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苏丹制度结束是什么时间

㈠ 如何评价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

不得不说，凯末尔是一个站在同时代前端的人物，面对盘踞千年而倒下的奥斯曼帝国，以及被其他列强侵吞的几乎没什么的领土，他仍然能够从中寻求到让土耳其免于成为其他国家炮灰的命运，最终带着国家走向独立和兴盛。

此外，就是鼓励发展民族经济，建立国营企业，保护关税，让土耳其免于成为各个国家的经济傀儡，又在文化上建立世俗学校，让更多的人学习先进的科技以及现代化教育而不与世界脱轨。还废除了很多封建陋习，例如一夫多妻制，妇女戴面纱等等。土耳其的这场世俗化改革也是带着国家还有民族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与发展。

㈡ 什么标志着土耳其得到国际上的承认

11月1日，大国民议会废除了苏丹制度。1923年7月，土耳其与协约国在瑞士洛桑签订和约，废除《色佛尔条约》中的一些不平等条款，保持了土耳其疆土的完整。外国的财政监督和领事裁判权都被解除。至此，土耳其的独立获得国际上的承认。

㈢ 大国民议会废除了苏丹制度的原因和背景分别是什么

凯末尔政府在1921年与苏俄签订苏土友好条约。依靠人民支持和苏俄援助，土耳其屡屡击败外国干涉军。它还利用协约国列强之间的矛盾，与意大利、法国签订协定，争取它们同意从土耳其领土上撤军。

在凯末尔的领导下，土耳其国民军和农民游击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抗击英国、希腊等国的侵略军。1922年8月，土耳其国民军发动总反攻，击溃希腊干涉军，在9月间收复伊兹梅尔并进军伊斯坦布尔，苏丹罕墨德六世乘英国军舰逃往马其他岛。11月1日，大国民议会废除了苏丹制度。

㈣ 在阿拉伯世界，苏丹是什么啊什么时代出现这个词啊阿拉伯国家的历史编年谁知道

“苏丹”是阿拉伯语“权威”一词的音译，与北非阿拉伯国家苏丹（Sudan）无关。11世纪中叶，塞尔柱王朝的统治者不满足于“埃米尔”的称号，在伊斯兰世界第一次采用了“苏丹”这一级别更高的称号。此后伊斯兰王朝的君主大多采用这一称号。20世纪初奥斯曼土耳其苏丹—哈里发制度废除后，阿曼仍保留苏丹的称号，是目前惟一保留这一称号的阿拉伯国家。

㈤ 模拟联合国历史会 可能有关于土耳其独立战争后的洛桑条约

您好，我也是搞模联（中文模联）的，也很乐意为我的同仁解答你的疑惑。不过在此先建议你可以网络一下，网络或维基网络介绍的很详细，我当时协助别人写BG也是先自己做查询的。

一、巴尔干战争的详细内容，以及奥斯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作为（具体见网络）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1912.10～1913.5）：
巴尔干同盟对土耳其的战争。意土战争（1911～1912）期间，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门的内哥罗结成巴尔干同盟，1912年10月9日 ，门的内哥罗首先向土宣战，17、18日，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先后参战。10月底保军逼近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至11月中旬，土耳其在巴尔干的属地只剩君士坦丁堡等5处。11月初，土耳其请求欧洲列强调停，并于12月3日与保、塞、门三国签订休战协定。在欧洲列强斡旋下，1912年12月16日土耳其与4个交战国在伦敦开始议和谈判。1913年1月23日，土耳其国内发生政变，新政府在德意志帝国（1871～1918）的支持下，态度强硬，和谈破裂。2月3日，战事再起。3月5日，希军攻克亚尼纳。3月26日，保 、塞联军攻陷亚得里亚堡。4月22日，斯库台奥斯曼帝国军队投降。土耳其帝国再次求和。5月30日，土耳其与巴尔干4国签订《伦敦条约》。条约规定，埃内兹至黑海的米迪耶一线以西的土耳其欧陆属地（阿尔巴尼亚除外）和克里特岛割让给巴尔干同盟国家；阿尔巴尼亚独立，但须受俄、英、法、德、奥、意6大国监督；爱琴海诸岛问题则由德、奥、英、俄4国处理。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1913.6～1913.8）：
以保加利亚为一方，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门的内哥罗和土耳其为另一方的战争。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束后，塞尔维亚由于未得到通往亚得里亚海出海口，要求得地最多的保加利亚划出马其顿的一部分作为补偿；希腊要求领有马其顿的南部和西色雷斯。未参加同盟的罗马尼亚则要求占有南多布罗加。1913年6月1日，塞 、希秘密订立反保同盟，罗马尼亚旋即加入。6月29日，保对塞、希发动突然攻击，遭到猛烈抵抗。土耳其欲乘机收复失地，于7月16日向保加利亚发动进攻。7月29日保加利亚力屈乞和。8月10日签订了《布加勒斯特条约》。依约，塞取得马其顿的大部，希取得马其顿南部（包括萨洛尼卡）、色雷斯西部和克里特岛，罗取得南多布罗加，土收回东色雷斯和亚得里亚堡，门的内哥罗的领土也有扩充。通过两次巴尔干战争 ，塞尔维亚实力大为增强。这就加深了塞与奥匈帝国（1867～1918）的矛盾，终于使巴尔干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地。
结果：
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门的内哥罗（即黑山）所组成的“巴尔干同盟”，反对土耳其的控制和压迫所进行的战争。盟国由于向奥斯曼帝国提出给予马其顿和色雷斯自治权的要求遭到拒绝，在沙皇俄罗斯帝国（1547～1917）支持下于1912年10月9日对土耳其宣战。盟军为民族解放而战，士气旺盛。经过激战，塞、门两军进占马其顿和亚得里亚海沿岸；保军控制伊斯坦布尔以西地区；希军进占爱琴海诸岛；奥斯曼帝国军队败退到埃迪尔内、约阿尼纳和斯库台等地。11月3日土耳其被迫请求欧洲列强进行和平调处。由于盟国得到俄罗斯帝国（1547～1917）支持，土耳其得到德意志帝国（1871～1918）和奥匈帝国（1867～1918）支持，在大国影响下，直到1913年5月30日签订《伦敦条约》，战争宣告结束。战败国土耳其丧失了在欧洲的大部领土。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结果，使巴尔干半岛各国人民摆脱了土耳其的长期封建统治，具有进步的民族解放的性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的结果，使巴尔干各国重新分化，罗马尼亚与英、法、俄协约国靠近，保加利亚则加入德奥同盟国。战争中，由于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飞机、装甲车、无线电）的使用，作战方法也有新的变化：战斗队形更加疏开；军队行动更注意隐蔽；进攻多采取机动作战和迂回包围；防御多采取阵地作战。巴尔干战争导致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奥斯曼在一战的作为：
奥斯曼参战的原因是双方都需要他参战。做为欧洲列强中最弱的，向北可以牵制沙俄，向西可以搞掉保加利亚并支援塞尔维亚。甚至切断苏伊士运河。他参战的直接原因是原本英国准备出口土耳其的几艘战舰被英国征用。而德国被封在地中海的俩艘战舰意外进入达达尼尔海峡，并宣布加入土耳其海军。英国外交的渺视和德国的支持让土耳其选择了同盟国。但境内的阿拉伯人认为这是脱离土耳其主人的好机会，所以，土耳其在战争中主要承担的就是消灭阿拉伯叛军及支援他们的英军。

奥斯曼帝国是在追击戈本号及布累斯劳号及介入中东战线后正式参战。在战争初期，奥斯曼帝国取得多次重要的胜利，如加里波利之战和卡塔之围。奥斯曼帝国也遭遇不少挫败，如在高加索战役败予俄国。1916年的阿拉伯起义让奥斯曼帝国在中东战线的良好形势逆转。至1918年，也门和麦地那是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半岛仅存的领地，《穆德洛斯停战协定》签订后，奥斯曼帝国被迫交出也门和麦地那，而在1917年俄国革命后奥斯曼帝国夺取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及阿塞拜疆都须一并交出。《色佛尔条约》的条约确立了奥斯曼帝国的分裂。现时，在奥斯曼帝国土地上建立起来的新国家达40个（包括备受争议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战后安那托利亚地区的农民仅及战前的四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帝国的伤亡重大。

二、土耳其卫国战争和洛桑会议的详细记述（具体见网络）
土耳其独立战争是由土耳其革命开展抵抗瓜分奥斯曼帝国的一场政治及军事对抗，紧接着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成立让阿塔土克能成功动用议会，土耳其国民运动至此达致顶峰。对希腊的军事行动，以及土亚战争及法土战争结束后，土耳其革命者迫使协约国放弃《色佛尔条约》，于1923年7月订立《洛桑条约》，土耳其共和国正式在1923年10月于安那托利亚及色雷斯东部成立。土耳其的独立运动最终导致奥斯曼米利特制度的终结，让阿塔土克改革创造了现代、世俗的国度。
东部战争：
《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及《巴统条约》界定了亚美尼亚民主共和国及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边界。不过在《穆德洛斯停战协定》签订后，土耳其东面的边界已与条约订立的有所不同。三国协约谈论海外亚美尼亚人的诉求及重塑边界的事情。十四点和平原则可作为亚美尼亚的动机，如果亚美尼亚人能够证明他们在土耳其东部占多数的人口，他们就能占据这些地区。亚美尼亚人在边界的活动经常被用作重塑边界的论据。伍德罗·威尔逊同意将这些地区转让给亚美尼亚，因为这些地区主要由亚美尼亚人控制。这些讨论的结果都写在色佛尔条约上。有一股从东南面来的亚美尼亚人获得法国的支持，法国-亚美尼亚协定承认亚美尼亚在西利西亚的主权，法国则可建立亚美尼亚籍法国军团，以联合亚美尼亚民主共和国及获法国支持的那股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可得到更多的资源，以抗衡布尔什维克的扩张。
独立战争其中一场重大的战役在亚美尼亚及土耳其的边境上展开，虽然希腊在西面威胁着土耳其人，但土耳其人仍能在这里发动攻势。卡兹姆·卡拉贝克尔分别在两份报告上论述土耳其东部的形势，详述亚美尼亚民主共和国的活动。俄国政府向土耳其人传送一个讯息，俄国与亚美尼亚、俄国与伊朗的边境已置于俄国的控制下。当时的土耳其较为落后，并没有本土的军事工业，俄国的协助至关重要。巴基尔·森米·贝伊被派往与俄国会谈，俄方要求土耳其割让凡城及比特利斯予亚美尼亚，这对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来说不可接受，他们还要面对另一些难题，包括对亚美尼亚人侵袭的迟缓反应引起土耳其人不满、希腊的威胁以及外交联系需要协调。
土亚战争：
外交照会还没有开始，亚美尼亚为了增加谈判筹码，驱军到奥尔图，引致奥尔图之战。奥尔图之战终止了土耳其人与俄国的会谈，不久后鄂图曼政府签署色佛尔条约。1920年7月25日，乔治亚占领阿尔特温。
卡兹姆·卡拉贝克尔率军把亚美尼亚军赶出奥尔图，并且反攻亚美尼亚，迫使亚美尼亚签署停火协议。
西部战争：
战事起因是因为协约国，特别是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向希腊保证，只要希腊站在协约国一方，希腊就能得到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包括色雷斯东部、伊姆罗兹岛、特内多斯岛以及安那托利亚西部伊兹密尔附近的地区。希腊还想占据昔日拜占庭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达成伟大理想，但协约国不允许。
三国协约决定让希腊占领伊兹默尔附近的地区及小亚细亚西部的艾瓦勒克，原因是想要抢先意大利染指土耳其的南海岸，当中包括安塔利亚，三国协约担忧意大利的扩张，于是让希腊占领这些地区作为解决办法。
1921年5月28日，希腊人在艾瓦勒克登陆，艾瓦勒克在巴尔干战争之前是一个通行希腊语的小镇。主要来自克里特的希腊人进驻艾瓦勒克，赶走这里的土耳其居民。曾经是奥斯曼帝国的中将阿里·锡天卡耶组织土耳其群众进行抵抗，还有一些土耳其人加入了雷希特、铁菲克、泽克兹·伊泽姆，这些部队有很强的决心抵抗希腊，因为他们已经后无退路。雷希特、铁菲克及泽克兹·伊泽姆是高加索人，他们在故乡高加索被俄国及亚美尼亚驱赶出来，来到爱琴海海岸附近定居。希腊军首次与这些人爆发战斗。阿塔土克命劳夫·奥尔贝协助阿里·锡天卡耶、雷希特、铁菲克及泽克兹·伊泽姆。劳夫·奥尔贝也是高加索人，他设法联系这些抵抗团队，让他们切断希腊军的补给线。
由于意大利早前在安塔利亚登陆，协约国遂决定允许希腊在伊兹密尔登陆。为了应付意大利吞并有大量希腊人的小亚细亚地区，希腊总理韦尼泽洛斯取得协约国的准许，让希腊军队在伊兹密尔登陆，宣称是要保护人民免受骚动影响。土耳其人认为韦尼泽洛斯想吞并希腊人在土耳其的居住地，但韦尼泽洛斯指出，希腊军队在伊兹密尔的目的是保护当地居民：“希腊不是要向伊斯兰开战，而是反对过时的鄂图曼政府，以及它腐败、可耻及血腥的统治，我们要解放那些主要是希腊人居住的地区。”
希土战争：
希腊军队在伊兹密尔登陆，民族主义者向他们开火，结果引来希腊军的粗暴报复。希腊军以此为藉口驱军深入土耳其。阿塔土克不能容忍希腊军队占据伊兹密尔。双方在争夺伊兹密尔时犯下不少暴行，例如杀害无辜平民，甚至有儿童被害。最终土耳其人将希腊军队驱赶出伊兹密尔。
决议当时土耳其东部及南部的边界已透过条约及协议确定，阿塔土克在和谈上具有发言权。民族主义者提出，希腊须无条件撤出色雷斯东部、印布洛斯岛及忒涅多斯岛，而色雷斯的里查河则作为边界，重返1914年的状况。
法国、意大利及英国邀请阿塔土克到威尼斯商讨停火。阿塔土克要求在穆丹雅举行会谈。1921年10月3日，停火会谈在穆丹雅展开，最终签署穆丹雅停战协定。
法土战争：
法国希望在叙利亚殖民，西利西亚在法国的压力底下很容易会失守，因此紧守托鲁斯山脉对阿塔土克来说至关重要。法国的士兵远道而来，他们利用亚美尼亚军队获取情报。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则与当地的阿拉伯部落合力抗衡。阿塔土克曾经说：“法国军队将会撤出。”阿塔土克认为法国的军事威胁仅次于希腊。他认为如果希腊的威胁扩大，法国也不会无动于衷，他的见解在后来得到了证实。
法国对于土耳其人的顽抗感到相当意外，法国责备英国未能遏止抵抗力量。希腊及英国军队在土耳其西部受挫后，法国利用亚美尼亚人在南部对抗土耳其人的策略亦告失败。亚美尼亚藉法国军团不能按计划联合当地的亚美尼亚人对抗民族主义军队。多数当地的亚美尼亚人只得跟随法国军队迁移。法国要求阿土克塔的土耳其政府赔偿一百五十万枚金币，但被拒绝。
洛桑条约：
亦称《洛桑和约》，Treaty of Lausanne。全称《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土耳其和约》。1923年7月24日，以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希腊、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国等7个协约国为一方，以土耳其为另一方在瑞士洛桑缔结，次年8月6日生效。
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20年8月10日，协约国与战败国土耳其签订《色佛尔和约》。根据该和约，土耳其原有领土缩小了3/4，本土也被瓜分，黑海海峡由国际委员会管理。土耳其为反对《色佛尔和约》进行了武装斗争，并取得了胜利。1923年7月24日，协约国被迫与土耳其签订新的和约，即《洛桑条约》。《洛桑条约》第3条第2款规定，土耳其与英国委任统治地伊拉克的边界应由土、英两国以“友好的协议”划定。如果两国在《洛桑条约》规定的协约国军队从其占领的土耳其领土撤出的期限届满后9个月内仍未能达成划界协议，则应将有关争端提交国际联盟行政院。在上述期限内，土、英两国对土、伊边界的大部分达成了协议，但对摩苏尔地区的归属问题，双方未能取得共识，因此，根据条约的规定，两国将该问题提交国联行政院解决。摩苏尔是着名的石油产地，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价值，面积3.5万平方公里，人口当时约80万。
内容
参加《洛桑会议》的土耳其代表团
条约共143条，主要内容有：①宣布协约国与土耳其之间自条约生效之日起正式恢复和平。②协约国承认土耳其在小亚细亚本土范围内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确认土耳其从黑海到爱琴海、地中海至波斯（今伊朗）之间的边界；东色雷斯和伊兹密尔地区归还土耳其，亚美尼亚和库尔德斯坦等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仍归土耳其所有；石油产地摩苏尔的归属问题留待以后解决（1926年《英土协定》将摩苏尔地区划给英国代管的伊拉克）。③土耳其放弃被英、法、意等国瓜分的前属奥斯曼帝国的埃及、突尼斯、摩洛哥、利比亚等地的领土要求，并承认英国对塞浦路斯、意大利对佐泽卡尼索斯（今南斯波拉泽斯）群岛的兼并。④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协约国武装干涉土耳其所造成的损失，双方相互放弃赔偿要求；土耳其偿还前奥斯曼帝国的部分外债；缔约各方宣布取消在土的一切治外法权和财政、关税监督权，土耳其实行海关自主。⑤海峡地区实行非军事化，缔约各国声明同意在海峡地区海上和空中通过及航行自由的原则；海峡地带不得设防和派驻武装力量，由国际委员会（又称海峡委员会）实行监督。
1922年秋，凯末尔领导土耳其大国民会议政府战胜英国和希腊侵略军，废黜土耳其国王，取得民族革命的胜利，迫使协约国放弃1920年强加于土耳其的奴役性《色佛尔条约》（《塞夫尔条约》），并同意签订《洛桑条约》。该约承认土耳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土耳其民族独立斗争的重大胜利。
解释问题
国联行政院接受土耳其和英国提交的争端后，请求常设国际法院就以下问题发表咨询意见：
（1）行政院根据《洛桑条约》第3条第2款作出的决定具有什么性质？是仲裁裁决，还是建议抑或单纯的调停？
（2）行政院的决定必须一致通过，还是可以多数通过[1]
（3）有关当事国的代表能否参加表决？
1925年11月21日，常设国际法院发表对上述问题的咨询意见。法院的意见认为，《洛桑条约》第三条第2款百六十行的目的是达到边界的最后确定，它反映了当事国的意图。从对该条款的语法的和逻辑的解释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即当事国愿意接受行政院作出的最终的和有拘束力的边界决定。根据《国际联盟盟约》第15条的规定，行政院对当事国提交的争端有权提出建议。但行政院将要对土、伊过境作出的决定不能被认为是该条所指的建议。法院考虑到，根据普遍接受的概念，仲裁裁决要根据法律标准作出，鉴于本问题涉及的具体情况，法院倾向于将行政院的决定作为仲裁裁决，尽管将国联行政院说成仲裁法庭是不适当的。
法院对第一个问题的结论是：本问题是一个由当事国事先达成协议，同意接受国联行政院决定的拘束力的个别例证。虽然按照《国际联盟盟约》第15条的规定，行政院只能对解决争端提出建议，但这一规定并不阻止当事国在特殊情况下根据协议承担更广泛的义务并赋予行政院作出有拘束力的决定的权力。
至于第二个问题，法院指出，《洛桑条约》第3条第2款只简单提到将未解决的划界问题提交行政院，并未具体说明如何解决。按照《国际联盟盟约》第5条第 1款的规定，行政院的决议，除盟约特别规定者外，均需一致通过，弃权和争端当事国的票数不计算在内。由此可见，行政院作出决定时，一致同意是必须的，只有在盟约或者《凡尔赛和约》有其他规定的情况下，才可能有例外。
对于第三个问题，法院认为，根据《国际联盟盟约》，特别是其中有关争端解决的规定，争端当事国代表的投票不影响必要的全体一致，这是全体一致规则的例外情况之一。人们不能审判自已的案件，这条规则依然有效。
一战以后的土耳其和黑海海峡问题
一战以后，不幸的土耳其成为了战败国，在巴黎和会上成为任人宰割的东方战败国，土耳其被迫签订了《色佛尔条约》，根据这个条约，黑海海峡实现国际化处于英国的实际控制之下，土耳其的领土遭到了严重的瓜分，亚洲部分只剩下小亚细亚半岛，欧洲部分只剩下伊斯坦布尔及其周围地区，中东和巴尔干的大部分土地都被分割出去，成为一个亚洲国家。
严重的民族危机使土耳其人民觉醒，在凯末尔的领导下，取得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推翻了苏丹的封统治，摆脱了民族危机，迫使协约国废除了《色佛尔条约》，重新与土耳其签订《洛桑条约》，土耳其获得了一定的独立。
二战中的土耳其和黑海海峡

1936年蒙特勒国际会议讨论修改《洛桑条约》的附件《海峡制度公约》，土、苏、希、保罗等黑海沿岸国家和英法日等国际大国出席会议，签订了新的《关于海峡制度的公约》，恢复了土耳其对海峡的主权和控制权，也扩大了黑海沿岸国家通过黑海海峡的航行权，对非黑海国家作了较大的限制。
二次大战当中，土耳其迫于德国的威胁而允许德国舰队进入黑海，对蒙特勒国际公约有所违背。为苏联战后挑起苏土争端埋下了伏笔。
二战以后的土耳其和黑海海峡
战后，美苏两强对峙的局面已经事实上形成，为了争夺世界霸权，打通黑海的出海口，1946 年，苏联提出修改《蒙特勒公约》的要求，并且要求苏土共同保卫和管理黑海海峡，遭到土耳其的拒绝，苏土关系紧张，土耳其实行全国动员。
为了遏制苏联，美国打着“反对集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和正义”的幌子，宣布支持土耳其反对苏联，——出台了着名的杜鲁门主义。它标志着东西方两极格局的正式形成，冷战的正式开始。受两极格局的制约，苏联始终没有打破关于黑海海峡的《蒙特勒公约》，其它国家更没有对词此提出异议，这一公约坚持到现在。

附：土耳其共和国
出生于马其顿的穆斯塔法·凯末尔实现了'青年土耳其党'多年以来的梦想：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土耳其民族国家。1923年《洛桑条约》的签订，洗刷了《色佛尔条约》的耻辱，并使外国势力撤离了土耳其领土。 现代土耳其的边境确定下来。
土耳其人从此开始了对自己政务的管理，他们进一步巩固安卡拉，并将其设为首都，废除了伊斯兰教君主政体。穆斯塔法·凯末尔成为新建立的世俗共和国的总统以及共和国人民党。之后，他被授予''土耳其之父'的姓氏。阿塔尔图克建立起民主政体。
阿塔图尔克的继任人，伊斯梅特·伊纳尼小心翼翼地不让土耳其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战争结束后，土耳其却发现自己成了美国的同盟国。 当时亚美尼亚边境就是苏联边界的标志，由于土耳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成为对抗苏联的前沿阵地，故随之开始接受美国援助。 后来土耳其军队参加了韩战，与美国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 此后不久，土耳其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

㈥ 土耳其革命成功的意义是什么

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土耳其完成了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建立了新的民族国家。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赢得胜利的一种模式的典型代表。

㈦ 穆斯塔法·凯末尔的一生是什么样的对土耳其有什么影响

如果你去过土耳其，那么你一定会在国家各处看到他的雕像。这些雕像大小不一，体现了土耳其国民对此人的充分肯定。而且任何来访的各国政要，也都会来到这位名人的雕像前敬献花圈。

他就是就是帮助土耳其摆脱封建王朝统治，经过现代化改革后使土耳其走向强大的"现代土耳其之父"——穆斯塔法·凯末尔。

一、为土耳其而生

1881年3月12日，在奥斯曼帝国的塞萨洛尼基，一个做木头生意的商人在这一天显得格外高兴，因为他的妻子给他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幼年时期，这个小男孩就天资聪慧，十分惹人喜欢。1902年，21岁的他在哈拜参谋学院就读时，因为在数学上表现优异，一位老师就给他起了个"凯末尔"的名字，阿拉伯语的意思是"完善的"。

位于首都安卡拉凯末尔纪念馆

1938年11月10日，这位为土耳其奉献大半生的政治家，因严重的肝硬化，在伊斯坦布尔多尔马巴赫切宫溘然长逝，终年57岁。为了纪念他的功绩，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一座国际机场、一座多功能体育场都以他的名字来命名。1953年，他的遗体被安葬在首都安卡拉的凯末尔纪念馆中，供外界瞻仰。

结语

穆斯塔法·凯末尔，这位为土耳其近代化贡献良多的政治家，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他的思想都影响了一代代土耳其民众。也让这个横跨亚欧大陆的世俗化国家走上了良性的发展道路，凭这一点，"土耳其之父"的名号可谓名副其实。

㈧ 土耳其政变,为什么突然发生,又突然失败

说道土耳其这次政变，就不得不提一下土耳其这个国家的近代史。众所周知，近代中国号称“东亚病夫”，是个列强就能欺负两把。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还有一个“西亚病夫”，那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这个曾经的地跨三洲的大帝国，到了近代比大清国还要腐败愚昧落后。在列强的瓜分下，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帝国只剩下了几十万平方公里。就这些国土还因为其在一战中的失败被分割。

这时候，出现一个牛人，他就是凯末尔，作为一战时期的国家英雄，一手策划了一场改变国家命运的政变，号称凯末尔革命。废除了苏丹，变帝国为共和国。不尽挡住了协约国的侵略，保住了国家主权，还开始可这个国家最深刻的变革——世俗化。在之前的帝国时期，土耳其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苏丹就是哈里发，是伊斯兰世界的领袖。而凯末尔改革，废除了哈里发，实现了政教分离，完全像西方靠拢，用他的话说，世界上除了西方文明就没有别的文明了。同时他还进行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改革，使得土耳其成为了世界上世俗化最成功的国家。

但这只是一个表象而已，大家看到的更多是土耳其的世俗化精英群体，但是在其国内还有大量的穆斯林民众。保不齐什么时候选举上台的政府，就是反世俗化的，这时候军队就会走出来“拨乱反正”，因此土耳其国内才会政变不断，几乎每十年政变一次。因为军队自认为继承了国父的遗志，虽然政变是对国家正常民主的极大破坏。

这次政变也是如此。现任总统埃尔多安，穆斯林兄弟会出身，上台之后，通过成功的经济政策获得民心之后，开始了近乎独裁的统治。随着中东牛人萨达姆、卡扎菲等人的覆灭，埃尔多安一心要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领袖。不但摸了北极熊的屁股，打下了老毛子的飞机。还在国内大肆推行伊斯兰教法，开倒车。这下军队不满意了，于是就有了这一次的军事政变。不过，很可惜，埃尔多安执政多年，其势力早就已经渗透进军队内部。这次政变的军队只占一小部分，很快就被终于埃尔多安的军队镇压了，所以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失败了。

政变虽然结束，但土耳其国内社会阶层的对立,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世俗主义与宗教主义的冲突,随着世界经济环境的恶化、中东地区极端势力的发展、地缘政治各方势力的博弈,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强人埃尔多安，能否带着国家走出这一关，看来还是未知数。

㈨ 凯末尔革命地具体时间是

（1919～1923）1922年11月1日大国民议会决定废除苏丹制，从此结束了奥斯曼皇室长达600年的封建统治 。

凯末尔革命
凯末尔革命

Kemal’s Revolution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瓜分、捍卫民族独立主权和建立民族国家为目的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1919～1923）。主要领导人为凯末尔· 阿塔图尔克，故名。

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投降。签订摩德洛斯停战协定（1918.10.30)后，面临着亡国的民族危机。英法意等国利用战胜国地位，开始实施大战期间缔结的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密约 。1919年5月15日希腊占领伊兹密尔，使民族灾难空前严重。1919年5月19日凯末尔·阿塔图尔克来到安纳托利亚 ，着手组织全民族的抵抗运动。1919年9月4～12日在锡瓦斯召开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参加的大会，正式成立了全国性的民族主义组织安纳托利亚和卢梅利亚保护权利协会，并选出以凯末尔为主席的16人代表委员会。同年底代表委员会驻地由锡瓦斯迁往安卡拉。从此安卡拉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

1920年初 ，奥斯曼帝国最后一届议会开幕。由于凯末尔及其支持者取得了议会中的多数 ，议会于1月28日通过了《国民公约》，重申埃尔祖鲁姆大会和锡瓦斯大会提出的领土完整、民族自由等精神，声明土耳其领土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要求废除特权条约。1920年3月16日英国军队占领伊斯坦布尔，驱散议会，接着又指使希腊侵占布尔萨、色雷斯等地。苏丹政府于同年4月宣布民族抵抗运动为非法，继而于8月10日签署了亡国的《色佛尔条约》。

1920年4月23日凯末尔在安卡拉召开大国民议会，组成了以他为首的政府。同时确认“主权在民”的原则，宣布苏丹政府3月16日以后与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法令无效。在1921年1月10日和3月31日～4月1日两次伊诺努战役中，新建的土耳其军队击退希腊军队进攻。同年8～9月，在萨卡里亚河战役中土军粉碎了希军占领安卡拉的企图。1922年8月26日，土军对希军发动全面反攻，9月9日收复伊兹密尔，9月18日在安纳托利亚的希腊军队完全被肃清。1923年7月24日协约国被迫与土耳其签订《洛桑条约》，承认土耳其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

1922年11月1日大国民议会决定废除苏丹制，从此结束了奥斯曼皇室长达600年的封建统治 。1923年2月伊兹密尔经济大会通过《经济公约》，制定了发展民族经济的基本原则。同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此后，土耳其政府进一步废除哈里发制，在政治、经济、文化、司法等领域实行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在封建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迅速兴起。

㈩ 4天前 土耳其政变何时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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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世纪上半叶，随着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和西欧其他先进国家工业革命的全面展开，一个世界规模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开始。以第二次殖民主义浪潮为标志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展，使率先实现工业化的民族日益成为剥削全世界的民族，也给东方各文明古国展示了新的发展方向。以奥斯曼帝国的上层改革为开端的土耳其现代化探索，就是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起步的。

在不断的改革中寻求出路
土耳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深化的改革史。从19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40年代，在百余年的现代化探索过程中，虽然发生过数次政变和革命，但自上而下的改革贯彻始终。改革反映了土耳其现代化道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土耳其走向现代化的基本形式。
改革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即19世纪奥斯曼帝国“西化”改革时期，青年土耳其党人改革时期和凯末尔革命与改革时期。各个时期的国内外环境条件、改革的目标、改革的成败得失都有很大差别，但改革的现代化方向和总的历史效果是一致的，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是由居于国家政治核心地位的上层精英集团发起、领导的。在历史连续性与继承性意义上的确可以说，凯末尔主义共和国是一个长期进程发展的结果。“正是通过这一进程，土耳其的统治精英改造了自身，改造了政体(state)，最后也改造了国家(country)。”
从专制主义到“国家主义”
跟英法等早期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进程不同，土耳其在强大的外部挑战刺激和内部经济动因不足条件下进行的现代化探索，首先从军事、政治领域开始。国际环境的压力、专制统治传统和西方自由民主观念与现代政治制度的冲击，三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决定了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道路。从苏丹专制主义通过青年土耳其的寡头政治走向凯末尔的“威权主义”、“国家主义”，是这条道路的显着特征。
19世纪改革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方面，改革使近卫军、乌来马等曾经拥有限制苏丹行动的实力或特权的势力或荡然无存、或一蹶不振，维护了苏丹的权威，强化了专制集权统治的传统。1826年以后，苏丹政府不再遇到反改革势力的有力威胁。国家机能的扩大，新的官僚监督和镇压机构(秘密警察和新闻检查机构等)的建立，给苏丹政府带来了比先前大得多的权力范围和影响。另一方面，改革运动所引入的资产阶级政治法律制度，动摇了苏丹专制统治的传统社会基础。与西方交流的大门打开以后，新一代土耳其人首先感受到的就是西方自由主义和立宪民主制度。被苏丹怒斥为“根据妄自虚拟的信仰和荒诞无稽的说法……诱使一群狂若疯人的平民同谋不轨”的法国自由，在他们看来却是指引人类进步的女神，娓娓动听地向人们讲解“如果没有自由，也就不可能有安全;没有安全，也就不可能有工作;没有工作，也就不可能有繁荣;没有繁荣，也就不可能找到快乐!”到19世纪60年代，当改革要不要实行已经不再成其为问题时，一个反对专制主义，要求自由与立宪的运动便逐渐形成了。极有天赋的诗人、评论家、土耳其新文学的创始人之一纳米克·基马尔(1840—1888)是这个运动的杰出代表。纳米克自幼接触到西方式教育，深受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同时又有强烈的伊斯兰信念。他认为孟德斯鸠的自然法则在权力的分立、官员的职责、个人的自由与平等、思想自由、集会自由、财产的享有以及住所的不可侵犯等一般原则上同伊斯兰教义是完全一致的。1865年，纳米克等结成一个以立宪改革为宗旨的团体。不久以后，这个团体被国内外舆论称为“青年奥斯曼”或“青年土耳其人”。
自由主义运动以1876年立宪为标志达到高潮。立宪由首相米德哈特主持，受米德哈特等人拥戴的新苏丹阿卜杜拉·哈米德二世答应尽早宣布立宪。纳米克被从囚禁地召回参与宪法的起草工作。首都新闻界积极报道官方关于宪法讨论的消息。一本被时人称为讨论立宪的样本小册子《立宪政府》提出：正像英国的经验所显示的那样，立宪政府是秩序与繁荣的基础。宪法和议会都符合伊斯兰和奥斯曼传统，一个选举产生的立法会议是防止政治专断的最好保证。在一片鼓噪声中，一个由苏丹下令设立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在10月6日正式开始工作了。
但是，立宪运动一开始就存在着尖锐的内部矛盾。首先，哈米德二世表面上支持立宪运动，实际上则另有打算，希望通过立宪，在宗教和哈里发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确立苏丹的主权。他看到有一个立宪派无法跨越的障碍：英国保守党政府不支持土耳其的自由主义运动。在当时正在召开的一个由英国组织的国际会议上，英国外相拒绝讨论土耳其人希望列强承认其立宪的要求，而坚持由与会各国对奥斯曼改革实行监督。他的一些建议(如将保加利亚一分为二，其总督之任命需得列强同意)，即使在力主地方分权的米德哈特看来，也是对土耳其国家主权的损害，因而是断然不能接受的。其次，宪法起草委员会中一些宫廷官吏的代表害怕在立宪造成的新的权力分配中失去地位，因而一再延宕立宪准备工作。此外，“青年土耳其人”与米德哈特也有严重分歧，纳米克所设想的是一个由哈里发通过中央政府行使主权的伊斯兰国家，希望所有奥斯曼臣民不分民族和宗教信仰，在一个基于伊斯兰原则的民主宪政体制下融为一体，不赞成米德哈特主张在宪法中给非穆斯林和非土耳其省份一定自治权利的非集权化观点。
经过一再推迟，一部钦定宪法终于在1876年12月23日公布。宪法宣布了奥斯曼帝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重申了所有臣民在法律面前平等，以及宗教信仰、出版、结社自由等原则，提出设置一个由苏丹指定的参议院，一个选举产生的众议院，以及司法独立、国家财政预算受议会控制、地方分权、实行强迫义务教育等等。但宪法赋予苏丹以绝对的主权。苏丹享有任命大臣和参议员、召集和结束议会、颁布或否决议会通过的法律的权力。因此，宪法和议会对苏丹都没有多少制约作用。实际上，立宪并没有能够阻止苏丹专制主义的发展。哈米德二世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在宣布立宪后不久即将米德哈特解除职务并驱逐出境。在选民普遍漠不关心情况下产生的奥斯曼议会前后只存在了5个月，也被苏丹强行解散，此后几十年再也没有召开过。取代立宪议会的是警察、监狱等镇压机构的膨胀和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19世纪的苏丹专制主义在哈米德二世时代到达了顶点。
立宪失败以后，一方面是西方式教育，交通通讯事业的发展和行政、立法改革运动的继续，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受到苏丹政府的迫害、镇压，许多人或被监禁，或被流放。专制主义改革派同立宪自由派的斗争似乎以哈米德二世的独裁统治而告结束了。但是，自由思想仍在各种学校广泛传播。政府列举的“国家公敌”纳米克·基马尔，在青年学生眼里却是“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从1889年起，新一代青年土耳其人开始了有组织的反专制斗争。在国外，巴黎的流亡者出版了《青年土耳其人报》和宣传实证主义的《协商》半月刊。在国内，由四名医科学生发起的“奥斯曼同盟”(“同盟与进步委员会”的前身)在伊斯坦布尔各个学校迅速蔓延。到20世纪初，其组织发展到各地驻军内部。包括后来的“土耳其之父”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内的大批青年军人参加了反抗活动。
1908年，这些青年军人所领导的斗争终于迫使哈米德二世宣布召开议会，恢复立宪。但是，左右了奥斯曼政局的青年土耳其领导人并没有一如既往地遵循自由主义原则，相反，他们最终选择了集权主义和寡头统治。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重新选择的过程。
在1908年以前的青年土耳其运动中，典型的自由主义派是以萨巴哈丁为首的“个人主动和地方分权联盟”。萨巴哈丁受崇拜英国地方自治政体的法国人德莫兰(Edmond Demolins，1852—1907)的影响,认为土耳其苦难的根源是其社会的集体主义形式，以前的改革努力都是使这一形式永久化，哈米德暴政不过是改革历史的自然产物。因此，他主张模仿英国立宪并尽可能地减少中央政府的权力。1902年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巴黎大会在萨巴哈丁主持下通过决议，希望借欧洲各国干涉苏丹政府实行改革。1908年“立宪革命”以后，自由派组成“阿赫拉尔”(Ahrar)党，后来又以“自由与协调党”为名出现。自由派有一套系统的改革设想，在政权建设上，他们主张建立一个分权的政府，实际上是要取消中央政权;在经济政策方面，要求给当时依赖特权条约的非穆斯林资产阶级以完全自由;在社会问题上，支持非土耳其人民族恢复教区特权的要求。从这些主张可以看出，20世纪初叶的土耳其自由派与19世纪强调伊斯兰传统反对模仿欧洲的立宪自由派不同，具有明显的“西化”色彩。
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另一支生力军是“同盟与进步委员会”即“同盟派”。其成员和支持者主要由青年军官、低级官吏、现代学校培养出的各种专业人员、受少数民族商人排挤的城镇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工匠构成。同盟派深受法国实证主义的影响，主张秩序与进步。在1902年大会上，他们反对利用外国干涉，断然拒绝任何有损于奥斯曼帝国独立的行动。1908年以后，同盟派主张建设一个不受宗教力量支配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卫护奥斯曼统一体的利益。在这样一个中央政府之下，所有奥斯曼臣民一律平等，实现不分宗教信仰与民族的全民同盟。仅为达此目标亦应使中央政府足够强大，以便实行必要的政策实现各民族的融合、同化与进步。同盟派的教区世俗化主张是：教区由信仰不同宗教但世俗地属于同一国家的个人组成，它没有政治和民族的含义，只是信仰的结合体。
从上述两派的主张来看，同盟派跟自由派的分歧还说不上是“土耳其民族主义和奥斯曼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即使是最有影响的民族主义者齐亚·格卡尔普，在1909年也还是主张民族融合的奥斯曼主义者，希望“奥斯曼国家成为自由与进步的东方美利坚”。但是，同盟派反对照搬英国政治制度，主张建立一个真正强大的中央政府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
青年土耳其运动的中坚力量即青年军人本能地倾向于加强政府的权威。“立宪革命”以后不久发生的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希腊合并克里特、保加利亚宣布独立以及苏丹暗中支持下的保守势力叛乱等一系列事件，促使他们迅速走上强化中央权力的道路。1909年4月12日，同盟与进步委员会由秘密组织公开而成为“同盟与进步党”。8月16日，同盟与进步党控制下的政府公布了“集会法”，9月又有“禁止抢劫及妨害治安法”，对叛乱首领实行镇压，并趁机打击了自由派“阿赫拉尔”党。1913年同盟与进步党正式掌握政权后，继续从政治上打击妨碍其建立中央集权统治的力量。[page]
同盟派强化土耳其国家政权的措施遭到帝国主义者首先是英国的敌视。还在1908年，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就提出，若土耳其真的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将对埃及甚至印度带来不幸后果。1911年，土耳其政府向英法请求贷款遭拒绝;1913年邀请列强谈判废止治外法权与特惠条约，又不被接受。帝国主义的蛮横无理迫使青年土耳其党人彻底打消了对西方经济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原则的幻想，在做了谈判废约的最后尝试而无结果以后，单方面宣布废除治外法权和所有对土耳其的经济、法律限制。
从“坦志马特”改革者到执政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他们都以国家的生存与强盛为目标，又都从维护或巩固中央集权走向极端的专制主义——哈米德二世的独裁统治和青年土耳其党人后期的寡头政治。但是，由于他们的集权政府所赖以存在的奥斯曼帝国庞大而衰老的机体已经无力承受国内外各种反帝国力量的冲击。他们并没有建立起真正强大的国家机器。仅就19世纪的苏丹改革而言，改革以集权和专制取代了旧制度下的某些特权和自由，却将自由和特权给予西方列强，允许他们在帝国境内不受限制地横行恣肆。这是一个极大的历史讽刺。青年土耳其党人试图通过以君主立宪制取代苏丹专制重建强大的奥斯曼国家，但是，奥斯曼帝国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宗教混合体的社会整合，既不能以民族主义或伊斯兰为基础(因为有众多非伊斯兰民族，许多正在闹民族独立)，也不能轻松地放弃由哈里发制和谢里亚特代表的伊斯兰(因为有穆斯林、特别是非土耳其穆斯林)。土耳其历史似乎走进一个死胡同，现代化领导者陷入一个难以克服的困境，不解决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就不能实现社会的整合，不实现社会的整合则不能抗御外来干涉和使国家真正走上繁荣强大。而在20世纪的帝国现存框架内，解决民族与宗教问题已十分困难。因此，奥斯曼帝国的解体看来已不可避免。青年土耳其政府参加世界大战和战败加速了帝国解体的过程。促成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发展和现代土耳其民族国家的诞生。一个以凯末尔为代表的真正强有力的现代化领导核心，是伴随这一新国家的诞生而形成的。
但是，比之青年土耳其运动，凯末尔所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曾经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表现出色彩更浓的成分多元性，而不是发端于一个集中统一的领导核心的作用。据统计，1919年民族运动的埃尔祖鲁姆大会54名代表中地方显要占17名，地方宗教领袖为6名;1920—1923年的第一届大国民议会，更是一个混杂的团体，代表中有125名政府官吏，53名军人，53名宗教人员，32名地主，前奥斯曼国会议员就有92人之多。大会成员中许多人坚决表示不愿脱离苏丹—哈里发。这一方面说明民族主义运动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也显示了运动领导核心社会成分的复杂性，预示了后来的世俗化、现代化改革的艰巨性。第一届大国民议会中存在一个以地方宗教领袖(法典官)为主体的反凯末尔的“第二组”。1923年改选后的新议会中，原“第二组”成员只剩3人，但又形成了新的更有威胁性的反凯末尔派。一些地位重要的文官和将军(包括劳夫总理、阿利·富阿德将军、雷费特将军等一直与凯末尔关系紧密的人)在基本的行动纲领问题上同凯末尔等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他们主张在一个基于强有力的立法机构的政治制度之下，维护君主立宪制。允许宗教保持其原有地位，允许地方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在这些观点背后是一个尽可能依照传统习惯建设新土耳其国家的目标设想，主张渐变、进化，强调个人权利和地方主动，反对凯末尔所推行的迅速的，全面性的变革。1924年11月17日，这个反对派组成为“进步共和党”,党的宣言和纲领强调反对专制主义。支持这个党的社会力量包括前同盟进步党中思想陈旧的分子，前“第二组”分子，以及真诚的民主主义者，保守派等各种反凯末尔的成分。进步党成立后四天，被视为自由派的费特希即代替拥护凯末尔政治主张的伊斯梅特为内阁总理，可见当时反对派力量之大。
1925年年初发生的以推翻世俗的共和国为目的的宗教反动势力叛乱活动使形势急剧变化。叛乱在2月份爆发，3月3日，费特希被免职，伊斯梅特再度出任总理;次日，国民会议通过一项严厉的“维持治安法”，赋予政府为期两年的特别权力(后延长到1929年才撤销)。政府采取迅速果断的军事行动粉碎了叛乱，6月3日，进步党涉嫌反政府而被取缔。1927年，当举行第三届国民议会选举时，所有反对派力量都已销声匿迹了。从此以后直到1946年初，除在1930年曾冒出几个短命的反对党以外，土耳其共和国一直只有一个忠实于凯末尔主义的执政党——共和人民党。这个党掌握着一支忠实的军队，建立了一个坚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保证了各项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得以比较顺利地进行。
凯末尔运动从自己的前辈那里继承下来一个相当发达的官僚体系，一支职业化的武装力量，运动领导核心的顶层为文武官员所占据。加上现实斗争的客观需要，应当说，其走上某种形式的“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是很自然的。但是，凯末尔运动最初只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在战败而濒临灭亡的帝国残余领土上，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民族国家。1923—1931年间，共和人民党一直没有党纲，这反映出其理论之薄弱。实际上，共和国的权力比较集中的中央政府的建立和它在现代化进程中充分发挥统一的指挥者，组织者的作用，经过了一段艰苦的摸索和选择过程，选择的结果之一是，“国家主义”作为一种宽泛的集权主义政治经济原则而被提出。
国家主义(Statism, étatisme)起源于西方，作为一种现代思潮的国家主义是与自由主义相抗衡而在19世纪发展起来的。伯纳德·刘易斯认为，在集权的、官僚家长式的凯末尔主义政权看来，由国家来指导和管理经济生活是统治精英所拥有权力、特权和职能的自然而明显的延伸。但是，无论理论还是实践，凯末尔的国家主义都是经过长期酝酿才形成的。1922年的洛桑会议废除了使土耳其国家成为列强半殖民地的特权条约，但规定土耳其仍需承担维持低关税等义务到1928年底。结果是：1920—1930年间在土耳其建立的股份公司中，1/3拥有外国资本;土耳其的外贸入超长期保持在外贸总额的10%以上。尽管齐亚·格卡尔普在1923年就提出“不能坐等个人的企业精神自发地发展以实现工业化”而“必须通过国家的努力达到欧洲的工业水准。……只有国家能够承担在各个领域引入大规模工业的任务”。20年代土耳其共和国的经济方针，基本上仍然是鼓励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1929年，强制性的低关税义务到期，土耳其马上将关税从13%提高到46%，但随即开始分期偿付奥斯曼债务，加上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影响，造成了土耳其的货币危机。种种因素合在一起，促使凯末尔政权转变政策，走上了强加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参与的道路。
1931年，凯末尔总结多年的改革经验，概括出六项“基本的和不可改变的原则”。这些原则很快为党纲所接受，1937年又被正式载入宪法。六项原则当中，共和主义、民族主义、民众主义和世俗主义在20年代已人所共知，新增的两项原则一为“改革主义”，另一项就是“国家主义”，它被视为凯末尔主义与共和人民党的突出特征。
应当指出，凯末尔的“国家主义”有着深刻的传统渊源。19世纪改革推动奥斯曼国家进一步集权化，造成国家对社会的越来越多的参与，通过扩大政府的规模，将规范社会生活所有方面作为自己的权利甚至职责。直到哈米德时代，现代化和中央集权相伴随而发展的趋势有增无减。青年土耳其革命也不过使集权政府从苏丹手里转到一批受到西方思想教育的军官和文职官员手里，集权主义传统对凯末尔政权有明显影响。这种传统加上凯末尔革命与改革领导者的军人、官僚背景，其紧靠政府而与各种社会利益集团无强大联系的职业社会化特点，种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国家主义的盛行。早在1923年，齐亚·格卡尔普就已提出，“土耳其人天性是国家主义者，他们期待国家在每一种新的和进步的事情上采取主动。在土耳其，社会变革是通过国家进行的，跟反动力量作斗争保护了社会变革的也是国家。”格卡尔普关于社会高于个人的论述是凯末尔国家主义原则的来源之一。1931年提出的“国家主义”依照凯末尔的解释：“我们所说的国家主义，在于当涉及民族总体利益国家对所有领域的干预……”凯末尔的原则和齐亚·格卡尔普的思想是一致的。两者都不单指一种经济政策或经济制度，而是指国家即中央政府的全面作用。“国家主义”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被提出，反映了当时土耳其经济之薄弱，需要通过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扶植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土耳其现代化进程对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又一次排拒。
从苏丹改革所强化的专制主义到凯末尔的“威权主义”和“国家主义”，说明土耳其的现代化首先需要建设一个对内能以引导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对外能够保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奥斯曼上层改革者和青年土耳其党人都曾试图建立这样一个国家机器但都没有成功，这个任务是由民族解放运动和凯末尔政权完成的。阿诺德·汤因比视凯末尔主义政权的历史作用为“以一种‘变形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 conversion)使这个民族从传统的伊斯兰生活方式转向一种新生活方式”。还有的研究者提出，凯末尔主义指导下的共和人民党政权是一种容忍有限的多元主义和政治参与的“威权主义”政权。其领导人并不想使一党垄断政权理想化、永久化。1930年，凯末尔曾鼓励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前总理费特希建立了一个反对党即自由共和党。共和人民党执政期间，所有重要的政治决策，都是遵照1924年宪法关于立法、执法权属于国家最高组织——议会的规定，通过议会来完成的。在人民党内部，允许对重要政策持不同意见，即使对凯末尔提出的“不可改变的”原则也允许争论;党内没有发生过清洗。这些都显示出凯末尔的“威权主义”与苏丹专制主义以及青年土耳其的寡头政治有重大的区别。一党执政局面长期维护，主要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较低有关，说明在作为一定规模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的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一支政治力量之前，统治精英的党尚无竞争的对手。最后，土耳其现代化领导者盼望已久的一支工商业资产阶级队伍终于在凯末尔主义时代成长起来，并且跟执政的共和人民党展开了政权角逐。以1946年1月民主党登记成立为标志，土耳其现代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