4年。我多次说过，“一带一路”建设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实现战略对接、优势互补。我们同有关国家协调政策，包括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东盟提出的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哈萨克斯坦提出的“光明之路”、土耳其提出的“中间走廊”、蒙古提出的“发展之路”、越南提出的“两廊一圈”、英国提出的“英格兰北方经济中心”、波兰提出的“琥珀之路”等。中国同老挝、柬埔寨、缅甸、匈牙利等国的规划对接工作也全面展开。中国同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同30多个国家开展机制化产能合作。本次论坛期间，我们还将签署一批对接合作协议和行动计划，同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发出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倡议。各方通过政策对接，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这是设施联通不断加强的4年。“道路通，百业兴。”我们和相关国家一道共同加速推进雅万高铁、中老铁路、亚吉铁路、匈塞铁路等项目，建设瓜达尔港、比雷埃夫斯港等港口，规划实施一大批互联互通项目。目前，以中巴、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等经济走廊为引领，以陆海空通道和信息高速路为骨架，以铁路、港口、管网等重大工程为依托，一个复合型的基础设施网络正在形成。

——这是贸易畅通不断提升的4年。中国同“一带一路”参与国大力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不断改善营商环境。我了解到，仅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农产品(000061,股吧)到达中国市场的通关时间就缩短了90%。2014年至2016年，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中国企业已经在20多个国家建设56个经贸合作区，为有关国家创造近11亿美元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

——这是资金融通不断扩大的4年。融资瓶颈是实现互联互通的突出挑战。中国同“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和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金融合作。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为“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9个项目提供17亿美元贷款，“丝路基金”投资达40亿美元，中国同中东欧“16+1”金融控股公司正式成立。这些新型金融机制同世界银行等传统多边金融机构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形成层次清晰、初具规模的“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网络。

——这是民心相通不断促进的4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弘扬丝绸之路精神，开展智力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等建设，在科学、教育、文化、卫生、民间交往等各领域广泛开展合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夯实民意基础，筑牢社会根基。中国政府每年向相关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地方政府也设立了丝绸之路专项奖学金，鼓励国际文教交流。各类丝绸之路文化年、旅游年、艺术节、影视桥、研讨会、智库对话等人文合作项目百花纷呈，人们往来频繁，在交流中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

丰硕的成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顺应时代潮流，适应发展规律，符合各国人民利益，具有广阔前景。

❹ 大多数叙利亚人民都不喜欢阿萨德政权吗

11月24日，从索契返回的埃尔多安在接受赫里耶报（Hurriyetnewspaper）采访时提到：“不排除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al-Assad）恢复接触”，“（与阿萨德交谈）的政治大门总是直到最后一刻开放”。

乐观？来源：diembaomang

其次，叙利亚反对派势力依旧强大，背后支持不断，且目前为了达成政治和谈目的而统一的表象并不能掩盖事实上的内部分歧。在政治和解过程中，如何平衡幕后大国之间的势力和干涉是和解至关重要的一步。

再次，“公民社会”基础相对薄弱的中东，能够真正完成政治和解的成功案例乏善可陈。因此，选定什么样的过渡政府以及由谁来领导战后重建至关重要。从威权政府过渡为西式民主的过程不可一蹴而就。阿萨德政权的去留和叙利亚未来的国家设计将是2017年尾透视大国政治技艺的阶段性镜像。

今日主笔张娟娟

❺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是什么意思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建立信任措施

❻ 《萨亚达巴德公约》签订的内容是什么

《萨亚达巴德公约》也称《土耳其、阿富汗、伊拉克和伊朗互不侵犯条约》。为了加强阿拉伯国家的团结，促进各国的联合，避免相互之间的冲突，1935年10月，伊朗政府向土耳其、阿富汗、伊拉克发出倡议，其后与会国在日内瓦签订了草约。1937年7月8日，这些国家在德黑兰的萨亚达巴德宫正式签字。1938年6月生效，规定有效期为5年。该公约共10条，主要内容是确立缔约国之间的互不侵犯、互相尊重现存国界和相互协商的关系。

❼ 土耳其为什么会有西方文化

土耳其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它在现代国际大厦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除了其战略地位举足轻重之外，这个国家正处于重重叠叠的经济区域中心，这些区域中最着名的当属那些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的中亚各国家，土耳其不仅在地理位置上贴近它们，而且具有与之相似的文化渊源。土耳其是黑海周边地区和近东地区国家的工业和贸易中心。土耳其也是黑海、地中海和爱琴海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的一支重要力量。土耳其人继承伊斯兰的传统又拥有奥斯曼帝国的辉煌，他们在继承西方传统的同时成为现代西方的一部分。东方和西方、亚洲和欧洲的传统融入土耳其的现代文明中，这种融合的一个标志是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两座大桥，它们用许许多多过去和一个未来把两块大陆连成一体。
土耳其人中99%都是穆斯林，但您却很难想象在土耳其这篇土地上也曾经经历过基督教的兴盛时代。早期的基督教徒居住在土耳其的“卡帕多奇亚”地区，在和平之中传播他们的宗教。到七世纪，基督教徒为了逃避拜占庭的迫害来到这里，凿穴而居，洞穴相连，纵深地下几十米。今天的“卡帕多奇亚”也是最惹人眼球的地区。旅游者从世界各地赶来参观葛莱梅（Goreme）露天博物馆，它是一个包罗了数十座中世纪洞穴教堂的世界遗产。

❽ 土耳其正发党执政以来进行了哪些政治改革

自2002年执政以来，正义与发展党秉持保守民主理念（参考本通讯前期推文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治改革的内在机理是什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治改革，从所涉及的领域来看，正发党政府的政治改革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修宪与制宪
截至2012年，土耳其现行的1982年宪法已经进行了17次修改，其中的7次修改都是在正发党执政时期。
2007年，土耳其国内围绕宪法问题发生了宪法危机。在宪法危机发生后，致力于改革的正发党在2007年议会选举宣传中，提出了制定一部新宪法的政治承诺，预示着土耳其的宪法政治发生了从修宪到制宪的大转变。
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于2011年10月19日正式启动了制宪进程，计划到2012年年底公布新宪法草案，然而，到截止日期，土耳其的制宪进程并未完成。制宪成为土耳其国内各种力量博弈的舞台，总统制是各方争论的焦点。2012年11月，正发党就政府体制问题向议会宪法协调委员会提出建议，主张实行总统制，而共和人民党和民族行动党反对实行总统制，结果造成委员会运转危机，并导致新宪法草案流产。
制宪进程中的总统制之争一直延续至今。2015年2月3日，反对党共和人民党极力反对总统制，该党领导人科勒迟达奥卢称，只要共和人民党存在，就坚决反对实行总统制。而正发党依然不遗余力地支持总统制。2015年2月4日，土耳其总理奥卢在接受土耳其电视台第七频道采访时称，一些人认为总统制会催生威权主义，其证据是什么？那些有政治学知识的人都知道在总统制和议会制下都能实施民主。
在比较政治研究中，两者都被描述为民主体系。威权倾向亦可能来自议会制，阿道夫•希特勒就是明证。而现任总统埃尔多安也为正发党加油鼓劲，称2015年6月7日是土耳其人民展现其支持新土耳其意志的日子。他号召人们支持正发党，使其获得修改宪法的多数支持。 然而，6月7日的选举结果表明正义与发展党并没有获得修改宪法的多数支持，亦未获得单独组建政府的资格，只能求助于其他三个政党来组建联合政府。
换言之，土耳其将出现一个怎样的政府，还需各方的协商与博弈。同时，联合政府能够支撑多久，土耳其是否会举行提前大选，亦是未知。而就制宪进程的未来趋势而言，总统制问题仍将是各方争论的焦点，议会各政党很难就此问题达成一致。
普通法改革
普通法改革是正发党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土耳其司法部的《土耳其司法改革报告》显示，2002~2004年，联合政府和正发党政府先后实施了9个一揽子改革方案，内容涉及表达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宗教自由、出版自由、废除死刑、禁止虐待、少数民族权利、国际人权保护、文军关系等。如2004年7月的《土耳其结社法案》规定，协会不经审批，可接受外国援助，或与之合作，或举办活动；协会无需告知当地政府官员组织集会的时间和地点，也无需邀请政府官员与会；非政府组织可开设海外代表处；没有法院传票，安全部队不再限制协会；取消对学生会的限制；15岁以上儿童可组建协会；非政府组织可提出临时纲领或倡议；允许非政府组织买卖不动产。
正发党政府的部门法改革几乎涉及土耳其的所有法律，如刑事法律、民事法律、经济法律（包括银行法、商法、外国直接投资法）、公共行政法律、市场方面法律、其他方面法律等。以商法为例，2011年1月13日，土耳其议会通过了《新土耳其商法》，并于2012年7月1日开始生效。
政府行政机构改革
正发党政府试图实现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的变革，将中央政府的一些职能转移给地方政府，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权。正发党的纲领认为，“公共管理的基础是服务人民。对中央政府而言，最关键的是更好地服务公民、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而从实践层面看，政府行政机构改革主要包括中央政府机构改革和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两个方面。
第一，改革中央政府行政机构。居尔政府时期，正发党成功地改组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土耳其历史上第一次由文职官员担任该委员会主席。2011年6月，埃尔多安大选获胜后，宣布取消8个国家部长职位，将中央部委数量调整为25个，并更换了几个中央部委的名称。
例如，依照2011年6月的第641号行政令，成立于1960年的国家计划组织（SPO）被重组为国家发展部；为鼓励外国投资，土耳其政府宣布在总理府下设投资支持与促进局(ISPAT)；为推进该国人权事业，在总理府下设人权事务办公室。此外，为推动入盟进程和入盟谈判，土耳其还专门成立了欧盟事务部。
第二，改革地方行政机构。土耳其地方行政改革主要采取立法和行政命令两种方式，前者主要包括2005年通过的特别省行政法、市政法，后者主要包括2006年以来成立的地区发展署。
其一，正发党地方政府改革的主要方式通过议会立法推动地方行政体制改革。2005年土耳其议会先后通过了《特别省行政法》（第5302号法令）、《市政法》（第5393号法令），以此通过法律方式确保地方自治权利。例如，《市政法》第八条规定了协商参与权；第九条规定地方行政单位——市、区之间的关系：市政管理部门关注所辖区居民的诉求，通过财资金拨款扶植辖区的发展；第十三条规定当地居民有权参与市政决策，市政委员会是市政的决策机构，由居民选出的代表组成，等等。
其二，成立地区发展署，协调地区发展。自2006年以来，土耳其政府通过行政命令成立了26个地区发展署，如伊斯坦布尔发展署、安卡拉发展署、伊兹密尔发展署、西地中海发展(600026,股吧)署、东马尔马拉发展署、东黑海发展署、东南安纳托利亚发展署、北安纳托利亚发展署等。
司法机构改革
司法机构改革是正发党执政时期土耳其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司法机构改革，土耳其各政府部门之间通过协调与沟通，制定了多个发展规划和行动计划。土耳其国家计划（SPO）组织制定的第九个发展计划中专门论及司法改革战略。
2009年，土耳其司法部公布了“司法改革与行动计划战略”（Strategy for JudicialReform and Action Plan）。该文件勾画了司法改革的战略目标：加强司法机构独立；实现司法机构的中立性；改善司法机构的效率和效用；提高司法机构中人员的职业能力；发展司法机构的行政体系；便利诉诸司法；完善判决执行制度，等等。
2011年，土耳其司法部又颁布了新的“司法战略文件”（2010~2014），其中阐述了土耳其司法改革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这些司法改革方案均涉及综合性法律，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两大基本目标：一是通过缩短审判周期，加快司法结果的实施；二是开启人权领域的改革，特别是公正审判权、媒体和个人自由。此外，土耳其政府还欲通过改变基本法律规定，实现与欧盟标准的对接。
在“司法改革与行动计划战略”的指导下，2011年3月31日，土耳其公布了第一个司法改革方案——《为加快提供司法服务的目的而修订的若干法律》，即第6217号法令，该法令由33个条款和4个临时条款组成。该方案直接导致其他17部法律的修改。2011年8月26日，土耳其政府又以政府行政令方式通过了第二个司法改革方案，该方案由44个条款组成，内容主要涉及司法部的结构设置和司法机构的行政管理。
然而，其中的一些条款被宪法法院驳回，仍然有效的条款包括：在司法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署之下成立了人权司，修改了国家委员会法、上诉法院法、法官与检察官法、司法学院法、最高法官与检察官委员会法（HSYK）。
2012年7月2日，土耳其公布了第三个司法改革方案——《修改若干法律以改善司法服务的效率和媒体犯罪中审判和判决的延迟》，即第6352号法令。该法令包括107个条款和3个临时条款。为加快审判过程，第三个司法改革方案修改了有关破产和债务实施的审判、犯罪案件、行政法律案件。2013年4月11日，土耳其公布了第四个司法改革方案——《修改与人权和表达自由若干相关的法律》。该法案由27个条款组成，关注人权领域的修改，修改了反恐法和土耳其刑法。
文军关系的调整与变化
在共和国成立之后，军队一直扮演着世俗体制保护者的角色，曾经4次成功干政，且密谋或发动过多次不成功的政变。正发党上台后，力图实现对军队的完全控制。在欧盟标尺和国内民众的“反监护体制”诉求的共同推动下，正发党通过立法改革（改革国家安全委员会）、司法改革和审判（军队法院、艾尔盖内孔调查）、立法机构调查（成立议会调查委员会）的方式实现了对军队的民主控制，推动了土耳其民主化进程和政治现代化进程，达到了欧盟有关文军关系的标准。
必须指出的是，当下，军队依然能够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机制对土耳其政治产生影响。2011年7月29日，在与埃尔多安就案件审判问题发生分歧后，土耳其总参谋长称总计有250名军官（173名现役，77名退役）被逮捕，称这些逮捕行动违反法律原则、公正、正义和良知。他与陆、海、空司令集体请求辞职，但政府很快平息了风波，短时间内任命了新的总参谋长和各军种司令。欧盟认为该事件表明土耳其正成为更加民主的国家。
一些学者称，这是“土耳其的夏日革命”，土耳其高层军官的集体辞职预示着该国文军关系的巨大变化。土耳其《民族报》的专栏作家阿斯利•阿伊丁塔什巴什（Asli Aydintasbas）称，“这有效地终结了军队在土耳其民主中的作用，这是土耳其第一共和国终结和第二共和国开始的标志性时刻。”从目前形势看，土耳其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文官精英对军队精英的民主统制，军队精英对政治领域的影响力被大大削弱。

❾ 请问：俄罗斯与土耳其、伊朗的历史纠葛和现实政治状况

土耳其、伊朗与俄罗斯有着密切的历史文化联系，在中亚和外高加索国家独立后，土耳其、伊朗也非常重视与这些独联体国家发展关系，力图成为对该地区各个国家有影响力的政治经济伙伴。

一、历史联系与合作的基础

地处西亚的土耳其、伊朗在地理上与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毗邻，历史联系非常紧密。中亚五国和阿塞拜疆的居民大都信奉伊斯兰教，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历史传统与邻近的土耳其、伊朗非常接近。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与土耳其、伊朗也有很多接触和历史恩怨。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土库曼、阿塞拜疆等民族同属突厥民族，语言属突厥语系，与土耳其近似。塔吉克斯坦民族语言则属波斯语系，与伊朗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历史上土耳其和伊朗为争夺外高加索地区曾经多次进行过战争。中亚、外高加索地区与土耳其、伊朗在历史上经常被同样的强国所征服，频繁接触，文化上相互影响，直至近代才由于欧洲列强的瓜分被分割开来。
公元10世纪，中亚古老的民族是东伊朗的各个部落，他们实际上是今天塔吉克斯坦人的祖先。公元前6至前4世纪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曾由伊朗阿契米尼德王朝所统治。数百年后，中亚的操突厥语民族人数逐渐增加，并与中亚原来的居民不断接近、融合。11世纪下半叶统治河中地区的卡拉汗尼王朝同塞尔柱突厥人发生过战争。16世纪以后乌兹别克人在中亚地区上升为占有一定优势的民族，进入波斯北部，与波斯人等周边民族间既有战争，又有交流。18世纪30年代，波斯曾短暂征服中亚地区。
外高加索的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民族由一些古老的土着居民融合而成，曾受到过希腊马其顿人、罗马人的侵扰和影响，与土耳其、伊朗等地的早期国家联系紧密。阿塞拜疆民族形成较晚，大约是在11－13世纪，长期接近南方的伊斯兰世界。到16世纪，外高加索地区成为奥斯曼土耳其与波斯（伊朗）争夺的对象。两个国家战事频繁，最后形成了土耳其占领西格鲁吉亚的一部分和亚美尼亚、波斯占领阿塞拜疆的格局。1722年彼得大帝的“波斯进军”使沙皇俄国也成为一个“竞争者”。由于同时遭到土耳其的进攻，波斯被迫与俄国订立了城下之盟。随后，三方围绕外高加索的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一个世纪，1828年和1829年，俄罗斯与波斯、土耳其分别签订条约，夺得了外高加索。[1] 南阿塞拜疆仍属伊朗，西亚美尼亚则有一部分为土耳其所有。被土耳其政府视为“异教徒”的亚美尼亚人在近代史上曾几度受到大规模迫害。[2]
沙俄吞并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后，中亚和外高加索土着居民依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持了过去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就人种、风俗来说，多数中亚和外高加索民族更接近波斯人和土耳其人。本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苏联逐步打开国门和各共和国自主权的增加，中亚和外高加索国家同邻近土耳其、伊朗很快实现了高层接触和经贸往来。而当时苏联领导人对土耳其现代化模式的“兴趣”也推动一些共和国的领导人把土耳其视为足以信赖的“样板”。1991年，土耳其总统厄扎尔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曾进行过互访，签署了多项双边合作协议，明确哈土两国将在各个领域建立长期互利合作关系。独立后，中亚和外高加索国家重新寻找自己的文化渊源，开始了一种“本土化”的回归。在“非俄罗斯化”的过程中，中亚和外高加索国家很容易、也很自然会与土耳其、伊朗等国接近。地理上的便利，文化上的相近，语言、风俗习惯上的相似，加上经济上的互相需要，使双方的合作关系发展较快。
90年代初，对土耳其模式的“充分肯定”使土耳其成为中亚国家和阿塞拜疆最受欢迎的“朋友”，甚至一些中亚国家和阿塞拜疆聘请土耳其专家作总统的顾问。1991～1993年，一些中亚国家决定改用拉丁字母，与土耳其在文化、教育、干部培养等方面的联系空前地增加了。对于年轻的中亚和外高加索国家来说，独立初期难以找到一种把国家凝聚起来的力量，难以找到可供依赖的发达的、有着历史延续性的国家传统。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政治上的“真空”，添充进来的有各种各样的思潮，其中占有优势的自然是当地居民最容易接受的伊斯兰思想和突厥主义思想。伊朗和土耳其则被视为这二者的代表。
多数中亚和外高加索国家因考虑本身的内外部因素，与伊朗关系一般，如担心影响与美国的关系，政治取向上也很不一致。尽管在交通方面伊朗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伊朗对中亚和外高加索国家的影响不是很大，因为它既不能提供中亚国家所需的资金，也不能提供新工艺。伊朗不可能在中亚和外高加索市场上有引人注目的一席之地，只能希望在该地区同外部世界，准确地说，是同欧洲和东南亚国家的交通运输方面起到特殊的“桥梁”作用。中亚和外高加索国家同样也想起到这样一个联系世界上两个经济增长中心的作用，成为亚欧大陆桥上的重要枢纽。伊朗由于处于中亚与波斯湾、地中海之间，其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对中亚和外高加索国家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邻国多数中亚国家领导人对土耳其、伊朗抱有好感并寄予了较大的期望，想借助于这个有着血缘、语言、宗教联系在一起的“穆斯林兄弟”，使自己早日成为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同时在经济上、特别是交通运输方面解决本国面临的现实困难。外高加索国家在发展对外联系时，伊朗、土耳其作为南边的两个邻居也不容忽视。而土耳其、伊朗等国也希望与中亚和外高加索国家建立密切的关系，打算借助于这些独联体国家的经济、科技潜力为自己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扩大国际活动空间，为在国际事务和国家争端中处于有利位置奠定更加良好的基础。土耳其、伊朗1992年把中亚五国和阿塞拜疆拉进“中西亚经济合作组织”。多数中亚和外高加索国家把同土耳其、伊朗发展合作关系作为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土耳其和伊朗对中亚国家的政策

由于地理上和文化上占有一定的优势，土耳其、伊朗丝毫不隐瞒向中亚和外高加索输出自己的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战略意图，借此来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甚至土耳其和伊朗国内有的政治势力梦想恢复再现“突厥帝国”和“泛伊斯兰国家”的辉煌，试图在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找到市场。
（一）土耳其对中亚五国的政策
土耳其是同中亚五国关系非常密切的“南方”穆斯林国家。土耳其在发展经济和推行社会政策方面有成功之处，其世俗模式对中亚国家有吸引力。[3] 其经验也受到中亚各国的重视。中亚国家希望土耳其成为联系西方大国的“桥梁”，土耳其也很注意在中亚施加影响，关心中亚的能源开发和政策取向。土耳其是第一个承认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独立的国家，非常重视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全面合作关系。[4]
土耳其对中亚的政策包括：
积极与中亚国家的高层接触，通过签署文件和经常性的磋商确立友好合作关系。如1992－1997年，土耳其总统3次访问哈萨克斯坦，与哈萨克斯坦签订了包括《友好合作条约》在内的共56项文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人文等各个领域。其中1995年6月，土耳其总统德米雷尔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签订两国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合作宣言和48项合作协议、备忘录和会谈纪要。土耳其与其他中亚国家也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等许多项协议，还多次邀请中亚国家的领导人到本国访问。1992年10月，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国的总统应邀出席土耳其举行国庆活动。每年都有中亚国家的领导人访问土耳其。苏莱曼·德米雷尔当选为土耳其总统后，非常重视保持和发展同中亚国家的关系，仅在1996－1997年他就对中亚地区进行了5次访问。
扩大经济贸易合作，鼓励本国企业对中亚进行投资。土耳其与中亚国家签署了经济贸易合作协定、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议、避免双重课税协议、银行间相互理解备忘录等合作文件。至1995年6月，土耳其向哈萨克斯坦投资的大型项目即达34个，1998年在哈的2200家外国公司中来自土耳其的有319家；1992－1996年土耳其向土库曼斯坦的投资达到15亿美元，合资项目超过60个。1997年土耳其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协调委员会来监督、协调对中亚的投资和政策。土耳其在中亚的主要投资方向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建筑工程承包，土耳其公司往往能够在众多对手中一举中标，优势在于与这些中亚国家政府有着良好的关系，加之其价格和施工质量都具有竞争力；二是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中的加工生产领域；还有是旅馆业和旅游等；三是借助于投资土耳其的国际资本进入中亚地区，土耳其公司作为世界上的大跨国公司在中亚的中介与合作伙伴，如同西门子公司联合取得在哈萨克斯坦建设电站权，与可口可乐公司联合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建立工厂。
希望在解决中亚原料和资源的开发和运输方面发挥作用。1992年7月，土耳其电力和自然资源部与哈萨克斯坦动力和燃料资源部签署了在勘探开采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矿藏以及建设动力项目等方面进行合作的备忘录。
1994年6月，土哈两国签署石油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土耳其在36年中可得到21.6亿桶石油和2089亿立方米天然气，总价值达490亿美元。1995年土耳其和哈萨克斯坦成立了工作小组对运输哈石油及土石油公司参与哈石油工业等问题进行研究，提出方案。哈方认为经过土耳其的这条运油线路所经地区政局较稳定，因此是很有前途的运油线路。土耳其对土库曼斯坦与伊朗合作的“跨世纪管道工程”持积极态度，土耳其总统德米雷尔在1994年10月亲自前往土库曼斯坦，参加该工程的动工典礼。1995年1月，土库曼总统尼亚佐夫访问土耳其以后，十分赞赏土耳其对中亚在改善交通运输状况的支持。土耳其计划铺设一条经里海海底的输油管道，以把石油从哈萨克斯坦的油田输送到土耳其在地中海的港口。1998年10月底，中亚国家的领导人联袂参加土耳其建国75周年庆祝活动。在安卡拉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与土耳其、阿塞拜疆、格鲁吉亚领导人就铺设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石油管道问题签署一项联合声明。
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合作，力图在中亚的稳定与发展方面发挥作用。土耳其对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提出的亚信会议和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提出中亚安全与合作论坛达倡议都表示支持。与中亚国家签署反对恐怖活动、非法扩散武器和麻醉品的协议，帮助中亚国家培训军人。土耳其首倡“突厥语国家首脑会晤”机制，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等国的领导人定期举行最高级磋商。
重视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土耳其向中亚国家在科技、文化领域投入很多，如通过卫星无偿为中亚国家播放土耳其的电视节目。土耳其每年接纳大批来自中亚国家的留学生，出资在中亚建立国际大学。
（二）伊朗对中亚国家的政策。
由于拥有地缘和文化上的便利，伊朗进入中亚比较早，土库曼斯坦因为与伊朗有长达1700公里的共同边界，而且政治经济中心都靠近伊朗，因此，土库曼斯坦领导人认为，伊朗是土库曼斯坦实施新经济计划的“最有利的伙伴”，土库曼斯坦“在各个方面同伊朗扩大和加深紧密的合作，这对整个地区都是有益的”[5] 。但由于伊朗的经济实力有限，尤其是无法满足中亚国家对资金和技术的需求，因此伊朗与中亚国家在经济联系方面进展缓慢，在中亚各国的对外贸易额中只占有1％左右的比例，甚至远远落在邻国土耳其的后面。伊朗于是改变策略，充分发挥其地缘优势，把重点放在帮助解决中亚国家的交通困难方面。在1997年哈塔米当选总统后，伊朗对中亚地区的跨国合作表现得更为积极。[6]
伊朗对中亚五国的政策表现为：
通过成为帮助中亚国家走向世界市场的“纽带”来确立自己的影响。中亚五国同西方国家、亚太国家的贸易额逐年增长，伊朗积极促进亚欧陆路运输走廊的建设。中亚国家都属内陆国家，缺乏海洋通道，伊朗可以为中亚国家提供便捷的通道，使中亚国家走向波斯湾。1994年8月24日，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领导人签订一项“跨世纪工程”协议，商定修筑一条经伊朗到土耳其，长约4000公里的输气管道，投资额达70亿美元。1996年5月，从伊朗的马什哈德经萨拉赫斯到土库曼斯坦的捷詹的铁路通车，这使中亚国家有了一条到达出海口的最近的铁路，也使从中国连云港到波斯湾的“大陆桥”全线贯通。1996年哈萨克斯坦经伊朗运输的石油产品达到200万吨。1997年12月，伊朗总统哈塔米和土库曼总统尼亚佐夫同时出席了分别在伊朗和土库曼斯坦举行的长度为140公里的土伊天然气管道克尔佩泽－库尔特库姆的开通仪式。这是第一条中亚国家独立后修筑的天然气管道，投资近2亿美元。伊朗在交通方面的努力受到中亚国家的欢迎。
广泛开展经济合作。仅1992年一年中，伊朗在土库曼斯坦的合作项目就达30多个。两国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旅游和经贸合作协定等多项合作文件。双方还在开放边界、简化通行手续、建立边防货站，开设阿什哈巴德－德黑兰空中航线，建立共同的汽车联运公司，建立信贷机构等诸多方面采取措施，以图进一步密切两国关系。1992年10月，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访问伊朗，两国签订《哈伊相互理解和合作宣言》，建立了经济、交通、文化、科学合作混合委员会，签署在石油采运、能源开发和银行合作的备忘录。1993年10月，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访问哈萨克斯坦，签署《哈伊相互关系与合作备忘录》等9项文件。1992年11月，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访问伊朗，签订关于乌伊两国关系基础的联合宣言、两国中央银行间合作协议、在经济、工业、科技领域合作备忘录、政府间贸易合作协议、货物运输合作备忘录、邮电通讯协议、政府间航空运输协议等。1993年10月，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回访乌兹别克斯坦，与卡里莫夫总统签署关于建立乌伊两国经贸、工业、科技领域合作混合委员会议定书、货运、汽车运输、道路建设、开辟两国首都间航空线路、解体、石油、天然气、农业、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协议。
1997年5月，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访问塔吉克斯坦斯坦，双方签署了塔伊合作声明和6个备忘录，备忘录涉及两国外交、经济、交通和工业部门之间的合作问题。1998年12月，塔吉克斯坦斯坦总统拉赫莫诺夫对伊朗进行正式访问，签署两国在国防、能源和运输等领域合作的共16项协议。
在中亚地区安全、特别是调解冲突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伊朗在调节塔吉克斯坦斯坦冲突中十分活跃，在伊朗首都德黑兰1997年5月举行了塔吉克斯坦斯坦对立两派之间的和平谈判。伊朗还曾表示要在土库曼斯坦的军队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与中亚国家密切在宗教、文化方面的交往。伊朗与中亚国家签订电视广播、文化交流等合作协议。伊朗帮助土库曼斯坦在各地修造清真寺并派遣神职人员，大量资助土库曼斯坦的宗教、文化活动。但中亚国家领导人比较谨慎，表示与伊朗的关系不是建立在宗教因素的基础上。[7]
（三）土耳其、伊朗发展与中亚五国关系中的困难
尽管占有一些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但土耳其、伊朗在中亚远未达到预期的目标。这与其他外部势力的竞争和中亚国家的戒心有关。首先，土耳其和伊朗经济实力有限，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下风。如伊朗和土耳其经过几年的努力，在中亚五国的外贸伙伴中占有了一席之地，但很难有大的突破。1994年中亚地区向俄罗斯的出口供货超过土耳其30倍，超过伊朗上百倍。进口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比例。土耳其、伊朗同中亚国家的贸易水平低，方式落后，非常不稳定。如1996年土库曼斯坦同土耳其的双边贸易额达到近2亿美元，成为土库曼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但1997年两国的进出口额急剧下降，仅为7000万美元。伊朗70年代末80年代初伊斯兰革命以后，完全“脱离”西方，国内私人资本发育缓慢，生产状况不佳，很少能给中亚国家的市场提供所需要的商品。而且对于中亚国家急需引进的先进工艺和设备，伊朗不具有优势。
其次，土耳其和伊朗在国际上分别属于不同的集团，前者追随美国和西欧大国，后者与俄罗斯有特殊的关系，两国都无力成为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的国家，只能在作为联系国或者中介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土耳其和伊朗能够给中亚五国的援助都是相当有限的，俄罗斯与土耳其之间存在着矛盾，伊朗受到美国的排斥，也使中亚国家在发展同土耳其、伊朗关系时，要考虑俄罗斯对土耳其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态度。 中亚国家都远离石油、天然气、棉花等自己“拳头”产品的销售市场，而且到出海口都要跨越相邻的国家，交通问题亟待解决。土耳其和伊朗可以在这方面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却与其他大国的利益难以相容，如土耳其与俄罗斯是宿敌，伊朗同美国对抗了近20年。修管道和铁路都需要联合一些国家，投入数十亿乃至于上百亿美元的资金，伊朗和土耳其的国力都有限，独木难支，想处于优先的地位都很困难。
再次，中亚国家与土耳其、伊朗在发展“伙伴”关系方面理解不同。土耳其、伊朗在政治合作上热情很高，而中亚国家在经济上对土、伊的期望很大，双方发展关系时不容易“合拍”。在中亚，按居民的情况划分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斯坦被认为是应属“穆斯林国家”的行列，伊斯兰教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伊斯兰教有自己的特点，它们与伊朗的伊斯兰教都有较大的差别。即便是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斯坦，当局对“泛伊斯兰”主义也持坚决抵制的态度，如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对伊斯兰极端势力十分戒备，中亚国家的宪法几乎无一例外地接受了西方的原则，而不是伊斯兰的原则。另外，中亚国家对伊斯兰教介入政治和“泛突厥”思想持反对态度，也限制了伊朗、土耳其同这些国家发展关系。
中亚国家与土耳其、伊朗的关系在经过一个“蜜月”阶段后趋于冷静。1991～1992年，土耳其就开始为这些国家提供贷款，土耳其和伊朗商品的涌入也缓解了中亚市场的贫乏。中亚国家出现的与土耳其、伊朗发展双边关系的热潮到90年代中期开始迅速降温，主要原因是受经济实力的限制和其他国家的竞争。中亚国家开始学会在国际交往中优先考虑自身的利益和需要，转而采取一种现实的态度，从而把同土耳其、伊朗的关系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

三、土耳其、伊朗对外高加索国家的政策

土耳其和伊朗是外高加索国家的邻居，与该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联系。土耳其与阿塞拜疆同属突厥民族,文化上彼此亲近,又与美国等西方大国有着军事政治同盟关系；伊朗则可以利用宗教、地理及跨界民族方面的优势,背后又联着整个伊斯兰世界，可以为外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架起一座“信仰”桥梁。独立后，伊朗、土耳其成为外高加索三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如土耳其在格鲁吉亚对外贸易中占第一位，超过了俄罗斯。由于自己的经济实力有限，土、伊两国无法对外高加索国家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加之土耳其与亚美尼亚、伊朗与阿塞拜疆历史上有“宿仇”，因此与外高加索国家在经济联系方面障碍重重，进展缓慢。
土耳其积极发展同阿塞拜疆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对亚美尼亚则采取了敌视的政策。1993年初土耳其参与对亚美尼亚的封锁，决定对亚美尼亚的所有飞机关闭其领空，并停止从陆路向亚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在阿塞拜疆人民阵线垮台后，土耳其失去了在外高加索的阵地。俄罗斯强有力的行动也使土耳其被迫退却，但土耳其并不想放弃能够争取到的利益。1994年土耳其开始强调与俄联合调解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尽可能不与俄罗斯在外高加索正面对抗。同时，土耳其也批评俄罗斯的“扩张主义”，运用经济手段改善同包括亚美尼亚在内的所有外高加索国家的关系，土耳其和亚美尼亚两国关系虽然难以实现正常化，但民间贸易往来有所增加。土耳其在美国的支持下争取敷设一条经本国港口运出阿塞拜疆石油的管道。这条管道计划途经格鲁吉亚通往土耳其，有绕开俄罗斯的政治目的，同时也使外高加索各国都能在经济上受益。
土耳其对格鲁吉亚也十分友好。2000年1月，土耳其总统德米雷尔访问格鲁吉亚，在与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会谈时，双方一致表示，维护高加索地区的安全是格鲁吉亚和土耳其两国对外政策的优先任务。两国领导人讨论了有关地区形势问题，以及两国在政治、经济、能源领域的合作的问题，并签署了联合声明、两国政府间开展技术合作协议备忘录等4项文件。在会见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德米雷尔提出了有关国家缔结旨在加强高加索地区稳定与和平的“高加索公约”的倡议，谢瓦尔德纳泽对德米雷尔的倡议表示赞赏，并称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伊朗由于同阿、亚两国都接壤，曾力图在调解纳－卡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1992年5月伊朗总统在德黑兰与阿亚两国领导人签署和平解决冲突的声明。伊朗既可以帮助阿塞拜疆解决石油出口的“新交通线”问题，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亚美尼亚对能源的需求，伊朗境内又有阿塞拜疆少数民族。因而，格、阿、亚等外高加索国家虽然都避免与伊朗发展密切的关系（主要因为伊朗同美国尖锐对立，而这些新独立国家又极其需要美国等西方大国的经济、政治支持），但也需要伊朗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