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选举为什么被取消

A. 土耳其共和人民党的历史

土耳其国父凯末尔逝世后，伊斯麦特·伊诺努获选为第二任总统，并且是共和人民党的领导人。在1938年12月26日召开的共和人民党全国会议，伊诺努被选为终身共和人民党首领，并追赠阿塔土克为“终身主席”，又将“国家首领”的称号赠予伊诺努。
在1940年代，共和人民党成立村会，用以收窄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各式各样的科学家、作家、教师、医生从村会毕业后为土耳其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在1946年国会大选，共和人民党获得396个席位，成为第一大党。不过，在大选前，共和人民党通过了反民主选举法，引入胜者全得制，即一党获得一省的多数票，该党就可获得该省的所有议席。至1950年国会大选，共和人民党终作法自毙，民主党以53.3%的票数赢得408席。在1950年9月的区域选举，共和人民党再遭挫败，民主党在560个区域胜出，共和人民党仅在40个区域胜出。
真正的多党民主自共和人民党将权力和平移交至民主党才开始，自此，共和人民党成为在野党。
1951年11月26日，共和人民党举行第九届全国会议，正式成立青年及妇女支部。1953年6月22日，工会及商会建立被提案，而工人罢工的权利亦提上党的议程里。
1954年5月2日，共和人民党在胜者全得制下的国会大选再次不敌民主党，只获得35.4%的选票，得31席；民主党得票率为57.6%，得505 席。此后，共和人民党的得票率开始回升，在1957年10月27日的国会大选，共和人民党的得票率是41%，得178席；民主党的得票率是47.9%，得 424席。
民主党开始感到压力，于是取缔共和人民党，没收共和人民党的财产，包括国父凯末尔的在内。民主党还打压其他的政党、封锁传媒、侵害民主。
在民主党统领下的独裁政府都受到贪污和因货币贬值和外债所导致的通胀问题困扰。在共和人民党的一党时代发展了铁路系统，而民主党却支持使用公路及高速公路，使土耳其对石油的需求增加，造成严重的经济问题。
1960年5月27日，在传媒、大学讲师及在野党的支持下，军队成功推翻民主党政府。
在1960年的军事政变，高级军官组成了国家众合委员会，以取缔民主党及对民主党首领作出惩处。结果，在1961年16-17日，总理阿德南·曼德列斯、外长法廷·罗士图·梭罗及财政部部长哈桑·普拉特简在伊拉里岛监狱被处以绞刑，总统杰拉勒·拜亚尔因年老而免死罪，改判无期徒刑。
1961年，声称继承民主党的正义党成立，同时，国家众合委员会成立临时国会，取代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为土耳其修订新宪法。还成立宪法法院，以防止政府违宪。1961年的宪法是被公认为最自由民主的土耳其宪法。胜者全得制的选举制度被废止，以比例代表制取代。新宪法引入两院制，以元老院为上议院、大国民议会为下议院。国家众合委员会主席塞马尔·古尔塞勒将军当选为第四任土耳其总统。
1961年10月15日，共和人民党在国会大选得胜，得票率是36.7%，得173席；正义党得票率是34.8%，得158席。共和人民党主席伊斯麦特·伊诺努成为总理，与正义党筹组联合政府，这是土耳其史上的首个联合政府，至1965年，伊诺努另两次筹组政府。
1960年代末，正义党主席苏莱曼·德米雷尔成为总理，支持者主要是宗教人士及民主主义者。 1971年，军队结束了苏莱曼·德米雷尔的正义党政府，经历了多个过渡政府后，比伦特·埃杰维特带领共和人民党再次执政。在政治上，埃杰维特的共和人民党开始走向左翼。
1975年，共和人民党不敌正义党，德米雷尔再次成为总理。1979年至1979年，共和人民党卷土重来（与一些小型政党如具伊斯兰教色彩的国家救助党合作）。1980年，德米雷尔的民主党重掌政权。其后，军队发动政变，封禁所有政党。 1980年军事政变以后，军权政府封禁了共和人民党。至1998年，土耳其由被认为是民主党继承者的中间偏右党派祖国党及正途党统治。
巴伊卡尔时期 1992年至今
在1987年的公民投票及1993年的立法后，允许旧政党重新建立，共和人民党亦再度被建立。
1991年，土耳其的选举有两个当选的门槛（10%全国得票率及15%地区得票率），加上中间偏左的党派分为社会民主人民党及民主左翼党，使社会民主及民主左翼派系在国会的权力甚为弱小。1991年至1995年间，土耳其由中间偏右的正途党及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人民党联合统治。
1995年，具伊斯兰色彩的幸福党进入国会，共和人民党似乎已被人民抛弃，共和人民党只能获得10%的全国性选票，在550个议席中只能分得49席，作为主要左翼党派的共和人民党有被取代的倾向。
1998年，幸福党被封禁，在1990年代，前共和人民党主席比伦特·埃杰维特率领的民主左翼党得到广泛的支持。1998年，在一次软性军事政变以后，在共和人民党的支持下，中间偏右的祖国党与民主左翼党及中间偏右的小政党土耳其民主党合组联合政府。
不过，由于联合政府一连串的丑闻、贪污及违法行为，共和人民党不再支持政府，并投下“不信任票”。1999年国会大选前夕，民主左翼党在祖国党及正途党的支持下筹组过渡政府。同年，恐怖组织库尔德工人党领袖阿卜杜拉·奥贾兰在肯尼亚落网。
在1999年的国会大选，民族主义者及左翼的选票都转移到民主左翼党那里，共和人民党未能获得10%的当选门槛，无法在国会里取得议席。2001年，温和的伊斯兰保守派正义与发展党成立，共和人民党的前景更不容乐观。
正途党与祖国党的联合政府将权力转交到民主左派，为土耳其政治产生了不稳定的变量。幸福党解散使该党的支持者转向支持极右民族主义党派民族行动党，而伊斯兰教徒亦以回教美德党卷土重来。
结果，民主左翼党、祖国党及民族行动党组成联合政府。埃杰维特与总统阿赫迈特·内吉代特·塞泽尔的纷争使土耳其股市大挫，联合政府也倒台了。
巴伊卡尔在1999年辞去共和人民党党主席后，阿勒坦·奥尔曼成为党主席，但在两年后，巴伊卡尔又重新成为党主席。
2002年国会大选，共和人民党得178席，这次选举只有共和人民党和正义与发展党得以进入议会。共和人民党成为议会里的反对党及土耳其第二大的政党。
共和人民党在争取支持时面对很大的困难。前民主左翼党的支持者对经济危机及埃杰维特时期的政府相当不满。许多民主左翼党及祖国党的支持者也转而支持正义与发展党。
许多左翼人士也对共和人民党的领导，特别是巴伊卡尔作出批评，他们认为共和人民党扼杀年轻新血，使新血变得冷淡，甚至輚向正义与发展党。正义与发展党则提拔青年，共和人民党犹如一“古老守卫”，不能代表现代土耳其。左翼分子亦批评共和人民党反对取消301法案，301法案使人们可被控以“侮辱土耳其人”，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奥罕·帕慕克、艾丽芙·沙法克及被定罪的土耳其藉阿美尼亚作家赫兰特·丁克。
2002年国会大选，共和人民党饱受内部权力斗争困扰，得票率被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远远抛离。2004年的地区选举，共和人民党的得票来源主要是反埃尔多安的，如前左翼党派及右翼世俗主义党派的支持者，但仍大败予正义与发展党，还失去了一些传统的根据地，如安塔利亚。
许多人要求巴伊卡尔负上责任。多名已退党的党员表示，党内缺乏民主的架构，而巴伊卡尔管治共和人民党的方式亦越趋独裁。一些支持巴伊卡尔的都坦承，如果由另一人领导，共和人民党会更成功。
2004年10月，新土耳其党并入共和人民党。最近，巴伊卡尔提倡民主左翼党与共和人民党合并。

B. 土耳其已取消或推迟北约军演，原因是什么

因为希腊政府今年在起草协议时，添加了与土耳其分歧相关的内容，当土耳其要求更改的时候，希腊政府不同意更改，所以导致北约军演被取消或者是推迟。

C. 如何看待土耳其以总统制取代议会制

在国际政治局势不稳，地缘局势紧张升级之际，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Tayyip Erdogan)今日宣布在上周日(4月16日)的公投中获得胜利。这不仅消除了投资者不得不应对的一个不确定性，也推动了本币土耳其里拉兑美元周一(4月17日)大涨。但反对者表示，这次公投存在诸多违规行为，他们将对公投结果发起挑战。
埃尔多安表示，对于以总统制取代议会制的公投提案，2500万民众已表示支持，“赞成”的比率为51.5%。这意味着总理这一职务就将废除，其执政权力将交与埃尔多安，而这届总统理论上可以就任至2029年。届时总统将有权任命各部部长和最高法官，并可以随时召集选举。他还将获得财政政策方面的更大影响力，或许会加深投资者对央行独立性的担忧。
在周一伊斯坦布尔外汇市场开市后的几分钟，土耳其里拉一度上涨2.5%至1美元兑3.6188里拉。土耳其修宪公投结果显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将获得庞大的新权力，消除了投资者不得不应对的一个不确定性。
本次修宪案是由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和在野党民族主义行动党(MHP)于2016年12月共同提出的。虽然在2017年1月时的投票中，修正案获得土耳其国会550席中的339席支持，但未达到全体议员三分之二(367)的直接通过门槛，所以必须举行公民投票。
支持阵营称，这一改变可提高土耳其政治系统的效率，并指出美国和法国都实行执政总统制度。然而，反对者则唯恐权力的集中化会令国家走向专制。
英国预测公司Verisk Maplecroft的董事Anthony Skinner在结果公布前表示，“有观点认为自由民主乃至混合民主从结构上能阻止独裁者劫持政治体系，而埃尔多安此次的胜利不啻为对这一假设的打击。”
据国有媒体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此次公投赞成票与反对票之比为51.3%比48.7%。但反对党指称存在欺诈行为，欧盟认为其不公平。
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CHP)的领导人Kemal Kilicdaroglu称，公投的合法性有待商榷。该党早些时候表示，会要求对最多60%的选票进行重新计票。此前土耳其最高选举委员会(YSK)宣布，将把没有官方戳印的选票计为有效选票，除非这些选票被证明有诈。
在伊斯坦布尔的富人区，有些人走上街头抗议，有些人则在家中敲打着锅碗瓢盆。这一表达不满的举动在2013年反对埃尔多安的抗议活动中很普遍。
同土耳其关系日益紧张的欧洲政界人士则表达了担忧。欧盟执委会上周日称，鉴于只有微弱的多数支持，加上影响广泛，土耳其在修宪方面应当寻求广泛的全国共识。

D. 土耳其是什么社会制度

土耳其是资本主义国家。
土耳其政治是以议会制代议民主制的共和体制为框架（也就是议会制），奉行多党制，土耳其总理是政府的领导人。土耳其的政治体制以分权为原则，行政权由政府行使，立法权则属于政府及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司法则独立于行政及立法。现行的宪法在1982年11月7日起实施，宪法奉行世俗主义。2017年4月土耳其宪法修正案获得通过，总统制将成为2019年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后的法定政体。
延伸：
土耳其共和国（土耳其文：Türkiye Cumhuriyeti，英语：The Republic of Turkey），简称土耳其，是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国家，北临黑海，南临地中海，东南与叙利亚、伊拉克接壤，西临爱琴海，并与希腊以及保加利亚接壤，东部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伊朗接壤。土耳其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战略意义极为重要，是连接欧亚的十字路口。
土耳其人是属于欧洲人种的地中海原住民的后裔，奥斯曼一世在1299年建立奥斯曼帝国。到1453年5月29日，穆罕默德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灭拜占庭帝国，至16世纪和17世纪，尤其是苏莱曼一世时期达到鼎盛，统治区域地跨欧、亚、非三大洲。故奥斯曼帝国的君主苏丹视自己为天下之主，土耳其继承了东罗马帝国的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因而东西文明在其得以统合。19世纪时国力开始衰落，1914年8月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入同盟国作战，并于1918年战败。丧失了大片领土，帝国从此土崩瓦解。1919年，土耳其击退外国侵略者，1923年10月29日建立土耳其共和国。
土耳其地跨亚、欧两大洲，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均实行欧洲模式，是欧盟的候选国。宪法规定土耳其为民主、政教分离和实行法制的国家。 土耳其外交重心在西方，在与美国保持传统战略伙伴关系的同时加强与欧洲国家的关系。
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又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创始会员国及二十国集团的成员。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为世界新兴经济体之一，亦是全球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E. 土耳其政变,为什么突然发生,又突然失败

说道土耳其这次政变，就不得不提一下土耳其这个国家的近代史。众所周知，近代中国号称“东亚病夫”，是个列强就能欺负两把。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还有一个“西亚病夫”，那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这个曾经的地跨三洲的大帝国，到了近代比大清国还要腐败愚昧落后。在列强的瓜分下，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帝国只剩下了几十万平方公里。就这些国土还因为其在一战中的失败被分割。

这时候，出现一个牛人，他就是凯末尔，作为一战时期的国家英雄，一手策划了一场改变国家命运的政变，号称凯末尔革命。废除了苏丹，变帝国为共和国。不尽挡住了协约国的侵略，保住了国家主权，还开始可这个国家最深刻的变革——世俗化。在之前的帝国时期，土耳其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苏丹就是哈里发，是伊斯兰世界的领袖。而凯末尔改革，废除了哈里发，实现了政教分离，完全像西方靠拢，用他的话说，世界上除了西方文明就没有别的文明了。同时他还进行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改革，使得土耳其成为了世界上世俗化最成功的国家。

但这只是一个表象而已，大家看到的更多是土耳其的世俗化精英群体，但是在其国内还有大量的穆斯林民众。保不齐什么时候选举上台的政府，就是反世俗化的，这时候军队就会走出来“拨乱反正”，因此土耳其国内才会政变不断，几乎每十年政变一次。因为军队自认为继承了国父的遗志，虽然政变是对国家正常民主的极大破坏。

这次政变也是如此。现任总统埃尔多安，穆斯林兄弟会出身，上台之后，通过成功的经济政策获得民心之后，开始了近乎独裁的统治。随着中东牛人萨达姆、卡扎菲等人的覆灭，埃尔多安一心要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领袖。不但摸了北极熊的屁股，打下了老毛子的飞机。还在国内大肆推行伊斯兰教法，开倒车。这下军队不满意了，于是就有了这一次的军事政变。不过，很可惜，埃尔多安执政多年，其势力早就已经渗透进军队内部。这次政变的军队只占一小部分，很快就被终于埃尔多安的军队镇压了，所以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失败了。

政变虽然结束，但土耳其国内社会阶层的对立,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世俗主义与宗教主义的冲突,随着世界经济环境的恶化、中东地区极端势力的发展、地缘政治各方势力的博弈,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强人埃尔多安，能否带着国家走出这一关，看来还是未知数。

F. 4天前 土耳其政变何时休

原文在这里
9世纪上半叶，随着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和西欧其他先进国家工业革命的全面展开，一个世界规模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开始。以第二次殖民主义浪潮为标志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展，使率先实现工业化的民族日益成为剥削全世界的民族，也给东方各文明古国展示了新的发展方向。以奥斯曼帝国的上层改革为开端的土耳其现代化探索，就是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起步的。

在不断的改革中寻求出路
土耳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深化的改革史。从19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40年代，在百余年的现代化探索过程中，虽然发生过数次政变和革命，但自上而下的改革贯彻始终。改革反映了土耳其现代化道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土耳其走向现代化的基本形式。
改革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即19世纪奥斯曼帝国“西化”改革时期，青年土耳其党人改革时期和凯末尔革命与改革时期。各个时期的国内外环境条件、改革的目标、改革的成败得失都有很大差别，但改革的现代化方向和总的历史效果是一致的，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是由居于国家政治核心地位的上层精英集团发起、领导的。在历史连续性与继承性意义上的确可以说，凯末尔主义共和国是一个长期进程发展的结果。“正是通过这一进程，土耳其的统治精英改造了自身，改造了政体(state)，最后也改造了国家(country)。”
从专制主义到“国家主义”
跟英法等早期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进程不同，土耳其在强大的外部挑战刺激和内部经济动因不足条件下进行的现代化探索，首先从军事、政治领域开始。国际环境的压力、专制统治传统和西方自由民主观念与现代政治制度的冲击，三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决定了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道路。从苏丹专制主义通过青年土耳其的寡头政治走向凯末尔的“威权主义”、“国家主义”，是这条道路的显着特征。
19世纪改革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方面，改革使近卫军、乌来马等曾经拥有限制苏丹行动的实力或特权的势力或荡然无存、或一蹶不振，维护了苏丹的权威，强化了专制集权统治的传统。1826年以后，苏丹政府不再遇到反改革势力的有力威胁。国家机能的扩大，新的官僚监督和镇压机构(秘密警察和新闻检查机构等)的建立，给苏丹政府带来了比先前大得多的权力范围和影响。另一方面，改革运动所引入的资产阶级政治法律制度，动摇了苏丹专制统治的传统社会基础。与西方交流的大门打开以后，新一代土耳其人首先感受到的就是西方自由主义和立宪民主制度。被苏丹怒斥为“根据妄自虚拟的信仰和荒诞无稽的说法……诱使一群狂若疯人的平民同谋不轨”的法国自由，在他们看来却是指引人类进步的女神，娓娓动听地向人们讲解“如果没有自由，也就不可能有安全;没有安全，也就不可能有工作;没有工作，也就不可能有繁荣;没有繁荣，也就不可能找到快乐!”到19世纪60年代，当改革要不要实行已经不再成其为问题时，一个反对专制主义，要求自由与立宪的运动便逐渐形成了。极有天赋的诗人、评论家、土耳其新文学的创始人之一纳米克·基马尔(1840—1888)是这个运动的杰出代表。纳米克自幼接触到西方式教育，深受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同时又有强烈的伊斯兰信念。他认为孟德斯鸠的自然法则在权力的分立、官员的职责、个人的自由与平等、思想自由、集会自由、财产的享有以及住所的不可侵犯等一般原则上同伊斯兰教义是完全一致的。1865年，纳米克等结成一个以立宪改革为宗旨的团体。不久以后，这个团体被国内外舆论称为“青年奥斯曼”或“青年土耳其人”。
自由主义运动以1876年立宪为标志达到高潮。立宪由首相米德哈特主持，受米德哈特等人拥戴的新苏丹阿卜杜拉·哈米德二世答应尽早宣布立宪。纳米克被从囚禁地召回参与宪法的起草工作。首都新闻界积极报道官方关于宪法讨论的消息。一本被时人称为讨论立宪的样本小册子《立宪政府》提出：正像英国的经验所显示的那样，立宪政府是秩序与繁荣的基础。宪法和议会都符合伊斯兰和奥斯曼传统，一个选举产生的立法会议是防止政治专断的最好保证。在一片鼓噪声中，一个由苏丹下令设立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在10月6日正式开始工作了。
但是，立宪运动一开始就存在着尖锐的内部矛盾。首先，哈米德二世表面上支持立宪运动，实际上则另有打算，希望通过立宪，在宗教和哈里发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确立苏丹的主权。他看到有一个立宪派无法跨越的障碍：英国保守党政府不支持土耳其的自由主义运动。在当时正在召开的一个由英国组织的国际会议上，英国外相拒绝讨论土耳其人希望列强承认其立宪的要求，而坚持由与会各国对奥斯曼改革实行监督。他的一些建议(如将保加利亚一分为二，其总督之任命需得列强同意)，即使在力主地方分权的米德哈特看来，也是对土耳其国家主权的损害，因而是断然不能接受的。其次，宪法起草委员会中一些宫廷官吏的代表害怕在立宪造成的新的权力分配中失去地位，因而一再延宕立宪准备工作。此外，“青年土耳其人”与米德哈特也有严重分歧，纳米克所设想的是一个由哈里发通过中央政府行使主权的伊斯兰国家，希望所有奥斯曼臣民不分民族和宗教信仰，在一个基于伊斯兰原则的民主宪政体制下融为一体，不赞成米德哈特主张在宪法中给非穆斯林和非土耳其省份一定自治权利的非集权化观点。
经过一再推迟，一部钦定宪法终于在1876年12月23日公布。宪法宣布了奥斯曼帝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重申了所有臣民在法律面前平等，以及宗教信仰、出版、结社自由等原则，提出设置一个由苏丹指定的参议院，一个选举产生的众议院，以及司法独立、国家财政预算受议会控制、地方分权、实行强迫义务教育等等。但宪法赋予苏丹以绝对的主权。苏丹享有任命大臣和参议员、召集和结束议会、颁布或否决议会通过的法律的权力。因此，宪法和议会对苏丹都没有多少制约作用。实际上，立宪并没有能够阻止苏丹专制主义的发展。哈米德二世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在宣布立宪后不久即将米德哈特解除职务并驱逐出境。在选民普遍漠不关心情况下产生的奥斯曼议会前后只存在了5个月，也被苏丹强行解散，此后几十年再也没有召开过。取代立宪议会的是警察、监狱等镇压机构的膨胀和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19世纪的苏丹专制主义在哈米德二世时代到达了顶点。
立宪失败以后，一方面是西方式教育，交通通讯事业的发展和行政、立法改革运动的继续，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受到苏丹政府的迫害、镇压，许多人或被监禁，或被流放。专制主义改革派同立宪自由派的斗争似乎以哈米德二世的独裁统治而告结束了。但是，自由思想仍在各种学校广泛传播。政府列举的“国家公敌”纳米克·基马尔，在青年学生眼里却是“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从1889年起，新一代青年土耳其人开始了有组织的反专制斗争。在国外，巴黎的流亡者出版了《青年土耳其人报》和宣传实证主义的《协商》半月刊。在国内，由四名医科学生发起的“奥斯曼同盟”(“同盟与进步委员会”的前身)在伊斯坦布尔各个学校迅速蔓延。到20世纪初，其组织发展到各地驻军内部。包括后来的“土耳其之父”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内的大批青年军人参加了反抗活动。
1908年，这些青年军人所领导的斗争终于迫使哈米德二世宣布召开议会，恢复立宪。但是，左右了奥斯曼政局的青年土耳其领导人并没有一如既往地遵循自由主义原则，相反，他们最终选择了集权主义和寡头统治。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重新选择的过程。
在1908年以前的青年土耳其运动中，典型的自由主义派是以萨巴哈丁为首的“个人主动和地方分权联盟”。萨巴哈丁受崇拜英国地方自治政体的法国人德莫兰(Edmond Demolins，1852—1907)的影响,认为土耳其苦难的根源是其社会的集体主义形式，以前的改革努力都是使这一形式永久化，哈米德暴政不过是改革历史的自然产物。因此，他主张模仿英国立宪并尽可能地减少中央政府的权力。1902年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巴黎大会在萨巴哈丁主持下通过决议，希望借欧洲各国干涉苏丹政府实行改革。1908年“立宪革命”以后，自由派组成“阿赫拉尔”(Ahrar)党，后来又以“自由与协调党”为名出现。自由派有一套系统的改革设想，在政权建设上，他们主张建立一个分权的政府，实际上是要取消中央政权;在经济政策方面，要求给当时依赖特权条约的非穆斯林资产阶级以完全自由;在社会问题上，支持非土耳其人民族恢复教区特权的要求。从这些主张可以看出，20世纪初叶的土耳其自由派与19世纪强调伊斯兰传统反对模仿欧洲的立宪自由派不同，具有明显的“西化”色彩。
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另一支生力军是“同盟与进步委员会”即“同盟派”。其成员和支持者主要由青年军官、低级官吏、现代学校培养出的各种专业人员、受少数民族商人排挤的城镇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工匠构成。同盟派深受法国实证主义的影响，主张秩序与进步。在1902年大会上，他们反对利用外国干涉，断然拒绝任何有损于奥斯曼帝国独立的行动。1908年以后，同盟派主张建设一个不受宗教力量支配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卫护奥斯曼统一体的利益。在这样一个中央政府之下，所有奥斯曼臣民一律平等，实现不分宗教信仰与民族的全民同盟。仅为达此目标亦应使中央政府足够强大，以便实行必要的政策实现各民族的融合、同化与进步。同盟派的教区世俗化主张是：教区由信仰不同宗教但世俗地属于同一国家的个人组成，它没有政治和民族的含义，只是信仰的结合体。
从上述两派的主张来看，同盟派跟自由派的分歧还说不上是“土耳其民族主义和奥斯曼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即使是最有影响的民族主义者齐亚·格卡尔普，在1909年也还是主张民族融合的奥斯曼主义者，希望“奥斯曼国家成为自由与进步的东方美利坚”。但是，同盟派反对照搬英国政治制度，主张建立一个真正强大的中央政府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
青年土耳其运动的中坚力量即青年军人本能地倾向于加强政府的权威。“立宪革命”以后不久发生的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希腊合并克里特、保加利亚宣布独立以及苏丹暗中支持下的保守势力叛乱等一系列事件，促使他们迅速走上强化中央权力的道路。1909年4月12日，同盟与进步委员会由秘密组织公开而成为“同盟与进步党”。8月16日，同盟与进步党控制下的政府公布了“集会法”，9月又有“禁止抢劫及妨害治安法”，对叛乱首领实行镇压，并趁机打击了自由派“阿赫拉尔”党。1913年同盟与进步党正式掌握政权后，继续从政治上打击妨碍其建立中央集权统治的力量。[page]
同盟派强化土耳其国家政权的措施遭到帝国主义者首先是英国的敌视。还在1908年，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就提出，若土耳其真的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将对埃及甚至印度带来不幸后果。1911年，土耳其政府向英法请求贷款遭拒绝;1913年邀请列强谈判废止治外法权与特惠条约，又不被接受。帝国主义的蛮横无理迫使青年土耳其党人彻底打消了对西方经济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原则的幻想，在做了谈判废约的最后尝试而无结果以后，单方面宣布废除治外法权和所有对土耳其的经济、法律限制。
从“坦志马特”改革者到执政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他们都以国家的生存与强盛为目标，又都从维护或巩固中央集权走向极端的专制主义——哈米德二世的独裁统治和青年土耳其党人后期的寡头政治。但是，由于他们的集权政府所赖以存在的奥斯曼帝国庞大而衰老的机体已经无力承受国内外各种反帝国力量的冲击。他们并没有建立起真正强大的国家机器。仅就19世纪的苏丹改革而言，改革以集权和专制取代了旧制度下的某些特权和自由，却将自由和特权给予西方列强，允许他们在帝国境内不受限制地横行恣肆。这是一个极大的历史讽刺。青年土耳其党人试图通过以君主立宪制取代苏丹专制重建强大的奥斯曼国家，但是，奥斯曼帝国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宗教混合体的社会整合，既不能以民族主义或伊斯兰为基础(因为有众多非伊斯兰民族，许多正在闹民族独立)，也不能轻松地放弃由哈里发制和谢里亚特代表的伊斯兰(因为有穆斯林、特别是非土耳其穆斯林)。土耳其历史似乎走进一个死胡同，现代化领导者陷入一个难以克服的困境，不解决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就不能实现社会的整合，不实现社会的整合则不能抗御外来干涉和使国家真正走上繁荣强大。而在20世纪的帝国现存框架内，解决民族与宗教问题已十分困难。因此，奥斯曼帝国的解体看来已不可避免。青年土耳其政府参加世界大战和战败加速了帝国解体的过程。促成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发展和现代土耳其民族国家的诞生。一个以凯末尔为代表的真正强有力的现代化领导核心，是伴随这一新国家的诞生而形成的。
但是，比之青年土耳其运动，凯末尔所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曾经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表现出色彩更浓的成分多元性，而不是发端于一个集中统一的领导核心的作用。据统计，1919年民族运动的埃尔祖鲁姆大会54名代表中地方显要占17名，地方宗教领袖为6名;1920—1923年的第一届大国民议会，更是一个混杂的团体，代表中有125名政府官吏，53名军人，53名宗教人员，32名地主，前奥斯曼国会议员就有92人之多。大会成员中许多人坚决表示不愿脱离苏丹—哈里发。这一方面说明民族主义运动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也显示了运动领导核心社会成分的复杂性，预示了后来的世俗化、现代化改革的艰巨性。第一届大国民议会中存在一个以地方宗教领袖(法典官)为主体的反凯末尔的“第二组”。1923年改选后的新议会中，原“第二组”成员只剩3人，但又形成了新的更有威胁性的反凯末尔派。一些地位重要的文官和将军(包括劳夫总理、阿利·富阿德将军、雷费特将军等一直与凯末尔关系紧密的人)在基本的行动纲领问题上同凯末尔等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他们主张在一个基于强有力的立法机构的政治制度之下，维护君主立宪制。允许宗教保持其原有地位，允许地方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在这些观点背后是一个尽可能依照传统习惯建设新土耳其国家的目标设想，主张渐变、进化，强调个人权利和地方主动，反对凯末尔所推行的迅速的，全面性的变革。1924年11月17日，这个反对派组成为“进步共和党”,党的宣言和纲领强调反对专制主义。支持这个党的社会力量包括前同盟进步党中思想陈旧的分子，前“第二组”分子，以及真诚的民主主义者，保守派等各种反凯末尔的成分。进步党成立后四天，被视为自由派的费特希即代替拥护凯末尔政治主张的伊斯梅特为内阁总理，可见当时反对派力量之大。
1925年年初发生的以推翻世俗的共和国为目的的宗教反动势力叛乱活动使形势急剧变化。叛乱在2月份爆发，3月3日，费特希被免职，伊斯梅特再度出任总理;次日，国民会议通过一项严厉的“维持治安法”，赋予政府为期两年的特别权力(后延长到1929年才撤销)。政府采取迅速果断的军事行动粉碎了叛乱，6月3日，进步党涉嫌反政府而被取缔。1927年，当举行第三届国民议会选举时，所有反对派力量都已销声匿迹了。从此以后直到1946年初，除在1930年曾冒出几个短命的反对党以外，土耳其共和国一直只有一个忠实于凯末尔主义的执政党——共和人民党。这个党掌握着一支忠实的军队，建立了一个坚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保证了各项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得以比较顺利地进行。
凯末尔运动从自己的前辈那里继承下来一个相当发达的官僚体系，一支职业化的武装力量，运动领导核心的顶层为文武官员所占据。加上现实斗争的客观需要，应当说，其走上某种形式的“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是很自然的。但是，凯末尔运动最初只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在战败而濒临灭亡的帝国残余领土上，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民族国家。1923—1931年间，共和人民党一直没有党纲，这反映出其理论之薄弱。实际上，共和国的权力比较集中的中央政府的建立和它在现代化进程中充分发挥统一的指挥者，组织者的作用，经过了一段艰苦的摸索和选择过程，选择的结果之一是，“国家主义”作为一种宽泛的集权主义政治经济原则而被提出。
国家主义(Statism, étatisme)起源于西方，作为一种现代思潮的国家主义是与自由主义相抗衡而在19世纪发展起来的。伯纳德·刘易斯认为，在集权的、官僚家长式的凯末尔主义政权看来，由国家来指导和管理经济生活是统治精英所拥有权力、特权和职能的自然而明显的延伸。但是，无论理论还是实践，凯末尔的国家主义都是经过长期酝酿才形成的。1922年的洛桑会议废除了使土耳其国家成为列强半殖民地的特权条约，但规定土耳其仍需承担维持低关税等义务到1928年底。结果是：1920—1930年间在土耳其建立的股份公司中，1/3拥有外国资本;土耳其的外贸入超长期保持在外贸总额的10%以上。尽管齐亚·格卡尔普在1923年就提出“不能坐等个人的企业精神自发地发展以实现工业化”而“必须通过国家的努力达到欧洲的工业水准。……只有国家能够承担在各个领域引入大规模工业的任务”。20年代土耳其共和国的经济方针，基本上仍然是鼓励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1929年，强制性的低关税义务到期，土耳其马上将关税从13%提高到46%，但随即开始分期偿付奥斯曼债务，加上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影响，造成了土耳其的货币危机。种种因素合在一起，促使凯末尔政权转变政策，走上了强加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参与的道路。
1931年，凯末尔总结多年的改革经验，概括出六项“基本的和不可改变的原则”。这些原则很快为党纲所接受，1937年又被正式载入宪法。六项原则当中，共和主义、民族主义、民众主义和世俗主义在20年代已人所共知，新增的两项原则一为“改革主义”，另一项就是“国家主义”，它被视为凯末尔主义与共和人民党的突出特征。
应当指出，凯末尔的“国家主义”有着深刻的传统渊源。19世纪改革推动奥斯曼国家进一步集权化，造成国家对社会的越来越多的参与，通过扩大政府的规模，将规范社会生活所有方面作为自己的权利甚至职责。直到哈米德时代，现代化和中央集权相伴随而发展的趋势有增无减。青年土耳其革命也不过使集权政府从苏丹手里转到一批受到西方思想教育的军官和文职官员手里，集权主义传统对凯末尔政权有明显影响。这种传统加上凯末尔革命与改革领导者的军人、官僚背景，其紧靠政府而与各种社会利益集团无强大联系的职业社会化特点，种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国家主义的盛行。早在1923年，齐亚·格卡尔普就已提出，“土耳其人天性是国家主义者，他们期待国家在每一种新的和进步的事情上采取主动。在土耳其，社会变革是通过国家进行的，跟反动力量作斗争保护了社会变革的也是国家。”格卡尔普关于社会高于个人的论述是凯末尔国家主义原则的来源之一。1931年提出的“国家主义”依照凯末尔的解释：“我们所说的国家主义，在于当涉及民族总体利益国家对所有领域的干预……”凯末尔的原则和齐亚·格卡尔普的思想是一致的。两者都不单指一种经济政策或经济制度，而是指国家即中央政府的全面作用。“国家主义”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被提出，反映了当时土耳其经济之薄弱，需要通过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扶植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土耳其现代化进程对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又一次排拒。
从苏丹改革所强化的专制主义到凯末尔的“威权主义”和“国家主义”，说明土耳其的现代化首先需要建设一个对内能以引导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对外能够保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奥斯曼上层改革者和青年土耳其党人都曾试图建立这样一个国家机器但都没有成功，这个任务是由民族解放运动和凯末尔政权完成的。阿诺德·汤因比视凯末尔主义政权的历史作用为“以一种‘变形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 conversion)使这个民族从传统的伊斯兰生活方式转向一种新生活方式”。还有的研究者提出，凯末尔主义指导下的共和人民党政权是一种容忍有限的多元主义和政治参与的“威权主义”政权。其领导人并不想使一党垄断政权理想化、永久化。1930年，凯末尔曾鼓励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前总理费特希建立了一个反对党即自由共和党。共和人民党执政期间，所有重要的政治决策，都是遵照1924年宪法关于立法、执法权属于国家最高组织——议会的规定，通过议会来完成的。在人民党内部，允许对重要政策持不同意见，即使对凯末尔提出的“不可改变的”原则也允许争论;党内没有发生过清洗。这些都显示出凯末尔的“威权主义”与苏丹专制主义以及青年土耳其的寡头政治有重大的区别。一党执政局面长期维护，主要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较低有关，说明在作为一定规模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的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一支政治力量之前，统治精英的党尚无竞争的对手。最后，土耳其现代化领导者盼望已久的一支工商业资产阶级队伍终于在凯末尔主义时代成长起来，并且跟执政的共和人民党展开了政权角逐。以1946年1月民主党登记成立为标志，土耳其现代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G. 土耳其的选举制度是大选区还是小选区

想不到在中国还有人对土耳其的选举制度感兴趣的，难得！
土耳其没有你说的大选区，小选区的问题。土耳其是以省份来划分选区的，但它有个10%的规定蛮有意思的，具体情况：
1、拥有550个议席的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掌有立法权，他们分别代表81个省份。议会议员每五年一任，采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党派需获得至少10%的选票才可获得议席。独立侯选人只须获得其省份的10%选票便可当选。军方的政治角色较为通俗，他们捍卫世俗主义和共和制。土耳其政党认为，反世俗主义及分离主义者可以被取缔。
2、任何政党要想赢得议会席位，必须取得10%以上的支持率。而如果参选党派未能达到这一标准，它赢得的议席就将全部划给赢得大选的政党，因此在选举中，许多小党派竞选者会变成独立派来参选，这就避免10%这一障碍。

H. 德国与土耳其为什么互撕

近日，土耳其政府与多个欧洲国家“互撕”引发全球关注。事情缘起3月初，德国连续取消两场土耳其部长级官员前来参加的为修宪公投造势的集会。随后的3月9日，瑞士苏黎世地方政府宣布，由于“安全不能保障”，取消土外长恰武什奥卢原定于12日出席的在瑞土耳其人集会活动。3月11日，恰武什奥卢计划前往荷兰鹿特丹与当地土耳其人会面，然而荷兰政府以“公共安全方面的原因”禁止恰武什奥卢所乘坐的航班着陆。当晚，土家庭和社会政策部长卡亚·萨扬从德国赴荷兰，也在土耳其驻鹿特丹领事馆附近被荷兰警察拦截，并被告知他已被列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3月12日，土农业部长原计划参加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一场拉票活动，但集会场地的业主临时取消了这场活动。同日，丹麦首相拉斯穆森在新闻通报中说，鉴于当前土耳其和荷兰及德国之间的矛盾升级，建议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推迟访问丹麦。3月13日，奥地利总理克恩表示，出于“公共安全”考虑，将阻止土耳其官员在奥地利为土耳其修宪公投举行政治活动……对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接连炮轰德国、荷兰等国的行为是“纳粹行径”，引发了欧洲多国和欧盟的抗议和回击。

去年7月15日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后，在德土耳其人很快卷入其中。7月31日，“欧洲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同盟”在科隆组织了一场有4万人参与的大游行，以表达对埃尔多安的支持。德国对此十分警惕，因为在德土耳其人本来就因为融入不畅而成为德国社会的一大问题，如果这些人更深地卷入母国内政，可能给德国带来更多的麻烦。因此，德国拒绝了埃尔多安向在科隆集会的支持者发表视频讲话的要求。德国总理默克尔还呼吁土耳其裔德国公民忠于德国，要求在德土耳其人“不要将土耳其境内的冲突转移到德国”。但是埃尔多安政府反而加强了对在德土耳其人的工作。

今年1月21日，土耳其议会通过了极具争议的宪法改革草案。若草案在今年4月获得公投通过，土耳其原本的议会内阁制将改革为总统制，总统的权力将大幅扩张。理论上，即使实行总统制，总统最多也只能连任一次，但是新总统制下的总统选举定于2019年11月举行，总统任期也将根据此次选举结果重新开始计算。因此，如果埃尔多安能够连续赢得选举，他就有可能一直执政到2029年。为了确保修宪公投顺利通过，正发党高层近期进行了一系列造势活动，而能否争取到在德土耳其人的支持显得十分重要。但德国方面认为，土耳其国内选民在修宪问题上分化明显，土耳其一些反对派也流亡到了欧洲，正发党高层此时集中访欧拉票，很可能导致在德土耳其人因修宪问题产生内部冲突，不利于德国的安全与稳定。尤其在欧洲国家穆斯林移民问题日益严重且又纷纷面临本国大选的大背景下，土耳其政治家的活动加剧了欧洲国家的担忧，更加不敢向强硬的土耳其让步。在此情况下，德国等欧洲多国陆续抵制土耳其政客入境。

I. 手握大权的土耳其总统为什么要提前一年大选

一是当前经济高增长形势有利于提振民众对埃尔多安的支持率。自2002年至今，土耳其现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下称正发党）已连续执政16年，其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在于良好的经济政绩。过去16年，土经济保持了中高速增长，成为G20 成员国，是国际社会重要的新兴国家。

亮眼的经济成绩，赢得了多数选民的支持和认可，厚植了正发党的执政基础。2017年，土经济增长率达到了7.4%，是G20成员国中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但光鲜的经济背后隐藏着危机，目前土经济运行过热，通货膨胀率达到两位数，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优先度高于对通货膨胀的控制。今年3月，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将土耳其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为垃圾级，不看好土经济发展前景。
此外，经常账户赤字不断扩大，里拉汇率跌跌不休，土经济能否延续2017年高增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很显然，2018年举行大选，埃尔多安将会享受到2017年经济高速增长为大选带来的选票红利。
二是民族主义高涨为埃尔多安汇聚更多人气。今年1月20日，土耳其联合叙利亚反对派自由军越境打击库尔德武装人民行动军。
经过近两个月的战斗，土将库尔德武装驱赶出叙北部的阿夫林地区，完成对阿夫林地区的实际占领。这在土国内引起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民族主义情绪大幅上扬。尤其是在打击库尔德武装问题上，土国内具有超越党派分歧的普遍共识，推高了民族主义情绪。作为打击库尔德武装军事行动的最高军事指挥，埃尔多安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人气聚升，从战场上给民众带来的胜利情绪很容易转化为对埃尔多安的支持。

三是反对派难以做好参选准备。目前，土国内有四大政党，分别是正发党、共和人民党、民族行动党和人民民主党。在2015年的议会选举中，上述四个政党均获得10%以上的选票，均得以进入议会。正发党和民族行动党已结成支持埃尔多安的攻守联盟，共和人民党和人民民主党不是政治盟友，但都站在埃尔多安的对立面，反对埃尔多安的集权行为。从选票分布看，如果正发党单打独斗，埃尔多安难有绝对把握获得全国50%以上的选票。尽管有民族行动党的选民支持，仍不足以使埃尔多安安然侧榻入睡。在无征兆的情况下，埃尔多安宣布提前大选，打共和人民党和人民民主党措手不及。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这两个政党很难扶持起一个强有力的挑战者，与埃尔多安进行势均力敌的竞选。况且，竞选的宣传、策略等攸关大选结果的环节尚未精心设计。仓促上阵，势必降低反对党总统候选人的胜选系数。
四是土耳其再次延长紧急状态助力埃尔多安胜选。4月18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就延长紧急状态进行投票，通过了政府提出的议案，将目前实施的紧急状态自4月19日起再延长3个月。同天，埃尔多安宣布提前大选。自2016年7月军事未遂政变后，土耳其就进入紧急状态，其主要目的是剪除居伦运动的羽翼，巩固正发党执政地位。与之前的紧急状态相较，这次与总统大选有前后关联，6月的总统大选将在国家紧急状态下进行。所谓紧急状态是指当国家安全稳定受到威胁时，为恢复和维护国家的安全稳定，政府有权采取非常态行动。
按照土耳其紧急状态法的规定，在紧急状态下总统及其领导的内阁可以绕过议会通过新法律，并在政府认为必要时暂停某些权利和自由。可以实施宵禁，禁止或者限制集会、游行等行为。无需通过法官授权，安全部队可以直接搜查相关公民。政府有权禁止某些出版物的出版发行，包括平面媒体、广播、电视电影等。在总统大选的背景下，土政府可以利用紧急状态的规定，对国内政治异己力量的媒体、非政府组织进行清查或关闭，消除不利于正发党和埃尔多安的杂音。在尽量控制关于埃尔多安负面消息传播渠道的同时，埃尔多安拥有正面宣传自己的“利器”。多甘媒体集团是土最大的媒体集团，在土拥有很强的舆论引导权。据外媒报道，埃尔多安控制着该集团多数股份，这将有利于争取更多民众对埃尔多安的支持。
从外界看，土耳其提前大选具有突然性、偶发性，但埃尔多安对此是经过深思熟虑设计的。此次大选意义重大，提前大选意味着提前实行总统制，让总统实权合法化，正式开启总统制时代。因此，埃尔多安不会追求政治赌博带来的风险刺激，而是稳字当头，实现本人胜选和土实行总统制的双赢。2014年8月，埃尔多安成为土历史上首位直选总统。今年6月，埃尔多安可能再创造新历史，成功当选总统制下的首位总统。