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什么时候解除禁止

⑴ 实拍土耳其街头美丽的花头巾，头巾虽小，却引发土耳其全国的争议

在土耳其 旅游 ，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很多土耳其妇女的头上都会戴着一个漂亮的花头巾。这些花头巾绝对是当地的一道风景线。土耳其妇女喜爱原料柔软、颜色艳丽乃至通明布料，很少碰及那些粗厚、坚固、颜色烦闷的布料。很多 时尚 的妇女把头巾做了一些变通，就变成了时装的一部分。漫步在土耳其的大街小巷，看那些颜色艳丽的花头巾，掩映着头巾下面轮廓分明的面孔和黑亮清澈的大眼睛，衬托着远处清真寺高耸的尖塔，这才是真正的土耳其异域风情。

头巾虽小，在土耳其国内引发的争论却很大。土耳其是一个世俗的伊斯兰国家，这里的穆斯林人口占到人口总数的90%左右。一战后奥斯曼帝国轰然倒塌，当现代土耳其从废墟中站起来的时候，土耳其开国领袖凯末尔为了靠近西方 社会 ，斩断和之前奥斯曼帝国的联系，曾在80多年前定下了严格的规定，指出土耳其是一个世俗的、政教分离的国家，任何宗教都是平等的，禁止在日常生活中穿戴具有宗教意味的服饰。这一规定在土耳其一直被严格遵守，并在1920年写入了土耳其的宪法。其中穆斯林的围巾在土耳其一直是一个最有争议性的服装配件。

近年来土耳其却因为女人是否可以在大学校园和政府机构等一些场合戴头巾而陷入了一场“头巾政治”的纷乱之中，几乎引起了全国的动荡和骚乱。

事情的起因是埃尔多安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一份草案，希望能放宽对妇女戴头巾的限制，允许妇女在大学校园等公共场合戴头巾。

但是这个提议被一些世俗的政党称为“威胁”。军方也暗示反对，称要严守国父之前制定的世俗原则。该国上下因此为“头巾问题”争吵不休。

土耳其 社会 很多人称埃尔多安政府违反了国父的世俗化原则，对推行“头巾政治”表示了不满，称现政府的举动对土耳其的世俗色彩是一个“威胁”。并威胁一旦这份决议在议会通过，他们将寻求司法介入。

现在在大学校园里、政府机构里、军队和警察里禁止戴头巾的禁令都已经一一解除，据土耳其的调查机构显示，土耳其的民意已经逐渐演变，很多人从之前的激烈抵触到现在逐渐接受头巾为个人自由的表达。

在今天的土耳其，妇女们有权选择在几乎所有的场合是否戴头巾。

据我在土耳其工作的朋友说，在土耳其高收入的精英阶层妇女戴头巾的比例很小。

在伊斯坦布尔的独立大道等土耳其最繁华 时尚 的商业大街上，妇女们不戴头巾的比例要远远高于戴头巾的比例。

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等一些大城市，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土耳其美女们的生活方式和西方人一样，她们像男人们一样泡酒吧和喝酒。

年轻一代的土耳其女孩在大街上大胆地和情侣拉手散步，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很多时髦的土耳其女孩在 旅游 胜地也敢于穿着很时髦的吊带装。

但是年龄大一些的人，或者对宗教比较虔诚的人，在农村和山区生活的人大多都会戴头巾。

之前的土耳其法律规定，严禁女学生在校园里戴头巾。最近土耳其政府修改了这一条法律，允许女学生们自由选择自己是否戴头巾。

也许土耳其的头巾问题是一场文明的冲突吧。是土耳其面向现代化过程中人们心中一种焦虑反应。

⑵ 土耳其在欧洲的历史上有什么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历史演进

土耳其的历史源远流长，其祖先在中国文献中被称为丁零、高车、铁勒、突厥、回纥等，在六至九

世纪间，土耳其族开始往中亚移动，不久中亚地区便成为世界史上所谓的土耳其斯坦（Turkistan），这些

地方包括了现在的土库曼（Turkmen）、乌兹别克（Uzbek）、哈萨克（Kazakh）、塔吉克斯坦（Tadk）、

吉尔吉斯（Krighiz）等地。而在这些土耳其族中有另一支经由伊朗进入当时已回教化的西亚，并开始接触

回教，信仰回教。西元1055年土耳其族人占领当时回教文明中心－巴格达，并成立塞尔柱王朝，成为西亚

回教世界的统治者。西元1071年，塞尔柱军队大破当时位于小亚细亚的东罗马帝国军队，小亚细亚因此成

为土耳其人的势力范围。由于西亚（尤其是耶路撒冷）及小亚细亚为回教势力所据，对信仰基督教的欧洲

诸国是一大打击，于是有了世界史上着名为争夺圣地的十字军东征。十字军大败后，建立塞尔柱王朝的土

耳其族在小亚细亚的西北部一角另建立了鄂图曼帝国，不久即入侵巴尔干半岛，并于西元1453年占领了东

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使这个颇具声威的东方基督教盟主从历史上消失。随后，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开

始沿多恼河向西征伐，1529年终于包围了欧洲第一名都维也纳。虽然鄂图曼土耳其终究未能攻克维也纳，

但是整个东欧的南半部至此归入鄂图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

欧洲势力的挽回是18世纪以后的事。到19世纪时，帝国内部的民族主义势力高涨。在其它欧洲列强

的鼓动和支持下，这些帝国的臣民纷纷开始为独立而战。1832年，希腊王国首先独立，随后塞尔维亚人、

罗马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和阿拉伯人先后获得的独立。此后，奥图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选错边加

入了德国，大战后，帝国面临着被瓜分的严重威胁。

在以后的岁月里，有无数的人为土耳其人的命运而战。或许现在的土耳其并不能真正算是一个泱泱

大国，但是若要了解其国家、国民甚至其与四周邻国的关系，研究土耳其在历史上的雄伟及活跃有其必要

性，如土耳其对曾统治过阿拉伯人、希腊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等一事，感到十分骄傲，也因此我们不

难理解，为何在塞浦路斯问题土耳其对希腊的态度会如此强硬，或许我们也能解释出，在阿拉伯回教势力

的强大压力之下，同为回教国家的土耳其为何仍能与以色列签订军事交流的协定。

恼人的人口问题及种族纠纷

据估计土耳其人口在2000年底将达到6,500万人，其中男性有3,300万人，女性有3,200万人，

平均寿命为70.5岁，识字率为84.2%(1998年)。每年人口之成长率约为1.5%（1995-1999年平均）

，人口众多，使得土耳其成为欧洲国家仅次于德国的人口大国，而高出生率，使其平均年龄仅为

25.5岁，15岁至65岁的就业年龄层占总人口的65.8%，而高人口成长率及低年龄层组合则意味着土

耳其劳力供给过剩，而安纳托利亚高原农民流入城市又会使得这种情形加剧。

土耳其人口组成主要是以土耳其族为主体，约占全国总人口八成以上，其次为库德族，约占

10.8%，再次为阿拉伯人，约占1%，此外还有亚美尼亚、希腊人及乔治亚人。官方语言是土耳其

语，宗教信仰上，99%土耳其人信奉回教，其中85%属逊尼派。

土耳其为多种族国家，由于语言、文化的不同，种族之间冲突势难以回避。不过回顾过去历

史，其实土耳其在十六世纪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威势达于最高峰时，仍有许多不同种族居住在小亚

细亚及色雷斯一带，而鄂图曼土耳其历代国王，亦不曾对非土耳其民族采取敌视政策，但近代的

土耳其历史，却充斥着与非土耳其裔争斗及压迫，其中最明显的则是对世居于“后院”库德族的

镇压。

库德族人与土耳其之间的冲突问题已有数十年的历史。世人常把库德族人要求民族自治视为

单纯的土耳其一国之内的“分离主义”，不过如此一来使得问题过于简化并与史实有所出入。库

德族人约有2000万，主要分布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利亚、黎巴嫩、亚塞拜然和亚美尼亚。

库德人是中东地区仅次于阿拉伯、突厥、波斯的第四大民族，信奉伊斯兰教，大多属逊尼派。目

前库德人聚居地被称为库德斯坦，主要指土耳其、伊朗、伊拉克三国交界地区，地理条件复杂，

交通不便。库德斯坦被划归不同国家，但库德人从不承认这种政治分割。

事实上，库德人在1844年就曾独立建国，时其领土从现在的伊朗、土耳其边境一直延伸到伊

拉克境内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1846年，库德人占领基督教聂斯托留教派的几个村庄，这使得以

东方基督教保护者自居的英、法强权得以威胁当时的土耳其苏丹出兵镇压，建国才两年的库德斯

坦便瓦解了。而强权的介入，主要还是因为库德斯坦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二次大战后，为瓜分

鄂图曼土耳其帝国，1920年各强权签订塞夫勒条约（Treaty of Sevres），并同意给与库德族人自

治权或“在某一天独立”。1923年凯末尔革命建国后，土耳其又与各强权签订洛桑条约（Treaty

of Lausanne），取消库德族人的自治独立条件，并将库德斯坦划分势力范围，造成目前各国分别

管辖库德人的现状。而目前伊朗、伊拉克境内库德人对统治者的反抗，亦是有目共睹的，因此从

历史的背景中可以看出，将库德人问题视为单纯的地方叛乱组织，将使问题过于简化，并无法求

得具前瞻性的因应措施。

库德人成为土耳其的子民并无法获得民族认同和平等地位，他们连用自己文字和语言教育孩

子的权利都被剥夺了。1925年，土耳其政府关闭库德族学校、禁止使用库德语、革除库德族官

员、没收库德人土地，库德人发动起义，结果凯末尔发动三万军队进行镇压；1930年库德族宣布

复国，但不久又遭镇压；1937年库德人发动暴动，死伤无数；1978年土耳其库德人成立自己的政

党－库德工人党(PKK)，其主要目的在于阻止土耳其政府对库德族的压迫，争取应有的政治、文化

权利。但在遭政府镇压后，1984年PKK开始宣布进行武装抗争，试图以流血方式引起世人注

意。1990年波湾战争结束后，在美国的默许之下，土耳其一次又一次的越过国境，以清剿库德反

抗军为由，在伊拉克北部盛产石油的库德人居住区进行攻击。

库德人保守估计占土耳其总人口一成以上，但库德人在土耳其地位远低于境内的希腊人、亚

美尼亚人及犹太人，因为库德人在土耳其定义上不属于少数民族，因而无权以母语教育下一代，

且库德语用于广播或政治场合仍属违法，这导致新一代的库德青年大都无法准确运用其母语，这

又使得希望建立独立库德族国家的人士忧心不已，另在土耳其，库德民族政党和组织的活动都是

非法的，土当局除对该族实行同化政策外，并与有库德人居住的邻国签订了一系列旨在切断与邻

国库德人联系的协定，更使得库德族问题难以获和平的解决。

⑶ 美全面解除塞浦路斯武器禁运，土耳其：将引发岛上军备竞赛，还有啥信息

还有的信息是德国社民党外交政策专家罗特称，如果土耳其加入上合组织，就是“背离北约这一安全联盟”。

早前，埃尔多安曾表示，加入上合组织是土耳其的目标。上合组织提倡包容，而北约就是要筑墙。埃尔多安正是看到了西方国家的敏感，才要用加入上合组织来刺痛西方。这招两面通吃，将增加土耳其在面对西方时的谈判筹码。

埃尔多安想告诉西方的是：“曾经的我你爱搭不理，现在的我你高攀不起”。

⑷ 中国解除外汇管制时间

外汇管制
各参战国在战时都取消了外汇的自由买卖，禁止黄金输出，实行了外汇管制。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时期，很多在战后取消外汇管制的国家又重新实行外汇管制，一些实行金块和金汇兑本位制的国家也纷纷实行外汇管制。1930年土耳其首先实行外汇管制，1932年，德国、意大利、奥地利、丹麦、阿根廷等20多个国家也相继实行了外汇管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参战国立即实行全面严格的外汇管制。1940年，在100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11个国家没有正式实行外汇管制，外汇管制范围也比以前更为广泛。战后初期，西欧各国基于普遍存在的“美元荒”等原因，继续实行外汇管制。50年代后期，西欧各国经济有所恢复，国际收支状况有所改善，从1958年开始，各国不同程度地恢复了货币自由兑换，并对国际贸易收支解除外汇管制，但对其他项目的外汇管制仍维持不变。1961年，大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员国表示承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8条所规定的义务，即避免外汇限制而实行货币自由兑换。但时至90年代，绝大多数国家仍在不同程度上实行外汇管制，即使名义上完全取消了外汇管制的国家，仍时常对居民的非贸易收支或非居民的资本项目收支实行间接的限制。

③ 外汇管制内容有哪几方面

外汇管制是指一国政府为平衡国际收支和维持本国货币汇率而对外汇进出实行的限制性措施。在中国又称外汇管理。一国政府通过法令对国际结算和外汇买卖进行限制的一种限制进口的国际贸易政策。

外汇管制分为数量管制和成本管制。前者是指国家外汇管理机构对外汇买卖的数量直接进行限制和分配，通过控制外汇总量达到限制出口的目的;后者是指，国家外汇管理机构对外汇买卖实行复汇率制，利用外汇买卖成本的差异，调节进口商品结构。外汇管制指政府或中央银行为避免该国货币供给额的过度膨胀，或外汇储备的枯竭，对于外汇之持有，对外贸易或资金流动所采取的任何形式的干预。

外汇管制主要有三种方式：1、数量性外汇管制2、成本性外汇管制3、混合性外汇管制

一般对贸易外汇的收支、非贸易外汇的收支、资本输出入、银行帐户存款和汇率采取一定的管制。外汇管制的地区一般以该国为限，但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一些宗主国外汇管制的地区是以其所组织的货币区如英镑区、法郎区等为限，在货币区内办理外汇收支和国际结算基本自由，对货币区外则进行外汇管制。

外汇管制的内容：

1.对贸易项目的管制①对进口付汇的管制;②对出口收汇的管制;

2.对非贸易项目的管制从总体上看，对非贸易项目的外汇管制，收入松，支出严;发达国家松，发展中国家严。

3.对资本项目的管制一些发达国家由于国际收支长期顺差，就需要采取一些限制外国资本流入的措施;而对于资本输出，发达国家一般都不作限制。

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民族经济，争取国际收支平衡，多采取限制该国资金外流和鼓励吸收外资的政策。

⑸ 土耳其可以使用币安吗

土耳其可以使用币安吗：
土耳其央行将从4月30日起禁止在支付中“直接或间接”使用加密货币。土耳其还禁止电子货币机构充当向加密货币平台转账的中介。另一份声明显示，加密货币在支付中的使用可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对相关方具有重大风险。这是因为加密资产既不受任何监管和监督机制的约束，也不受中央监管机构的监管，其市场价值可能会过度波动

⑹ 4天前 土耳其政变何时休

原文在这里
9世纪上半叶，随着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和西欧其他先进国家工业革命的全面展开，一个世界规模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开始。以第二次殖民主义浪潮为标志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展，使率先实现工业化的民族日益成为剥削全世界的民族，也给东方各文明古国展示了新的发展方向。以奥斯曼帝国的上层改革为开端的土耳其现代化探索，就是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起步的。

在不断的改革中寻求出路
土耳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深化的改革史。从19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40年代，在百余年的现代化探索过程中，虽然发生过数次政变和革命，但自上而下的改革贯彻始终。改革反映了土耳其现代化道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土耳其走向现代化的基本形式。
改革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即19世纪奥斯曼帝国“西化”改革时期，青年土耳其党人改革时期和凯末尔革命与改革时期。各个时期的国内外环境条件、改革的目标、改革的成败得失都有很大差别，但改革的现代化方向和总的历史效果是一致的，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是由居于国家政治核心地位的上层精英集团发起、领导的。在历史连续性与继承性意义上的确可以说，凯末尔主义共和国是一个长期进程发展的结果。“正是通过这一进程，土耳其的统治精英改造了自身，改造了政体(state)，最后也改造了国家(country)。”
从专制主义到“国家主义”
跟英法等早期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进程不同，土耳其在强大的外部挑战刺激和内部经济动因不足条件下进行的现代化探索，首先从军事、政治领域开始。国际环境的压力、专制统治传统和西方自由民主观念与现代政治制度的冲击，三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决定了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道路。从苏丹专制主义通过青年土耳其的寡头政治走向凯末尔的“威权主义”、“国家主义”，是这条道路的显着特征。
19世纪改革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方面，改革使近卫军、乌来马等曾经拥有限制苏丹行动的实力或特权的势力或荡然无存、或一蹶不振，维护了苏丹的权威，强化了专制集权统治的传统。1826年以后，苏丹政府不再遇到反改革势力的有力威胁。国家机能的扩大，新的官僚监督和镇压机构(秘密警察和新闻检查机构等)的建立，给苏丹政府带来了比先前大得多的权力范围和影响。另一方面，改革运动所引入的资产阶级政治法律制度，动摇了苏丹专制统治的传统社会基础。与西方交流的大门打开以后，新一代土耳其人首先感受到的就是西方自由主义和立宪民主制度。被苏丹怒斥为“根据妄自虚拟的信仰和荒诞无稽的说法……诱使一群狂若疯人的平民同谋不轨”的法国自由，在他们看来却是指引人类进步的女神，娓娓动听地向人们讲解“如果没有自由，也就不可能有安全;没有安全，也就不可能有工作;没有工作，也就不可能有繁荣;没有繁荣，也就不可能找到快乐!”到19世纪60年代，当改革要不要实行已经不再成其为问题时，一个反对专制主义，要求自由与立宪的运动便逐渐形成了。极有天赋的诗人、评论家、土耳其新文学的创始人之一纳米克·基马尔(1840—1888)是这个运动的杰出代表。纳米克自幼接触到西方式教育，深受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同时又有强烈的伊斯兰信念。他认为孟德斯鸠的自然法则在权力的分立、官员的职责、个人的自由与平等、思想自由、集会自由、财产的享有以及住所的不可侵犯等一般原则上同伊斯兰教义是完全一致的。1865年，纳米克等结成一个以立宪改革为宗旨的团体。不久以后，这个团体被国内外舆论称为“青年奥斯曼”或“青年土耳其人”。
自由主义运动以1876年立宪为标志达到高潮。立宪由首相米德哈特主持，受米德哈特等人拥戴的新苏丹阿卜杜拉·哈米德二世答应尽早宣布立宪。纳米克被从囚禁地召回参与宪法的起草工作。首都新闻界积极报道官方关于宪法讨论的消息。一本被时人称为讨论立宪的样本小册子《立宪政府》提出：正像英国的经验所显示的那样，立宪政府是秩序与繁荣的基础。宪法和议会都符合伊斯兰和奥斯曼传统，一个选举产生的立法会议是防止政治专断的最好保证。在一片鼓噪声中，一个由苏丹下令设立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在10月6日正式开始工作了。
但是，立宪运动一开始就存在着尖锐的内部矛盾。首先，哈米德二世表面上支持立宪运动，实际上则另有打算，希望通过立宪，在宗教和哈里发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确立苏丹的主权。他看到有一个立宪派无法跨越的障碍：英国保守党政府不支持土耳其的自由主义运动。在当时正在召开的一个由英国组织的国际会议上，英国外相拒绝讨论土耳其人希望列强承认其立宪的要求，而坚持由与会各国对奥斯曼改革实行监督。他的一些建议(如将保加利亚一分为二，其总督之任命需得列强同意)，即使在力主地方分权的米德哈特看来，也是对土耳其国家主权的损害，因而是断然不能接受的。其次，宪法起草委员会中一些宫廷官吏的代表害怕在立宪造成的新的权力分配中失去地位，因而一再延宕立宪准备工作。此外，“青年土耳其人”与米德哈特也有严重分歧，纳米克所设想的是一个由哈里发通过中央政府行使主权的伊斯兰国家，希望所有奥斯曼臣民不分民族和宗教信仰，在一个基于伊斯兰原则的民主宪政体制下融为一体，不赞成米德哈特主张在宪法中给非穆斯林和非土耳其省份一定自治权利的非集权化观点。
经过一再推迟，一部钦定宪法终于在1876年12月23日公布。宪法宣布了奥斯曼帝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重申了所有臣民在法律面前平等，以及宗教信仰、出版、结社自由等原则，提出设置一个由苏丹指定的参议院，一个选举产生的众议院，以及司法独立、国家财政预算受议会控制、地方分权、实行强迫义务教育等等。但宪法赋予苏丹以绝对的主权。苏丹享有任命大臣和参议员、召集和结束议会、颁布或否决议会通过的法律的权力。因此，宪法和议会对苏丹都没有多少制约作用。实际上，立宪并没有能够阻止苏丹专制主义的发展。哈米德二世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在宣布立宪后不久即将米德哈特解除职务并驱逐出境。在选民普遍漠不关心情况下产生的奥斯曼议会前后只存在了5个月，也被苏丹强行解散，此后几十年再也没有召开过。取代立宪议会的是警察、监狱等镇压机构的膨胀和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19世纪的苏丹专制主义在哈米德二世时代到达了顶点。
立宪失败以后，一方面是西方式教育，交通通讯事业的发展和行政、立法改革运动的继续，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受到苏丹政府的迫害、镇压，许多人或被监禁，或被流放。专制主义改革派同立宪自由派的斗争似乎以哈米德二世的独裁统治而告结束了。但是，自由思想仍在各种学校广泛传播。政府列举的“国家公敌”纳米克·基马尔，在青年学生眼里却是“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从1889年起，新一代青年土耳其人开始了有组织的反专制斗争。在国外，巴黎的流亡者出版了《青年土耳其人报》和宣传实证主义的《协商》半月刊。在国内，由四名医科学生发起的“奥斯曼同盟”(“同盟与进步委员会”的前身)在伊斯坦布尔各个学校迅速蔓延。到20世纪初，其组织发展到各地驻军内部。包括后来的“土耳其之父”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内的大批青年军人参加了反抗活动。
1908年，这些青年军人所领导的斗争终于迫使哈米德二世宣布召开议会，恢复立宪。但是，左右了奥斯曼政局的青年土耳其领导人并没有一如既往地遵循自由主义原则，相反，他们最终选择了集权主义和寡头统治。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重新选择的过程。
在1908年以前的青年土耳其运动中，典型的自由主义派是以萨巴哈丁为首的“个人主动和地方分权联盟”。萨巴哈丁受崇拜英国地方自治政体的法国人德莫兰(Edmond Demolins，1852—1907)的影响,认为土耳其苦难的根源是其社会的集体主义形式，以前的改革努力都是使这一形式永久化，哈米德暴政不过是改革历史的自然产物。因此，他主张模仿英国立宪并尽可能地减少中央政府的权力。1902年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巴黎大会在萨巴哈丁主持下通过决议，希望借欧洲各国干涉苏丹政府实行改革。1908年“立宪革命”以后，自由派组成“阿赫拉尔”(Ahrar)党，后来又以“自由与协调党”为名出现。自由派有一套系统的改革设想，在政权建设上，他们主张建立一个分权的政府，实际上是要取消中央政权;在经济政策方面，要求给当时依赖特权条约的非穆斯林资产阶级以完全自由;在社会问题上，支持非土耳其人民族恢复教区特权的要求。从这些主张可以看出，20世纪初叶的土耳其自由派与19世纪强调伊斯兰传统反对模仿欧洲的立宪自由派不同，具有明显的“西化”色彩。
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另一支生力军是“同盟与进步委员会”即“同盟派”。其成员和支持者主要由青年军官、低级官吏、现代学校培养出的各种专业人员、受少数民族商人排挤的城镇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工匠构成。同盟派深受法国实证主义的影响，主张秩序与进步。在1902年大会上，他们反对利用外国干涉，断然拒绝任何有损于奥斯曼帝国独立的行动。1908年以后，同盟派主张建设一个不受宗教力量支配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卫护奥斯曼统一体的利益。在这样一个中央政府之下，所有奥斯曼臣民一律平等，实现不分宗教信仰与民族的全民同盟。仅为达此目标亦应使中央政府足够强大，以便实行必要的政策实现各民族的融合、同化与进步。同盟派的教区世俗化主张是：教区由信仰不同宗教但世俗地属于同一国家的个人组成，它没有政治和民族的含义，只是信仰的结合体。
从上述两派的主张来看，同盟派跟自由派的分歧还说不上是“土耳其民族主义和奥斯曼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即使是最有影响的民族主义者齐亚·格卡尔普，在1909年也还是主张民族融合的奥斯曼主义者，希望“奥斯曼国家成为自由与进步的东方美利坚”。但是，同盟派反对照搬英国政治制度，主张建立一个真正强大的中央政府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
青年土耳其运动的中坚力量即青年军人本能地倾向于加强政府的权威。“立宪革命”以后不久发生的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希腊合并克里特、保加利亚宣布独立以及苏丹暗中支持下的保守势力叛乱等一系列事件，促使他们迅速走上强化中央权力的道路。1909年4月12日，同盟与进步委员会由秘密组织公开而成为“同盟与进步党”。8月16日，同盟与进步党控制下的政府公布了“集会法”，9月又有“禁止抢劫及妨害治安法”，对叛乱首领实行镇压，并趁机打击了自由派“阿赫拉尔”党。1913年同盟与进步党正式掌握政权后，继续从政治上打击妨碍其建立中央集权统治的力量。[page]
同盟派强化土耳其国家政权的措施遭到帝国主义者首先是英国的敌视。还在1908年，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就提出，若土耳其真的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将对埃及甚至印度带来不幸后果。1911年，土耳其政府向英法请求贷款遭拒绝;1913年邀请列强谈判废止治外法权与特惠条约，又不被接受。帝国主义的蛮横无理迫使青年土耳其党人彻底打消了对西方经济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原则的幻想，在做了谈判废约的最后尝试而无结果以后，单方面宣布废除治外法权和所有对土耳其的经济、法律限制。
从“坦志马特”改革者到执政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他们都以国家的生存与强盛为目标，又都从维护或巩固中央集权走向极端的专制主义——哈米德二世的独裁统治和青年土耳其党人后期的寡头政治。但是，由于他们的集权政府所赖以存在的奥斯曼帝国庞大而衰老的机体已经无力承受国内外各种反帝国力量的冲击。他们并没有建立起真正强大的国家机器。仅就19世纪的苏丹改革而言，改革以集权和专制取代了旧制度下的某些特权和自由，却将自由和特权给予西方列强，允许他们在帝国境内不受限制地横行恣肆。这是一个极大的历史讽刺。青年土耳其党人试图通过以君主立宪制取代苏丹专制重建强大的奥斯曼国家，但是，奥斯曼帝国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宗教混合体的社会整合，既不能以民族主义或伊斯兰为基础(因为有众多非伊斯兰民族，许多正在闹民族独立)，也不能轻松地放弃由哈里发制和谢里亚特代表的伊斯兰(因为有穆斯林、特别是非土耳其穆斯林)。土耳其历史似乎走进一个死胡同，现代化领导者陷入一个难以克服的困境，不解决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就不能实现社会的整合，不实现社会的整合则不能抗御外来干涉和使国家真正走上繁荣强大。而在20世纪的帝国现存框架内，解决民族与宗教问题已十分困难。因此，奥斯曼帝国的解体看来已不可避免。青年土耳其政府参加世界大战和战败加速了帝国解体的过程。促成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发展和现代土耳其民族国家的诞生。一个以凯末尔为代表的真正强有力的现代化领导核心，是伴随这一新国家的诞生而形成的。
但是，比之青年土耳其运动，凯末尔所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曾经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表现出色彩更浓的成分多元性，而不是发端于一个集中统一的领导核心的作用。据统计，1919年民族运动的埃尔祖鲁姆大会54名代表中地方显要占17名，地方宗教领袖为6名;1920—1923年的第一届大国民议会，更是一个混杂的团体，代表中有125名政府官吏，53名军人，53名宗教人员，32名地主，前奥斯曼国会议员就有92人之多。大会成员中许多人坚决表示不愿脱离苏丹—哈里发。这一方面说明民族主义运动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也显示了运动领导核心社会成分的复杂性，预示了后来的世俗化、现代化改革的艰巨性。第一届大国民议会中存在一个以地方宗教领袖(法典官)为主体的反凯末尔的“第二组”。1923年改选后的新议会中，原“第二组”成员只剩3人，但又形成了新的更有威胁性的反凯末尔派。一些地位重要的文官和将军(包括劳夫总理、阿利·富阿德将军、雷费特将军等一直与凯末尔关系紧密的人)在基本的行动纲领问题上同凯末尔等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他们主张在一个基于强有力的立法机构的政治制度之下，维护君主立宪制。允许宗教保持其原有地位，允许地方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在这些观点背后是一个尽可能依照传统习惯建设新土耳其国家的目标设想，主张渐变、进化，强调个人权利和地方主动，反对凯末尔所推行的迅速的，全面性的变革。1924年11月17日，这个反对派组成为“进步共和党”,党的宣言和纲领强调反对专制主义。支持这个党的社会力量包括前同盟进步党中思想陈旧的分子，前“第二组”分子，以及真诚的民主主义者，保守派等各种反凯末尔的成分。进步党成立后四天，被视为自由派的费特希即代替拥护凯末尔政治主张的伊斯梅特为内阁总理，可见当时反对派力量之大。
1925年年初发生的以推翻世俗的共和国为目的的宗教反动势力叛乱活动使形势急剧变化。叛乱在2月份爆发，3月3日，费特希被免职，伊斯梅特再度出任总理;次日，国民会议通过一项严厉的“维持治安法”，赋予政府为期两年的特别权力(后延长到1929年才撤销)。政府采取迅速果断的军事行动粉碎了叛乱，6月3日，进步党涉嫌反政府而被取缔。1927年，当举行第三届国民议会选举时，所有反对派力量都已销声匿迹了。从此以后直到1946年初，除在1930年曾冒出几个短命的反对党以外，土耳其共和国一直只有一个忠实于凯末尔主义的执政党——共和人民党。这个党掌握着一支忠实的军队，建立了一个坚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保证了各项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得以比较顺利地进行。
凯末尔运动从自己的前辈那里继承下来一个相当发达的官僚体系，一支职业化的武装力量，运动领导核心的顶层为文武官员所占据。加上现实斗争的客观需要，应当说，其走上某种形式的“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是很自然的。但是，凯末尔运动最初只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在战败而濒临灭亡的帝国残余领土上，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民族国家。1923—1931年间，共和人民党一直没有党纲，这反映出其理论之薄弱。实际上，共和国的权力比较集中的中央政府的建立和它在现代化进程中充分发挥统一的指挥者，组织者的作用，经过了一段艰苦的摸索和选择过程，选择的结果之一是，“国家主义”作为一种宽泛的集权主义政治经济原则而被提出。
国家主义(Statism, étatisme)起源于西方，作为一种现代思潮的国家主义是与自由主义相抗衡而在19世纪发展起来的。伯纳德·刘易斯认为，在集权的、官僚家长式的凯末尔主义政权看来，由国家来指导和管理经济生活是统治精英所拥有权力、特权和职能的自然而明显的延伸。但是，无论理论还是实践，凯末尔的国家主义都是经过长期酝酿才形成的。1922年的洛桑会议废除了使土耳其国家成为列强半殖民地的特权条约，但规定土耳其仍需承担维持低关税等义务到1928年底。结果是：1920—1930年间在土耳其建立的股份公司中，1/3拥有外国资本;土耳其的外贸入超长期保持在外贸总额的10%以上。尽管齐亚·格卡尔普在1923年就提出“不能坐等个人的企业精神自发地发展以实现工业化”而“必须通过国家的努力达到欧洲的工业水准。……只有国家能够承担在各个领域引入大规模工业的任务”。20年代土耳其共和国的经济方针，基本上仍然是鼓励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1929年，强制性的低关税义务到期，土耳其马上将关税从13%提高到46%，但随即开始分期偿付奥斯曼债务，加上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影响，造成了土耳其的货币危机。种种因素合在一起，促使凯末尔政权转变政策，走上了强加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参与的道路。
1931年，凯末尔总结多年的改革经验，概括出六项“基本的和不可改变的原则”。这些原则很快为党纲所接受，1937年又被正式载入宪法。六项原则当中，共和主义、民族主义、民众主义和世俗主义在20年代已人所共知，新增的两项原则一为“改革主义”，另一项就是“国家主义”，它被视为凯末尔主义与共和人民党的突出特征。
应当指出，凯末尔的“国家主义”有着深刻的传统渊源。19世纪改革推动奥斯曼国家进一步集权化，造成国家对社会的越来越多的参与，通过扩大政府的规模，将规范社会生活所有方面作为自己的权利甚至职责。直到哈米德时代，现代化和中央集权相伴随而发展的趋势有增无减。青年土耳其革命也不过使集权政府从苏丹手里转到一批受到西方思想教育的军官和文职官员手里，集权主义传统对凯末尔政权有明显影响。这种传统加上凯末尔革命与改革领导者的军人、官僚背景，其紧靠政府而与各种社会利益集团无强大联系的职业社会化特点，种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国家主义的盛行。早在1923年，齐亚·格卡尔普就已提出，“土耳其人天性是国家主义者，他们期待国家在每一种新的和进步的事情上采取主动。在土耳其，社会变革是通过国家进行的，跟反动力量作斗争保护了社会变革的也是国家。”格卡尔普关于社会高于个人的论述是凯末尔国家主义原则的来源之一。1931年提出的“国家主义”依照凯末尔的解释：“我们所说的国家主义，在于当涉及民族总体利益国家对所有领域的干预……”凯末尔的原则和齐亚·格卡尔普的思想是一致的。两者都不单指一种经济政策或经济制度，而是指国家即中央政府的全面作用。“国家主义”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被提出，反映了当时土耳其经济之薄弱，需要通过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扶植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土耳其现代化进程对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又一次排拒。
从苏丹改革所强化的专制主义到凯末尔的“威权主义”和“国家主义”，说明土耳其的现代化首先需要建设一个对内能以引导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对外能够保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奥斯曼上层改革者和青年土耳其党人都曾试图建立这样一个国家机器但都没有成功，这个任务是由民族解放运动和凯末尔政权完成的。阿诺德·汤因比视凯末尔主义政权的历史作用为“以一种‘变形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 conversion)使这个民族从传统的伊斯兰生活方式转向一种新生活方式”。还有的研究者提出，凯末尔主义指导下的共和人民党政权是一种容忍有限的多元主义和政治参与的“威权主义”政权。其领导人并不想使一党垄断政权理想化、永久化。1930年，凯末尔曾鼓励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前总理费特希建立了一个反对党即自由共和党。共和人民党执政期间，所有重要的政治决策，都是遵照1924年宪法关于立法、执法权属于国家最高组织——议会的规定，通过议会来完成的。在人民党内部，允许对重要政策持不同意见，即使对凯末尔提出的“不可改变的”原则也允许争论;党内没有发生过清洗。这些都显示出凯末尔的“威权主义”与苏丹专制主义以及青年土耳其的寡头政治有重大的区别。一党执政局面长期维护，主要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较低有关，说明在作为一定规模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的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一支政治力量之前，统治精英的党尚无竞争的对手。最后，土耳其现代化领导者盼望已久的一支工商业资产阶级队伍终于在凯末尔主义时代成长起来，并且跟执政的共和人民党展开了政权角逐。以1946年1月民主党登记成立为标志，土耳其现代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⑺ 火币观察：土耳其央行的禁令对比特币影响大吗

这一则禁令的发布，和土耳其的货币政策有关。3月中旬，土耳其总统突然解雇原央行行长Naci Agbal，新任土耳其央行行长Sahap Kavcioglu一改前任的鹰派风格，将关键利率维持在19%不变，同时没有重申上月的承诺，即“必要时将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这令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和土耳其民众担心，里拉汇率可能进一步下挫，同时该国的恶性通胀将变得愈发难以遏制。于是土耳其民间迅速刮起了将里拉换成加密货币的热潮，而这无疑进一步增添了里拉的下行压力。

根据区块链分析公司Chainalysis的数据，在前央行行长被解职后，土耳其市场的加密货币交易量不断飙升。从2月初到3月底，加密货币交易量达到了2180亿里拉，而2020年同期仅70亿里拉。其中，在Agbal被炒引发土耳其市场动荡的3月20日-24日，短短几天内土耳其国内加密货币交易量就高达逾230亿里拉。

目前，土耳其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BtcTurk，拥有超过100万用户在该平台上交易。该国国内对加密货币的狂热甚至蔓延到了足球领域。BtcTurk如今已成为土耳其男女足的主要赞助商。而土超劲旅加拉塔萨雷和特拉布宗已经推出了粉丝代币，诸如贝西克塔斯和费内巴切等土超豪门原本也打算在今年效仿。

火币研习社认为，土耳其的货币问题是 历史 遗留问题，如今数字资产的兴起，使得土耳其面临着大量资本外流的风险。而这将反过来进一步削弱里拉，这也是土耳其央行会发出比特币禁令的重要原因。但是，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土耳其如果不能禁止里拉的恶性通胀，那么其加密货币的交易需求还是会持续增加，只不过可能会从交易所的场内交易转为场外交易。因为加密货币点对点支付的特性，即使民间自发使用加密货币支付，土耳其央行并没有力量去禁止，甚至可能土耳其司法部门自身都难以将这个禁令贯彻，最终可能这个禁令会成为一纸空文。如果细究这个禁令对比特币的影响，短期内会使得比特币的价格构成一定打压，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个禁令可能会促使更多土耳其人去购买比特币。

BTC日内大幅下跌，成交量明显放大

根据火币交易平台数据显示，BTC日内持续下跌，目前最低至60384.69USDT。成交量明显放大。一小时级别来看，日内空方发力跌破高位震荡区间下沿支撑位，重新回落到前期横盘区间上沿60800一线。日线级别来看，BTC迎来三连阴，反包前几日涨幅。晚间持续关注下跌行情的延续情况以及下方60000点整数关口的支撑情况。

根据火币交易平台数据显示，ETH日内持续下跌，目前最低至361.17USDT，成交量明显放大。一小时级别来看，空方日内分两次下破，跌破前期高位震荡区间的下沿，在前期震荡区间上沿2390一线得到了一定支撑。日线级别来看，ETH今日小幅下跌，基本反包了昨日涨幅的1/2。晚间持续关注下跌行情的延续情况以及下方2340的支撑情况。

合约方面，火币合约大数据显示，BTC合约持仓量相对稳定，合约成交量小幅上升，合约市场活跃。交割合约基差小幅上升。

ETH合约持仓量相对稳定，合约成交量小幅上升，合约市场活跃。交割合约基差小幅下降。

USDT在火币全球站OTC市场的报价为6.72元。

据火币研习社数据监控显示，今日DeFi总锁仓量（TVL）相对稳定达到了946.0亿美元，真实锁仓量相对稳定达到了675.4亿美元。其中，Venus涨幅较大，达到了17.59%。今日Defi总交易量小幅上升，达到了43.4亿美元。其中，Curve涨幅较大，达到了114.35%。

⑻ 荷兰和土耳其何时恢复外交关系

7月21日，据外媒报道，土耳其外交部声明称，荷兰和土耳其同意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声明说，两国将尽快恢复互派大使，荷兰外交大臣将于今年下半年对土耳其进行正式访问。

今年2月5日，荷兰宣布正式从土耳其撤回该国大使，同时拒绝土耳其向荷兰派大使。土耳其和荷兰外交关系跌入新低谷。

⑼ 工作签证在土耳其待了3年能否正常出海关

工作签证在土耳其待了3年能正常出海关。工作签证在土耳其待了3年出海关的时候要交数量不少的罚金，之后就可以出海关了。罚款单上会写明此后5年内禁止入土耳其国境，这5年内，土耳其外交部网络里会存有你的超期记录，你的名字将被拉黑。所以工作签证在土耳其待了3年能正常出海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